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论文(2)
三农问题的论文篇三：《也论“三农”问题》
内容提要：鉴于“三农”问题重要，更鉴于“三农”问题众说纷纭，作者认为仅靠“优农扶贫”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在小生产农业体制下“让农民富裕起来”，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农业集体化”是比小生产农业更落后的生产方式，不能再重复。小农经济无时无刻不在产生封建主义，正是中国“三农”问题症结所在和长期没法解决的根源。因此“三农”问题的出路是：进行农业生产体制改革，从传统小生产农业转变为以深度分工协作为特征的社会化大生产农业;消化农民阶级，即随着城市化，农民进城以及农业社会化大生产，农民阶级逐渐消亡，代之以占人口5%左右的农业工人，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生产。
关键词：“三农”问题
作者刘吉，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三农”问题，从来困扰着社会主义，也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占人口60%以上的中国农民相当一部分仍过着贫穷的生活，是中国实现全面小康不可逾越的难题。农民不达小康，中国就没有真正意义的全面小康。最近，安徽两位作家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在社会上，甚至在政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得“三农”问题的讨论又掀起了一个高潮。
我长期关注和思考“三农”问题，请允许我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说。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农民调查
在《中国农民调查》一文中，没有珠三角、长三角、温州等等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新农村景象，没有华西村、南街村以及上海238个亿元村等等名扬国内外的新农村案例，也没有仍然贫困的西部以及老少边远地区农村全貌的叙述，那么，怎么能叫“中国农民调查”呢?甚至叫“安徽农民调查”也难，就我所知，安徽农村也不全是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使我想起毛泽东当年的农村调查，他写下著名的《寻乌调查》、《东塘等处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尽管当时中国农村还是以地主剥削农民为主的小农经济，全国状况大同小异，毛泽东也没有自命《中国农民调查》，甚至也没有叫“江西农民调查”或“赣南农民调查”。正是这种求实的精神，才得出那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名言!
两位作家断言：“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就很少再听到有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消息了。”“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彻底的一件事。”“我们看到了你想像不到的贫穷，想像不到的罪恶，想像不到的苦难，想像不到的无奈，想像不到的抗争，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动，和想像不到的悲壮……”因此，作家“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愤然动笔了。这个写作的起点不太符合事实。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以及其它中央领导，几乎年年都到农村“访贫问苦”，人们在电视里看到他们凝重的表情，甚至流下眼泪。每年“两会”期间，“三农”问题总是议论的热点。正因此，许多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文件，“中国农业法”、“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规定”、“发展农村教育”等等的文件几乎没有中断过，党和国家一直在想办法解决“三农”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第10、11、12、13等条都是专门谈“三农”问题，给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指出了新的前进方向。我们的报刊、电视天天都有大量篇幅报导农村，固然，其中歌功颂德的有，空话废话也不少，但揭露那些“恶霸”干部的阴暗面也是经常的。《中国农民调查》对农民生存状况的调查和叙述并不多，主要描写了一个又一个触目惊心的“恶霸”干部欺压农民的案例。文章感染力很强，但从科学和理性的意义上讲，并没有增添多少新的内容。
我毫不怀疑《中国农民调查》作者正直善良的动机，既出自中国文化“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传统，又发自中国士大夫“秉笔直书，为民请愿”的良心。问题的揭示非常有现实意义，关键是如何解决、谁来解决“三农”问题?当然，这是执政党和国家及政治家的职责，但是政治家必须依靠“集全党的智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我们不能对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提出不恰当的苛求，因此我们也不应对一部报告文学作品过高评价。
我们需要真正的社会调查，多一些，再多一些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是一门科学，应由社会学家，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进行。不仅有具体的生动的案例，更要有量的统计，还要有全面系统的动态的积累。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研究，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得出科学的结论，提出科学的建议。科学研究就是不断地探求未知，科学家不是神，10个专家可能有11种不同意见，这是规律。优秀的政治家往往会统观全局，高瞻远瞩，在众说纷呈的专家意见中，择其善而从之。择善施政，政治家为民建功为国立勋;择错施政，祸国殃民，政治家自咎其责;不听专家意见，无所作为，政治家无功就是过。因此，政治家应该支持社会调查，鼓励专家发表第12种意见。古人云：兼听则明。
“优农扶贫”能不能解决“三农”问题
《中国农民调查》的字里行间无不呼唤着“优农扶贫”。那么，优农扶贫到底是不是良策?
从毛泽东上个世纪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以来，“农、轻、重”，中国始终把农业放在优先地位来考虑，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多少文件，多少领导人，为农业说了多少话，何以至今还要两位作家呐喊?
要说只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国家没给农民做实事，那是不公允的。国家对农业的投入、补贴，给得不能算多，但这些年累计起来也数以万亿元计。农业贷款也不少，最后农民还不起，也成亿成亿地作为坏帐处理。还有无偿的扶贫救济款、希望工程……还有推广各种良种、农田水利建设……但回头一看，仍然见效甚微。所以，两位作家仍要呐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靠优农扶贫的政策和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即使有短暂的改善，也无关大局，中国农民整体上依旧生活贫穷。祖先给我们留下一句谚语：“救急不救贫”，是很有道理的。贫，仅靠救济是救不了的，一味救济反而可能救出一批懒汉来。贫困问题还需要从“三农”内在机制中找原因、求解决。
中国农村也有过两次大发展，都是从农业体制大变革中取得的。
第一次是建国之初的土地改革。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地主剥削制度，实行了“耕者有其田”，虽然仍是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但大大提高了农民积极性，从而在很短时间靠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医治了长期战争的创伤，农业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农民生活也有了显著改善。然而，随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潜力还未充分发挥和展现，就在著名的“小农经济无时无刻不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在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榜样下，很快就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并从互助组、农业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化，使中国农业走入越来越严重的困境。当年作家李准写了一篇著名的小说《不准走那条路》，描写了在旧社会同受地主剥削压迫的两个长工，情同手足;土改后，一个劳力强，逐渐致富，一个生病贫穷，最后穷哥哥只能流着眼泪在契约上按下手印，把土改分得的田卖给了富弟弟。这篇小说成为当时的一部生动教材，对当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起了很大影响。“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集体化”，成为那时的社会共识;农业集体化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康庄大道。然而，历史证明：从苏联到中国，全世界农业集体化的实践都失败了。遗憾的是，对失败的原因，一直没有很好的分析，更没有完整的理论的总结。普遍接受的说法是集体化超出了农民的觉悟，超过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过急的冒进。似乎方向仍是对的。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集体化理论的一个前提假设是集体生产比家庭单干生产先进，工业社会工厂的生产不就是集体劳动的生产吗?恰恰这个理论假设是完全错误的。工业社会工厂生产的先进性不是集体劳动，而是大机器工厂采用了分工协作和先进技术这一先进生产方式。古典经济学已论证了分工协作是不要分文资本的巨大生产力。而没有分工协作的集体劳动，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就是如此，恰恰是生产力低下，是落后的生产方式。正因为此，人类社会随后的发展代之封建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的家庭生产方式比奴隶制集体生产方式先进，它大大提高了农民积极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不仅如此，一个家庭还不能“吃大锅饭”。“树大分杈，儿大分家”成为一句不成文的法律，分家就是为了打破集体吃“大锅饭”，提高劳动生产力。虽然“五世同堂”被封建社会誉为崇高的道德，也挡不住“儿大分家”的生产规律。那么，“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本质是什么?不仅农业生产技艺没有分工协作，甚至人民公社亦工亦农亦兵亦学亦商，连社会分工都没有了。总之，是在没有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实行吃“大锅饭”的集体劳动。不仅父子兄弟一起“吃大锅饭”，由于中国农村仍是宗法家族群居，堂兄堂弟、表兄表弟，族兄族弟，乃至无亲无故的近邻，都在社会主义名义下一起“吃大锅饭”。这如同是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倒退到“奴隶制”集体生产方式，怎能发展农业生产力呢?这样的“社会主义”农业体制能不失败吗?即使从外部强制推行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行。历史的教训是：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决不是集体化，任何集体化都是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违背的。
于是，1980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冒死创造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得到了邓小平和中央的支持，掀起了中国农业生产体制的一场伟大革命。改革的结果是中国农业获得了奇迹般的增长，中国农民用世界5%的耕地，生产了世界17%的粮食，养活了占世界人口23%的人民。农民收入和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改善。这是中国农业第二次大发展。这是比第一次大发展更大的发展，被誉为“第一次飞跃”。这次飞跃的实质是什么?一言以蔽之，这一改革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充分展现了长久被压抑的小农生产方式的潜力。然而，到了上世纪末，中国农业发展的势头又开始逐渐减慢，农民年收入一直在低增长水平徘徊，而增长率甚至还有下降。据统计，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的收入增长了4倍，农村居民的实际纯收入增长了5倍。到了20世纪90年代，农村的居民年平均收入增长率下降到4.5%，而城市居民年平均收入增长率上升到6.8%。结果，与城镇居民生活改善相比，很多农民生活仍然贫困，一部分农民生活甚至有所下降。
2000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朱镕基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朱镕基也曾作了一段十分动情的批示，随后国家采取一系列优农扶贫措施，取得了许多成效。但遗憾的是，短时间内，要想根本解决农民的“苦、穷、险”似乎并不现实。应该说，“解决‘三农’问题真难”!
“三农”问题仍是当前中国不可忽视的重大难题。
中国农民为什么长期贫困
要解决中国农民贫困问题，必须首先找到农民贫困的原因。
“农民负担太重”，是呼喊了许多年的问题。而负担太重似乎又集中在各级政府层层加码的“苛捐杂税”。中央为此一再采取措施，三令五申加以解决，应该说不断有所改善，但似乎也没有最终解决问题。许多农民仍然贫穷。因此，对农民负担问题还需认真分析。
农民有负担，除了地方政府违背中央政策层层加码的“费和税”，还有其它一些负担是城里人想不到的。特别是下列三类负担：
(1)礼仪性消费。姑且不说过年过节、各种婚丧喜事时的大吃大喝。生了儿子要吃三朝酒、满月酒、周岁酒;老人做寿，甚至死去的老人还要做阴寿。乔迁新居、升学、参军等等都是喜庆，都要请客送礼。这类名目多达几十种，礼金少则30-50元，多则100元以上。据报载，福建有的地方连母猪下仔，竟也广邀亲友贺喜，送礼也达10元!
由于中国农村是家族群居，不同族姓之间也多已联姻成表亲，就是邻居也是世代老邻居，总之都是亲友，所以每家每户隔三差五就接到请柬。礼仪、吃喝的规模也特别大。农民说“人情大过债，砸锅当铁卖”。
(2)愚昧性消费。农民崇祖，如果只是清明、腊月上坟，那是人之常情;但一些人在重修祖坟时，互相攀比“孝心”、“体面”，少则几百上千元，多则几千元，有的祖坟修得比住房还漂亮，则有过之嫌了。近年又刮起了编修家谱修建祠堂之风，每户都在几百元。至于孝敬什么“大仙”、“神婆”之类，也是时有出现。这类消费真是层出不穷。
(3)腐败性消费。农民缺少正当的娱乐，往往赌博成风。民谣：“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赌钱”。黄碟、脱衣秀乃至“裸舞”，在城市已严禁，可是在许多乡镇堂而皇之演出，一些村民甚至集资邀请。加上农民进城打工，不肖之徒吸毒、卖淫嫖娼，又把这些消费带到乡镇农村。据报载：云南、甘肃、河南等贫困的西部省份，农民吸毒的情况非常严峻，更因卖淫嫖娼和吸毒而广泛传播艾滋病等等(因卖血和输血而染上艾滋病者除外)。真是令人惊叹!2003年中国艾滋病患者84万，谁能想到80%以上在农村!
我决无意说那些“苛捐杂税”有理，但可以说在许多农村这三类消费负担恐怕远远超过了上述所说的“苛捐杂税”。
农民贫穷的原因更多还在于负担过重之外。一是人口增长问题。越是贫困的地区，计划生育越得不到认真贯彻。贫困户许多是“超生游击队”。家庭人口盲目增长，人均耕地面积减少，超过了生产力发展，怎能不贫穷?超生要罚款，但那些罚得款，往往成为一些村乡干部的一项额外收入，所以超生者反而受到某些乡村干部的默许。人口盲目增长还带来森林、牧场的破坏，导致农业生态失调。然而，更严重的潜在威胁在于社会稳定。中国历代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周期性人口过度增长造成农业生产力的崩溃。
二是农村医疗条件和保障问题。农村卫生条件差，又缺医少药，加上贫困农民小病不看，往往酿成大病。一份农村社会调查研究报告显示：一个病人可以拖累二、三个人至赤贫。据一位县领导对农村贫困户的调查显示，56%是由于家庭成员生病治疗，特别是主要劳动力重病或死亡，欠下还不清的巨额医疗费所致。
三是农村基层干部太多。建国前，一个乡的干部不超过10人，县政府干部也不过30-50人。而现在，一个乡镇干部少则几十人，多则百人以上，而县里干部最少也是几百人。虽说是社会发展了，但无论如何，人浮于事也是一大“农村病”;虽说是国家财政养着，但它正是农村许多“苛捐杂税”之源头。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大事。
农民贫困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应从农业生产机制中去找。农业生产如果不是农民唯一的收入，也是农民最主要的收入。农民苦干一年，扣去成本，每亩农田收入不到一二百元。更不要说遇到灾年了。在这种低价值的农业下，农民如何不贫穷?
那么，怎么改变这种低价值农业呢?必须求因才能治本。
农业的根本出路究竟何在
中国农业虽然经过“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实现了第一次飞跃。但是这一家一户几亩地独立自主的农业生产，本质上仍是小生产方式的小农经济，从整体上讲，与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适应。农民生活虽然有所改善，但低价值的小生产农业是绝对无法使农民富裕起来的。不仅如此，小生产农业还必将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农业的小生产方式有下列致命的弱点：
(1)一家一户几亩十几亩土地，形成不了农业规模生产，无法取得现代农业规模经济的效益。
(2)一家一户独立自主的生产方式，没有也无法实现农业生产技艺的分工协作。从选种、育苗、耕作、施肥、灌溉、植保、收割、储存，全是独立地全能操作。没有分工，技艺不能精益求精;没有协作，产生不了系统效应。总之，不可能产生现代生产力。在中西部一些贫困地区，甚至连社会分工也缺乏，基本上还是自给自足状态，生产力水平自然更低下了。
(3)小生产农业承受现代科学技术的“容量”很小，无法利用、更不要说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了。一家一户小生产，首先是没有经济能力购买那么多品种的先进技术装备的农机具，无法实现农业机械化;即使买得起，几亩十几亩土地，农机具的利用率很低，使用成本激增;同时，要掌握那么多种类的先进技术，特别农机具维护技术，对很多农民来说也是一大难题。其次农业科学化也无法实现。单户农民如何培养良种?单户农民无法知道自己的土地是酸性的还是碱性的?是否缺少硒、钼等那些微量元素?从而无法“对症下药”有效施肥。只知拼命施用化肥，轻则成本高而肥效小，重则反使土地“板结化”。而许多农民收获与储存粮食的办法还是世代相传非科学的老办法，有专家研究统计，因运输流漏和鼠害、霉变的粮食高达10-20%!凡此种种，虽然党和国家一再提倡“科学种田”，国家也给予许多帮助，但这些外在因素永远无法填补内在机制存在的欠缺。外加科学技术利用上的不合理，甚至会破坏农业生产(如上述施肥方式)，同时提高了农业成本，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过去小农生产用的是人肥、绿肥，耕作用畜力人力，基本上是不要成本的，而现在用化肥、机械化耕作、农药植保等，成本大幅度上升，有些农民最终一年的收入甚至不够支付成本!
由于小生产农业上述这些的弱点，农业自然无法实现高价值产出，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民又怎么可能脱贫致富呢?
小生产农业不行。集体化农业已如前述从实践到理论都是错误的。“农业产业化”这种提法本身就是概念混乱，内涵不清。农业原是一大产业门类，属第一产业，早在工业化之前，农业社会就已产业化了。“农业公司化”，农工商贸相结合，生产、加工、流动、销售一体化，这种自成体系的一条龙本质上是与现代经济分工协作的基本规律相违背的。
那么，农业的根本出路何在?
邓小平同志指出了农业第二次飞跃的大方向：“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的规模经济，发展集体经济。”现在的问题是建立什么样的农业生产机制、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来实现它?农业不是孤立的，这个问题必须从“三农”一体的角度来认识、分析和考虑。
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中国农村发展是不平衡的。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郊区农业，与广大中西部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从农村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看，可以说基本上还是绵延几千年的传统农村社会，中国农村封建主义的社会基础之深之广是决不可低估的。长期以来，我们以为经过土地改革，地主阶级已被打倒和消灭，农村已遍布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组织，我们的农村已是社会主义农村了，要说封建主义也不过是一些意识形态的残余。然而，正是这种估量和思维定势，阻碍了我们正确地认识农村问题，从而有效解决农村问题。
从产业结构讲，已如前述不仅没有农艺的分工，有些地方甚至连社会分工也很初始，商品生产与市场经济很不发达，还是一个小农经济。与之相应，生产方式仍是一家一户几亩土地的小生产方式。过去，从苏联引来一句名言：“小农经济无时无刻不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把小农经济和小生产方式当作资本主义温床。其实这一理念是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们：封建主义和封建社会，从生产力讲是铁器工具和人畜动力，从生产关系讲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与依存，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阶级，同时它们彼此不可分割地依存在土地上，没有地主阶级也就无所谓农民阶级，反之亦然。这就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农民阶级虽然受剥削受压迫，但在封建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方面，与地主阶级是统一的(基本相同或本质都是封建的)。封建社会中许多农民的最高理想可能就是能有自己的土地，进一步发家致富成为地主。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农民不断起义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大多农民反抗或起义的目标是打倒地主后自己当地主，推翻皇帝后自己当皇帝，建立的仍然是一个封建王朝。我国历史上从亭长刘邦到雇农朱元璋都是如此。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是无时无刻不在自发地产生封建主义。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地主阶级被消灭了，封建主义也就完全被消灭了。
资本主义是由商人、作坊主领导“第三等级”革命实现的。创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与依存。资产阶级运用分工协作的大机器工厂的商品生产方式，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推动了人类历史从小生产农业社会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社会。工业化需要自由劳动力，于是从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到美国的“解放黑奴”战争，本质上都是软硬兼施把农民赶到城市成为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相应的工业社会的建立，不仅是通过政治暴力消灭地主阶级，而且通过小农生产的农村经济向大机器工厂的城市经济的转变，消化了农民阶级。所谓城市化就是这一消化过程。当然，人要吃粮食和消费其它农产品，工业也需要农产品原料，农业是不可消灭或消化的。但是，工业社会的农业也在社会分工协作和科学技术改造下，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农业了。为数不多的人口从事现代农业，本质上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农业工人。美国农业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2%，欧洲经济发达国家只占5%左右，即使日本、韩国现在也降至10%以下了。然而，今日中国农村人口仍占60%以上，又是小农经济，又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正是封建主义坚实的温床。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彻底挖掉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
从社会结构讲，封建社会农村是以家族群居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家族通过血缘认宗的意识形态，通过家谱、祠堂、族规、以及各种祭祖和其它社会活动等而凝聚起来。名门望族，在它所在的村乡中有着成文和不成文的、实际的和精神的统治权。今日中国农村，虽然有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但家族群居及其巨大的宗法影响力依然存在。一些农村党和政权基层组织往往成为家族成员集团。某些族长或老辈人物的话甚至比党和政府的政策还管用。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是与政权紧密结合的，结果这种家族宗法关系与影响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会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加强。因此，不彻底瓦解封建宗法社会结构，封建主义是断然无法彻底消灭的。瓦解这种封建宗法社会结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使农民离土离乡走向城市、走向全国、乃至走向世界。
从文化结构上讲，各种神权文化及其有形无形的组织在农村仍广泛存在。现代教育本是传播现代科学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但由于中小学教育的领导权下放给乡镇乃至村，各种封建意识形态也就潜移默化地在校园内外传播。要消灭这种封建文化结构及其影响，从根本上讲只有改变上述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才有可能。然而，普及和提高农村现代教育水平也是必不可少的途径。
由以上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前述导致农民贫困的各种原因了，原来都有着其深厚的封建主义基础。巨额的礼仪消费、愚昧消费和腐化消费无不打着封建主义的深刻烙印，人口盲目增长等社会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封建主义传统的一种体现。
由以上分析，我们也不难理解中国农村中会有《中国农民调查》所调查以及大众传媒时有揭露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恶霸”干部了。一个村长、一个乡镇干部，何以能够如此胡作非为地欺压农民?一定是以“名门望族”为依托，或者是家族人多势众，或者有叔舅儿侄之类在县里当官。加上“天高皇帝远”、“强龙难敌地头蛇”这类封建主义的社会背景，产生某些“恶霸”干部就自然难免了。即使党纪国法惩治了一批，这块封建主义土壤仍然还会长出新的“恶霸”来。就是那些为农民做了好事、使农民富裕起来的村镇干部，有的也是霸气十足，权力还传宗接代，堪称“善霸”。由“善霸”变为“恶霸”的典型事例就是大邱庄的禹作敏。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农”
讲完以上道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三农”的目标就脱颖而出了。
(1)农业生产体制改革。必须将小生产方式的传统农业，彻底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农业。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但不是一家一户几亩地全能务农，而是在社会化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形成规模经济的专业化生产。首先是粮食、经济作物、家禽家畜等等实行“大农业”的专业化生产，进一步是从种子、施肥、耕作、灌溉、植保、一直到仓储等农艺的专业化分工。其中许多专业可以用地区、跨地区、全国乃至跨国的企业公司组织来实施。在社会化分工的基础上，实行社会化协作，从而不断地吸纳现代科学技术，创造现代农业的巨大生产力。专业化分工和有机协作正是全新意义上的“集体经济”。
(2)消化农民阶级。农民是劳动者，农民阶级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着巨大贡献，因此决不可象对地主阶级那样用强制办法消灭它;农民仍占中国人口大多数，也不可能简单地消灭它。但是不能不消化农民阶级，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农业的历史性任务。消化的主要途径就是让大量的农民积极而有序地进城，转移到城市的各行各业中去，或随着农村“大农业”专业化分工特别是农艺分工，转移到各种专业生产和服务体系的企业中去，一句话，让农民转化为现代工人。这是农民历史性的战略大转移。剩下5-10%乃至更少的农村人口，专门从事农业，成为社会化分工协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也成为农业工人了。于是，小生产的农民阶级完全消化了，农村的宗法社会也随之彻底消灭了，城乡差距问题也自然最终解决了。
目标明确了，那么，上述进程就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按照认识了的客观发展规律，通过党和国家的政策引导与各种支持来比较稳妥地加速实现。我的一些设想是：
(1)支持和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农民生活温饱，并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得到改善。这不仅可以促进城市工业和其它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保证社会稳定。不得温饱的农民必然成为社会不稳定之源。
(2)在未实现上述社会主义“三农”现代化两项目标之前，保持较大程度的城乡差别，以保证农民离开土地转移到城市当工人的内在动力。在农业社会化大生产之前，在低价值的小生产农业下，巨大人口的农民是不可能解脱贫困的，城乡巨大差别本是十分自然的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曾设想只有到共产主义才可能消灭包括城乡在内的“三大差别”。企图用行政的办法，“一平二调”或“优农扶贫”，让农民迅速富裕起来，和城市居民一样“共同富裕”，至少相差无几，是违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如果“一平二调”让农民富裕了，不离土离乡了，家族群居的宗法社会就无法消灭，那只能是一个富裕的封建主义。更何况，用4亿城市居民高价值劳动创造的财富，去养富9亿农村人口，这是把资本和财富从高效益的地方转向投入低效益的地方，也是违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必然是整个经济与社会的大破坏、大倒退。
(3)积极和有序地引导农民进城，培养他们成为合格工人。贫困地区政府应组织公有或私有劳务公司，根据市场需求有组织地开拓城市劳务市场;相应进行业务培训，提高农民工的质量和竞争力;还可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家要立法维护农民工权益，以促进农民工逐步成为正式城市工人。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农民以诚实的劳动打工5年，无违法犯罪行为，可取得城市“绿卡”;优先招收持“绿卡”民工;再5年无违法犯罪行为的转为城市正式工人，享有城市工人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要防止农民冲击性地涌入城市，盲动的农民冲击从来是巨大的社会破坏力。
(4)加速农村社会化分工和协作。前面已多处论述，这里不再赘言。
(5)农民进城打工、安居或转移到其它社会分工的企业和组织之后，土地应逐步集中到善于农业耕作的专业农户中，在专业化分工的“农业服务体系”的协作下，形成规模经营。由于宪法规定土地国有，同时农民工或转移到其它企业的成员要比专业农户相对富有，土地流转不应通过自由买卖转给专业农户，徒然增加已够贫穷的专业农户的负担，甚至根本无法实现。土地流转应立法由农民工或转移到其它企业的成员无偿转给专业农户，有的(如农民企业家)甚至还要反过来给予适当补偿，以调动专业农户的积极性。禁止抛荒耕地或国家对抛荒地征以重税。禁止大量出租土地。
上述设想，毫无疑问，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有一个历史过程。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基数与世界相比是无与伦比的巨大，这个历史过程一定是更加艰巨，也是长期的。因此，还必须有下列中国特性的战略考虑：
(1)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为中心、以城市为主导、以沿海为前锋的全面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从而保证最大限度地吸纳农村劳动力和农民历史性的战略转移。否则，解决“三农”问题只能是说不完的善良愿望。
(2)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适应这一情况，国家应鼓励和发展劳务出口。由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和普及化高等教育，普通劳动力缺乏(包括老人护理乃至医院护理，仅美国每年缺少10万名)将是它们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这正是我国劳务出口的机遇。对于比我们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劳务出口也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援助。要加强对劳务出口人员的培训(包括外语、技能和文化素质等)，以提高在国际劳务市场上的竞争力。印度海外劳务总人数160万，每年创汇超过50亿美元，菲律宾的“菲佣”每年创汇30亿美元，他们已经走在前面。劳务出口应是变我国人口负担为人力资源的一项长期战略措施，对解决“三农”问题也必然产生巨大的直接或间接的积极作用。
(3)在大力发展教育、普及教育方面下苦功，落实科教兴国战略。这不仅是工业化进程中农民历史性战略转移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未来信息化、知识化社会，准确地说是“科业社会”(以生产知识和信息的科学研究业为主导产业的社会，以代替正在消亡的工业社会)的必要条件。我们不仅要加速完成把农民变成工人这一工业化和工业社会的历史性任务，还要进一步实现正在到来的工人农民知识化。未来的农业，将由为数不多的持有绿色上岗证书的农业学士、硕士乃至博士来开拓和生产。这不只是可以想像的事，在某些经济发达的先进国家已初见端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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