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论文

　　“三农”问题就是对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总称，我国是农业大国，重视三农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浅谈三农问题的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三农问题的论文篇一：《“三农问题”再议》

　　摘要：三农问题是我国当前建设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受到历届政府的高度重视。学界对其的研究也是不胜枚举，文章借助美国政治学和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中的相关理论，对我国当前的“三农问题”提出了三点建议，意在对此问题的解决有所参考。

　　关键词：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

　　是我国当前建设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它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西部大开发问题紧密相连。这一问题不解决，我国的现代化就难以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不能真正的实现。故此，历届政府高度重视，并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作了特别强调。学界对这一中国当前最大的现实问题也极为关注，研究成果不胜枚举，研究内容更为广泛，成为当前经济学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在众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有幸逢阅了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家的《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受益匪浅，感触颇深，诚然此作之说可为我国农民问题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1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简介

　　詹姆斯・C・斯科特于2001年和2004年先后两次在中国发行的《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学术魅力，在我国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该力作集中反映了科斯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特色，从现实出发来考察东南亚农民生存伦理和反叛逻辑。通读此作，我们很容易发现作者深厚的人文关怀主义情操，他是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深入农民的心理，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说话的学者。书中大胆采用了经济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从理论上构建了“生存伦理”对农民经济活动的重要意义，肯定了其规范性和道义，并实证了“安全第一”原则的决策性和普适性。正如译者所言，本书是一部真正从农民的角度出发，更为现实的考察农民生存和反叛问题的力作。它对研究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农民问题，都有着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

　　2　启示――“三农问题”

　　透过此书看当今中国社会的“三农问题”，启示重重。笔者认为“三农问题”要根本的解决，也要深入农民的心理，站在农民的立场解决问题，而不是纸上谈兵。虽目前国家已投入人力、物力来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业产值，然大量问题尚未解决，大部分农民的贫困问题依然存在，这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进程，必须高度重视。笔者在接受詹姆斯・C・斯科特思想与理论的基础上，综合国内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以及部分个人调查结果，依据现象学的部分理论，对当前我国的“三农问题”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2.1切实发挥政府的援助机制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指出：“在家庭之外有一整套网络和机构，在农民生活陷入经济危机时常常起到减震器的作用。一个男性亲属、朋友、村庄、有力的保护人，甚至包括政府(虽然较为罕见)，都会帮助度过疾病或庄稼歉收的难关。”这就是斯科特所说的援助机制。但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对政府援助行为的可靠性难以置信，认为“传统的国家和现代国家都能帮助农民生存下去。然而国家的援助，如果说总会有的话，也是很难靠得住的”。当然这只是作者的主观理解，不管怎样，政府的援助还是存在的。尤其就我国当前的社会而言，政府对“三农问题”极为重视和关心，但重视关心的效果如何，就需要考究了。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切实发挥其最基本的援助职能。然当下中国农民的基本生存已不是问题，政府的资助己渐趋落实并明朗化，如农村教育、乡村交通建设及农税取消等等。话虽如此，但我们政府一直所倡导的建设新型农村并没有实现(只有小部分)，农民只是暂时满足了基本生活，而在广大农村，子女上学及医疗问题依然很严重，贫困依旧是农民的心病。总之，农民脱贫的目标远远没有实现，致富就更不用谈了。因此就需要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解民于危难之中，切实发挥其援助机制，尽可能地缩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脱贫，共同富裕。

　　那么，政府如何更好的发挥其援助机制呢?《农民》在对“剥削”进行了现象学分析时指出，“为了达到剥削农民收入的一定平均值的目的，精英阶层可以有极为不同的方法。虽然农民对任何此类索要都会感到不满，但使他感到自己被剥削的最为严重的是那种最经常的威胁其生存要素的、最经常的使其面临生存危机的索要。在农民询问被拿走多少之前，他先要问的是还剩下多少，他要问涉及农民利益的制度是否尊重其作为消费者的基本需要。”从这段阐释我们可了解到，农民真正需要的是维持基本生存的安全感。回归到政府的援助问题上来，我们发现农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安全第一”的生存。简言之，政府保证了农民的安全感，自然就保住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经常宣扬，现代社会农民要致富，就要发展副业，创办自己的企业。然而，斯科特给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农民行为――规避风险行为。并引用了生存农业经济著作的话作为解释，即“对于勉强生存的农民来说，可恶的风险会相当厉害，因为高于期望值的利润也许抵消不了低于期望值的回报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如此就需要政府来解决农民的风险问题。笔者认为，政府应发动群众挖掘地方特色资源，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并首先由政府在本地创办企业，作为示范点。这一方面可以给农民提供就业岗位，保障其“安全第一”的生存;另一方面可以吸纳技术人才，尤其是大学生，也就相应解决了部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在政府的引导之下，一些有思想有能力的农民看到创办企业的益处，也就必然加入到创业的行列中来。长此以往，毋庸置疑，整个农村的经济就会慢慢发展起来，农民的基本保障和致富问题也就相应的解决。

　　2.2加强农民的专业知识教育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指出：“安全第一原则并不意味着农民屈从于习惯：即使是可以避免的风险也不敢承担。当旱季作物、新种子、新种植技术以及市场生产等新事物提供了明确的、实质上的收益并且对生存安全没有风险或风险不大时，人们会看到农民们是冲到前面的。”如此说来，农民需要进行一定的革新，只要不是高风险的革新，但是“大量农民的革新行为具有孤注一掷的特征，这使得农民不得不为未知事物而拼搏一番的经济背景同其常见的怀疑主义谨慎态度”，因此，农民要通过革新改善自己的境遇，就要承担一定的经济风险，而这种经济风险只要不是很大，农民就可以坚持下去，不幸的是风险超过预期目标就必然中途放弃甚至破产。在安全第一原则的限制下，农民不会去冒险，只会选择投资少而风险也小的革新，慢慢改善。

　　鉴于上述一系列农民自身的主观和客观原因，要设法改变农民的生活境遇，降低经济风险，在保证安全第一原则的基础上转变农民的思维，达到投资少风险小的经济目的，同样需要政府这一强大支柱。从长远利益考虑，解决本质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加强农民的专业知识教育，把新的技术、新的经营理念、新的作物品种、新的行业选择等定期传授给他们(当然初期是针对农民中的精英阶层，因为他们有对新事物的优先和乐于接受能力)，使农民掌握更多的专业技术(如防虫、播种、育苗等技术)。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并减少风险，以增加利润。当农民真正看到教育带来的现实利益时，必然会全身心地投身于农业生产。如此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最主要的是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安全保障，政府的作用也就真正的发挥出来了，其形象也相应的提高了。并且，通过接受教育，农民的个人素质也相应提高，并更能深刻体会到知识的作用，这就对教育在农村的普及起到催化作用。如此良性循环，相信我国的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就会稳步、良好的解决。

　　当然笔者的观点有一定的空想成分，这一政策要真正实行是不容易的。由于广大农民同胞知识水平非常有限，认为教育只是年轻一代的任务，他们多年的经验积累是不需要进行教育的，而且可能对农业知识教育有排斥心理(不懂其中的内容)，因此真正的落实下去是很艰难的。但是上文提到新事物一般被精英阶层首要接受，我们需要农民中的精英阶层的支持，然后再将其经验传授给其他的农民。等农民看到了新技术的成果时，自然就投身于学习及实践中去。

　　2.3整合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引用了S・爱泼斯坦的一句话：“贱民阶层之所以乐于接受这种给予这种固定报酬的制度，是因为即使遇到灾年它也给予安全保障”。对农民而言，稳定的安全保障比市场经济利润等重要，而土地就是农民最稳定的保障。因此，对土地的优化分配和合理利用是关键。当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现代科技日新月异，以家庭为主的小块土地已不能适应现代科技社会发展的要求。在调查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小块土地的效率低下问题。由于整块的地被分成若干个小块头，尤其是在平原地区，本来大型的机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作业，但是由于地形问题或是面积问题，导致大型先进的机器作业很难实施，只能进行小机器作业，效率相对底下，而且耗时耗力。再者其农产品(如小麦)在市场上进行销售时，必然会因为量少且质不高而廉价出售，如此，农民的经济收入就明显降低，若遇上灾年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很多农民觉得发展本业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农民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进入城市，摇身变为农民工，并成为现代城市一道新的风景线。他们的生活状况、心理健康成为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可见土地对现代的中国农民而言已经不是最稳定的收入了(当然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要提高和改善农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就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农民的本业――土地出发，对其进行优化管理及合理利用。

　　那么怎样施行此项任务呢?笔者认为应重新整合土地，即全部没收农民的土地，并将土地转让给承包商，再由政府发给农民固定的生活补助(当然是要满足农民的生存)，这样农民的生活得到保障，有稳定的收入，可以像产业工人或公务人员一样，每月有固定的工资。如此农民为了生活的更好，外出务工，就可得双份的工资，社会上存在的看不起农民的思想也就慢慢的消失，农民的待遇提高了，整个社会也就和谐了。再回到土地上来，承包商可以利用大片土地进行大机器作业，不仅效率高，省时、省力，而且经过专业技术的指导(承包商有条件雇佣农业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也就随之提高。这种上下兼顾的政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之道。

　　综上所述，要真正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政策转变，在保证农民“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之下，通过一定的援助机制及智力支持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协助农村发展事业、推进农业进入现代化轨迹。

　　3　结语

　　詹姆斯・C・斯科特的《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这部力作对农民问题进行的深刻剖析对于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有很大的启示，无论是理论阐述还是个案分析，都本着客观的原则，聚焦于农民的切实感受和切身利益，这种替弱者说话的个人主义情操实为可贵。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处理好农民问题是重中之重，而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就是要理解农民，满足农民的心理需求，从农民的切实感受和切身利益出发，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而《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就是很好的理论与实践教材，从中汲取营养，才是治“三农问题”之本。然该力作是以东南亚农民为例进行的考察研究，是否符合中国农民的实际尚存争论，但笔者认为其理论(如生存伦理，安全第一原则)是完全可以解释中国乃至亚洲所有农民的实际状况的。基于此，笔者在粗浅理解该作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三农问题”提出一点看法，意在对此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C・斯科.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4，5

　　[2]马遂.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国时政经济出版社，2003.3

　　三农问题的论文篇二：《浅谈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

　　摘要：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旧问题相互交织，情况更加复杂。为此，我们必须紧密结合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特点，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之策。本文在简单总结了国内一些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对策。

　　关键词：“三农”问题;对策;城乡一体化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经济结构已得到彻底的改变，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中国家，目前，“三农”问题依旧形势严峻，已成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国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2004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一直保持内在思路的连续性，即“统筹城乡发展、多予少取放活”。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词是“促进农民增收”;2005年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6年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7年是“发展现代农业”;2008年是“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2009年是“农业发展与促进农民增收”;2010年则突出“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新世纪中央连发“一号文件”，7次聚焦“三农”，表明了党和政府对“三农”的关注以及“三农”问题的长期性。

　　一、国内一些学者的看法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形势下，“三农”问题严重阻碍着我国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针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国内学者提出一些观点：

　　林毅夫(2003)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在保持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他提出了4点措施，一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农村市场，增加农民收入;二是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发育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缩小地区差距;三是加速科技和体制创新，增强竞争力，迎接入世的挑战，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四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加速农民就业结构的调整。许经勇(2004)则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的“三农”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就必须使农民从城乡分割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公民的真正平等权利，即把国民待遇给予农民。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黄红梅(2005)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就必须在体制上实行深层次的改革。杨洪涛、唐美丽(2009)提出了“新土地股份制”的构想，认为“三农”的出路在于以土地为中心的制度创新。

　　另外，在许多地方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通过实践来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如吉林省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路子。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吉林省在增产粮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养殖业，在种养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种养加相结合，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经营迅速崛起，目前已经成为吉林省农村重要的经营形式，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乃至全省经济的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福建省则着重实践特派员制为“三农”注入活力，以特派员为核心，在农村形成点、线、面、网的工作平台，促使“三农”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相继协调发展。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第一个统筹就是统筹城乡发展，而在当今社会发展的大好形势下，积极探索改善农业、农村、农民现实状况，实现城乡渐近式融合是一项重要的举措。所以，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在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同时，从根本上增强农民自身素质，加快农业发展，完善农村治理。

　　(一)深化农民社会流动的制度改革与创新，完善社会流动机制

　　我国目前仍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农村劳动力在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会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但是，户籍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严重制约了农民市场竞争能力的健康成长和有效发挥，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有极大的不利影响。就目前我国人口城镇化、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被动局面，必须对这两种制度加以创新和彻底改革。承接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政府要代表包括进城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居民的根本利益，要更加注重协调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科学看待农民工为城市及社会所做的贡献，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容纳农民工，更多的服务于农民工，为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与定居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把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纳入统一的管理和服务，逐步做到权利平等，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质的转变，真正成为完全融入现代城市文明的城市居民。

　　(二)进一步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十二五”已进入开局之年，继续调整国家财政资源和建设资金的投向，加大对“三农”的政策、资金支持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逐步实现农村服务均等化，让农民充分享受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对支持“三农”资金的流向与使用建立起更加透明的监督机制。

　　影响“三农”问题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自身素质和受教育程度问题。义务教育为人们参与社会竞争提供了公平的起点，保证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让农村地区儿童都能获得与城市大体均等的义务教育资源，是实现社会正义与公平的重要途径。因此，公共财政支出要继续加大对农村中小学教育的支持力度，夯实义务教育阶段成果，适当还要普及农村的高中教育，从而深化义务教育阶段的成果，让广大农民“子有所教”。

　　农村卫生事业依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城乡之间卫生保健依然差距较大，农民医疗保障水平较低。继续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卫生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以农村妇幼保健、健康教育和卫生监督、监测为支持重点，尽快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扩大农村免费公共卫生服务范围，缩小城乡卫生服务差距，进一步做到使广大农民“病有所医”。

　　(三)健全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有效机制

　　建立起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建设。

　　首先，要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尊重农民的土地流转主体地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流转，也不能妨碍自主流转。按照完善管理、加强服务的要求，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流转服务组织，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沟通、法规咨询、价格评估、合同签订、纠纷调处等服务。

　　其次，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公平合理补偿机制，不断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改革征用方式。当前，征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补偿办法不够规范，补偿标准过低，补偿方式单一(主要采取货币补偿方式)，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缺乏保障。因此，征地制度改革应尽可能多地倾听失地农民的心声，合理满足农民的切身利益。征地程序应保证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适当提高土地补偿标准;拓宽被征地农民的安置途径;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被征地农民的公平合理补偿机制。

　　(四)加大推进发展现代农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首先，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以产业化带动农民增收。大力推进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夯实基地基础建设，加大农业品牌建设力度，强化农企利益更加紧密联结的机制，实现农户的小规模生产与国内外大市场对接。依据农业不同产品的特点，延伸产业链条，认真做好市场调查，制定产业规划，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

　　其次，农民收入问题的核心是就业问题，就业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素质。为此，要继续加大对农民技能培训力度，围绕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开展有针对性、实用性的培训，使农民可以掌握和应用实用技术，让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种植、养殖和从事多种经营等方面的行家能手。另外，抓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让出去务工的农民具备较强的就业和创业技能，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最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完善现有农业补贴政策，健全符合实际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奠定坚实基础。大力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重点搞好农田水利工程、种养业良种、动植物保护工程;加快实施大中型灌区维护、配套完善工作和节水改造项目，坚持不懈的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加快改善农机装备结构，提高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继续加强农业市场信息体系建设，提高农业市场化水平。

　　(五)优化农村社会组织结构，扶持农民自组织的发育

　　农村基层组织是农民心声的代表。一个地方“三农”问题解决的效果，与农村基层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组织是农民在依法、自愿基础上形成的以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维权为目的的民间组织，相对于基层政权组织仅履行其行政使命，其发挥着更大的管理农民内部事务的自治功能。作为农民进行政治参与、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新型途径，农民自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在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我们既要从国家主导的角度出发，更应该从农民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出发，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加强基层政权组织改革的同时，农民自组织的发展，就像其他社会中间层组织一样，同样可以成为代表农民利益，维护农民权益，贯彻并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的值得信赖的力量。应自觉培育农民自组织，使之真正成为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自治组织。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月刊)，2003，(01)：19-24.

　　[2] 许经勇.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统筹城乡发展[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1)：40-45.

　　[3] 黄红梅.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体制的改革[J].经济师，2005，(02)：263.

　　[4] 杨洪涛、唐美丽.新土地股份制：“三农”问题的路径探索[J].农村经济,2009,(11)：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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