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毛概论文2000字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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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毛概论文2000字范文篇三：《试议毛泽东邓小平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比较分析》
论文摘要：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从农村革命和改革中获得巨大成就的领导人，毕生都关注着中国农民问题，关注着农村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形成了各自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本文主要采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阐述了两人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之后，重点比较了他们在战略上、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内在逻辑关系。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 邓小平 农村发展战略 思想 逻辑关系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关键因素。农村经济发展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就会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战略与政策，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能否实现，能否迅速赶上发达国家的重大的全局性问题之一。不同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村改革乃至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
一、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
(一)农业的根本出路
毛泽东在1959年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基本模式应该是“集体化加机械化”。其中，机械化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关于机械化问题，党内曾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当时刘少奇认为农业合作化离不开工业化，农村只有配备机器、农药、化肥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等，提高生产的效率，才能引导农民由小生产者向社会主化大生产过渡。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了这个问题：(1)中国农业生产力低下，单个的农民不具有购买机械的能力;(2)机械化并不是集体化的前提条件，可以先进行农业合作化。他举例说，西方工业化国家在发明机器生产之前，是通过工场化手工作坊促使小生产走向社会化大生产，以此否定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主张。时至今日我们再来看这场争论，究竟是先机械化还是农业合作化，也不是绝对的，虽然毛泽东否定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主张，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把农业机械化当作农业的根本出路。
(二)农业生产的首要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首先要解决好吃穿住的问题，才能从事其他更高层次的活动。毛泽东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与此同时，提出了粮食是农业这一基础的基础，并且把粮食作为农业生产的首要问题。解放之前，因为战争、灾荒，到处饿殍遍野;建国之初，因为粮食短缺，与投机商进行“米棉之战”。对此毛泽东深有感触，为了保证百姓有饭吃，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就这样产生了。随着粮食的年年丰收，一些人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毛泽东提醒说，“粮食是多了，从1949年到1956年增加了1400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1400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而正式提出“以粮为纲”的指导方针是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后，尽管是在“大跃进”时期提出来的，但是它仍然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政策，可是“全面发展”、“按比例发展”执行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最终将“以粮为纲”发挥到了极至，甚至起到了反面的作用。
(三)农村未来的平均主义情结
在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中其实对农村未来也有自己的憧憬，那就是共同富裕，但要绝对的平均。面对农民的忍饥挨饿，毛泽东会眼含泪花，自己半年不吃肉，拿野菜当粮食吃;面对农村中的贫富差距，毛泽东忧心忡忡，寝食难安。这反映出毛泽东既希望农村走上快速富裕的道路又不希望农村出现贫富差距的矛盾心理。在他的理解看来，搞平均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必须平均，这其实极大的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延缓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建立在平均主义基础上的人民公社，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了。
二、邓小平关于农村发展战略的理论观点
(一)“不管黄猫黑猫，那种方法有利于农业，就用那一种方法”
邓小平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农村体制存在的内在矛盾，这时候就已经在思考农村体制改革问题。他说，“所有的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的好。不管黄猫黑猫，哪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就用哪一种方法。”邓小平认为，任何理论都必须应用于实践，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要以农民看得见的利益为出发点，至于运用何种方式进行农业生产，首先看的是实际效果，其次看农民意愿，采取试的原则，试验可以多种多样，而不应强求一样。此时的“猫论”并没有传播开来。这就是著名的“猫论”思想，也是“猫论”第一次公之于众。后来到80年代被传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猫论”成为党和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标志。
(二)农业发展的宏观指导方针：“两个飞跃”
1990年3月，邓小平针对农村发展的现状提出了“两个飞跃”的重要思想。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根据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考察，此后他一直思考并探索新的农村发展的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对农业第一个飞跃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高度概括，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邓小平在推动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分散经营的不足，家庭承包后还存在一些不易解决的深层次矛盾。他在深入总结和充分肯定了中国农业第一个飞跃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又在恰当的时机提出了关于农业第二个飞跃的思想，第二次飞跃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推进。
(三)“致富不是罪过”，先富带动后富
国家分配制度的改革历来是一项棘手的问题，在农村中显得更加的敏感和复杂。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就明确表示要讲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重视物质利益，他指出“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随后又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
但我国贫富差距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并有日益拉大的趋势，有关数据表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0.4，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和谐。对此，邓小平早在上世纪就注意到了，对此，他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让发达地区和先富者多缴利税、技术转让、鼓励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包扶等方法也取得了初步成果，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两极分化问题，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仍然是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命题。
三、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的内在逻辑关系
邓小平说过，“恢复毛泽东的那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没有做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这就决定了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毛泽东和邓小平贡献都是相当大的。虽然他们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正如前面两章所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分别从属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体系，但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当我们对毛邓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进行比较时，我们既要看到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看不见这种继承关系，就会否定或忽视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艰辛探索的巨大作用和历史意义。看不到邓小平对毛泽东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超越，就会低估甚至抹杀邓小平独特的贡献和创造。我们只有从具体的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关系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四、毛泽东、邓小平的农村发展战略差异产生的原因
(一)农村发展战略产生的时代背景差异
新中国是建立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的国家，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农村发展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出现曲折。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是有一定难度的;毛泽东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农村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进行了很多尝试，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决策。然而，一方面，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迅速到来，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
另一方面，他也没有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农村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这样就有可能使得当时的农村发展战略存在着一些局限和弱点。而邓小平是有一定经验可循的，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在毛泽东制定农村战略政策过程中他都有参与，可以说基本上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所有成功与失败。因此，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他在制定新的农村发展战略政策时就可以吸取失败的教训，吸收成功的经验。虽然新的农村发展战略取得了一些成果，也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农村发展的道路也依然存在着坎坷。
(二)个人理解角度的不同导致了农村发展战略问题上的差异
1、对社会主义及其发展阶段的不同理解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并没有很清楚的认识。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并提出短时期内超越发达资本主义的不切实际的目标，对我国当时所处的阶段没有很好的把握。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科学地提出了我国处于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并明确指出“三步走”战略理论，与毛泽东时期提出的“两步走”有一定的区别，去掉了其中不现实的成分，保留了可以利用的部分，增加了新的内容。
2、对农民阶级性的理解差异
农民的阶级性问题历来是毛泽东关心的重要问题，毛泽东认为，我国广大农民虽然仍然是小生产者，但他们都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集体化是农民发展的必然趋势。关于农民的对于集体化道路的热情问题，毛泽东把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视为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农村直接可以从互助组发展到合作社，农民过早的走上了集体化道路，作为小生产者的积极性被抹杀掉了。而邓小平认为，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有单干的积极性，在这种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之前，是不应该过早从互助组发展到合作社的。这种对农民阶级性或积极性的不同理解上使他们在农村发展道路上产生了不一致，后来农村中发展至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充分证明农民还有单干的积极性。
3、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的定位不同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发展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毛泽东也想发展生产力，这是他发动“大跃进”一个重要的因素。问题在于他夸大了生产关系的作用，逐渐演变成为“唯生产关系论”。这种认识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关系中，关注角度的不同，影响了各自的农村发展战略，也对农村发展产生了不同效果。
2017年毛概论文2000字范文篇四：《浅谈爱国统一战线思想》
摘要：统一战线，简称统战，是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出自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在1939年《共产党人》杂志的发刊词中，毛泽东将它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起列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三大法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统一战线，先后经历了五个阶段，分别是大革命时期的国共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
关键词：统一战线 毛泽东 抗日民族
我国的民主党派是在中国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产生，在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影响，在中国共产党政治上支持、组织上帮助下组建(或改建)和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民主党派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胜利，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由全国各族人民、各阶层爱国人士、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团结抗日的全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各民主党派及其所联系的阶级、阶层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竭心尽力，从而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一、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坚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共合作”、“反对投降分裂”的主张，并始终拥护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一)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为实现停止内战、抗日救亡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成为各革命阶级、政党的共同愿望和强烈要求。另一方面，他下令加紧进攻红军，将内战推向高潮;与此同时，还加强舆论控制，严禁抗日宣传，阻止各阶级各党派的抗日救亡活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有着强烈爱国精神的民主党派人士的强烈不满，他们不顾国民党的政治高压，勇于谴责误国政策，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积极撰写救亡文章，致力发表抗日演讲，公开呼吁：“国事至此，一切政见异同已成次要之问题，当务之急，惟在如何团结全国已涣散之人心，共临大敌”。[1]
(二)积极促进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华北事变爆发后，共产党审时度势，放弃“反蒋抗日”口号，进而将口号转变成“逼蒋抗日”。对于共产党政策的转变，民主党派人士表示了欢迎和支持。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民主党派立即表示积极响应和热烈拥护：“大家相互秘密宣传阅读并奔走相告，心情十分激动。一致认为《宣言》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反映了我们的愿望和要求”。
救国会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谋取民族解放”为宗旨，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给予人民抗日言论和救国运动的自由;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妥协退让，直到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们关于建立救亡联合阵线(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和主张，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3]各民主党派的积极态度在客观上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各民主党派的全力推动下，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及两党合作抗日的谈话，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对此，各民主人士无不欢欣鼓舞。
(三)反对投降分裂，支持团结抗战，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和妥善处理事变的合理主张给予了广泛同情和支持，对国民党反民主的种种荒谬言论和不堪暴行进行了尖锐抨击，不仅在道义上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使处在抗日战争前线的中国共产党倍感欣慰，而且还在海外，特别是在南洋华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民主党派人士积极参与到抗日的行列中，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拥护
民主党派人士对中国共产党主张的积极支持，不仅表现在在政治立场上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表现在身体力行，积极奔赴抗日前线直接参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抗战初期，全国各地的救国会会员及其动员的千千万万青年群众，进入陕北、华中、华北等解放区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投入到抗日浪潮中。乡村建设派的部分成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狼狈溃退，坚决留在山东战斗，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并肩作战，不离不弃。在抗日战争中，民主党派的许多人士在对日斗争的战场上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乃至生命。
三、民主党派人士运用舆论工具宣传抗日主张，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以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为主体的各民主党派为了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在抗战中充分发挥他们的知识特长，创办了许多刊物和图书。这些刊物和图书及时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宣传了正确的抗日主张，对于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抗战的最后胜利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1937年秋，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部分成员编辑出版了《抗战青年》、《抗战妇女》、《抗战农村》、《抗战华侨》等刊物，这些书籍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对于联络各方面抗日力量起了重要的精神纽带作用。著名民主人士邹韬奋于1937年8月19日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主张加强全民族团结，进行持久抗战。
12月，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在武汉创办了《全民周刊》，后与《抗战》三日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坚持“全民动员，抗战到底”的方针。与此同时，《全民抗战》还编印了战地版，大量送往前线，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广大抗日官兵的士气。1938年9月11日，救国会又创办了《国民公论》，此刊物在坚持团结抗战、提倡民主，批评时政方面，与《全民抗战》拥有同样鲜明的态度。除了以上列举的几种刊物之外，民主党派人士还创办了《文艺阵地》、《救亡日报》、《进步日报》、《抗战行动》半月刊、《国民公论》旬刊、《战时教育》、《新中国报》等著名刊物，另外还出版发行了许多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图书，如《儿童抗战故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战时读本》等。
四、民主党派人士积极动员海外华侨为祖国抗战出力，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帮助
抗日战争期间，民主党派凭借在海外华侨中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的优势，积极动员海外华侨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出力。美洲洪门致公堂(中国致公党的主要派支)主席司徒美堂，积极发动美洲华侨捐款支援祖国抗战，在整个抗战期间，仅司徒美堂领导的募捐活动捐款数额即达5400多万美元。抗战前夕，世界各地总共有华侨1740万人，上至富商、知识分子，下至工人、学生以至老人、妇女和儿童，都纷纷组织起来踊跃捐助，以物力和人力援助祖国抗战。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从抗战开始便每月捐款2000元直至战争胜利。抗战期间，华侨每年汇回国内的外汇是10亿元以上，这笔惊人的汇款极大地资助了国内因长年抗战而吃紧的财政，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帮助。
综上所述，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人民、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正确政策，形成了一整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策略和方针，击退了敌人的阴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与此同时，作为统一战线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主党派在抗战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民主党派人士与共产党人一道为举国抗日局面的形成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而谱写了我国抗战史和民主党派发展史上光辉的一页。从一定意义上讲，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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