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论文(2)
张爱玲小说相关论文篇3
试谈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服饰美学观
引言
20世纪40年代，大上海当红女作家张爱玲注重服饰的修饰早为众人所知。张爱玲对服饰的痴迷不是停留在表面上的华丽，追求服饰内涵和古典美结合的她常常津津乐道地谈及自己对服饰的见解，甚至这一点也成了她在文学作品中与众不同的特色之一，她的独树一帜还表现在日常服饰颜色搭配超乎常理的大胆犯冲，她这种用服饰话语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张扬自己的个性，在同行中堪为罕见。
张爱玲还把自己对服饰钟情的研究沉淀成文化底蕴，把人物内敛的性格、情感变化都通过服饰的变化表达出来，这也是文学作品中罕见的写作手法。张爱玲对服饰文学的追求和渴望或许是她自身需要服饰来烘云托月的表现，亦或是她想结束颠沛流离生活而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再或许是对与众不同家族史的回顾关照。无论哪种可能，都能看出张爱玲把淤积的情感借助服饰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她作为个体生命体验人生、观察人生的独特思考。
一 从张爱玲的家族史追溯她和服装的渊源
富于传奇色彩的张爱玲出身名门望族，清末宠臣李鸿章的小女儿就是张爱玲的祖母，而个性耿直，敢于弹劾大臣、评议朝政的“清流派”成员张佩纶就是张爱玲的祖父。其母黄逸梵也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张爱玲的外公是湖北的一个提督，“钟鸣鼎食之族，替缨冠玉之家”是她家族的真正写照。随着清朝的完结，张家的荣耀也接近了尾声。张爱玲的童年印象里留下了没落家庭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也为她日后写作提供了丰厚的素材。嵌入张爱玲童年世界里的还有在晒出来的衣服下穿行，衣服的色泽、香味、质地成为了她记忆里无法抹去的一部分。
于是，她的作品里经常出现家族末世繁华中捕捉色泽亮丽的衣服，织成文字片段装饰她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她的这部分记忆是一笔无法替代的财富，为她成为高品位作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见，创作离不开生命的亲自体验，只有亲自体验到的写出来才最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为了让读者能够深刻体验到这种服饰文学，她每一部作品里都会潜心酿造字句珠玑，良好的出身、优越的家境，让她汲取了深厚的古典文学营养，她所涉猎的古今中外的文学铸就了她的修养。她的作品很少见到关于战争、革命、严肃、沉重的话题，可见她本人并不接受这类文学作品，她喜欢倾情打造人情味道浓郁、生活气息浓厚的作品。
在张爱玲的后期作品中，经常可以窥探出张爱玲虽然出身望族却想拥有平凡人生，这是她家族生命展示出的细节，影响了她透视人生、感悟人生、把握人生的看法。这种人生经历使得她的精神世界里经常出现一些虚实不定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唯有寄托在衣服文学、衣服语言上才能够得到诠释和满足。在张爱玲作品的主意识流里，衣服就是家，衣服就是生活环境，她把自己对服饰的情节用互文置换的方法在作品中展现出来。可见，张爱玲的家族史与她强烈的服饰情节渊源很深，她用服饰家园的意识，在作品中塑造自我，塑造他人。
二 张爱玲小说中人物塑造和服饰的相关性
文学来源于生活，反映的也是生活，一部作品的形成往往和作家的经历、人格、性格、灵性等主观因素有关，也和作者自我表达情感、认识及对社会的理解程度、态度、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最主要的作者本人审美的自觉性直接影射到作品中，一如张爱玲，可以断定，没有谁能对服饰痴迷到如此地步，她对服饰的迷恋情节已经成为她作品的个性体现。她不惜纸张在作品中浓墨重彩地描绘着不同人物的不同服饰，用服饰塑造个性不同的人物已经是她惯用的特有方法之一，她甚至可以准确的把人物命运的转折、情绪的改变用不同的服饰细腻地表达出来，包括复杂的、抽象的心里活动依然如此，这种创作手法是独辟蹊径的，不过，这种尝试可以证明人物形象的塑造可以依托服饰来表达得更完美。
1 人物性格可以用服饰语言来表达
张爱玲在作品中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完善可以通过设计服装来婉转表达出来。当人物内心世界处于复杂的环境里也可以通过设计服饰来完善人物的思想内涵。张爱玲用服饰暗示人物性格不留斧痕，宛若天然，顺手拈来，且栩栩如生，蕴含丰富，个性鲜明，印象深刻。流连于服饰的五彩斑斓就可以打造平凡人物或悲或喜的故事人生，这的确是一种绝无仅有的写作手法。
张爱玲的作品《半生缘》中有个文静单纯的上海小户人家的女儿，这是个既事故又纯真、既活泼又热爱生活的女子，对曼祯这个人物形象的定格是与她的服饰描绘有着直接关系的。曼祯和世钧的初相识是在一个店面不大的小馆里，“却有一个少女朝外坐着，穿着件淡灰色的旧羊皮大衣”，“她在户内也围着一条红蓝格子的小围巾，衬着深蓝布罩袍，倒像个高小女生的打扮。蓝布罩袍已经洗得绒兜兜地泛了灰白，那颜色倒有一种温雅的感觉，像有一种线装书的暗蓝色封面。”
这两段文字的阐述足可以推断出人物性格如何，淡灰色既可以暗示家境不过如此，也可以折射出人物如衣服一样不事张扬，含蓄、平淡、温和、低调;而另一个人的出场则是另一番光鲜：“穿着一件苹果绿软缎长旗袍，倒有八成新，只是腰际有一个黑隐隐的手印，那是跳舞的时候人家手汗印上去的。――一头发乱蓬蓬的还没梳过，脸上已经是全部舞台化妆，红的鲜红，黑的墨黑，眼圈上抹着蓝色的油膏，远看固然是美丽的，近看便觉得面目狰狞。”
一个交际花出身的曼璐就这样在读者心目中烙下了印痕，而且那件八成新的旗袍足可以推断当时上海如斯者泛泛皆是。毋庸赘言，人物性格全在这惊心描绘的服饰里隐藏着、宣泄着。而大户出身、生性骄傲的又该如何出场示人哪?“穿着件翠蓝竹布袍子，袍叉里微微露出里面的杏黄银花旗袍。她穿着这样一件蓝布罩袍来赴宴，大家看在眼里都觉得有些诧异。”一个城府深、思虑远、善于表演的翠芝因为世钧出席，故而假装矜持高贵，故意放下身价寻了这么一身行套，可见作者独具匠心的服饰描绘，似乎已经暗示着故事的来龙去脉，甚至定义了人物命运的终结了。
再者《花雕》中不善于交际、性格沉静的川嫦，是在这样的一段服饰描绘中体现性格的：“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线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丝袜还没上脚已经被别人拖去穿了，重新发现的时候，袜子上的洞比袜子大。”一个不修边幅的人物就这样鲜活地跃然于纸上了。川嫦在等待相亲一段的文字也可以透视出女卫悦己者容的缜密心思：“她穿着一件葱白素绸长袍，白手臂与白衣服之间没有界限;戴着她大姐夫从巴黎带来的一副别致的项圈。”与常规相反的刻意穿着，凸显了此刻人物的性格。这位活的真实的川嫦是张爱玲最少批评的人物形象之一。
在《封锁》中吴翠远的那件白洋纱旗袍，《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如同赛金花一般的葛薇龙的浅薄轻浮，暗示了她必走沦落之路的命运终结，可见，人物性格完全通过服饰描绘就得以尽善尽美了。也可以笃定的说，小说里人物装束是有艺术性和目的性的，它体现作者的文化诉求，人物装束也为灵魂世界里的凸显角色服务。
2 人物命运可以用服饰语言来描述
张爱玲最善于用不同服饰来表达不同的内心世界和不同的人物命运，她还会把同一个人遭际不顺时的穿着也进行详细的描述，即不同场合中的不同服饰搭配。张爱玲的小说中女子大多都是固步自封、幽闭、压抑形象。如《金锁记》中，七巧几次命运遭逢都与她的服饰关系密切，七巧的生命历程完全用服饰的动态描写展示得一览无余。婚前的七巧：“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有时她也上街买菜，蓝夏布衫裤，镜面乌绫镶滚。”充满活力、健康朴素的七巧是那样美目清晰，而婚后的七巧：“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着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镶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子。”俗气、自卑、张扬、虚空，全在这服饰的语言里了。可见，服饰预示了七巧的悲惨人生命运，服饰细节和命运细节完美的结合。
三 张爱玲的服饰美学观
张爱玲把服饰当做人生诉求的文字符号，从她的符号里我们可以嗅得一股股芳香的美学味道，张爱玲的服饰思想恰恰体现了“中国服饰审美文化，是社会历史的富有个性的理性精神及其美学思想兼容并包的融汇渊薮，乃至兼收并蓄的承传载体”。生逢末世的她叛逆于封建家庭，却不乏留恋;她皈依于都市文明，却又傲视这一切。她游离于战争，却又改变不了飘蓬，唯有诉求于服饰语言，精神乐园才得以圆满。她穿着接近诡异，足可以推断出她对不平凡人生的憧憬和渴望，然而她有希望自己的一生无坎坷般的平淡，矛盾的心里职能让她在文字里或虚或实的诉求着。婚变、出国，一生坎坷的她只能安于写作，至少，小说里的人物命运、服饰语言可以无条件地满足她，安慰她渴求的灵魂，满足她际遇不平的宣泄。她喜欢闲适的水蓝色，更喜欢刺激的宝蓝、鹅黄，颜色的相冲相撞正是她对命运的一种反抗。可见，张爱玲爱美、爱生活、爱服饰、爱文学，她工于文学，更工于服饰文学。
结语
通过追溯张爱玲的家族史，可以断定她对服饰情节的渊源之深源于她的出身。对她的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服饰描绘可以得出服饰是她精神世界里最唯美的语言，她的才气、她的古典美都是通过服饰情节展现出来的。结合她一身的经历审视她的服饰情节和为人之风，年轻时的大胆憧憬，年老时追求的服饰简洁流畅，无论何时，她的为人都品质端良。她的一生都用高雅脱俗来追求美、塑造美，用服饰来宣泄情绪、表达认知，服饰就是她的语言文学。
因而，我们可以说，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描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映了她的服饰美学观，而且她运用了服饰这种独特的文学语言大胆揭示出了当时社会中的女性对于社会伦理的感性体验与智慧表达，充满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女性对于服饰的独特理解与深入观察。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服饰并不再是简单的取暖之物，而是涵盖了对于当时社会传统、历史以及政治等严肃话题的看法，只不过她的这种服饰美学观的表达，是对这些话题的唯美讨论而已，也探寻了女性生存的终极含义。张爱玲对小说中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的服饰进行量身定做，以一种独特的视角解析了女性的传统内涵与新兴意蕴，还原了女性独有的美丽天性。应该说，张爱玲的服饰描写中渗透了她的服饰美学观，进而表达了她的主观个人情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
张爱玲小说相关论文篇4
试谈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改编
一、引言
张爱玲本人就是一位电影爱好者。17岁写出生平的第一篇影评后，她对电影的痴迷程度进一步加深。电影的表现手法也逐步融入她的小说中。品读张爱玲的小说时，经常会有一种强烈的电影感扑面而来。张爱玲把小说和电影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浑然天成地融合到了一起，因而张爱玲的小说又被称作“纸上电影”。表面上看，张爱玲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无论怎么演都会精彩，实际上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改编包含了现当代文学、文艺学和电影学等多种学科领域的内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跨学科实践过程，其中有许多的视觉影像因素都是很难转换和互译的。
二、张爱玲小说改编的概述
当代对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改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且大部分集中在港台地区。1984年，许鞍华导演执导的电影《倾城之恋》上映后在当时的文学界和影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是张爱玲所著的小说中第一个被改编成电影的。1994 年，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被导演关锦鹏改编成同名电影。1997年许鞍华导演又把张爱玲的长篇小说《十八春》改变成电影《半生缘》。2007年由李安导演执导的《色?戒》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荣获金狮奖。它是由张爱玲所著的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色?戒》浓缩而成的。
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改编历经20余载，电影人为何钟情于改编张爱玲的小说?从张爱玲的小说出发，把她的小说进行电影改编很有卖点。因为小说里描写的故事内容具有通俗化、女性化、商业化等符合大众口味的特点。而且故事的主人公大都是上海没落淑女，故事情节充斥着传奇色彩， 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小资情调也迎合了大众的通俗口味，非常适合改编成电影。从电影的角度出发，蒙太奇被称作电影的灵魂，是电影艺术基本的表现技巧，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蒙太奇技巧。张爱玲的小说将电影和文学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
三、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改编艺术特色
(一)对原著较忠实的还原
名作改编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尤其是改编张爱玲的作品。张爱玲的小说调动了一切感官因素，具有极强的画面感。读者阅读张爱玲的小说，时常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而张爱玲对电影技巧的运用也使其作品具有独特的个性。无论改编者如何谨慎，影片上映后都逃脱不了毁誉参半的命运。所以改编者在改编张爱玲的小说时都保持了对原著较忠实的还原。以下内容以《倾城之恋》《半生缘》《色?戒》三部影片为例，分析改编者在将张爱玲的小说进行电影改编时是如何既保留原汁原味的张式韵味，又体现出作品的思想内涵的。
《倾城之恋》是对张爱玲小说还原最忠实，也是改编最早的一部电影，它由许鞍华执导，周润发主演。许鞍华导演几乎完全按照原著的叙事方式将整个故事用电影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原著《倾城之恋》的开头，张爱玲描写了“咿咿呀呀的胡琴声”，以凄凉的听觉感受为整个故事情节的开展奠定了苍凉的基调。许鞍华导演的同名电影，对以上文本内容的拍摄方式基本忠实于原著，以伶人唱戏声作为音响，为电影拉开了序幕。甚至在处理台词的问题上，许鞍华导演都大量使用了张爱玲原著中的文学语言。譬如范柳原和白流苏在卡车上逃难时目睹了香港遭炮弹袭击，范柳原突然感慨道：“这一炸不知道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
1997年许鞍华导演又根据张爱玲的经典小说《十八春》改编了一部名为《半生缘》的电影。影片中，许鞍华依然遵循忠实还原原著的原则，以原著的故事发展情节为影片主干，以原著中的文学语言为台词。由于电影在时间上的局限性，电影《半生缘》在处理原著《十八春》的细节时，采用了直接省略的方式。譬如在原著中，张爱玲对许叔惠与石翠芝的心理变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而影片中仅仅通过二人在南京泛舟和爬山几个简单的情节交代了许石二人的感情变化，直接省略了原著中二人通信的情节。
在影片的叙事手法上，许鞍华导演也改变了原著中以沈世钧的回忆为视角的倒叙，而是以顾曼祯18年前遇到沈世钧时的场景与内心独白作为开头，然后再进入故事的倒叙内容。许鞍华导演此次改编与原著最大的不同就是故事的结局。许鞍华在影片《半生缘》中直接以18年后二人再次相聚却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为结局。这样的结局一刀斩断了二人结合的希望，以一股悲凉感戛然而止。而原著《十八春》在故事的结局部分描写了张豫瑾与顾曼祯在经过18年的曲折人生路后一同参加了国家刚解放时东北的建设。这样的描写为故事的结局留下了一道光明的“尾巴”，暗示了二人结合的希望。许鞍华的改动反而恢复了绘尽人世苍凉的一贯风格。
由李安执导的张爱玲同名小说《色?戒》与《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相比更加忠实原著，几乎全盘照搬原著的再现式叙述。此外，为了使影片内容与电影的表现手法和观众的观看习惯相符，李安导演对叙事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增删，把整个事件的发展顺序也进行了调整。
(二)独白与旁白的大量使用
张爱玲的小说对人物心理刻画比较细腻、准确。她的小说中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时常能够触动读者的心灵，引起读者的共鸣。在作品中，张爱玲对人物的潜意识和种种微妙的心理变化把握得精准而深刻。然而，这种抽象的潜意识和心理活动是无法用电影手法来表现的，这是小说进行电影改编最大的难点。电影与小说最大的差别就是它不能用抽象的文字去刻画人物心理，只能用镜头语言和演员的肢体语言来表现人物的心理。改编张爱玲小说最大的障碍就在于无论是镜头语言还是演员的肢体语言，都无法具体展示人物的心理变化。在改编张爱玲的小说时，许鞍华和关锦鹏两位导演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都使用了大量的独白与旁白来展示原著中人物细腻、复杂的心理状态和心理变化。
影片《半生缘》的开头部分就是曼祯回忆时的大段心理独白，影片中间部分也是以独白的方式展示沈世钧回忆及挣扎时的心理变化。影片《红玫瑰与白玫瑰》也是以一段有关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经典旁白开场。
(三)以镜头语言对 “ 张氏味道 ” 进行还原
张爱玲的小说中弥漫着一种独特的怀旧味道。这种“张氏味道”是张爱玲的作品能够成为经典不可或缺的因素。它来源于张爱玲在小说中对旧上海独有的场景的营造和充斥在故事当中的悲凉的情怀。比如张爱玲作品中镂着雕花的窗棂、湿漉漉的小巷、夕阳斜射下路旁栽满法桐的街道都是旧上海独有的场景。张爱玲小说中的悲伤情怀和传奇色彩对广大读者也是极具吸引力的。可以说这种独特的“张氏味道”是张爱玲小说的灵魂，也是吸引读者的关键。因此，改编张爱玲的小说，以镜头语言对“ 张氏味道” 进行还原是必不可少的。区别在于导演的风格不同，对“张氏味道”的表现程度和表现手法也就不同。
由许鞍华导演的《倾城之恋》中体现的“张氏味道”最为简朴。许鞍华导演运用最简单的镜头语言向观众呈现原著中那斜晃在玻璃纸上懒懒的夕阳、镂着雕花的窗棂和那阴冷的海风。这些清冷、苍白和悲戚的镜头语言恰恰是对张爱玲笔下“繁华而苍凉”氛围与场景最好的诠释。由关锦鹏导演执导的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饱含其鲜明的个人特色。关锦鹏还原出的“张氏味道”给人一种瑰丽的感觉。
他通过不同的画面构图和不同的色调，向观众展现红玫瑰与白玫瑰不同的性格。他利用两间浴室布局摆设的不同展示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差异。灯光昏暗、雾气弥漫的浴室，体现了红玫瑰娇蕊的热烈与风情的性格。哗哗不绝于耳的水声代表着红玫瑰的情欲。而白玫瑰烟鹂的浴室则干爽亮洁， 方整白净的瓷砖象征着白玫瑰的贞洁。平整地贴在墙面的手绢则显露出白玫瑰冷淡的性格和生活上的洁癖。
四、女性意识
在张爱玲小说改编电影作品中的体现在对女性意识和心理的深入透析这一方面，张爱玲的小说很难被超越。她解构了中国传统的女性形象，对女性心理的剖析十分准确和深刻。她始终站在女性的角度，尝试叙述她们或喜或悲的人生。她笔下的男人通常都是让人失望的，而她塑造出的女性形象却格外精彩，与其他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极为不同。她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展示了整个上海、家庭中的悲欢离合，揭示了女性独具的生命体验和隐藏在人性深处的秘密。她的小说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翻开了新的篇章，促进了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20世纪以后张爱玲的许多小说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如何在改编的电影作品中体现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成了一个非常复杂且值得研究的问题。
许鞍华在改编张爱玲的小说《十八春》时，极尽可能地保留了张爱玲原著中的女性意识。影片刚开始以女主人公主观上的视角代替了原著中刚开始时世钧进行回忆的情节。导演许鞍华用独特的女性视角为影片营造了一种充满了悲凉、静寂的灰色基调。曼桢被祝鸿才施暴的情节，在小说文本中没有任何细节上的描述，但是字里行间却充斥着残酷冷漠的气息。
“乘着还没醒过来，抱上床去脱光了衣服，像个艳尸似的，这回让他玩了个够，恨不得死在她身上，料想是最初也是最后一夜。”在面对这样冷酷又熟悉的世界时，张爱玲显得十分冷静，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这冷酷的气息湮没。践踏和蹂躏曼桢的不仅仅是祝鸿才，而且是整个无情的社会。女性与整个社会的联系完全断裂开来。影片在展示这一部分情节时镜头停留在了门外，依然深刻体现了对女性的同情。观众在房门之外听着门内曼桢痛苦的声音却无能为力。那声音像一把铁锤敲打着人的良知与社会伦理道德。电影中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刻画充分体现了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五、结语
随着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受众阅读文学作品的渠道也越来越广泛。相比而言，受众更倾向于通过电影、电视等介质接触文学作品。改编出的电影作品水平参差不齐，受众对改编作品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而由于张爱玲的书迷们对原著的狂热，以至于产生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感觉。无论电影如何改编，都无法取代原著在他们心中的位置。所以张爱玲的小说经过电影改编大都难逃毁誉参半甚至被苛责的命运。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媒介转换和融合有利于受众通过多元渠道接触经典文学作品。对受众而言，影视作品是对文学作品的具象化，好的影视作品的改编有助于激发观众对原著的兴趣，加强对原著的理解，从深层次的角度跟随导演解读文学作品。由此可见，电影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并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将小说进行电影改编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无可否认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有些电影投资商从商业利益出发，为吸引观众眼球，不尊重文学原著，胡编乱造，甚至将小说内容和人物形象完全颠覆，以制造商业噱头。电影人只有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改编出更多更优秀的电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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