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的相关论文

　　文学是一种文化发展到最富于活力的历史阶段所焕发出来的绚丽光彩，是文化、社会的反映。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日本文学的相关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日本文学的相关论文篇1

　　浅析日本文学中的“变态”倾向

　　摘 要：日本文学突出表现了日本民族的心态，尤其凸现为对变态描写的情有独钟，主要是表现人性阴暗、性变态、乱伦、血腥与暴力的热爱。日本文学传承了本土文化，同时吸收了东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受此影响，在日本人原本的自卑、侵略性格的改造下，将日本文学变异成为一种独特的具有变态倾向的文学。

　　关键词：性欲 变态 暴力 死亡 变态

　　日本文学作为反映大和民族性格和气质的外化表现形式，能很好的窥视其特点中最主要的成分：变态美学。造成日本文学根深蒂固的变态传统的这种文学现象跟文学“变异”有着重要联系。文学变异指的是以民族文学为母本，以外来文化为父本，它们相互融合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这种新的文学形态，其实是对原有的民族文学性质的一种延续和继承，并进一步获得某种程度的发展。日本文学正是在千百年来同中国、西方文化文学思潮流派不断的碰撞、磨合、交融、发展中逐渐发生“变异”，主要表现为日本民族外化的精神气质：极具侵略性;极端自卑性。另外，特殊的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日本狭隘扭曲的民族气质。正是这种独特的民族性格造就了日本文学中特别的一种“倾向”，即：文学中的变态色彩极端且浓厚。从日本文学的起源到日本近现代文学我们不难看出，在日本小说界和日本电影界中最具日本特色以及最能代表日本民族性格的便是其中对与人性阴暗、性变态、死亡情节以及嗜血暴力此类变态描写刻画的情有独钟。

　　纵观日本文学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日本文学中极具本土特色的变态描写表现在很多方面，主要是：对刻画人性心理阴暗扭曲的热衷;表现性变态、性虐待、乱伦、血腥、暴力描写的情有独钟。另外，日本文学尤其是暴力电影作品中充斥着大量嗜血、暴力、残忍的刻画。这种极具视觉感官冲击性的电影画面还原了日本文学中的暴力因子。人性阴暗、性变态、死亡情结这三方面是日本文学中变态成分的重要体现。

　　一、变态描写——人性阴暗描写

　　“鬼才”芥川龙之介善于深入人性底层挖掘人性深处复杂扭曲的一面，这可以通过他的代表作《罗生门》、《地狱变》窥其一斑，手法精湛让人叹为观止;谷崎润一郎的《纹身》以变态的享乐主义闻名：江户时代一个叫清吉的纹身师以欣赏被纹身者的痛苦为乐，他的夙愿就是能用自己全部心魂在一个美女肌肤上纹身。他终于选定了一个艺妓，他让她闻了迷药，在她背上刺了一只巨大的母蜘蛛。次日，美女在入浴时痛苦的呻吟挣扎。清吉在对艺妓这种痛苦中沉醉并玩味她的痛苦。股崎润一郎的另一部作品《富美子的脚》更为变态，作品写了老头养了个女佣名叫富美子，他用了大量的形容词来描绘富美子美丽的脚，老人家弥留之际，不能进食，要求富美子用脚指头夹着棉花，蘸米汤喂到他嘴里。这也体现了股崎润一郎作为异色极端美观体验、追求变态感官刺激的一个代表。

　　二、变态描写——性变态描写

　　“《源氏物语》中对性乱的不厌其烦的重复描写与宽容态度，而川端在晚期也写过许多关于乱伦、老年人变态情爱的小说。川端在《千羽鹤》中描写了一种乱伦的情感，并且不是一般的乱伦，有着多重的乱伦关系，菊治爱上了父亲爱过的女人太田夫人并与她发生了关系，事后太田夫人深感内疚，认为自己罪孽深重而自杀了。后来菊治对太田夫人的思恋之情转移到她女儿文子身上。”有“小说之神”之称的志贺直哉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暗夜行路》的情节也非常代表性：主人公是他外公和他母亲乱伦的产物，男主人公的老婆又被老婆的堂弟夺去贞操。这种乱伦是多层次的复杂的一种肉体关系。渡边淳一在《幻觉》中刻画了美女精神病医生冰见子和父亲的不伦之恋和冰见子通过接触形形色色不同的精神分裂人格分裂的病人之后自己陷入崩溃。

　　三、变态描写——死亡情结的表现

　　变态的描写导向的多是作品中主人公的不可避免的横死，这种模式也往往深刻影响着写作者本人自己，因此这种写作模式被看成一种自杀式写作颇有些道理。看过一篇关于日本作家“自杀式写作”的评论文字，深以为然。像历史上选择自杀的日本作家就有不少：三岛由纪夫、芥川龙之介、太宰治、川端康成等。这些作家全都选择了自杀，我个人觉得原因是这样：这些作家涉世很深，看透了世间繁华，花开花落。然而他们执念把自己视为普通人。想要当凡人，需要谦虚卑微作为基础。这有两种感情基调作为基本：慈悲和理性。但是对于日本社会来说，对于日本文人浸淫的文化气质来说，二者都是外来货，求之不得。属于日本本土的文化气质是蛮横的武士道精神。于是他们只好保持着死的状态回到虚幻的小说世界里，将自己缔造的主角杀死。这种痛苦的写作让作家纠结得无以复加。说他们热爱自杀，那倒未必。他们只是想做普通人，过普通人的生活。那些死者只不过想要杀死作品中已死的自己，却没那能耐。

　　由于民族情感使然和自幼耳闻的缘故，我对日本的印象首先是弹丸之国。这么一个弹丸之国却能产生如此与众不同的一种文学形态，具体表现在他的变态型和暴力型上。对日本人同样也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日本人嗜血、好战、而且好色，甚至有些猥琐。但我又常常能发现日本文化中非常美好的一面：当身穿和服的少女肩倚一把轻伞，倘佯在樱花灿烂的树丛中，樱花瓣掉落在少女轻轻挽起的发髻上，这难道不是一种达到极致的美么?日本人的礼貌和洁净，和他们的嗜血好杀相比，难道不矛盾吗?

　　这让人想起美国学者罗斯·本尼迪克特那本著名的《菊与刀》。这本书用优雅素美的菊花和用于杀人的刀对大和民族的性格进行了既精练又准确的概括：“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1]叶渭渠.日本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何乃英.日本新感觉派文学评析[J].河北大学学报1994，03期

　　[3]吉峰.变态心理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4](美)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曹顺庆.比较文学变异学[J]. 上海：复旦学报，2006， 01期

　　[6]叶渭渠.日本小说经典(日本文学典藏版)[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日本文学的相关论文篇2

　　浅谈日本儿童文学中的母亲形象

　　摘 要：对日本儿童文学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传统“童话”转向现代“儿童文学”的契机，作为儿童文学中不可或缺的母亲的文学形象也以此为界发生了质的变化，本文以二战为界，论证战前与战后日本儿童文学中的母亲形象的变迁。

　　关键词：日本儿童文学;母亲形象;形象变迁 导语

　　儿童文学中的母亲形象粗略可分为善良型、邪恶型和亦好亦恶型三类，而从时间推移角度探讨母亲形象之变化的研究，除便于发现社会变迁与人物形象塑造之间的关联外，更有利于印证母亲形象中亘古不变的核心要素――母爱。

　　在日本，“童话”一词最早见于江户时代，当时把民间传说中的适合儿童阅读的读物称之为“童话”，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的“童话”。使“童话”真正成为一种文学形式，并赋予其当之无愧的内涵的，是严谷小波、小川未明、铃木三重吉等①近代儿童文学家的功劳。他们从明治末期至大正时代的创作活动被视为近代日本儿童文学的发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童话”几乎就是“儿童文学”的代名词。另一方面，二战后的儿童文学对传统“童话”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大大地超越了传统模式，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儿童文学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二战对日本儿童文学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它是传统向现代的一个转折点，作为儿童文学中不可或缺的母亲的文学形象也以此为界发生了质的变化。本文以二战为分界，试论证战前与战后日本儿童文学中的母亲形象的变迁。

　　一、二战前的母亲形象

　　明治24(1891)年，严谷小波发表了被称为日本近代儿童文学鼻祖的《黄金丸》，小说以它幽默的笔触及其将现代情调和江户戏剧文学的传统恰到好处融为一体的风格，赢得了极高的赞誉和广大的读者。《黄金丸》讲述的是，善良的母犬“花濑”为了保住腹中的幼犬，眼看着公犬“月丸”被恶虎吞食，却无能为力。她按捺住对“月丸”的惭愧之情，苟且生存下来，并平安产下幼崽“黄金丸”。“花濑”将“黄金丸”养育成一只体格彪悍的公犬，“你已经长大了，可以和恶虎一争高低了，你要为你父亲报仇啊!”她留下这句话，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了给死去的丈夫报仇雪恨而延缓自己的生命，一旦把幼崽养大，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便刻不容缓地去追随逝去的配偶，“花濑”的形象正是明治时代家长制度下的日本母亲的典型代表。

　　而坪田让治②的《母亲》则是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的纪实性儿童文学作品。让治的妈妈37岁时守寡，她剪去长发，以表明自己一定要把孩子们拉扯大的决心。为了摆脱牙痛的困扰，她一次竟拔去20颗牙。她就是这样带着几近疯狂的忘我和刚毅，一门心思全部扑在养育子女上，一生虽含辛茹苦，但却与灾病无缘。

　　另一部感人之作是はらみちを③的《我的妈妈》，母亲对子女的拳拳之心是作品的最大看点。“我”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妈妈号哭了三天三夜后，便开始为养家糊口而操劳”。她种水稻、养蚕，除了繁重的农活外，每天还要接送患有小儿麻痹症的“我”上下学，妈妈的辛劳超乎常人的想象。不仅如此，妈妈从不因“我”是个残疾儿而自卑，每日大大方方地背着“我”在人前来来往往，“我”能够正视不幸命运的勇气就是从妈妈身上获得的。她虽不懂太多的道理，但却称得上是最优秀的残疾儿教育家，她的伟大见诸于母亲的本能。

　　以上列举的是二战前儿童文学中所描绘的母亲，她们在封建思想道德观念的束缚下，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儿女，那种忘我的献身精神感人至深。这也是为什么文学家、诗人总是把最高的赞誉留给母亲的原因。

　　只有一个妈妈，

　　世上只有一个妈妈……

　　世上只有妈妈好，

　　永远只有妈妈好。

　　――北原白秋《母亲大人》

　　我的妈妈，

　　是语言所无法描述的，

　　是我一生一世都形容不出的。

　　――はらみちを《在妈妈的背上》

　　二、二战后的母亲形象

　　二战后，尤其是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后，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巨变，日本儿童文学中的重要角色――母亲形象也渐渐地起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归纳。

　　(一)从“���I主�D”到“兼�I主�D”

　　虽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天经地义地一直沿袭至现代，但当社会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作为劳动力的补充，妇女必然要走出家门，和男人一样投身社会。日本亦不例外，伴随着经济腾飞，职业妇女的比例大大增加，身受家庭和工作双重压力的母亲们也颇为不易，但成为母亲走出家门的牺牲品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年幼的孩子们。

　　我不要玩具也不要蛋糕，

　　我只要妈妈在家陪我。

　　晚上上床时

　　妈妈总不在家，

　　总是我一个人睡觉

　　稚嫩的诗句承载着孩子们的孤独，那些渴望母亲陪伴的哀求令人动容。

　　(二)从“慈母”到“��母”

　　现代儿童文学中的妈妈已不再是一成不变的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了，母亲形象开始向个性化，多样化发展，那些描绘缺少爱心、刁蛮刻薄的妈妈的作品成为其主要类型。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是从封建礼教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女性的个性暴露，又可看作是对生活重压的发泄。但无论怎样，妈妈脾气变坏的直接受害者还是那些可怜的孩子们。

　　有儿童诗为证：

　　我把地扫好，

　　妈妈却说：“瞧你扫得不干不净的”。

　　我收拾东西，

　　妈妈挑刺道：“不是告诉你不能放这吗?

　　别把什么东西都摆在上面，

　　你怎么就不听呢?”

　　……

　　只要我和弟弟打架，

　　妈妈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骂我： 　　“你是姐姐，就不能让着弟弟点吗?”

　　我从来就没做对过。

　　妇女步出家门应该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带来了许多副作用。比起被妈妈抛弃的孩子来，有个吹毛求疵的妈妈还算幸运。那些由于母亲出走或父母离异而解体的家庭已成了新的社会问题。失去妈妈的孩子用诗吟道：

　　放学回家一看，

　　妈妈的衣服啦，

　　家里的东西啦，全都不见了。

　　妈妈扔下我一个人搬走了，

　　妈妈不要我啦。

　　离异后的母亲即使再婚似乎也不能弥合孩子的心理创伤，且看受到继父歧视的孩子的痛苦心声：

　　新爸爸，我讨厌他。他一点都不喜欢我，他只带哥哥去肯德基，给哥哥买炸鸡吃，却从不带我去。

　　(三)妈妈不再为“家事”操劳

　　1.做饭

　　古训云：“君子远庖厨”，战前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多描绘在灶间忙碌的妈妈，而爸爸则总是在读报。

　　妈妈单手敲开鸡蛋，在平底锅上麻利地煎着。……孩子用羹匙挖起一块蛋黄尝了尝说：“鸡蛋里都是什么呀?是蛋黄和蛋青吧?”“没错。”正在看报纸的爸爸应道。

　　――神泽利子《熊的孩子维夫》

　　但二战后，在小学的家政课上，男孩和女孩共同学习简单的针线活及烧菜做饭，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儿童文学中描绘男性做家务的明显增多。

　　田鼠兄弟提着大篮子向森林深处走去。他们嘴里念着：我们是田鼠兄弟，在这个世上，我们最喜欢的是做饭和吃饭。

　　――中川李枝子《古力和古来》

　　2.缝纫

　　明治时代的儿童文学中有用“しごと(仕事)”为“裁�p”这个汉字词注音的例子，这里反映出的是当时的社会观念――针线活是女人分内的工作。二战前，即使是在雇得起用人的富裕人家，缝制衣物被褥和上灶掌勺一样，都属于女主人责无旁贷的工作。而且，万一丈夫撇下一家老小离开人世，针线活还可以成为女人最现成的谋生手段。

　　我就剩下你一个了，你可一定要结结实实地呀，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呀”妈妈这么唠叨着，把静雄紧紧地搂在了怀里。夜里醒来，每每看见妈妈坐在静雄的枕边，就着昏暗的油灯一针一线地做着活计。

　　――山田花袋《小小鸽子》

　　但，随着制衣业的发展，缝纫在主妇生活中所占比重呈递减趋势。现代人会钉个扣子、缝合个开线便足以应付生活，针线活已不再是妇女必须承担的劳动了。因此，二战前儿童文学中常见的做针线活的母亲形象在现代作品中已很难找到。同样，母亲洗衣、打扫卫生等场面也不再被儿童文学家们所津津乐道了。

　　3.育儿

　　如上，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大减轻了妈妈们的家务负担，但“育儿”却一如既往是妇女的天职。虽然如此，母亲们的育儿观念的转变还是不容忽视的。

　　弟弟不再哭了，但他的脸色很难看，愤愤地回头瞪着我。妈妈把弟弟安顿到床上躺下，便来找我算账：“文一，你怎么能胡来呢。真弄成个残废什么的可怎么办呐。你爸又不在家，弟弟伤成这样，我可跟你爸怎么交代呀。”

　　――市川铁太郎《兄弟打架》

　　可见，在旧时，虽然是母亲在拉扯孩子，但说到底她们只是在按一家之主――丈夫的旨意行事，有关孩子问题的最终决定权并不在母亲手里。但是，二战以后，家长制土崩瓦解，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育儿问题上她们有着与丈夫同等的权利，或已成为超越丈夫的主要责任者。

　　三、结束语

　　如上，本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儿童文学中母亲形象的变化做了一个粗略的考察。归根到底，这种变化只是社会变革的一个侧面。但，即使是在“後�@ぎを育てる”(养儿继承家业)、“老後を�Bってもらう”(养儿防老)等观念日趋淡漠，女性自强自立的现代，唯有一点是恒古不变的，那就是母亲对子女无私、仁慈的爱。它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永恒，母亲的伟大也正表现于此。

　　注释：

　　①严谷小波(1870-1933)，明治、大正时期日本儿童文学家，代表作有童话《黄金丸》等，被誉为“お伽のおじさん”(童话大叔)，“近代�雇�文学の祖”(近代童话之祖)。

　　小川未明(1882-1961)，日本童话作家，被誉为“日本童话之父”、“日本的安徒生”，日本的儿童文学理论界更是把他说成是日本近代儿童文学史上一个巨大的、影响深远的存在，把他的童话说成是日本近代儿童文学的起点。代表作有《红蜡烛与美人鱼》《金环》《牛女》《黑色的人影与红色的雪橇》《月夜与眼镜》《野蔷薇》等。

　　铃木三重吉(1882-1936)日本近代小�h家、�雇�文学家，被誉为“日本の�雇�文化�\�婴胃浮保ㄈ毡径�童文化运动之父)，代表作有《湖水之女》《赤鸟》等。

　　②坪田让治(1890-1982)，日本现代儿童文学作家，日本艺术院会员，代表作有《妖怪的世界》《风中的孩子》《孩子的四季》等。

　　③はらみちを(昭和3年-)，现代日本诗画家，自幼患小儿麻痹症，靠母亲每日背着上学完成学业，尤以“母亲与孩子”为主题的诗画作品闻名于世。

　　④文中斜体字部分为日本儿童文学作品的引用，全部为笔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