浅谈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转向与哲学基础嬗变的双重逻辑

　　以社会批判理论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从20世纪20、30年代之交建立至今已经历了80多年的历程，主要表现为三个时期。从“启蒙辩证法”到“为承认而斗争”，每一时期都表现为理论的转向与哲学基础(方法)的变动，从三个时期的显性与隐性的理论转向与哲学基础嬗变进行双层考察，可从整体上把握批判理论的重要特点、分歧以及内在逻辑。

　　一、早期批判理论：从“启蒙辩证法”、否定性走入体系性颠倒与乌托邦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立场和政治主张强调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深刻危机：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愈来愈依赖于“操作意识”和“文化工业”，无产阶级也被富裕社会的“消费控制”所同化，“异化”的普遍存在导致了批判意识的消失，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服务于神秘化和普遍性，因而他们将其意识形态批判扩大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精神文化现象的批判。因此，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以自由为目标，主张“批判现存的东西”，致力于“发展批判的辩证思维”，他们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等思想结合在一起，建立起能唤起人们解放意识的社会批判理论。

　　霍克海默力图改变格律恩堡的研究思路，将社会哲学确定为新的研究方向，并与马尔库塞一道确立了批判理论的基本纲领，强调“批判理论”概念不是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在青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辩证批判意义上使用的。《走向工具理性批判》与《启蒙辩证法》是理解霍克海默理性批判的重要著作。他指出，批判理论是与经验联系起来的，但是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从作为人类活动目标的历史分析中，特别是从将会满足整个共同体需要的社会合理组织观念中推出某些观点，这些观点内在于人类劳动中，没有被个体和大众精神所正确把握，他把批判理论集中于对工具理性和启蒙的批判。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阿多诺断言，启蒙精神的实现是进步和退步相交织、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过程，最终启蒙精神就走向了自我毁灭。启蒙时代以来，由于反对神性，倡导人性，在反对宗教神学的过程中，理性也就偏离了客观性，走向了强调目的和有用性的主观理性。启蒙的原意是反对迷信，其结果是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了集权和政治统治。启蒙的表现及其后果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普遍接受的观点。

　　阿多诺强调否定辩证法的关键就在于改变概念的形成方向，使之从同一性转向非同一性。这样，否定辩证法以非同一性原则为理论基础，以反概念、反体系、反传统为基本特征，以绝对否定为核心，以“瓦解的逻辑”为最后归宿。阿多诺的美学体现了其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由于艺术最能充分地体现“否定的辩证法”，所以阿多诺既不赞同贝尔的通过纯粹形式封闭自己、进而逃避现实的艺术观，也不赞同萨特的艺术介入现实、进而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工具性艺术观。

　　马尔库塞同样试图抓住辩证法的否定性质，更加激进地批判发达工业文明的单向度性，并致力于非压抑性文明的重建，但他设想的摆脱文明危机的途径、通向未来文明的道路，具有一定的空想性。否定的立场意味着革命，否定代表着解放的梦想，甚至他早期的论文集就是以《否定》为题出版的，这是马尔库塞的乌托邦追求，“大拒绝”(the Great Refusal)意味着否定的完成，“解放要以激进的另一种意识(一种真正对抗的)为前提，因此这一运动的意识应该能够通过打破对消费社会的崇拜，必须要有一种知识和一种感性，而已有的秩序通过阶级教育的制度禁止大多数人获得这种感性”。这种新感性解放论其实质是一种文化救赎的理想。

　　韦尔默指出，批判理论归属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它是战后德国能够想像的与法西斯主义彻底决裂，又不必与德国的文化传统，也就是自身的文化传统决裂的惟一理论立场，因为批判理论奠基在普遍的社会和经济决定因素而不是民族因素上，它既揭示了同一传统具有的反动的、敌视的、压迫性的方面，又具有颠覆性的、启蒙的和普遍主义特征。

　　二、哈贝马斯与卢曼的争论：普遍交往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困难

　　1981年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出版，基本确立了第二代批判理论家的倾向与立场。哈氏认为，早期批判理论存在三个缺陷:一是局限于工具理性批判，陷入抽象的文化哲学批判中，从而使批判理论缺乏规范基础;二是未能扬弃黑格尔的理性概念和不能真正把握理性的含义;三是未能认真对待资产阶级民主，不能客观评价后期资本主义福利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总之，早期批判理论是一种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文化批判，它仍然以马克思历史哲学为依据，始终未跳出主体哲学的窠臼。主体性原则是一种统治原则，它使现代世界的进步与异化共存。

　　哈贝马斯接受了韦伯的合理化概念，认为社会现代化就是社会合理化。不同的是，他把社会合理化分为系统合理化与生活世界合理化两个层面:前者是指工具理性合理化，后者指交往行为合理化。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氏把阐发语言理解规则的社会过程描述为交往的生活世界合理化过程。

　　哈氏假定人类历史的逻辑应该是工具理性合理化与交往行为合理化，或者说系统合理化与生活世界合理化之间的对立不断增长导致系统侵蚀并控制了生活世界，从而出现了“生活世界殖民化”，这就是现代文明危机的根源。总体上他没有逃出规范调节行为领域与非规范调节行为领域的二元对立图式，也就是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二元对立图式，他借助于这个图式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并以此拓展社会行为理论的构想;然后从这个对立结构中最终获得了试图阐发时代诊断的框架，就是把“生活世界殖民化”现象确定为现代性病理学诊断。

　　马克思关于生产者自由联合的观念被哈氏重新解释成充满合理的社会世界的观念，生活世界的再生产是由个人的交往和阐释行动所引起的，交往行动本身日益成为保证共识和协调的决定性“机制”，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提及1971年他与卢曼的争论。哈贝马斯与卢曼在几个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改造社会还是分析社会，个人与社会是统一的还是存在根本分歧?是从观念还是从社会发展的机制来实现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这些分歧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部困境，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后期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哈氏看来，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基础消失了，许多基本原理也就过时了，历史唯物主义要想成为一种具有普遍生命力的社会进化论，就必须进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至少会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非反思的历史客观主义;二是马克思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从一开始就是不明确的;三是只注意生产力而忽视学习机制，尤其是道德规范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

　　因此，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6)中，哈氏将交往行为与工具行为的区分描述为道德—实践合理性与技术—工具合理性的逐步贯彻过程。尽管他发掘出社会发展的三个维度，即目的合理性调控能力的提高、道德体系的结构转型、个体自我游戏空间的拓展，但他在强调交往维度时并没有放弃工具理性维度，这一点与早期批判理论是不同的。他指出，普通语用学的任务就是重建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性前提，为此他区分了四种言语行为及其有效性要求:认知的言语行为关联于客观世界，要求真实性;规范调节的言语行为关联于社会世界，要求公正性;表述的言语行为关联于主观世界，要求真诚性;交往的言语行为通过语言间接涉及三个世界，要求真实性、公正性、真诚性，即可理解性。服务于交往行为的语言潜结构进一步明朗化，并开辟出交往理论的语言分析方向，目的是用普遍语用学为批判理论奠定规范基础。

　　哈贝马斯把批判理论从认知和行动的主客体模式的意识哲学概念框架“转换”成语言和交往行为理论的概念框架。他相信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有重新消除危机的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个体与共同体的再认同上，这个认同实质上是道德问题，因为它的重建必须依赖于普遍的交往，危机的重现是由于合法性出了问题，认同的重建则依赖于对普遍交往的反思，哲学作为反思工具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他在60年代以后的工作都是围绕普遍交往(交往理性)原则展开的，因此，哈贝马斯完成了普遍语用学转向，走向了政治伦理。

　　三、霍耐特的政治伦理转向：对“承认”的改造与道德哲学基础

　　正如经历过现代社会与思想运动洗礼的理论家一样，霍耐特一开始就感受到了学派的危机。因为随着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思潮的兴起、西方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阶级结构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变化，第三代理论家面临更多的理论挑战，这时的“社会批判理论”已不具有法兰克福学派最初的意义。在其代表作《为承认而斗争》中，霍耐特向米德的社会理论寻求经验支持，改造早期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把主体间性理论转化为后形而上学语言，从而通向了规范社会哲学的建构之路。

　　当代社会的各种社会斗争，如工人阶级斗争、少数民族争取权利的斗争等，都可视为“承认斗争”的不同表现形式，主体间的承认关系朝着自由化、平等化和普遍化的方向发展，这也是理解和把握人类历史的前提和基础，霍耐特认为:“历史的过程不再是纯粹的事件，而是冲突的发展过程，是承认关系不断扩大的渐进发展。”如霍耐特在标题中所指出的:他的“承认”概念继承和改造了黑格尔的“承认”概念。

　　道德成为了黑格尔思考的基础，他带着对古希腊城邦理念的热情，认为人们之间的道德互动是一个共同体得以建立的核心，而这种互动形式就是“承认”。

　　在黑格尔看来，“承认”的渴望驱使人们造成了这一切。黑格尔把“承认”关系看作是建立主体联系的自然纽带，同时也是主体脱离自然状态成为主体的一个必要条件。

　　霍耐特除了直接借鉴黑格尔早年的承认斗争理论，也借助于福柯的权力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开辟了权力批判的新维度：进一步明确了承认关系结构，阐发了承认与蔑视、蔑视与反抗的关系，阐发了“蔑视”是社会冲突的道德动机的原因，实现了“承认理论转向”，表达了对伦理生活的无限向往，伦理生活或者说德性的首要内容就是通过他人而认同自我，即在冲突中确立伦理规范，在差异中谋求价值同一。霍氏总结出三种形式的主体间相互承认的关系，它们分别对应自信、自尊和自重这三种与自我相关联的方式。所以，为承认而斗争其实就是一种冲突的道德和承认的伦理，它为当今政治生活提供了方法论参照，主体间交往的三种形式都被归结为伦理生活这一价值理想。

　　霍氏指出，工人所遭受的是“社会尊严的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隐蔽的伤害”。他们缺乏政治上认可的一贯语言来表达他们所受的伤害，然而他们随时都有可能采取社会抗议和阶级斗争的形式来寻求自己意志的表达。因此，批判理论不是建立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斗争之上，而是将抵抗的根源建立在“处于得到认可的规范性冲突的闭限之下”，“有希望成为解决这个基本问题的惟一路径不是在合理化的逻辑的参照下解释社会发展，而应该是在一种社会斗争动力学的参照下来解释社会发展，这一动力学在结构上处于互动的道德空间之中”。⑥在霍耐特的模式中，社会整合过程被看作是社会成员之间为获得承认而进行的斗争。

　　承认理论代表着批评理论的重要转向，即政治伦理转向。霍耐特论证了“斗争”是一切道德冲突的内在动机，注重对“社会性”等问题的描述，即从只关注物质剥削与统治、财产的不公正分配以及身体伤害转向关注对人的荣誉感、自尊心和尊严的伤害。他从对“物质财产分配不公”的描述，转向了“文化与心理的生活机会的分配不公”，构成工人斗争基础的不是物质资源的分配不公，而是“文化教育、社会荣誉和工作机会等的分配不公”，主体间的道德经验不是通过直觉对所掌握的语言规则的限定，而是通过对主体在社会过程中所获得的认同的破坏。

　　如果说第一、第二代批判理论家过多地关注社会体系对个体的异化统治，那么霍耐特的问题就在于低估了社会体系“损害”主体间性的能力，并未将批判理论建立在个体克服社会系统他律性的斗争之上。他通过对社会冲突的文化根源的关注，主张“道德性”与“物质性”的分离，但使这种分裂永恒化了。对所谓抽象的“语法”的关注也导致社会成员决定自己的道德原则的能力被忽视了，自己的文化、关怀和价值被取消了。最大的困难在于“承认斗争”并不必然是民主的，正如霍耐特本人所承认的，承认的获得可能在民主群体中得不到承认，遭到轻视的感觉实际上缺乏“规范性方向”。

　　如果“为承认而斗争”的观念必须被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的批判框架，那么承认的政治应当是当代文化多元主义的一面旗帜，它为边缘群体或弱势群体等带来了理论支持。霍氏对后现代主义似乎有更宽容的态度，他徘徊于批判理论与后批判理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最终从批判理论走向了后批判理论的立场。

　　极权主义的政治经验是法兰克福学派兴起的时代背景，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实践是其思考的参照系，而德国唯心主义、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和韦伯的合理化学说则是三代理论家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对理性、启蒙、交往、承认的思考引发了伦理学与社会理论之间关系的变化。但对具体社会存在领域的关注与对普遍规范性的批判之间的对立是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摆脱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