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毛概结课论文1500字范文(2)
大学毛概1500字论文篇四:《试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摘 要:目前,关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期以及形成的标志众说纷纭。究其原因,除了对判断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准所持观点各异之外,与没有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时期作进一步划分有很大关系。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时期,可以理解为以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为起点和以毛泽东思想的最终形成为终点的历史阶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而遵义会议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最终形成。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最终形成;标志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个长期历史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如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形成时期,成熟时期等,都可以理解为多个小的历史过程。具体到这些每一个小的过程或阶段,自然也应该有这些小的过程或阶段的开端和终结。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时期也不例外。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时期,可以理解为以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为开端,以毛泽东思想的最终形成为终结的历史阶段。
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首先应该肯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已经有了把党的工作中心放到农村的思想。文章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在提出把党的工作中心放到农村的同时,仍有以城市暴动为中心,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思想。例如,毛泽东曾分析江西的革命形势以及争取革命首先在江西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认为赣北、赣西、赣南以及赣东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认为全国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并“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
对于如何争取革命首先在一省数省取得胜利,毛泽东认为:“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可见,毛泽东并没有否认城市暴动,而是认为应以积极的态度进行宣传和准备。既要积极准备城市暴动,又要进行农村斗争,二者以谁为主呢?毛泽东认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与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尽管毛泽东把农村斗争称为主要条件,但这是在“帮助城市斗争”的地位上的。实际上,这仍是以城市斗争为中心,以农村斗争帮助城市斗争,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思想。
由此可见,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中,既有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又有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既把小块红色政权与夺取全国胜利联系起来,又把小块红色政权与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联系起来,说明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既对红色政权在革命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定的认识,又没有完全摆脱以城市为中心,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观点的影响,他的思想处于以城市为中心到以农村为中心的转变过程中。我们既不能只看到其中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从而认为毛泽东已经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的问题,又不能只看到其中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从而否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认识上的进步。
从以上分析可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已经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核心,即党的工作中心放到农村的问题。因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在这里,笔者想建议大家应当避免两种倾向,一是把初步形成的思想说得完美无缺,二是以发展完备的理论形态来衡量甚至苛求初步形成的思想。
二、“遵义会议”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最终形成
从以上分析得知,在遵义会议之前,党并没有真正解决工作中心放到农村的问题,毛泽东也没有完全形成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那么什么时候党和毛泽东解决了工作中心放在农村的问题呢?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以及会后由张闻天负责起草,并由政治局常委审查通过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已经提出并初步阐述了党的工作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
《决议》在总结中央根据地反对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时认为,红军在粉碎敌人的一次“围剿”之后,不应该“无把握的及在当时无必要的进攻中心城市”,而应该“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争取战略地区的发展与巩固”,“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继续粉碎它的充分条件”。
在粉碎敌人的下一次“围剿”之后,仍然照此办理。这样,不断地粉碎敌人的“围剿”,不断地发展与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就在不断地粉碎敌人的‘围剿’发展与巩固起来”。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将使全国各地的红军和苏区打成联系的一片,并将使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变到胜利的大革命”。
在这里,《决议》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创建新根据地、恢复老根据地,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造成包围城市之势,最后夺取革命在全国胜利的蓝图。这里明显的具有以农村为中心、城市斗争仅仅是配合的思想。《决议》还认为,在没有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农村革命根据地还没有大的发展并造成包围城市的形势下,在敌我力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玩弄暴动是极大的罪恶”。
可见,遵义会议及其《决议》,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工作中心放到农村的问题,形成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把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巩固与夺取全国胜利联系起来的思想。因此,遵义会议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最终形成之时,同时也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有基本问题都得到解决之时,当然也是毛泽东思想最终形成之时。因此,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思想最终形成的标志。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入了逐步成熟的时期。
大学毛概1500字论文篇五:《试论毛泽东民族思想》
摘 要: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政党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依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在认识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中创立并形成了毛泽东民族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以贯之的学习、运用、发展和创新。
关键词: 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毛泽东民族思想; 中国化
对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并接受正确理论的指导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根本特点,正因如此,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一项又一项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1]而所谓“理论创新是指人们通过探索和研究,创造性地提出前人没有提出过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思想、新观点或新体系。” [2]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探索适宜中国国情的革命与建设道路的历史征程中,坚持立足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并与中国的历史传统、民族文化以及具体民族问题等重要因素相结合,在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中,创立并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科学理论即毛泽东民族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重要的标志性理论成果,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创立和形成,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以贯之的学习、运用、发展和创新。
一、毛泽东民族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
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日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问题历来重视,在19世纪中期,通过扬弃西方社会传统的民族理论,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创立了较为科学、系统的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20世纪初,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在俄国的实践,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对社会上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后,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民族问题研究的理论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指导各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深入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其理论观点体现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1844)、《共产党宣言》(1847-1848)、《论波兰问题》(1848)、《自然辩证法》(1873-1883)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3]291这一理论观点表明阶级社会剥削制度的存在是导致民族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揭示了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3]291表明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社会上阶级对立关系的彻底消失。20世纪初,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通过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列宁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关于民族政策问题》(1914)、《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1915)、《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1922)等大量著作中。列宁指出“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4] 列宁还分析了资本主义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民族问题在这一阶段产生并具有的各种新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展开,斯大林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学说和观点进行了发展和丰富,在《论民族问题的提法》(1921)、《再论民族问题》(1925)、《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1925)等著作中斯大林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相继提出了有关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斯大林提出了“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规律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5]29 “以具体历史条件为出发点,把辩证的提问题当作唯一正确提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5]236等重要理论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指南,继而成为毛泽东民族思想创立和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和主要理论来源。
二、毛泽东民族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民族思想创立和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和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艰苦的研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重要理论。这些理论成果体现在了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和党的相关文献中,其主要内容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一)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1. 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理论。
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有见于此,毛泽东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6]631这一观点科学指明了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也就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中外民族矛盾取代了其他社会矛盾,上升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上最主要的社会矛盾。而要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就必须解决国内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必须在反对本国封建势力的同时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做坚决的斗争。
因此,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就成为近代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使命。毛泽东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7] 中国共产党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后,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先后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相继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完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任务的一个重要目标:实现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解放。同时,毛泽东又指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 [8]1080可见,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干涉,成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关键所在。这些理论观点不仅构成了毛泽东民族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明确了奋斗的目标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2. 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理论。针对中国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加上当时国际和国内斗争形势的需要,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6]这里的中华民族是对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总称,从而突破了中国历史上传统民族观的局限。
而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民族共同体,毛泽东强调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具有“勤劳”和“勇敢”这样的优秀品质,表明了中华各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勇气和决心。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这不仅表明了中国地域的宽广和人口数量的庞大,同时表明在中国境内生活着众多有着不同民族身份的各民族。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压迫是导致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这一理论基础上,毛泽东根据中国当时面临的国际和国内情况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
“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6]622,623这些观点表明一方面中国各民族是相互依存、和谐共处的统一整体,因此,中华民族在反抗外敌入侵的时候矛头是一致对外的;另一方面强调了中国各民族坚决反对民族之间进行压迫和剥削,并坚决采用反抗的手段对抗外来民族施加的各种民族压迫和剥削。上述理论观点的提出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明确了斗争的对象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这些重要理论的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取得革命成功的正确道路,最终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国家的独立,同时,又进一步丰富并完善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以及民族殖民地学说。
(二)坚持民族平等和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广泛联合
1. 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理论。
20世纪初的中国面临着严峻的革命形势和复杂的国际环境,需要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更好地团结中国各民族人民,争取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首先就必须要给予国内各民族以身份认同,其前提就是必须承认中国境内各民族地位的平等。毛泽东为此提出:“民族是互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10]323因此,“民族平等”理论既是毛泽东民族思想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石。毛泽东针对中国当时的社会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同时还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深入探索并逐渐找到了适合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原则和实践路径。毛泽东强调指出:“民族的压迫基于民族的剥削,推翻这个民族剥削制度,民族的自由联合就代替民族的压迫。”[10] 211因此,一直以来,党和毛泽东一直主张并坚持民族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
毛泽东为此指出:“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内的各个民族是平等的。”[11]同时,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12]240这些理论观点凸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民族平等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民族平等”的理论原则,并在之后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也坚决的加以贯彻和实施。因此,“民族平等”这一原则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各项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石。
2. 促进各民族团结和联合的理论。
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为了联合国内各民族建立并巩固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争取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党和毛泽东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并指出这是革命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建国后,毛泽东曾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3]204为了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和进一步做好民族统战工作,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12]311表明:一方面,中国各民族无论大小和人口多少都应拥有平等的地位,并且应该团结和联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只要是反帝爱国的各民族同胞,都应是民族团结和联合的对象,都需要将其紧密的团结在一起。这一理论观点不仅扩大了民族联合的范围,而且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争取更多的力量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 [12]211这表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民族团结意义的深刻理解和正确认识。这些关于民族平等和团结的理论观点,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团结和联合的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认识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理论。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推动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
1.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
为让中国各民族更好地享有各项政治权利,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结合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就如何赋予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怀柔羁縻的老办法是行不通了的。” [10]595在当时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指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0]595这一理论观点的提出,初步奠定了党实行“民族”与“区域”自治相结合的民族政策的理论雏形。
毛泽东强调:“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8]1064这一论述也为日后中国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理论依据。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建国初期怎样进一步搞好民族团结、做好党的民族工作这一重要问题时,毛泽东指出:“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12]416这一理论观点在民主革命取得成功后,就如何建立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为中国创立并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经过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已经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党和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并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的基本原理,在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基础上,成功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民族实际和中国具体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和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中的制度原则和国家学说,体现了其理论上的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
2. 推动各民族发展和繁荣的理论。
中国的各少数民族,特别是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受到当地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历史、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导致了其在发展上的相对落后。针对这一历史和现实,党和毛泽东认为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自身的落后与贫困事关整个国家的统一、安全、稳定和发展,因此提出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等事业,并把改善各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作为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基本目标和中心任务。为此,党和毛泽东提出“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14]同时又指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13]34认为“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12]327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
这些理论观点体现了党和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历史和社会现状的深入了解和正确认识。周恩来同志就曾指出:“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15]为此,党和政府针对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帮助和支持,并制定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和采取多项措施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摆脱贫穷和落后的现状,进而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这些理论观点既充分考虑了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又在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此外,党和毛泽东还相继阐释了关于民族地区社会改革的理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文化、宗教、语言、文字的理论,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理论等一系列重要理论。这些理论不仅丰富了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内容,同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
三、毛泽东民族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一)毛泽东民族思想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标志性理论成果
毛泽东民族思想经过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成为我国正确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作为中国化民族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发展并形成的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总和。
毛泽东民族思想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中符合中国国情和实践需要的理论原则,它的基本观点既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地与时俱进,体现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理论发展上的科学性和连续性,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具有开创性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实际上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同时通过在中国的运用,形成丰富实践经验并上升为理论,同时在与中国历史传统和优秀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被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最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这也即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一般过程。
毛泽东民族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过程中,对相关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后所产生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和民族的基本认识和理论原则,是以毛泽东民族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得以创立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石。
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内在的思想精髓,并在结合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和具体国情的基础上,以及在寻求其理论突破的思想逻辑中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架构,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创立并发展形成了以毛泽东民族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毛泽东民族思想既体现了党和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发展历程。同时,作为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程中产生的重要的标志性理论成果,毛泽东民族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毛泽东民族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3]11正因如此,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的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历经了数次改良和革命失败之后,才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换言之,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让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正是因为中国有了这种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才具有了可能,否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征程中,特别是在认识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践中,需要得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正确指导,而正因为这种理论需要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才具有了可能,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前提。
由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既不同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欧美社会,也不同于十月革命前实行封建农奴制的俄国社会,这决定了中国在解决民族问题时既不能教条式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不能完全借鉴苏联处理民族问题所取得的现成经验,而是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和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并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民族理论。
在这种前提下,毛泽东指出:“马列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6]534因此,在认识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中,党和毛泽东十分注重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历史文化和具体国情相结合,在汲取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创立并形成了毛泽东民族思想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创立和形成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具体实践过程中运用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诞生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究其根源在于其具有与时俱进的优秀理论品质。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6]显而易见,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确地指出了他们创立的理论本身就是需要进行不断发展的理论,而不是拿给人们不假思索进行照搬照抄的理论教条。因此,根据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需要以及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学习、运用、发展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要求。
一直以来,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成为事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争取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的伟大的历史征程中,就“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等问题一直进行着不懈的追寻和探索。毛泽东民族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识和处理中国民族问题过程中,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等因素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进行学习、运用、发展和创新的必然产物,一方面体现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彰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以贯之的学习、运用、发展和创新的优秀理论品质。
历史表明,毛泽东民族思想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彰显了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开创了一条中国有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是我国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形成的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理论。毛泽东民族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和与时俱进,作为一个开放的并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理论,以毛泽东民族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必将继续随着我国解决民族问题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论自信的增强,不断与时俱进、丰富、发展和创新,最终成为全人类共享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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