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人物曾国藩论文(2)
近代史人物曾国藩论文篇二
《曾国藩理学思想探析》
摘要：曾国藩在理学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突破传统理学的束缚，体现出了新的特点。一、提倡汉宋交融，调和二者矛盾;二、“义理经世之学”;三、阐发礼学与理学的关系。曾国藩的努力为理学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曾国藩 理学 汉学 经世 礼学
湖南湘乡曾国藩(1811～1872年)，字涤生。他生活在中国清朝的中后期，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4个朝代。当时正处于清朝从强盛逐渐衰落的拐角点，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帝国正面临着轰然倒塌的危险。在这种艰难的岁月中，也不乏曾国藩这样的仁人志士。“时势造英雄”，苦难中曾国藩不忘修身养性、以求上进。他27岁中进士，之后，就如芝麻开花一样连连晋级，历任翰林院检讨、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礼部右侍郎，又通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两江总督等职。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清皇帝给他的谥号为“曾文正公”。
曾国藩曾经被人推许为继孔子、朱熹之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在儒学诸多方面的学术趋向，他毕生研究和服膺的是理学，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曾国藩是晚清时期的理学名儒，有“一代儒宗”的美名。曾国藩的理学突破了传统理学狭窄范围，开创了理学新篇章。以下是关于曾国藩理学的特点的浅析。
一、提倡汉宋交融，调和二者矛盾
汉学又称为朴学，指汉儒考据训诂的学问，是与宋学相对的儒学流派。汉学以儒家经典作为说经者的对象，为经书中的名物、制度作注释，它与以星、理解经的宋学迥然不同。清代中叶之后，汉学和宋学各铸壁垒，长期对峙并相互攻讦，“党同妒真，判若水火”。
曾国藩以理学为自己言行的依归和标准，但是却“不废汉学”，对于汉宋之争采取超然态度。他反复指出:宋学在孔门为德行之科,汉学在孔门为文学之科。“言道则宋师为大”“言艺则汉师为勤”，各有短长[1](P250)在平息汉学与宋学争论的基础上，曾国藩力图求得二者的融会贯通。比如他对“实事求是”的阐释：关于“实事求是”，较早见于《汉书•景十三王传》，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清代初叶，顾炎武把实事求是作为一种学风大加倡导,强调从客观事实中探究出隐含的真理规律，而不能空口无凭、信口开河。“即物穷理”是程朱理学的命题，这种“即物”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诉求，即认识客观实物应该服务于既定的道德伦理。不过，这种客观和主观间的区别在清中叶以后发生了变化。汉学家从顾炎武“经学即理学”、黄宗羲“学者必先穷经”等命题中，剥离出“惟经”、“惟古”的内容，从而使得对于古经书的考据代替了对“实事”的探索，所求之“是”，或者变成了琐碎的“是”与“非”，或者变成了圣经中所蕴含的“大义”，就后者而言，经学“大义”与理学的“义理”并无本质性区别。曾国藩把朱熹的“即物穷理”说与顾炎武的“实事求是”说附会联系在一起，旨在说明二者不过是殊途同归。
曾国藩认为“汉儒之训诂，宋儒之义理，相须而行，阙一不可。”持有这种相对的态度，使他不拘于派别，所以能够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评价汉学家的优缺点，同时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除糟粕，使理学向更广的学术范围发展。
二、走“义理经世之学”的道路
道光朝之后，由于唐鉴、倭仁、吴廷栋、曾国藩、何桂珍等理学家的努力，为原被人讥为空疏无用的理学灌注了新的力量。他们都注意到理学和经世致用的联系，走出了一条“理学经世”的康庄大道。
曾国藩毅然以“行仁义于天下”为己任[2](P22)。曾国藩指出“经世要务，不可不尽心讲求。”即用经世之学，济理学之穷。他在强调“义理”的同时，又适宜地肯定了“经济”的重要性。曾国藩把经济分为十四方面：即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这些在曾国藩看来不仅是国家治理的要务，同时也是治学的内容。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毕竟曾国藩是以理学为宗的，所以“义理”和“经济”二者地位不是平等的。在他心目中，“经济”应是服从“义理”的，即达到一种理学为体，经世之学为用的效果。
在这方面，曾国藩是身体力行，躬行实践的。一方面，他向皇帝上疏，指出清朝廷在吏治、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存在的弊病，并且献计以图改变现状。另一方面，他倡办洋务。曾国藩曾说过：“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早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抱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抉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亦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3]曾国藩在日记中的独白，既概括了洋务运动的总目标，又从侧面反映了他突破讲求封建伦理的理学范围，达到了经世之学和理学的和谐统一。
三、强调“礼”的地位
理学中“理”被认为至高无上、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曾国藩在承认这一点的基础上，又指出“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矣。”[1](P250)他把修己治人的先王之道归结为“礼”，强化了“礼”和“理”的关系，意味着二者相通。理即天理，是世间万物应遵守的至高的准则。而礼是理的外在表现，它通过各种渠道达到约束人们的目的。人事上，体现在以礼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纲常伦理。政治上，以礼为中心的封建“礼治”的封建等级秩序。
正因为礼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曾国藩非常重视对礼与礼学的阐述。他说;“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曾国藩对礼学的深刻见解具有发孔学义蕴的意义。他认为礼学是“经世宰物”之学，是儒学四种学科的综合。
有人曾说，曾国藩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虽然不免有夸大之嫌，但是从他的理学思想来看，的确发前人之未发，博采众长并出新，体现出了晚清理学在整个理学史上独树的特点。
参考文献：
[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C].长沙：岳麓书社，1989
[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C].长沙：岳麓书社，1986
[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C].长沙：岳麓书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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