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

　　华裔美国文学历经近百年的发展，在广大华裔美国作家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美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弘扬了中国文化。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篇1

　　浅析异质文化碰撞下的华裔美国文学

　　一 异质文化的内涵

　　所谓异质文化，是指不同种族在不同的生活背景和社会经历中长期积累形成的不同社会习性以及精神文明的状态，它是最能体现不同民族的表达方式、心理意图、个性魅力以及文化差异性的部分。在全球化背景的今天，不同种类的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必然会不断地相互碰撞和产生冲突，而这种文化的异质性在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中尤显突出。

　　二 华裔美国文学的兴起

　　在以白人主流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文学界，由有色人种构成的少数族裔文学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是处于异质文化中的“边缘文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作为从不同文化背景迁徙过来的群体以及他们的后裔，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在直面母体文化与生活中异质文化的冲突之后，不断在其小说的创作中引入不同背景文化间的碰撞与摩擦，深刻地展示了异质文化间由矛盾冲突到相互融合的特色，逐渐被西方主流文学所关注。

　　华裔美国文学作为美国当代文学中的一支新生力量，受到世界各地文学评论家的一致肯定。尤其是华裔小说作品不仅在美国华裔界反响强烈，同时也深受众多美国本土读者的喜爱。此类小说作品大都描述了在经历了艰辛磨难迁徙到美国的第一代华裔移民及出生在美国从小饱受西方文化思潮影响的第二代子女们之间的异质文化意识的碰撞，着重分析了华裔后代们对西方文化的主观认同但总是被客观排斥、抵制本族传统文化却又始终无法与之剥离的矛盾心理，展现了其不断探索自己身份、寻求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立足点的心路历程。

　　华裔美国文学的兴起首先是以妇女作家的创作为标志的，她们的创作灵感往往来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中美文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美国华裔小说家汤亭亭于1976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女勇士》，标志着华裔文学进入美国主流文学的开始，而谭恩美的《喜福会》更成为华裔美国文学的杰出代表。下面就以这两部小说为例，来探讨华裔美国文学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

　　三 华裔美国文学的开篇之作——汤亭亭之《女勇士》

　　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出生于美国加州，可谓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其父母都是典型的中国移民，一直以来都以开洗衣店来维持生计。一方面，她同许多其他华裔后代一样，经常听大人们讲述着远在中国老家的简陋的故居，先辈们一代代传下来的家族经历，以及包含有狐狸精、吊死鬼和英雄侠女等的传奇故事……这些离奇的神话故事所折射出来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成为她日后参加反战运动、主张妇女寻求独立和解放的最主要的力量源泉;另一方面，由于从小就生活在美国的文化背景下，接受着西方思想的熏陶，她在主观上又绝对认可自己的美国人身份。

　　汤亭亭的处女作《女勇士》一经面世，即在美国文坛引起了轰动效应，此书不但荣膺美国“全国图书奖”，还成为当时人们竞相传阅的为数不多的优秀华裔作品之一。此书形象地揭示了第二代美国华裔女性奋力冲破中国传统文化对她们思想的禁锢与束缚以及在美国西方文化的种种排斥之下，最终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中寻找到真实自我、勇敢地融入到美国西方文化的艰难历程。此小说的出版发行，一举奠定了汤亭亭本人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在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女勇士》主要描述的是一名美国华裔女子的童年经历。一方面，她抱怨父母总是墨守成规地沿袭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总是强加给她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这让她在美国生活得很不自在;另一方面，美国文化对少数族裔文化的不认同，甚至排挤，使得她充满了种族焦虑感和种族自卑感。两方面的因素使得她既不能完全地按美国人的方式生活，也不能按部就班地按中国的传统进行生活。最后不得不在多年的痛苦生活中，努力地找寻自我，确立自信心，公开表达自己的独特思想情感。有研究表明：汤亭亭是第一个将自己的个人经历以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的华裔作家，她和她的小说为华裔美国人在西方国家中的社会与文化地位的提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汤亭亭有意识地给《女勇士》加上了个副标题——《一个生活在群鬼之间的女孩的回忆录》，其真正的意图是希望能够向读者传达这样一种思想：主人公对于以母亲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每天耳濡目染的美国西方文化之间充满着不尽的困惑和缺乏归属感的无所适从。汤亭亭在小说中所提到过的各种各样的鬼怪精灵，都将处于双重文化身份中挣扎的主人公的困惑、迷茫和浮躁体现得淋漓尽致。压抑与反抗的情绪贯穿全篇。作品极力塑造一个勇敢、坚强且具有自由和独立意识的新女性形象，以兼容并蓄的方式直面两种文化所带来的冲突与压制。

　　四 华裔美国文学的杰出代表——谭恩美之《喜福会》

　　谭恩美(Amy Tan)，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父母在40年代从充满战乱的中国移民到美国。由于受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母凭子贵”思想的影响，母亲对她的期望很高，不仅很早就为她规划了读医科，还要求她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钢琴，其目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够出人头地，成为家人乃至所有华裔朋友们的骄傲。但作为从小生长于美国环境的谭恩美，在主观上却相当认同美国的文化，努力地融入美国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采取持抵制态度的。这就导致了她不得不一直维系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属性于一身：既抵制中国传统文化，又不能轻易融入美国西方文化，在夹缝中生存而始终无法找到自我。不仅如此，在整个人生成长的过程中，东方人的面孔和血统以及家庭所秉持的中国文化传统还常常让她苦恼不堪，这都在她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在汤亭亭的《女勇士》出版十年之后，谭恩美的《喜福会》终于得以完成并发行。小说详实地描述了四个美国华裔家庭母女两代人的情感纠葛，深刻地剖析了华裔移民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艰难生存和探求自我身份的艰辛历程。母亲们在旧中国受尽磨难，为了生存她们迫不得已离开家乡而远赴异国他乡，所以母亲们总是对女儿寄予厚望，希望她们在美国有所作为的同时，能够保持自己兼具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而女儿们都是出生于美国，在美国文化背景与社会教育的熏陶下逐渐成长，对美国本土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母女间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属性必将导致一系列的误解和冲突的产生，封建、传统的东方文化和开放、先进的西方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喜福会》中，以吴晶妹为代表的年轻美国华裔一代因纠结的生活

　　状态和矛盾的心理情感不断地寻觅华裔群体在两种异质文化碰撞下的生存方式以及对于人生命运和抉择的思考。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看，四对母女之间的误会和沟通恰恰象征了中美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冲突与融合。华裔孩子们从小就生长于美国，深受美国精英式教育的培养，同时又受到来自家庭和周围华裔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强烈的边缘文化意识以及身份危机感始终困扰着他们。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长幼尊卑、母凭子贵和媒妁之约，而美国西方文化所推崇的是成员平等、个人奋斗及婚姻自由，要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属性强扭在一起，必将不可调和。小说中，当钟薇弗莱获得全国象棋冠军后，走在回家的路上，秉承中国传统“母凭子贵”思想的妈妈逢人便以“冠军的妈妈”来炫耀自己，而深受西方个人奋斗主义思想影响的女儿却很看不惯，非常愤慨地反驳道：“为什么你总是要用我来炫耀呢?你要是想出名，就自己去学下棋啊。” 她从此不再下棋，母亲也因女儿的责备而沉默了。最后，自信的“象棋神童”在妈妈的不闻不问中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天赋异禀，变成了一个胆怯、平庸的普通人，再也无法找回往日的辉煌，不得不在14岁的时候就放弃了“冠军之路”。除此之外，母亲们还坚持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如要求子女对长辈的尊敬和绝对服从等。因此，当吴晶妹不愿按妈妈的意愿弹奏钢琴的时候，妈妈便非常生气地训斥道：“女儿只有两种，听大人话的和不听大人话的。只有一种女儿可以住在这个家里，那就是听话的女儿。”而美国精英教育强调的是家庭成员之间人人平等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不论长幼，在自己的事情上都享有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其他成员无权干涉，主张将孩子作为平等的家族一员来看待，充分给予孩子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长辈们对年轻人婚姻大事的关注和建议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当母亲钟林冬发现女儿薇弗莱的男友是美国人而且“看穿”他一定是个“花花公子”以后，她便坚持己见并企图拆散他们，甚至用鞋子去追打他们。但是深受美国婚姻自由思想影响的女儿却对母亲的这一做法非常抗拒，最终以私奔的形式来表达她对母亲——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抗议。

　　母亲们本希望女儿能够继承和发扬她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特性，但在经历了长期的阳奉阴违和反抗之后，她们不得不改变了策略。她们不再将自己的传统思想一股脑地强加于早已长大成人、思想也已经成熟的女儿们，而是以讲故事的形式将自身经历传授给她们，以期能够在情感上进行感动和教化，在精神上赋予支持和鼓励。小说中，母亲们通过回忆将历史与现在连接，女儿们则通过母亲们的故事去探索祖国这个“熟悉的陌生人”，继而去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小说结尾，尽管母女双方分别代表着东西方两种不同的传统文化，但经过了一系列的冲突和碰撞之后，最终都达成了共识，实现了相互理解和和解。

　　谭恩美因《喜福会》一炮走红，一举晋升到西方主要作家的行列，逐渐成为华裔美国文学继汤亭亭之后的又一代表性人物。其作品《喜福会》受到世界范围内文学评论家的高度评价，曾连续九个月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首位。《纽约时报》还形象地把它比作是“一颗璀璨的明珠”。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作品接连荣获了“全美图书奖”、“全美图书评论奖”和“海湾地区小说评论奖”等三项大奖，并被列入《诺顿文学入门》的书目教材，成为美国众多高等院校师生的必读佳作。

　　五 结语

　　汤亭亭和谭恩美在以上两部作品中，真实且细腻地描述了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影响之下的母女两代人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价值观念。小说中的女儿们在最后都实现了对母亲的理解，在不完全抛弃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基础上，认同和接受了母亲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冲突与矛盾最终也都得到了很好的化解。世界上的每一种文化都是由不同民族历经了成百甚至上千年沉淀下来的，都有着与众不同的魅力。在异质文化发生冲突的时候，只肯定某种文化或者完全否定异质文化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而应抱着学习的态度，对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有选择地继承和发扬。总之，中美两种异质文化从冲突迈向融合既是两国人民的梦想和愿望，也是世界文化交融的必然趋势。

　　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篇2

　　浅论华裔美国文学的中美文化碰撞与融合

　　1.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华裔美国人的“双重意识”

　　华裔美国文学在上个世纪60年代蓬勃发展，从黎锦扬的《花鼓歌》到近几年谭恩美出版的《沉没之鱼》，华裔美国作品对华裔美国人的刻画都体现了中美两种文化、两种世界之间的“双栖人”身份。老一代移民有着深厚牢固的中国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极少怀疑。来到美国后，他们的半封闭式的生活环境又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他们对美国文化的心理认同往往是缓慢的、被动的，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并不感到困惑：他们是美国的中国人。而“美国造”的新生代在美国文化的海洋中成长，他们自然地、主动地接受美国文化，并自认为纯粹的美国人。可是，残酷的现实表明他们既是美国人，又是中国人，但又不完全归属于两者中的任何一方。无论他们个人意愿如何，都无法超越“美籍华人”的范畴;在许多被种族偏见蒙蔽的西方人眼中，“华人”永远是贫穷、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在西方的“天堂”里不应有华人的席位，虽然这些华人也是美国公民。这一点被张冲教授评述为由于散族裔的跨民族跨文化跨国特征，他们身上经常体现着隐形的源文化、源意识与显性的现文化、现意识之间的分裂与冲突，体现着某种程度上的身份不确定性，体现着某种“双重身份”或“双重意识”5。

　　而最能体现这双重意识碰撞的是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华裔青年与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华人父母之间的矛盾。老一代移民根据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深信在白人至上的社会里，华人子女必须出类拔萃才能有立足之地，才能有成功的希望。因此，他们对子女严加管教，甚至不惜为子女的前途牺牲自我。《喜福会》里的母亲们就是这样想方设法地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主导女儿们的生活，费尽心机地安排她们的前程，遇到的却是女儿们的公开叛逆或消极抵触。母女们朝夕相处，却形同陌路;她们脚踏在同一片土地上，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这样，两种文化传统的冲突原本就存在的代沟变得更加难以逾越。谭恩美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 1989) 和《灶神娘娘》(The Kitchen God’s Wife，1991)中的母女冲突展示了第一代华裔美国移民浓浓的“中国情节”和生长在美国的女儿们之间的叛逆心理相互格格不入。对于老一代无比珍视的“中国根”，她们即不了解，也无兴趣。中国传统文化在她们看来不过是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国家里的一些不可思议的陋俗。汤婷婷和谭恩美的小说都强调了第二代移民已渐渐疏离了印在她们皮肤上的中国文化，并有意识地突出了她们融入美国白人主流文化地愿望。

　　2.华裔美国文学在东方主义中的“他者”形象

　　在以白人为中心的的权力话语下，华人在美奋斗和生存的历史成为被隐没和压抑的历史。汤亭亭在《中国佬》中的第三章《内华达山上的祖父》之后的“契子”3《排华法》中用了长达8页的篇幅，完全忠于忠实地逐年列举了美国政府从1868年到1978 年颁布的排华法规及其相关的重大事件，明确指出美国政府歧视迫害华人的历史和排华法案的荒谬和无理。白人中心的权力话语左右着他们对华裔美国人的描述，华人的历史可以扭曲、改写或隐没来符合白人至上理论下的权力话语。

　　赛义德的东方理论体现了华裔文学这一弱势文化被西方白人强势文化所强加的排斥和压迫。据赛义德的描述，东方主义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基于对东方和西方本体论和认识论之差异的思维方式;第二层含义是西方对东方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利方式1。因此，基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所谓东方主义变成了西方对于东方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猎奇而虚构出来的某种神话。东方主义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认识体系，实质是西方帝国主义试图控制和主宰东方而造出来的人为虚构的产物。从福柯的话语理论来分析，这是一种权力的产物，是一种知识权力或曰文化霸权主义。

　　赛义德视东方为“他者”，通过话语霸权建构一个完全是西方对立面的“东方”，由此证明西方文明是体现理性、道德、正义的优越文明，从而可以堂而皇之地对东方实行殖民统治。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意识将其他少数族裔文化边缘化、渺小化、女性化，使其无法在平等的意义上与其他族裔的文化对话，更无法像多元文化的倡导者们宣扬的那样，在美国这个号称自由、平等的国度里共生、共存、共同发展。说到底，华裔美国文学从后殖民地理论的意义上看还是一种“杂糅”的文学品种，是在结合了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的创新。长期以来，主流社会对华人男性形成的概念化印象是：他们是美国社会中的过客，永远是外国人;不是开餐馆就是开洗衣店或为白人帮佣，做的是女儿活，没有男子汉气概;惯于逆来顺;他们沉默寡言，神秘莫测。而对华人女性的态度则可以在黄玉雪的自传体小说《五闺女》中得到体现。华人小女孩在学校里受欺辱，白人男生喊她中国佬，并相她丢黑板擦。且当文中女主角即将从大学毕业，安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她说：“如果你是明白人，就只去中国商行找工作。在美国商会里你会一无所获。反正你一定知道，太平洋沿岸一带的种族偏见对你十分不利。”

　　而为了拼命通过迎合主流 文化来跻身于美国主流 社会，以哈金为代表的华裔美国作家故意将话语自我东方化，力图摒弃和隐匿中国文化的身份，以取悦西方的听众和市场，而西方主流文化正籍此来巩固主流文化的中心地位和西方对东方的话语霸权。哈金在长篇《等待》中体把淑玉描述成能挑能扛的种田好手但却给她裹上三寸金莲，这对东方主义者而言，正是中国传统妇女的标识和缩影。他短篇《光天化日》将男性的价值完全等同于性能力，并通过对慕英的描写将脱离时代背景的女性主义者和不知廉耻的妓女等同起来。哈金“阉割”男性，以迎合西方主流认为东方男性女性化的看法。这使得他获得了1993年的凯恩书评奖和1995年度普神卡特奖。哈金以“真实”的声音讲述中国妇女的故事，但这只是为迎合西方女性主义兴趣和东方主义的期待而造出的怪物。由此华裔美国 文学的“他者”形象被“发扬”。

　　3.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民族形象

　　华裔为了对抗美国白人主流强势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贬低、排斥和曲解，极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来寻求自身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华裔美国作家的作品确实有对中国文化的嫁接，最典型的女性形象当属汤亭亭在《女勇士》中对岳母刺字和花木兰传说的融合和改编。作为在美国文坛第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女勇士》可谓华裔美国文学 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虽然汤亭亭在创作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透过美国文化的面纱望过去，而留下了一些重影、交融和误视。这是由于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美国的华裔后代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大多是从上辈人的故事里得到而变得模糊不清了。

　　而最典型的男性形象当属在美国当代华裔文学中有着特殊的位置的“中国的 艺术与战争之神――关公”。 在赵建秀等选编的美国第一本亚裔文学选集《唉咿!》2时，他们将种种的理想与希望寄托在关公的形象上。“关公”具有“人神合一”的祖先崇拜特征和民族的精神意象，是美国华裔从中国诸神谱系中选出的“父亲”的象征。关公的忠、义、信是中国传统伟大人格的体现。关公形象中所蕴含的英雄主义精神，有力地瓦解了西方白人眼中华人生性怯弱、缺乏进取地的女性形象，以及所谓的缺乏叛逆和挑战精神的“儒家文化”，写出了华裔美国人的真正感性，表达了一部分华裔作家渴望保持传统的中国文化、超然独立的愿望。

　　4.文化身份的淡化，中美两种文化冲突与对立的消解

　　华美文学中，从早期华人移民作家要求美国式的公正待遇，到第二代华裔对美国梦之追求，继至当代华裔作家对华人文化属性之探索，美国华裔文学作品表明，无论华人看来与美国其他民族有何不同，他们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美国生活中的文化适应与融合过程。第一代移民依恋的是本民族文化，抵触的是美国文化;而第二代移民却抵触本民族文化，十分认同美国文化，但无论如何还是很难摆脱被当做白人的 “他者”身份。两代新老移民从难以接受美国文化到难以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后殖民主义思想到真正意义上的华裔文化的转化过程。两代人都因文化身份而备受折磨、倍感痛苦。但如果华裔完全丢弃本民族的文化属性，他们的心灵归宿便会无处可寻。正如《喜福会》中第二代的女儿们开始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表现出浓厚兴趣，她们认识到：只有不刻意拒绝，规避自己的民族属性和文化根源，才能更好地与美国主流文化融为一体。

　　汤婷婷的代表作《女勇士》和《孙行者》中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这一点。从浅层层面上看，汤婷婷貌似在这部小说中构筑对立的种族和文化，但实际上这些对立却体现了对立的消解与破坏。小说的副标题“生活在鬼中的少女的回忆”从深层层面表明汤婷婷对文化对立的质疑和消解。在她通过所写故事的小女孩将一切在中国或美国所有无法理解、无法清楚定义的东西叫做鬼。由此说明汤婷婷通过不定义种族和文化属性来消解种族文化对立。除了通过“鬼”的概念来瓦解这种对立，她还通过对《孙行者》中的惠特曼·阿新坚称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华裔美国人的描述来消解这种对立。阿新除了怒斥白人把华裔美国人看做是外国人，还谴责那些在言谈举止上模仿美国白人的华裔美国人，而不是将自己视为美国社会固有的一个部分。汤婷婷最后借惠特曼·阿新指出，美国文化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特有的华裔美国文化也是这个文化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不应受到贬低和排斥。

　　两种文化的融合在华裔文学作品中集中体现在家庭内部矛盾的和解上。第一代华裔移民在现实生活中也日益意识到想按中式传统观念 管理美国出生的子女是不符合现实 环境的。于是他们逐渐以包容和理解的态度对待对子女，甚至就连他们自己也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第二代华裔从对父母中国文化 教育的抵触中也逐渐地走向了理解和认同。两代华裔在中美文化上的冲突和融合在《华女阿五》和《喜福会》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持美国价值观的华女阿五在大学毕业后极为渴望融入美国白人的主流社会，过上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但严峻的社会现实让她一直天真地认为美国不分种族人人平等的思想彻底破灭。虽然阿五通过层层考验最终谋求到让自己自立的 工作，但这一过程中的种种心酸让她最终和父母站在了一起，即“中国根”是不可倒下的精神支柱。而在《喜福会》结尾，精妹回上海和几十年前她母亲遗留在中国的两个姐姐会面，以实现她母亲的宿愿表明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和回归。众多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处于两种文化冲交接上的移民，尤其是新一代的华裔子女，经常在自我身份纠结和困惑的心态中挣扎和求索，而他们父辈也努力为他们拼凑中美结合的教育方式：美式的学校教育，中式的家庭教育。

　　结语

　　华裔美国作家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矛盾困惑使得寻求文化身份认同成了作品中一直想要表现的主题。他们在文化身份认同的不断思索和不懈努力反映了他们置身于中美文化背景下寻求自我身份和争取生存空间的生存策略。但文化身份在后现代消解中心与边缘话语的对立、寻求文化多元的大背景下，绝非是一个静止概念，而是一个不断运动和发展的概念。但是，无论他们的行为意识如何“归化”于美国主体，他们的生物特征永远印上了白人之外的“他者”的印记而永远无法与白人真正融为一体。但消解对立，提倡文化身份认同会随着语境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