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再现“小人物”的传播价值分析
赵智敏分享
摘要：新闻人物报道的模式在悄然变化。“阿文”类的奋斗失败的“小人物”产生于现实，他们的人生经历也跃然于媒体之上。对阿文等命运的再现，其意义不同于传统的张扬一种具有示范价值的形象所蕴涵的精神，而在于通过再现来揭示、启示和警示某些社会存在。
关键词：新闻人物 报道意义 解读
《经济观察报》第20110404期第9版发表了《阿文的等待》，讲述了阿文们的命运：奋斗失败的“小人物”，以卖肾求取生存的资本。
其人其事
阿文等人是“小人物”。阿文今年24岁，很早外出打工，后来开了一家服装店，年收入三四十万元。阿文实现了或者打算实现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诸多理想，如找女朋友、谈婚论嫁、买一处大房子、把父母接来同住，等等。但因为迷上赌博机，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阿文将积蓄统统输掉，还欠下十几万元赌债，服装店关门。之后，阿文竟偷了女友为她父亲治病的钱来翻本，最终输掉。最后女友离阿文而去。现在的阿文，为了躲避追索赌债的人，也为了躲避昔日朋友鄙夷的目光，还为了还债，开始过起“一个人独来独往，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上网，等待需要他的肾的人”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
小冰、王可等也过着阿文这种日子：试图通过卖肾来解决生存的急难问题，并对这一求财路径同样向往不已。但是，卖肾的收益并不高，除掉中间环节的消耗，“一般不会高于5万”。尽管收益甚低，但是“能找到配型适合的受体”也并非易事，所以阿文们“对自己的命运感到迷茫无助”。因为有诸多的不便，又加上等待受体的时间太过漫长，所以急需用钱的阿文们最后不得不作出抉择：以2万元钱的价格做“尸肾”。而对于记者“为什么一定要卖肾，为什么不能做一份工作，等状况慢慢好起来”之类的逼问，阿文说：“我等不了！我欠人家十几万，找份工作每个月只能拿到一两千块，我怎么能翻身。翻不了身，我怎么对得起家里人，我的女朋友不会原谅我。”其实，这一连串的回答可以用阿文的一句话作结，那就是“哎，我的处境你不会懂的”。身处逆境但似乎又充满坚强生活意志的阿文们的形象被呈现在了读者眼前。
英雄取向的传统人物报道模式
新闻人物产生于现实的政治、经济或者社会生活，其行为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素使其在某个领域颇有影响，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报道新闻人物的意义常在于塑造一种形象，张扬一种精神，这种形象和精神常是当时社会的稀缺而又急需的资源，起着典型辐射的感召作用。如20世纪60年代有关雷锋、“铁人”王进喜的报道，90年代有关孔繁森、李素丽的报道等，都属此类。这些人物本身是平凡的，但是他们处于平凡岗位的平淡人生中所做的平凡事业所包藏的精神，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稀缺的，公众对这种精神有着深切的呼唤。当然，这也必须是一种被主流所认可同时恰恰又被主流所期待的稀缺，所以，一旦这种稀缺的精神萌生并被发现，便迅速成为各类媒体热衷报道的对象，不管这种报道行为对于媒体来说是主动还是被动。
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以及信息传播相对滞后的时代，民众的价值观几近趋同，故媒体所热衷报道的具有时代精神的人物往往会成为大家议论并向往的偶像。所以，包藏时代稀缺精神的人物报道经常会达到引导舆论的宣传效果，而这些被报道出来的人物以其精神的象征力量常常会成为精神英雄，引领人们向共同的目标奋进。
对媒体发现“小人物”原因的多重解读
今天，不能不承认的一个现实是，当媒体如狂潮般地报道一个典型人物后，其产生的效果在弱化，但有关阿文们多舛遭遇的报道却让人欲罢不能地要去读完，并能心有戚戚、怦然而动。其实，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说，阿文们是生活中的“底层”，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只是为了自身“小我”的生存。况且，在这些小人物为生存所做的所有努力中，看不出蕴涵着任何同时代的民众所需要的“包藏的精神”。可以这样说，他们是生存竞争场中的失败者，是被命运左右着的无奈者，是精神处于空虚状态的流浪者，所以阿文们的生活现状是一无所有，有的只是自己的身体。为了生存，已经奋斗惨败的阿文们竟然把身体的一个器官——肾作为利器，再次向生存做出一番搏击，即经济学意义上的风险再投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有关阿文类报道让人怦然心动、欲罢不能的原因并不在于阿文们的重要或者显著，也不在于阿文们的事情能够彰显出时代的某种稀缺的精神。那么，阿文们的新闻价值的权重到底何在？
今天的国人面对的是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等观念业已冲掉积习模式的精神偶像。精神皈依何方？这是国人现实情境下找不到答案的终极问题。而现实中经济所带来的生存方式的多重选择使得成功的模式具备多种不确定的形态，或官场腐败、或情场高手、或赌场魔咒，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同时，当“成功”成为生存价值的唯一旨归并且“金钱”的拥有量又成为衡量“成功”的至上指标时，人们对于心灵深处所需要的偶像的形象也就变得多样化了，而这个多样化是以除掉对于作为人的品质和道德的要求为基础的。所以，偶像呈现出多元之态，而人们所追求的理想所呈现的价值观也是多元态势的。哈钦斯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的报告总结新闻应该：1.提供对于当日事件真实、正确、理性的叙述，前因后果交代清楚明白；2.担当交流意见与批评的平台；3.呈现社会各阶层的真实情况；4.负起体现及阐明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责任；5.及时充分地提供信息。这五点意见既是媒体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内容，也足以阐释媒体存在的价值所在。对于中国当前的媒体来说，如欲实现存在价值的第三点“呈现社会各阶层的真实情况”，则必须正视当前社会中真实的存在，即以上所述的处于生存焦虑中的各类人群。
可见，媒介关注阿文们的命运，从学理上讲是一种必须。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以“断裂”一词来描述和抽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断裂现状显现出的核心镜象是：最基础的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和最形而上的民众普遍的道德沦丧和信仰的缺失，如此，社会人群整体处于生存的焦虑之中，而阿文及阿文们的具有怪诞色彩的其人其事恰恰是处于其阶层中的人们的生存焦虑的具体体现。从新闻价值的角度来讲，选择阿文及阿文们等作为媒体新闻人物报道的主角恰恰是应合了价值要素中的“接近性”，类似阿文们生存方式的怪诞本身即具有某种猎奇的成分，故还可以吸引阿文阶层之外的众多人的眼球。
一个多元的社会总是由多元的人的群落组成，不同群落的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媒介在真实反映社会整体状况时的多元，在当前的中国尤其如此，所以，主流与次主流人群在媒体中被选择及被报道的合理性都是同样的，即主流所推崇的英雄色彩和平民的多姿多彩理应同样被再现。
不管如何解读其原因，大家不能不承认的一个现实是：传统新闻人物报道的意义在悄然变化，类似于《阿文的等待》中的人物产生于现实社会，他们的形象也跃然于媒体之上。对阿文及阿文们的命运加以媒体再现的意义迥然不同于张扬一种具有示范价值的形象或者精神，而在于对平民生存方式的多姿多彩的再现：真的不在于张扬什么、示范什么，仅在于“再现”。当然，由于媒体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属性，所以媒体选择新闻人物的多元是有前提条件的——媒体管理者的宽容，只有这样，不管选择何种群落的典型个体作为报道的题材才有其合法性。因为在现实媒介操作的过程中，合理总是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才能得以生成。从这一点来讲，中国媒体的管理现状正在向着文明的方式演进。
“小人物”所包藏的“大”传播价值
那么，对于阿文及阿文们等命运“再现”的意义何在？在于通过“再现”来揭示、启示和警示一些社会存在。
“再现”的第一层意义在于揭示。从媒体的功能上讲，对于阿文们命运的报道是符合新闻规律的，对其生存的现状加以报道的意义即是在于再现，因为这类报道揭示了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亦即告知民众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尽管阿文等类的新闻人物的生活方式以及支配选择生活方式的理念悖于常理，但它毕竟是社会存在的一种方式，而错综复杂的民众生活方式，即构成了社会存在本身的复杂。不管如何复杂，将其内容及时报道出来，从而展现社会整体的面貌，是媒体传播信息的天职所需。所以，“揭示”本身即是“再现”的意义所在，也是媒体和媒体工作者的责任和良心所在。它既可以展现社会整体的真实画面，也可以避免社会管理者因为信息的不完整而作出对于社会整体运行管理的误判。
“再现”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启示。对于今天在生存中奋斗的大量小人物来说，生存的困境会随时出现。故媒体通过选择合适而典型的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再现”是可以起到启示作用的，其一在于这类人物报道本身对于启示社会中不同人群对于一类人群的生存方式、生存理念、价值观念等出现的问题产生反思，比如他们对于财富的获取和拥有、人格因此产生的分裂及精神生活的空虚、生活方式的迷魂颠倒、作为人的道德缺失等问题的拷问，其实这些都可以引发相关人群对于生命的终极价值的思考，启发社会管理者实施合理的人生引导；其二在于启发媒体工作者时常关心自身所具备的“涵化”的功能，即以其报道发挥对于公众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一点对于今天诸多以商业利益为唯一价值选择取向的媒体来说太重要了。在哈钦斯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的报告的第四条是这样的话语——“负起体现及阐明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责任”，在今天这样一个民众普遍迷失的时代，尤其需要媒体的“涵化”功能的张扬。
“再现”的意义还在于“警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活跃于美国新闻界的重要人物约瑟夫?普利策对于媒体的警示功能深有感触，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近年来，报喜鸟式“唱红”或者乌鸦嘴式“唱衰”的报道使得“一边倒”之风弥漫于媒体，可以用一哄而起、再哄而散的比喻来形象地表达媒体报道的“一边倒”。其效果可能是神话般的，即瞬间制造一个名人、名企业，一夜间又搞垮弄臭一个对象。此种情况下，媒体的社会责任所赋予的报道中应有的理性和冷静荡然无存。而对于阿文等的报道来说，它实际上是在警示媒体如何报道才是负责任的，是建设性的。
相对于求取新闻人物报道的“昭示”意义来说，“再现”所包含的揭示、启示和警示更能够适应当前这个时代的需要。所以，在对新闻人物进行选择的时候，是否思考应该突破陈年的规范，遴选出具有“再现”价值的人物来加以报道，而不管这个人物的地位高低，只要其本身具有“风向标”的意义，选择他即是媒体的良心和责任所在。因此，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过度推崇成功学和急于求取叱咤风云效应的时代，真的要感恩报道阿文等小人物的媒体，是它们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另一个真实世界的窗户。毕竟，成功的人的几率可能不到整体人群的千分之一，其他人想在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肯定是要依赖于媒体的，而对于记者来说，“媒体对难以发出声音的人群负有特殊的责任”①。
注释：
①安雅·谢芙琳［美］、格雷海姆?瓦茨：《当代西方财经报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关键词：新闻人物 报道意义 解读
《经济观察报》第20110404期第9版发表了《阿文的等待》，讲述了阿文们的命运：奋斗失败的“小人物”，以卖肾求取生存的资本。
其人其事
阿文等人是“小人物”。阿文今年24岁，很早外出打工，后来开了一家服装店，年收入三四十万元。阿文实现了或者打算实现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诸多理想，如找女朋友、谈婚论嫁、买一处大房子、把父母接来同住，等等。但因为迷上赌博机，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阿文将积蓄统统输掉，还欠下十几万元赌债，服装店关门。之后，阿文竟偷了女友为她父亲治病的钱来翻本，最终输掉。最后女友离阿文而去。现在的阿文，为了躲避追索赌债的人，也为了躲避昔日朋友鄙夷的目光，还为了还债，开始过起“一个人独来独往，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上网，等待需要他的肾的人”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
小冰、王可等也过着阿文这种日子：试图通过卖肾来解决生存的急难问题，并对这一求财路径同样向往不已。但是，卖肾的收益并不高，除掉中间环节的消耗，“一般不会高于5万”。尽管收益甚低，但是“能找到配型适合的受体”也并非易事，所以阿文们“对自己的命运感到迷茫无助”。因为有诸多的不便，又加上等待受体的时间太过漫长，所以急需用钱的阿文们最后不得不作出抉择：以2万元钱的价格做“尸肾”。而对于记者“为什么一定要卖肾，为什么不能做一份工作，等状况慢慢好起来”之类的逼问，阿文说：“我等不了！我欠人家十几万，找份工作每个月只能拿到一两千块，我怎么能翻身。翻不了身，我怎么对得起家里人，我的女朋友不会原谅我。”其实，这一连串的回答可以用阿文的一句话作结，那就是“哎，我的处境你不会懂的”。身处逆境但似乎又充满坚强生活意志的阿文们的形象被呈现在了读者眼前。
英雄取向的传统人物报道模式
新闻人物产生于现实的政治、经济或者社会生活，其行为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素使其在某个领域颇有影响，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报道新闻人物的意义常在于塑造一种形象，张扬一种精神，这种形象和精神常是当时社会的稀缺而又急需的资源，起着典型辐射的感召作用。如20世纪60年代有关雷锋、“铁人”王进喜的报道，90年代有关孔繁森、李素丽的报道等，都属此类。这些人物本身是平凡的，但是他们处于平凡岗位的平淡人生中所做的平凡事业所包藏的精神，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稀缺的，公众对这种精神有着深切的呼唤。当然，这也必须是一种被主流所认可同时恰恰又被主流所期待的稀缺，所以，一旦这种稀缺的精神萌生并被发现，便迅速成为各类媒体热衷报道的对象，不管这种报道行为对于媒体来说是主动还是被动。
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以及信息传播相对滞后的时代，民众的价值观几近趋同，故媒体所热衷报道的具有时代精神的人物往往会成为大家议论并向往的偶像。所以，包藏时代稀缺精神的人物报道经常会达到引导舆论的宣传效果，而这些被报道出来的人物以其精神的象征力量常常会成为精神英雄，引领人们向共同的目标奋进。
对媒体发现“小人物”原因的多重解读
今天，不能不承认的一个现实是，当媒体如狂潮般地报道一个典型人物后，其产生的效果在弱化，但有关阿文们多舛遭遇的报道却让人欲罢不能地要去读完，并能心有戚戚、怦然而动。其实，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说，阿文们是生活中的“底层”，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只是为了自身“小我”的生存。况且，在这些小人物为生存所做的所有努力中，看不出蕴涵着任何同时代的民众所需要的“包藏的精神”。可以这样说，他们是生存竞争场中的失败者，是被命运左右着的无奈者，是精神处于空虚状态的流浪者，所以阿文们的生活现状是一无所有，有的只是自己的身体。为了生存，已经奋斗惨败的阿文们竟然把身体的一个器官——肾作为利器，再次向生存做出一番搏击，即经济学意义上的风险再投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有关阿文类报道让人怦然心动、欲罢不能的原因并不在于阿文们的重要或者显著，也不在于阿文们的事情能够彰显出时代的某种稀缺的精神。那么，阿文们的新闻价值的权重到底何在？
今天的国人面对的是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等观念业已冲掉积习模式的精神偶像。精神皈依何方？这是国人现实情境下找不到答案的终极问题。而现实中经济所带来的生存方式的多重选择使得成功的模式具备多种不确定的形态，或官场腐败、或情场高手、或赌场魔咒，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同时，当“成功”成为生存价值的唯一旨归并且“金钱”的拥有量又成为衡量“成功”的至上指标时，人们对于心灵深处所需要的偶像的形象也就变得多样化了，而这个多样化是以除掉对于作为人的品质和道德的要求为基础的。所以，偶像呈现出多元之态，而人们所追求的理想所呈现的价值观也是多元态势的。哈钦斯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的报告总结新闻应该：1.提供对于当日事件真实、正确、理性的叙述，前因后果交代清楚明白；2.担当交流意见与批评的平台；3.呈现社会各阶层的真实情况；4.负起体现及阐明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责任；5.及时充分地提供信息。这五点意见既是媒体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内容，也足以阐释媒体存在的价值所在。对于中国当前的媒体来说，如欲实现存在价值的第三点“呈现社会各阶层的真实情况”，则必须正视当前社会中真实的存在，即以上所述的处于生存焦虑中的各类人群。
可见，媒介关注阿文们的命运，从学理上讲是一种必须。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以“断裂”一词来描述和抽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断裂现状显现出的核心镜象是：最基础的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和最形而上的民众普遍的道德沦丧和信仰的缺失，如此，社会人群整体处于生存的焦虑之中，而阿文及阿文们的具有怪诞色彩的其人其事恰恰是处于其阶层中的人们的生存焦虑的具体体现。从新闻价值的角度来讲，选择阿文及阿文们等作为媒体新闻人物报道的主角恰恰是应合了价值要素中的“接近性”，类似阿文们生存方式的怪诞本身即具有某种猎奇的成分，故还可以吸引阿文阶层之外的众多人的眼球。
一个多元的社会总是由多元的人的群落组成，不同群落的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媒介在真实反映社会整体状况时的多元，在当前的中国尤其如此，所以，主流与次主流人群在媒体中被选择及被报道的合理性都是同样的，即主流所推崇的英雄色彩和平民的多姿多彩理应同样被再现。
不管如何解读其原因，大家不能不承认的一个现实是：传统新闻人物报道的意义在悄然变化，类似于《阿文的等待》中的人物产生于现实社会，他们的形象也跃然于媒体之上。对阿文及阿文们的命运加以媒体再现的意义迥然不同于张扬一种具有示范价值的形象或者精神，而在于对平民生存方式的多姿多彩的再现：真的不在于张扬什么、示范什么，仅在于“再现”。当然，由于媒体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属性，所以媒体选择新闻人物的多元是有前提条件的——媒体管理者的宽容，只有这样，不管选择何种群落的典型个体作为报道的题材才有其合法性。因为在现实媒介操作的过程中，合理总是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才能得以生成。从这一点来讲，中国媒体的管理现状正在向着文明的方式演进。
“小人物”所包藏的“大”传播价值
那么，对于阿文及阿文们等命运“再现”的意义何在？在于通过“再现”来揭示、启示和警示一些社会存在。
“再现”的第一层意义在于揭示。从媒体的功能上讲，对于阿文们命运的报道是符合新闻规律的，对其生存的现状加以报道的意义即是在于再现，因为这类报道揭示了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亦即告知民众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尽管阿文等类的新闻人物的生活方式以及支配选择生活方式的理念悖于常理，但它毕竟是社会存在的一种方式，而错综复杂的民众生活方式，即构成了社会存在本身的复杂。不管如何复杂，将其内容及时报道出来，从而展现社会整体的面貌，是媒体传播信息的天职所需。所以，“揭示”本身即是“再现”的意义所在，也是媒体和媒体工作者的责任和良心所在。它既可以展现社会整体的真实画面，也可以避免社会管理者因为信息的不完整而作出对于社会整体运行管理的误判。
“再现”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启示。对于今天在生存中奋斗的大量小人物来说，生存的困境会随时出现。故媒体通过选择合适而典型的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再现”是可以起到启示作用的，其一在于这类人物报道本身对于启示社会中不同人群对于一类人群的生存方式、生存理念、价值观念等出现的问题产生反思，比如他们对于财富的获取和拥有、人格因此产生的分裂及精神生活的空虚、生活方式的迷魂颠倒、作为人的道德缺失等问题的拷问，其实这些都可以引发相关人群对于生命的终极价值的思考，启发社会管理者实施合理的人生引导；其二在于启发媒体工作者时常关心自身所具备的“涵化”的功能，即以其报道发挥对于公众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一点对于今天诸多以商业利益为唯一价值选择取向的媒体来说太重要了。在哈钦斯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的报告的第四条是这样的话语——“负起体现及阐明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责任”，在今天这样一个民众普遍迷失的时代，尤其需要媒体的“涵化”功能的张扬。
“再现”的意义还在于“警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活跃于美国新闻界的重要人物约瑟夫?普利策对于媒体的警示功能深有感触，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近年来，报喜鸟式“唱红”或者乌鸦嘴式“唱衰”的报道使得“一边倒”之风弥漫于媒体，可以用一哄而起、再哄而散的比喻来形象地表达媒体报道的“一边倒”。其效果可能是神话般的，即瞬间制造一个名人、名企业，一夜间又搞垮弄臭一个对象。此种情况下，媒体的社会责任所赋予的报道中应有的理性和冷静荡然无存。而对于阿文等的报道来说，它实际上是在警示媒体如何报道才是负责任的，是建设性的。
相对于求取新闻人物报道的“昭示”意义来说，“再现”所包含的揭示、启示和警示更能够适应当前这个时代的需要。所以，在对新闻人物进行选择的时候，是否思考应该突破陈年的规范，遴选出具有“再现”价值的人物来加以报道，而不管这个人物的地位高低，只要其本身具有“风向标”的意义，选择他即是媒体的良心和责任所在。因此，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过度推崇成功学和急于求取叱咤风云效应的时代，真的要感恩报道阿文等小人物的媒体，是它们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另一个真实世界的窗户。毕竟，成功的人的几率可能不到整体人群的千分之一，其他人想在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肯定是要依赖于媒体的，而对于记者来说，“媒体对难以发出声音的人群负有特殊的责任”①。
注释：
①安雅·谢芙琳［美］、格雷海姆?瓦茨：《当代西方财经报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