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国际法的论文
国际法渊源是国际法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但是其含义如何界定,诸渊源之间是否存在位阶,何种位阶等问题,在理论界仍未形成定论。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国际法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有关国际法的论文篇一
《 完善我国专利权限制制度研究 》
摘要：专利权是国家授予专利权人的一种独占权,对专利的保护有利于更好地激励发明成果的产生并推动发明的商业化。但如果对专利权的保护超过了“度”的限制, 所损害的就是整个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各国法律都不同程度地对专利权进行必要的限制，以确保在授予社会个体专利独占权的同时不会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我国《专利法》亦规定了具体的专利权限制制度，但仍存在若干不足之处。我国《专利法》应明确定位先用权制度的利益倾向，应明确承认专利权的国际穷竭原则，应增强强制许可制度的可适用性，从而使我国的专利权限制制度更加完善，符合市场经济 发展的需求。
关键词：专利权限制 先用权 权利穷竭 强制许可
一、对专利权合理限制的必要性
专利权是国家授予专利权人的一种独占权，是国家对发明人进行创造性劳动取得智力劳动成果并将其公布于众的回报。专利权是一种私权利，但专利权人往往从自身利益考虑，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 采取不实施专利或者不愿意充分实施，或在专利许可中不正当的限制交易等方法，以保护其独占权以期在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专利得不到实施不但不能推动社会发展，反而会阻碍技术应用。于是，在社会公共利益与专利权人私人利益之间便在发生了利益冲突。对专利权人的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可以协调专利权人的权利和义务，平衡专利权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有利于缓解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正如博登海默所言: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 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 [1]
2003年12月，韩国爆发大规模禽流感，禽流感病毒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治疗禽流感的药品由瑞士罗氏(Roche)公司生产。罗氏公司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自身生产能力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依据其药品专利权人的地位，拒不授权其他制药企业生产，拒绝提供专利所保护的配方和生产工艺。之后，罗氏公司在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世界各方的压力下，态度才有所改变。专利权作为一种财产权，排他性是它的必然属性, 保障专利权的独占性自然是保障创新的重要手段, 但如果对专利过度保护, 甚至连基本的生命保障都受到威胁时, 可能是重新思考专利权的定位的时候了。因此，对专利权进行合理的、科学的限制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专利法》中规定了对专利权限制的若干制度，如对专利权客体、授予条件、期限的限制制度，专利权的效力终止制度，宣告无效制度，强制许可制度，先用权制度，善意侵权制度，权利穷竭原则，计划实施许可制度，临时过境制度，专利侵权豁免制度等等。但是笔者认为我国《专利法》中规定的专利权限制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专利权限制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先用权制度定位不明确
所谓先用权，是指在专利申请日之前，独立研究出与申请专利发明同样的发明或者通过合法途径获知该发明创造内容的人，在国内已经实施或者为实施该发明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在他人申请专利以及获得专利授权之后仍可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实施该发明的权利。先用权制度是为弥补先申请原则的不足而设立的一种重要的专利权限制制度。而我国专利法中关于先用权的规定，存在如下缺失。
1、对先用权实施行为的类型的规定过于单一
我国《专利法》第63条第1款(二)将先用权实施行为类型仅仅限定在“制造”和“使用”两种方式上。而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实体专利法条约》草案的规定，能够产生先用权的行为，对于产品专利来说，不仅包括制造专利产品，还应当包括销售、许诺销售、使用进口相同的产品;对于方法专利来说，不仅包括使用该方法专利，还包括销售、许诺销售、使用进口依照该方法所直接获得的产品。从先用权设立的本意来考虑，先用权的规定旨在克服先申请原则的不足，豁免先用者的侵权责任。如果只允许先用者继续其制造、使用行为，而不允许其通过其他方式处置其产品，那么生产出来得产品只能堆放在仓库，而先用权制度也就只是一纸空文。
2、对先用权实施行为的范围的规定不明确
我国《专利法》规定，先用权人有权在制度“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这里的“原有范围”具体指什么，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在理论界，对此也颇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原有范围是“指其产量一般不高于专利申请提出时的产量”“包括专利申请提出时原有设备可以达到的生产能力，或者根据原先的准备可以达到的生产力”[2]。也有学者认为，先使用权的“原有范围”是指: (1)实施人的数量,先用权只有先用权人本人才能享有,先用权人不得颁发许可证;让其他企业生产、销售享有先用权的产品,也不得将属于他本人的使用方式,通过合同关系分配给第三人。(2)原有的产业领域,先用权人可以在其原来所从事的产业领域内实施其发明创造。(3)原有的实施方式,先用权人只能以其原来所掌握的发明创造的程度为凭去继续实施[3]。对先用权实施行为的范围规定不明确，容易导致实践中的争议。
(二)未规定专利权的国际穷竭原则
专利权的权利穷竭原则是一项重要的专利权限制制度，其设立目的在于防止专利权保护超过合理限度而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市场流通秩序。权利穷竭是指享受某种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由知识产权人或其所许可的人首次销售或通过其他方式转移给他人以后,知识产权人即无权再干涉该产品的使用和流通[4]。
目前世界各国对专利权的权利穷竭原则主要分为两种:“国内用尽原则”和“国际用尽原则”。专利权的“国内用尽原则”是指专利权的效力限制应当仅限于国内，在一国将专利产品投放市场而使其专利权耗尽并不导致该专利权的效力在国际市场上也耗尽。专利权的“国际用尽原则”是指专利权人在首次合法售出专利产品后，其基于这些特定产品的专利权效力不仅在本国耗尽，同时也在国际市场上耗尽。
我国《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一)对专利权国内穷竭原则作了规定。同时，我国《专利法》第11条明确规定专利产品的进口权是专利权人对其专利拥有独占实施权的一种，他人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不得实施。因此可以认为我国《专利法》不承认专利权国际穷竭。
专利权国内穷竭原则虽然有利于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却导致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违法，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商品及各种生产要素在各国的自由流动，妨碍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影响国际自由贸易的发展。而且我国的国情是专
利技术主要是从发达国家流入，进口到我国，适用专利权国内穷竭原则不利于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
(三)强制许可制度可适用性不强
强制许可制度是一种典型的专利权限制制度。强制许可是指在特定条件下由有关国家机关依据法定程序，不经专利权人同意，把使用专利权的许可授予申请使用该项权利的特定人，其实质是通过行政权力违背专利权人私人意愿以保障社会利益的一种专利权限制制度，具有强烈的公益色彩。
我国《专利法》中规定的强制许可有三种情况：为公共利益目的的强制许可、普通强制许可和交叉强制许可。但是从该制度设立至今，一次也没有适用过。笔者仅就普通强制许可制度分析一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1、普通强制许可中未规定附属非专利技术的一并许可
对一项专利进行成功的商业性使用, 除了需要该专利本身外, 还通常需要与该专利有关的一些基础性技术设备以及实施该专利所必须的其他附带转让的非专利技术。然而在强制许可的条款中一般并不包括这种附属的非专利技术。当强制许可的申请人并不掌握这些专有技术且又没有从专利权人那里获得这些专有技术时, 即使专有行政部门把该专利强制许可给他使用, 他也会在以后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阻碍人们提出强制许可的申请。
2、对提出普通强制许可申请的时间限制过严
我国《专利法》规定强制许可的申请人提出申请的时间应是专利权人被授予专利权后已满三年, 如果未满三年,申请人不能请求强制许可。因为专利权人在提出申请或者授予专利权之后往往需要一定时间准备才能实施其发明，所以如果要求专利权人在提出申请或者获得专利授权之后立即开始实施，否则即申请实施强制许可，这对专利权人来说过于苛刻。但是在当今社会, 科学技术及发明创造日新月异, 三年的时间很可能专利具备的新颖性特征已经不存在了, 再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去申请强制许可, 现实意义及商业价值已经不大了。于是就出现了理论上十分必要的强制许可制度在现实中毫无作用这种尴尬的局面。
3、对普通强制许可的适用条件的规定过于苛刻
我国法律只规定在专利权人不实施专利的情况下才可以申请强制许可。依其规定在专利权人实施但是并未充分实施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他人无权提出普通强制许可申请。《巴黎公约》要求在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不实施，以及不充分实施两种情况下均可对其申请强制许可。也就是说，我国《专利法》对普通强制许可的要求高于《巴黎公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强制许可制度的应用。
(二)未规定专利权的国际穷竭原则
专利权的权利穷竭原则是一项重要的专利权限制制度，其设立目的在于防止专利权保护超过合理限度而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市场流通秩序。权利穷竭是指享受某种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由知识产权人或其所许可的人首次销售或通过其他方式转移给他人以后,知识产权人即无权再干涉该产品的使用和流通[4]。
目前世界各国对专利权的权利穷竭原则主要分为两种:“国内用尽原则”和“国际用尽原则”。专利权的“国内用尽原则”是指专利权的效力限制应当仅限于国内，在一国将专利产品投放市场而使其专利权耗尽并不导致该专利权的效力在国际市场上也耗尽。专利权的“国际用尽原则”是指专利权人在首次合法售出专利产品后，其基于这些特定产品的专利权效力不仅在本国耗尽，同时也在国际市场上耗尽。
我国《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一)对专利权国内穷竭原则作了规定。同时，我国《专利法》第11条明确规定专利产品的进口权是专利权人对其专利拥有独占实施权的一种，他人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不得实施。因此可以认为我国《专利法》不承认专利权国际穷竭。
专利权国内穷竭原则虽然有利于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却导致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违法，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商品及各种生产要素在各国的自由流动，妨碍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影响国际自由贸易的发展。而且我国的国情是专利技术主要是从发达国家流入，进口到我国，适用专利权国内穷竭原则不利于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
(三)强制许可制度可适用性不强
强制许可制度是一种典型的专利权限制制度。强制许可是指在特定条件下由有关国家机关依据法定程序，不经专利权人同意，把使用专利权的许可授予申请使用该项权利的特定人，其实质是通过行政权力违背专利权人私人意愿以保障社会利益的一种专利权限制制度，具有强烈的公益色彩。
我国《专利法》中规定的强制许可有三种情况：为公共利益目的的强制许可、普通强制许可和交叉强制许可。但是从该制度设立至今，一次也没有适用过。笔者仅就普通强制许可制度分析一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1、普通强制许可中未规定附属非专利技术的一并许可
对一项专利进行成功的商业性使用, 除了需要该专利本身外, 还通常需要与该专利有关的一些基础性技术设备以及实施该专利所必须的其他附带转让的非专利技术。然而在强制许可的条款中一般并不包括这种附属的非专利技术。当强制许可的申请人并不掌握这些专有技术且又没有从专利权人那里获得这些专有技术时, 即使专有行政部门把该专利强制许可给他使用, 他也会在以后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阻碍人们提出强制许可的申请。
2、对提出普通强制许可申请的时间限制过严
我国《专利法》规定强制许可的申请人提出申请的时间应是专利权人被授予专利权后已满三年, 如果未满三年,申请人不能请求强制许可。因为专利权人在提出申请或者授予专利权之后往往需要一定时间准备才能实施其发明，所以如果要求专利权人在提出申请或者获得专利授权之后立即开始实施，否则即申请实施强制许可，这对专利权人来说过于苛刻。但是在当今社会, 科学技术及发明创造日新月异, 三年的时间很可能专利具备的新颖性特征已经不存在了, 再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去申请强制许可, 现实意义及商业价值已经不大了。于是就出现了理论上十分必要的强制许可制度在现实中毫无作用这种尴尬的局面。
3、对普通强制许可的适用条件的规定过于苛刻
我国法律只规定在专利权人不实施专利的情况下才可以申请强制许可。依其规定在专利权人实施但是并未充分实施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他人无权提出普通强制许可申请。《巴黎公约》要求在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不实施，以及不充分实施两种情况下均可对其申请强制许可。也就是说，我国《专利法》对普通强制许可的要求高于《巴黎公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强制许可制度的应用。
有关国际法的论文篇二
《 我国企业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风险研究 》
关键词: 利用外资/合资风险/独资
内容提要: 利用外资(FDI)并不总能实现理想化的互利共赢局面，这一点在学界研究中国利用外资三十多年的具体实践中已经得到印证。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设立合资企业的风险表现为合资企业运营过程中特别是合资企业转变为独资企业时对中方投资主体的权益可能造成的影响。在国家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吸引外资的背景下，如何维护中方投资主体在合资企业中的合法权益，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西北轴承厂合资中体现的合资风险
西北轴承厂(以下简称西轴)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全国轴承行业6家大型一档企业之一、西部最大的轴承企业，其产品占全国铁路轴承市场总量的近25%，1996年，“西北轴承”作为全国轴承行业的首家上市公司，成功挂牌。在90年代的“市场换技术”背景下，西轴开始与世界第三大轴承公司德国FAG公司接触，力图用自己的市场、品牌和市场准入来换取德方的技术，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2001年西轴整体与德国依纳公司合资，德方占51%的股权。在德方人员垄断决策权的情况下，德方资金久不到位，也没有引进什么新技术，合资企业出现困难。连续三年亏损后，德方仅以2850万元(仅相当于西轴过去正常运营一年半左右的利润)全部收购了中方股份(拥有现代化设备技术和进行数字化生产和管理的企业)，变成了独资企业。[1]中方没能引进先进的技术却已丧失了市场和自己的品牌。西轴合资中体现的合资风险主要有：
(一)中方可能丧失对合资企业的控制权
合资的焦点主要是控股权的问题。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下简称《合资企业法》)中规定，在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但没有持股比例上限的规定，这就使得德方取得控股权成为可能。在西轴与德方的合资谈判中，德方坚持必须控股，否则不会合资，最终中方让步，德方享有了51%的股权，实现了控股权进而实现了对合资企业的控制权。在合资后连续三年的经营过程中中方完全丧失对合资企业的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完全由德方控制。
(二)合约风险：谈判至签约中方缺乏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意识
我国《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中规定申请设立合营企业，必须经过审批机关的批准，并列明了不予批准的情形，其中就包括第五项：签订的协议、合同、章程显属不公平，损害合营一方权益的。法条中体现了较强的行政干预色彩，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维护中方的利益，特别是在作为合资一方的中方在对合资风险没有深刻洞察的情况下，起到合资“防火墙”的作用，但事实上并未能控制合资风险的出现。中方由于合资经验的缺乏，没有仔细研究合同文本的各项条款，甚至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就草率在合同文本上签字，对已有的技术、品牌及市场准入等非货币出资的价值更是缺乏准确的评估。相较之，德方从谈判到签约始终有一个专家组，并且合资合同文本是由德方专家组起草的，拟定的合同各项条款均倾向于德方。
通过德方合资上述目的的实现，使合资转化为独资成为可能。采用独资方式是跨国公司挤垮国有骨干企业“三步走”方略的最后一步狠招，这“三步走”方略是“合资、做亏、独资”，[2]暂不论外方合资者的合资真实意图：为了占有中方的市场实现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实现对技术与管理的持有与控制，避免外溢。合资最终走向独资从公司治理层面分析是基于中外合资企业法人治理的困境，因为在只有两方股东的合资企业中，董事往往都是从本方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合资企业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而在股权对等的情况下，则会形成一种共同控制的局面，很容易造成“董事会僵局”，使得合资企业无法正常运营。另外，从本质上来说，合资各方在信息和知识等方面是不对称的，合资各方往往会在企业管理、企业文化等方面产生分歧，这将直接影响合资企业运作与管理的绩效，更有甚者会出现合资不合作的情况，影响投资效果。
(三)外资控股易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
跨国公司为了自身效益的最大化，在独资化进程中势必要压低中方企业资产价值，扩大自身股权份额，中方股份被收购时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中方将49%的股份折价，只换回2900万元只相当于西轴过去正常运行一年半左右的利润。由于我国目前的产权交易不规范，资产评估制度不完善，评估方法不科学，缺乏公正客观的国有资产权威评估机构，低估国有资产的现象就可能发生，一定程度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3]无形资产的流失更是不可估量。无形资产可以分为可确指的无形资产和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可确指的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专用技术、生产许可证、特许经营权、租赁权、商标权、版权、计算机软件、土地使用权等。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是指商誉、技术人才、客户资源和销售渠道等资源及其他一些非市场化的积累，甚至可以包括国有企业凭借政府的支持取得的垄断地位、市场限入条件、优惠融资条件等。[4]在西轴合资签约时，中方没有坚持将自己的专有技术、市场份额以及潜在的技术与市场价值等无形资产准确评估，并没有在合同文本中明确载明合资企业应如何合理使用，致使无形资产的保值增值无法实现，外方通过控制合资企业获得这些无形资产的使用权，在合资转变为独资时，中方无形资产所承载的巨大价值被外资方轻易的获取和利用。
二、企业运用外资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基于合资企业的法律性质中方应实现对合资企业的控股权
中外合资企业作为股权式合营企业，实现合资企业的控股权实际为了获得对企业的控制权。作为一项通行的国际惯例，合资企业董事会中的席位是根据合资各方投入的股权比例分配的，如果跨国公司在合资企业中总股本所占股权比例超过了半数，则认为跨国公司取得了合资企业的控制权，相应地，跨国公司在合资企业中的董事席位也就超过了半数，由于董事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原则，合资企业的董事会也就相应地处于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进而导致合资企业的经营活动被跨国公司所支配。[5]我国在合资企业的注册资本中没有规定外国合营者投资比例的上限，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中方必须控股，这与国际贸易投资协定的精神不符，建议国内企业在决定合资时，可在合约中明确外资比例的上限，即不高于49%，从而保证中方对合资企业的控股权，在合资企业以后的经营管理中才能够享有决策权，维护中方的合法权益。
(二)签约时须尽可能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
我方若以品牌、市场准入等非货币财产出资，应由双方均信赖的评估机构作出准确的评估，而外资的资金、技术应明确规定履行期限，如若因外资的资金或技术迟迟不到位，导致合资企业出现亏损，则我方可要求外方承担违约责任及相应的损害赔偿。由于《合资企业法》欠缺法律责任的规定，在具体的签约过程中，中方可以依据《合同法》合同拘束力的相关理论，明确的股东出资方面的义务和责任等条款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对于已经获得国家认证的中方品牌甚至驰名品牌，更要给予保护
外资惯常的策略是：外资在合资企业中取得控股地位后，东道国企业的产品品牌往往被束之高阁，而被国外品牌所取代。以“熊猫”牌洗衣粉为例。其原属北京日化二厂的产品，在20世纪90年代曾是一个国内知名的洗衣粉品牌。1994年，“熊猫”与美国宝洁合资，北京日化二厂以品牌、厂房等参股35%，宝洁以65%的股份控制合资公司。宝洁公司买断了“熊猫”品牌50年的使用权并支付了50年品牌使用费14亿元。为加快国外品牌取代“熊猫”品牌的进程，由外方控股的公司将熊猫洗衣粉的价格在原价的基础上提高50%，“熊猫”的品牌被合资后的新公司用经济杠杆抑制了，而宝洁却为自己旗下的洗衣粉品牌扩张铺平了道路。[6]中方若以品牌作价出资，在合资合同中可以考虑仅以品牌使用权出资，并约定合资企业成立后品牌的发展经营策略，如果合资企业运营中对我方品牌不予宣传或将品牌价值人为降低，有丧失原有价值的风险，应及时收回品牌的使用权，不能因为一时的合资之利，而忽略产品的长远发展和品牌所承载的巨大价值。
(四)改善公司治理，解决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问题
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剩余产权应归全民所有——因而实质上不属于任何人。从外部治理的观点来看，企业由政府官员负责;企业管理者向政府官员负责。然而这些官员一样是将自己视为代理人而非委托人;不是人民的代理人，而是任命他们的更高级别官员的代理人。因此，代理问题被进一步扩大。[7]长期以来，我国在企业改革和改制的进程中，对于由谁来行使作为国有资产出资者或股东的权力以及如何行使这一权利的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改善公司治理，就必须解决所有者缺位所造成的对公司管理层的控制与约束不力的问题。新《公司法》在此方面有所突破，规定国有独资公司是由国家单独出资、由国务院或者地方政府授权本级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有限公司。这就明确了在国家作为出资人的情况下由谁来履行出资人的职责问题，明确权责实现对企业经营管理者有效的监督与约束。[8]避免只顾及引进外资实现GDP增长作为某些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而牺牲企业的长远利益。
三、为实现互利共赢中方需提升对合资企业的控制力
(一)从宏观角度研究合资企业的长远发展，可借鉴产业安全理论模型
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利用外资对国内企业可能造成的影响，远不止合资演变为独资企业性质的转变这般简单，更深层次可能影响我国某些产业的安全。笔者在此引入朱钟棣学者对产业安全状态的研究和建构的产业安全理论模型，来分析我国产业安全问题。产业安全就是指一国的国民产业在国际竞争中达到这样一个状态，该国国民在得到既有的或潜在的由对外开放带来的产业权益总量时所让渡的产业权益份额最小，或在让渡一定国民产业权益份额的条件下其由对外开放引致的国民产业权益总量最大。产业安全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包括：[9]①只涉及东道国E和向东道国直接投资的F国;②对于东道国来说，在不断吸收外资的前提下，希望产业权益总量增加，但同时又不能使国民产业权益份额过小。
N轴表示产业份额权益函数;
F轴表示外资投入占产业总投入的比例;
U表示引资后的外资权益量变化曲线;
V表示东道国产业权益量变化曲线。
如图，a点表示未引进外资时，东道国产业权益的总量。由于外资技术、管理优势，在引资(F>0)的过程中，外资权益曲线U随F的增长而上扬。东道国权益量曲线的变化，则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外企的先进技术、管理，结合东道国低廉的人力资源、优秀品牌的号召力、广大的消费市场，东道国产业权益量曲线V与外资权益量曲线U趋势一致，在该产业的占有量同步增长。
通过合资控股的方式，合资外方不仅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成套生产设备以及熟练的劳动力，而且能够突破我国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的限制，通过中方的销售渠道迅速占有市场，排挤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对手。[10]直到东道国的市场、品牌和人力资源的潜力完全释放，达到b点，无论是东道国还是外资都从引资行为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此时看似处于双赢状态。西轴合资的案例中方就是希望达到“双赢”的状态。外资利用东道国人力资源生产廉价的商品，通过东道国的优秀品牌扩展了他们自己的市场，东道国从中得到制造收益。之后，东道国的优势不复存在，对外资来说，东道国的利用价值只剩下了低廉劳动力。
第二阶段(b点后)，外资技术主导开始显现。外资投入无形的技术、管理，就可以获得高额的收益，东道国在消耗大量的生产资料，付出廉价劳动力后只能拿到低收益。外资可以将生产转向更为廉价的地点，而东道国却离不开对方的先进技术，所以U曲线上扬更快，而东道国权益量曲线V却一路走低。
本文所论述的合资风险是指在a—b点之间防范合资双方零合博弈(中方权益受损而外方纯获利)而希望能够实现双赢。在b点之后就是部分学者讨论的如何使FDI技术外溢所探讨的问题。正如上图分析，中方过分依赖外方的技术及管理经验缺乏自身技术创新和高效的管理方式，而仅靠提供廉价劳动力、大量的生产资料获得短期收益，完全受制于外方，外方则为攫取更高额的利润更易趋向于采用独资形式或将生产转向更为廉价的地方，对合资企业的长远发展很不利。如何在合资过程中尽量多学习外方的先进技术及管理方式并加快自身技术的革新是实现合资企业长远发展并维护企业安全的有效途径之一。
注释:
[1]孙学文：《中国30年来创办外商企业反思研究报告》(上下)，载《探索》2009年第2期和第3期。
[2]曹秋菊、苏艳：《国家产业安全理论研究综述》，载《经济学动态》2007年5期。
[3]王涛：《契约、控制与效率——外商投资企业独资化倾向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页。
[4]张国平：《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
[5]王涛：《契约、控制与效率——外商投资企业独资化倾向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6]贾希凌：《涉外经济管制法律协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页。
[7][英]安德鲁·泰利科特：《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和技术发展》，李磊、张旭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期。
[8]余劲松：《跨国公司法律问题专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9]朱钟棣：《入世后中国的产业安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4页。
[10]张国平：《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有关国际法的论文篇三
《 澳大利亚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发展 》
关键词: 国家安全审查/《澳大利亚外国收购与接管法》/政府投资者
内容提要: 澳大利亚政府深感国家安全利益的威胁，加之不断复杂化、具有隐蔽性的金融工具在直接投资领域中广泛运用，原有的法律难于实现对这些新投资工具的统一规制。澳大利亚自2008年以来围绕以上问题，两次大规模修订其1975年《澳大利亚外国收购与接管法》及相关实施细则，并且频繁出台外资政策，这些举措澄清了国家安全的考察因素，完善了对政府及相关投资实体的规定，将新的投资工具纳入到法律规制当中，从诸多方面提高了国家安全审查标准，增强了国家安全审查力度。这些新发展，对我国进一步完善以2011年初颁布的《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为中心建立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法律制度有很大启示。
澳大利亚面对不断蔓延的金融危机，特别是集中在矿产资源领域来自他国的国有投资，这些大规模的并购掌握了某些领域几乎100%的控股权，如果这些权益在外国国有投资者掌控之下被私有化，澳大利益的战略利益面对的威胁将不断增加。澳大利亚希望调整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中的措施来加强对外国政府投资者及相关实体的审查力度，在准入阶段就将具有国家安全威胁的不利资本排除在外。与此同时，金融创新带动了结构化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这些复杂的、具有控制权隐蔽性特征的投资工具也游离于澳大利亚外资并购法的规制之外。因此，从2008年到2012年澳大利亚外资并购法的修订及相关的投资政策的出台正是对以上症结的救助，既具有较大的代表性也反映了目前的最新实践。
本文首先对澳大利亚外资并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主要内容做出概要性的评述，其次围绕澳大利亚政府为了应对威胁国家安全利益的新问题而及时出台的新外资政策、1975年《澳大利亚外国收购与接管法》[1](The Foreign Acquisition and Takeovers Act of 1975，FATA，以下简称《75年并购法》)外资并购的基本法律，《1989外资兼并与接管规则》(Foreign Acquisition and Takeovers Regulation，以下简称《89年并购规则》)[2]的修订，集中介绍并评析澳大利亚在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中“国家安全”内涵的发展，再从审查权益的扩展、外国政府投资规定的完善两个方面阐释在具体审查标准中的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为我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概要
随着投资自由化趋势不断增强，资本在世界市场的流动也愈加频繁，很多国家日益重视使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投资措施来限制不利资本流入，保障国家基本安全利益，近五年来各国利用对外资并购审查加强了国家安全审查力度。[3]由于不同国家法律体制的差异，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设计上也呈现出不同的法律特征。澳大利亚没有独立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立法，依据已有的法律形成了外资政策、外资并购法及实施细则协同运作的国家安全审查体系。其外资并购法《75年并购法》是外资并购的基本法律，同时还有相关的实施细则《89年并购规则》对并购活动的具体事项做出细化规定。相比较而言，《1989外资兼并与接管规则》修订更加频繁，这是对澳大利亚的投资政策的及时反应，成为落实国家投资政策的有效法律工具。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审查法律体制的最显著特征是财政部每年发布外资政策，此政策也是指引外国投资活动、政府进行投资管理的重要依据。
在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中，“国家安全”利益的内涵不仅决定着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范围，更作为审查标准的一部分，为国家安全审查提供了一种宏观的、抽象的参考标准。如果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仅以此作为审查标准，对投资者而言缺乏明确性和可预见性，对吸引外资的东道国政府而言在审查中也难于操作，《75年并购法》和《89年并购规则》规定了国家安全审查的量化标准，这种“国家安全”的抽象标准和量化标准的结合，使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具有了鲜明特色。
一般而言，控制规模和部门清单是国家安全审查制度通行的两个识别标准。[4]澳大利亚除了按照政策中澄清的“国家安全”利益的考察因素审核之外，更为具体的标准是按照《75年并购法》规定的“重大商业利益标准”来决定投资计划是否会带来国家安全威胁，此标准要考虑并购所在领域是否是敏感[5]和权益的规模大小。在权益规模大小方面，澳大利亚采控股所占比例和数额价值双重标准，具体的规模计算方法依据《75年并购法》第一部分13A和13B的要求进行，除了按照“重大商业利益标准”以一定的比例为限度，同时数额大小还要参考年度发布的货币限额。[6]
澳大利益外资并购审查采取强制申报和自愿申报相结合的制度。第26节规定了向财长强制申报的事项，但在第13A节对某些公司和商业活动做出了豁免安排，即某些事项不适用强制申报，这些被豁免的事项所具有共同点是并购的目标价值低于某一货币限额。《89年并购规则》的重要规则(Principal Regulations)部分对豁免的分类做了一般性规定，第13条列出了以年度为基础的货币限额指数逐年增加的计算公式。这个公式是在前一年GDP的物价折算指数基础上的适量增加额。[7]澳大利亚外资并购法对并购规模的控制不仅考虑控制力度的大小，即并购后所占总权益的比例，还同时考察用货币折算后的价值大小，以双重标准严格控制外资的并购。
二、“国家安全”内涵的发展
澳大利亚对外资进行审查的核心标准是“是否与国家利益相悖”。在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中，《75年并购法》和《89年并购规则》两部法律中并未真正出现“国家安全”的表述，而代之以“国家利益”作为判断的标准。在外资并购的审查过程中，通常财长根据《75年并购法》第18、19、20节的规定以个案为基础否决其认为可能“与国家利益相悖(contrary to the national interests)”的并购交易。“国家利益”的判断取决于财长以个案为基础的自由裁量，澳大利亚政府对这一问题不采用僵硬的审批标准，“在保护澳大利亚利益的同时，对僵硬的规则采取灵活的方法，因为僵化的规则可能会阻止有益的投资流入，而这也不是外资并购审查制度的初衷所在。”[8]
澳大利亚对“国家利益”的考察不仅依据外资并购法的规定进行，而且及时融入最新外资政策的要求，使得“国家利益”如同“国家安全”这个概念一样，成为一个动态而灵活的范畴。要对这样灵活、动态的概念进行全面而准确的把握，就要将《75年并购法》、《89年并购规则》和最新的澳大利亚外资政策结合考察。《75年并购法》在2011年外资政策颁行前，财长对一项并购申请进行“国家利益”的裁量主要考虑三个方面：(1)是否符合当前全部政府的政策和法律，特别是涉及国家利益的敏感领域;(2)是否符合国家安全战略利益;(3)是否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9]这些对“国家利益”的抽象解释仍然缺乏明确性及审查的可操作性。
2011年2月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的对外资政策[10]通过“国家利益的测评”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利益”审查的考虑因素，丰富了“国家利益”的内涵：
第一，国家安全。在评估某一投资是否会带来国家安全威胁时，澳大利亚政府要听取有关国家安全机构的建议。此前澳大利亚对外资审查是以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FIRB，以下简称外资审查委员会)单一部门的意见为依据的，此次修订后，则要求必须重视国家安全机构从整个国家宏观战略的高度对具有重大影响的投资做出的评估意见。
第二，竞争。除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进行审查之外，外资审查委员会也对外国投资进入的行业、领域所有权的集中度考察，确保外资所有权的多样性和分散性，促进健康竞争。澳大利亚在公平竞争方面的考虑不断加强，2012年颁行的外资政策特别提出“不论国内还是外国投资者，也不论投资价值的大小都必须遵守法律，其中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要求所有的投资者遵守澳大利亚的竞争政策，竞争与消费保护委员会要严格评估所有会产生竞争因素的申请，包括潜在的竞争性影响。”[11]
第三，澳大利亚政府的其他政策。主要包括对澳大利亚税收和环境目标的影响，这是为解决由于吸引外资而以当地的环境资源牺牲为代价的问题，例如，如何使这种经济的外部性转化为企业的成本。
第四，投资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从经济整体运行的角度考虑：(1)企业收购后重组带来的经济影响;(2)收购资金来源的性质，并购后当地企业的参与程度;(3)雇员、债权人和其他关系人在社会福祉方面的利益。(4)投资者开发的项目确保澳大利亚人民取得公平回报的程度，能否使澳大利亚在此领域继续保持可靠供应国。
第五，外国投资者的特征。澳大利亚政府不但会考虑投资者的商业运作透明度能否接受业务透明化的监管，而且还会考虑外国投资者的公司治理状况。若投资者为基金管理公司(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就会考虑基金的投资政策，以及基金提案是如何在并购后的企业中行使表决权的。
三、安全审查权益范围的扩展
2011年对《75年并购法》的修订通过增加一组概念，将近来新出现的由结构化衍生产品构成的扩展型权益也纳入到外资并购法中，这些扩展型权益在并购审查阶段接受统一监管。政府及相关实体的投资往往集中在一国战略性领域，澳大利亚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对这些领域的权益控制是通过对投资主体审查的强化来实现的。此二者也是此次立法修订的重点，也是对外资并购审查标准进一步的完善。
(一)“潜在表决权”、“未来权益”和“股份权益”
在《75年并购法》中增加“潜在表决权”(potential voting power)和“未来权益”(future interest)两个术语。通过这两个概念，将未来可能对权益控制产生影响的各种证券化金融工具纳入到审查阶段并购份额的计算之中，防止此种潜在的、具有隐蔽性的权益在建立运营阶段转换成现实的控制权，而在审查时规避监管。伴随“潜在表决权”出现的“股份权益”(shareholding power)也是2010年4月对《75年并购法》修订新增加的术语，将扩展性权益都纳入并购法。
《75年并购法》第一部分全新增加第14节，这一节分两个部分对这些术语做出了界定。“股份权益”是指一个公司在股东全体大会上能够投出的最大数额的表决权;[12]“潜在表决权”是指公司的股份权益，在股东全体大会上投出的以下权益：(1)因为实施此权利(不论此权利是现在实施，还是将来实施，也不论是否是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完全履行)，在将来可能会存在的权利;(2)如果实现，这项权利可以用于在公司的全体大会上投票。[13]在对“潜在的表决权”定义后，接下来的一款界定了“潜在表决权”的数额如何确定：在认定一个特定时间处于公司控制地位的人拥有多少“潜在的表决权”的时候考虑以下因素：(1)这项存在的权利如果实施，能使处于控制地位的这个人控制公司更多的潜在权利，即比这项权利不存在时处于控制地位的人多;(2)如果不能在那个时间点确认(不论从那项权利本身还是那个时候的条件来看)是否实施这项权利会导致如此的结果，都要假定那项权利在那个时候是存在的。[14]
《75年并购法》对潜在表决权的认定有别于通用的定义。在会计标准中通行的“潜在的表决权”定义是指当期可转换的可转换公司债、当期可执行的认股权证等，不包括在将来某一日期或将来发生某一事项才能转换的公司债券或者才能执行的认股权证等，也不包括诸如行权价格的设定，使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转换的实际表决权的其他债务工具或权益工具。[15]《75年并购法》与会计统计标准中的定义相比，对潜在表决权的外延扩大，将未来可能发生的，以及不论是否是在全部履行条件得到满足时产生的证券权益都包括在审查的范围之内。
相应地，第20节(3)(a)“已经拥有”(has had)、“将会拥有”(will have)也是扩大权益范围的新修订。同时，新增加第18(aa)节“对潜在表决权控制的地位”都指向未来权益。在第11节“权益份额”的定义中新增加(2a)节，“为了避免疑虑，第11节(2)(a)或(c)的权利包括按照说明、协议或者安排，不论这项安排是现在还是未来可实施的，也不管是按照条件能否全部履行”，“在确定这个人拥有的这项份额权益时，这一权益是否与特定的份额有关并不重要”[16]第11节(2)(b)和(c)的权利分别是指“不论这项安排是现在还是未来可实施，也不管是按照条件能否全部实现，此人根据信托拥有一项份额权益，按照他或她的指令可以转变为他自己的权益。”“依据期权有权取得一项权益或股权，而不论这项安排是现在还是未来可实施，也不管是按照条件能否全部履行。”除此以外，第11节(2)(a)新增修订将当事方意思自治的合同、安排也予以法律保护，纳入到可能对公司控制权产生影响的范围内。
这些新增加的概念，也将会普遍适用于其他章节，即相关章节也进行了相应的修订，这样通过从时间期限的角度将“潜在表决权”、“未来权益”提前计算，当事人意思自治达成的合同安排也予以法律确认的立法修订，扩大投资审查范围、使复杂交易工具适用统一法律，其结果是将潜在威胁国家安全的权益置于准入审查范围之内。
(二)“重大权益”和“累积重大权益”
“重大权益”(substantial interests)和“累计重大权益”(accumulated substantial interests)是《75年并购法》外资并购审查的基础概念和核心标准。以这两术语为核心的“重大商业利益标准”是澳大利亚独有的标准，也是较“国家利益”更为具体的量化审查标准。
“重大权益”指当外国投资者(和任何投资合伙人)拥有15%所有权或数个外国投资者(或投资合伙人)合计拥有40%及以上公司、商业或信托的所有权，[17]其中居民或非居民的获取不动产、信托资产均属于重大权益，必须强制申报接受审查。《75年并购法》中的澳大利亚城市土地(Australia urban land)指非农业用地。城市土地用地是借助农业用地来定义的，第5节定义部分对农业用地定义，澳大利亚农业用地(Australianrural land)是指位于澳大利亚完全并且排他性地用来从事初级作物生产活动的土地。[18]与农业用地相对应的城市土地是在1989年《75年并购法》修正案中作为单独的一整节“第12节澳大利亚城市土地权益”纳入投资法律规制之中的，建立在城市土地基础上的概念还有“澳大利亚城市土地公司”，“澳大利亚城市土地信托不动产”，[19]与城市土地相关权益成为近来澳大利亚安全审查关注的重点，历次修订都更新货币限额[20]作为强制申报的起点。
在《75年并购法》的一些章节也通过“重大权益标准”的运用，将更多更广泛的权益纳入重大利益累计的范围内。例如，第26(2)节中的拟获取澳大利亚公司的股份“shareholding”修改为重大权益“substantial interest”，修订后重大权益就不仅限于股份权益，还包括比如对一项商业安排能够施加影响的能力，这种能力构成的权益并非以股权方式表示，也不限于用比例份额来衡量。此外还有其他的立法修订，如第25(4)节将此人拥有的“期权”(an option)修订为“一项权利(包括依据期权拥有的一项权利)”(a right，including a rightunder an option)，把当前日益增加的各种复杂的结构衍生金融工具、以及新型的融资方式包括在“权利”的范围内。达到新的交易工具与原有的权益统一适用《75年并购法》的目标，使得澳大利亚外资并购法对投资权益的规制趋于统一、明确。
综上，不论是从时间角度将权益扩展到未来时刻，还是从权益影响的实质重大性角度将按比例衡量扩展到“重大权益”和“累计重大权益”，又从“股份份额表决权”转向“权益表决权”，这些法律修订都是在细化申报制度的审查标准，使《75年并购法》第26节的强制申报制度趋于完善。强制申报制度标准的高低直接影响投资者的积极性，过宽泛的权益纳入计算范围更容易限制有益投资流入，此种立法在纳入更多投资提请审查的同时，要更加审慎地做出否决，从而实现扩大审查范围而不排除有益投资。
四、外国政府投资规定的完善
(一)外国政府及其相关实体投资的界定
当前，外国政府及相关实体的国有投资、主权财富基金管理机构等这样的投资主体引起东道国的重视，但是对这样的特殊投资主体在法律中做出规定实为少数。在《75年并购法》的法律条文中，外国政府投资者则是被法律明确规定的主体之一，为当前形势下进行特殊规制奠定了基础。
《75年并购法》将审查对象分为两类：外国人(普通常住非居民，外国公司或合伙投资者，外国政府投资者)以及在澳大利亚的商业活动。在《75年并购法》第5节定义部分给出了外国人的一般定义。[21]第17节对外国政府投资者定义如下：一个实体是外国政府投资者，如果(1)这个实体是(ⅰ)外国国家政治实体;(ⅱ)构成外国国家某部分的政治实体;(ⅲ)以上两者中实体的一部分;(2)被以上(1)提到的实体所控制的实体;(3)满足了《89年并购规则》规定条件的并被(ⅰ)拥有控制的实体。[22]外国政府投资者由于其资金实力雄厚，常常以主权财富基金的方式在东道国开展投资活动，资本集中于一国的能源、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对一国发展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就很容易控制投资企业，加之具有政府背景的投资在公司治理方面基于政治性和主权性而运作不够透明，东道国担心这种投资具有非商业性的政治战略意图。其影响力和运作方式不同于非政府投资者，所以有必要将这类主体独立于一般私人投资者列为专项进行规定。
事实上，这类主体不是《75年并购法》在1975年首次立法时就规定的，而是在2004年修订时增加的第17F节“外国政府投资者”[23]中加以规定。在8年前澳大利亚外资并购法已经开始关注这类投资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从《75年并购法》第17C节所属的这一章Part I A“被豁免的外国投资者”以及第17C节的具体内容来看，起初外国政府投资者仍然是属于豁免的主体之一，[24]只要投资的资产数额在一定的规模之下，并且所处的领域不是当时的敏感领域，仍然享有豁免的机会。2008年澳大利亚发布的外资政策不仅将这种豁免取消，还要求所有的外国政府及其相关实体的投资都要向外资审查委员会强制申报。
(二)针对政府投资者的六大考察因素
《75年并购法》虽然规定外国投资者，但是对这类主体的审查标准仍然是模糊的。2009年2月澳大利亚颁行对外投资政策附录A《外国政府在澳大利亚投资的指导原则》，专门针对外国政府及其实体的投资制定了基于国家安全的考察标准。澳大利亚对外国政府及其相关机构的并购依然是以个案为基础进行考察，除了考虑股权规模标准和投资领域外，将以下6种考虑因素作为重点：(1)外国投资者的经营是否独立于相关的政府;(2)投资者是否符合法律，并遵从一般性商业行为准则;(3)是否可能妨害竞争或导致相关行业和领域不适当的集中或控制;(4)是否可能妨害澳大利亚政府的税收和其他政策;(5)是否可能妨害国家安全;(6)是否可能妨害澳大利亚商业运营和发展及其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25]
此六项考查因素付诸实施后的影响是深远的，最直接的影响是来自其他国家的政府实体投资将被予以更高标准的审核。由于国有投资与一般私人投资相比具有的非透明化运作和非商业性的特征，所以澳大利益政府更关注并购计划商业性目标和公司治理、对市场竞争和社会、经济带来的公共利益的影响。从两年之后的2011年2月发布的外资政策“国家利益评测”来看，“国家利益评测”考察的五个方面，几乎与此处六点考查因素如出一辙，差异只在2011年“国家利益评测”将此处六点考查因素中第(4)和第(6)项合并为“澳大利亚政府会考虑投资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当前“国家利益评测”已经成为外资审查委员会审查外来投资的惯常考虑因素，不仅是针对外国政府及相关实体投资，而是“国家利益评测”的一般标准，从这一发展来看，澳大利亚从整体上提高了国家安全的审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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