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人物梁启超的相关论文

　　处于社会大动荡、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的梁启超是那个大变革时期东方文化圈最耀眼的一颗明珠。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近代史人物梁启超的相关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近代史人物梁启超的相关论文篇一

　　《梁启超的妇女思想概观》

　　摘 要：妇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文明进步状况。梁启超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曾经对妇女问题给予高度、热切的关注。从1896至1925年的三十年间，他通过撰文或演讲的方式，从妇女的求学、择业、戒除缠足、争得与男子同等的参政权等诸多方面讨论了妇女问题，从而形成了较完整、系统的妇女思想。

　　关键词：梁启超 妇女思想 妇女问题

　　妇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文明进步状况。梁启超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曾经对妇女问题给予高度、热切的关注。从1896至1925年的三十年间，他通过撰文或演讲的方式，从妇女的求学、择业、戒除缠足、争得与男子同等的参政权等诸多方面讨论了妇女问题，从而形成了较完整、系统的妇女思想。

　　一、兴女学

　　梁启超在多篇文章中都谈到使妇女接受教育问题，如《倡设女学堂启》、《记江西康女士》和《论幼学》等。他的那部名噪一时、为宣扬戊戌变法而作的《变法通议》就专列《论女学》[1]P37一文，表明他把妇女教育问题与国家政治问题同等看待了。文章开宗明义：“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认为妇女接受教育是国家兴衰的根本，这是其妇女思想的基点。

　　他认为女子天生不比男子差，男子可以养活自己，女子也是可以的。指出妇女只有接受教育，与男子取得同等的学识能力后，才能谋得一份职业，达到自养，不再依赖男子养活。这样女子不再“嗷然待哺于他人”，不但减轻了男子的负担，女子也有了做人的尊严，改变了先前男子贵女子贱的社会观念，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由此梁启超说，当“人人足以自养”变为可能时，则民富，民富则国强。

　　何况，妇女接受教育可以使妇女拓宽眼界，开阔胸襟，有助于谋生。中国自古就主张男主外女主内，妇女整日“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身精神以争强弱、讲交涉于筐箧之间”，由此导致婆媳妯娌吵闹不止。对此，梁启超提出必使妇女接受教育，“使其人而知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则其心也，方忧天下悯众生之不暇，而必无余力以计较于家人妇子事也。”即用知识武装头脑，用知识丰富其枯竭的心灵，用知识充实其空虚的精神，用天下之事分散、转移其注意力，使其关注天下大事，不再为一个筐子、一把条帚等琐碎之事而斤斤计较。所以，在梁启超看来，只有教育，才能为妇女打开一扇心灵之窗，促使她们走出狭小的天地;只有教育，才能使女子“内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计，一举而数善”。

　　梁启超游历过欧美，西方教育界那种十分注重母亲对孩子影响的教育理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孩童在很小的时候，接触到的人和事都极为不堪，母亲根本不教育他们;稍长又被送到外边就读，所教内容又杂滥粗鄙，所以酿成“今日营私趋利、苟且无耻、固陋蛮野之天下!”由此可见，他指出妇女接受教育是下一代成才的保障，是国家兴盛的根本。他大声疾呼：“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

　　二、择业问题

　　与妇女接受教育相关的是她们的择业问题，这也是梁启超所关注的。民国十一年(1922年)四月一日，梁启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了《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重的几种学科》[2]P3的演讲，其中谈到女子高等教育与职业之间的关系。

　　梁启超认为，男女在智力上虽没有差别，却各有特长。整体看，女子的特长在整理，男子的特长在创造。因此，若要使女子受完高等教育后从事职业，一定要充分发挥她们善于整理的特长，因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受教育的人各尽其性，发挥各人最优长的本能，替社会做最有效率的事业”。根据这一理念，梁启超认为，史学、会计学、图书馆管理学和新闻学等四种职业特别适合女子。

　　史学为什么适合女子?一是因为课程本身含有整理旧材料的性质，这一点正切合女子善于整理的专长。二是因为社会需要。史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中小学教育对历史的需求很大，其中又以对本国历史的需求最迫切。何况随着学校的逐渐扩大，史学教师的需求相应也会逐渐增加。因此，由于课程性质与社会需求等缘由，史学这门职业非女子莫属，女子与男子竞争时，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梁启超认为史学前途无量，应该成为女子的首选职业。

　　管理图书馆，需要精细和诚恳，女子恰恰有天生的素质与此契合。因此，如果女子在图书馆工作，不但能使图书馆的秩序格外整肃，而且还能使读者得到精神上的涵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女子在图书馆里为社会服务的同时，还能够阅读大量古今中外的图书，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看来，图书馆管理学似乎更适合女子。毋庸置疑，这门职业也可以成为女子立身的选择了。梁启超深以为然，他希望主持女子教育的人，在这方面下大力气，全力做好准备。

　　从事新闻学事业，需要在编辑方面有特长。与男子相比，女子这方面似乎差些。但在其他方面较有优势：女子观察社会事物，有些地方就比男子精细;女子对待事情，一般不会有党派之争，持论较为公平;女子充当记者，由于是女性，被采访者往往对她们比较客气，所以能得到格外丰富的资料。显然，女子有从事这项职业多方面的优势。因此，梁启超很有把握地指出：女子将来和男子竞争这门职业，一定立于优胜的地位，而且对社会极有益。

　　另外，梁启超从当时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中敏锐地观察到：欧洲各公司各银行乃至各官厅的职员，多半聘用女子，而且女子的成绩平均在男子以上。其中会计行业，尤其如此。反观中国，会计人才却非常缺乏。由此，他强烈指出：为了发挥女子整理力胜过男子的专长，应该把这部分职业，全部分或大部分让给女子。

　　以上四种职业之所以特别适合女子，就是根据女子整理力特强这个前提演绎出来的。因此，梁启超特别提醒从事女子教育的人，一定要找出几种特别适合女子特长的学问，“格外施以训练”，让女子在“受完了某种程度的教育，立刻可以得着程度相当的职业，而且得着之后，能够胜任愉快，这种教育才算是有效用”。

　　三、参政思想

　　对于妇女参政，梁启超举双手赞成，并不时撰文或公开演讲为之宣传。《人权与女权》[3]P81就是与此相关的一篇演讲词。民国十一年(1922)十一月，梁启超为南京女子师范学校作了《人权与女权》的演讲。

　　梁启超认为妇女参政，必先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女子要切实自觉自动”，即要主动地解放自己;二是要有阶段，即“先把做人的条件预备充实，才能把做人的权利扩张圆满。”这些工作做好了，再谈妇女参政。这也就是他在该演讲中提出的女权运动的实质问题。

　　女权运动，也就是广义的人权运动，相对于狭义的人权运动而言，包括教育平等权、职业平等权和政治平等权。梁启超从十九世纪美国黑奴解放运动和欧洲平民运动等成功经验中得到启示，这三种平等权利的获得需要步骤。因此，他认为，妇女参政，也一定是女子先争得与男子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然后“一步一步地肉搏前去，以次到职业问题，以次到参政权问题。”

　　讲女权，要不依赖男子而能独立。女子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份能养活自己的职业。获得职业，女子就必先有与男子竞争的知识能力。而知识能力的取得不是靠别人施舍得来的，而是靠自己的努力争得的。女子自己先要有这种意识，然后为此奋斗。只有在积累了足够的知识能力后，才能与男子竞争职业。有了职业，才有资格参政。由此可见，知识能力是女子参政的先决条件。因此，梁启超尖锐地指出：“无论何种运动，都要多培实力，少作空谈。女权运动的真意义，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觉，从智识能力上力争上游，务求与男子立于同等地位。这一着办得到，那么竞业参政都不成问题。办不到，任你搅得海沸尘飞都是废话。”

　　四、戒除缠足

　　对戕害妇女肢体的缠足恶行，梁启超深恶痛绝之。在《戒缠足会叙》、《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论女学》、《论幼学》和《倡设女学堂启》等文中对此陈规旧习施以猛烈炮火般的批判，可谓口诛笔伐，毫不留情。《戒缠足会叙》[1]P120一文尤其如此。

　　大加挞伐提倡、推行缠足运动的人。梁启超把那些曾经提倡妇女缠足者直斥为“污君、独夫、民贼、贱丈夫”，把他们比作“剖孕斮涉”的商纣王和“关兽戏蛇”的刘鋹，并诅咒他们应当绝后、下地狱。同时，对某些男子将妇女的“三寸金莲”当做观赏之物的行为，梁启超也不肯放过，指责他们为了满足个人的变态审美心理，拿别人残疾的身体当玩物。另外，对“群盲”，即麻木不仁的世俗之人，梁启超也有批判。这类人虽不如直接提倡缠足的人那般可恨，也没有把妇女小脚当做玩物的人那般可恶，但是，由于受到几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的影响，缺乏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的他们对缠足陋习不以为怪，反而深以为然。无形之中，甚至成了缠足运动的支持者。这些愚昧之人为了迎合世俗，在女孩子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给她们缠足。为缠足，女孩子要遭受各种极为残酷的肉体折磨：骨头断裂、皮肉溃烂、脓血淋漓、创伤累累，甚至好几个月都站不起来，一年之后，才能勉强行走。从某种程度上说，缠足运动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就是因为“群盲”的这种集体无意识在作祟，是他们对缠足之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说他们助纣为虐，一点也不过分。因此，梁启超对此等人的批判也很不客气，指摘他们“以骨肉之爱，天性之亲，狥彼俗情，为此荼毒。呜呼!可不谓愚人哉!呜呼!可不谓忍人哉!”

　　热情褒扬为戒除缠足而作出努力的人。顺治十七年，清世祖福临特意下达圣旨，诏告天下，痛改缠足陋习，并制定法律：“其女若妇抗旨缠足者，其父若夫杖八十，流三千里。”即女儿如果违抗圣旨缠足的，父亲就要受到杖责八十且流放远方的刑罚;妻子如果违抗圣旨缠足的，丈夫就要受到杖责八十且流放远方的刑罚。可惜“旧污太深，奉行不力，沿谬蹈弊，仍数百年”。虽是如此，梁启超对顺治皇帝这一举动，仍然赞叹为伟大的圣人之举。赖弼彤、陈默庵等人，痛感缠足魔习对女同胞的伤害，发誓拯救众家姐妹，在全国广泛网罗人才，竭力创办“戒缠足会”。梁启超大为感动，热情撰文鼓吹，称他们为豪杰之士，并希望他们成立的这一组织能够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然后将这种声势扩展到全国，直至最后成功。

　　梁启超不但为上述“戒缠足会”等组织撰文宣传，还曾创办“不缠足会”，并作有《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2]P20。章程明确规定：“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凡入会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凡入会人所生女子，其已经缠足者，如在八岁以下，须一律放解;九岁以上不能放解者，须于会籍报明，方准其与会中人昏娶。”等等。这就表明梁启超对妇女缠足问题的关注并非只停留在文字上的揭露、批判与称扬，他还用实际行动切实帮助妇女，使她们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缠足而造成的肢体伤害。

　　必须强调一点，梁启超戒除妇女缠足的思想，绝不仅仅局限于关爱妇女肢体不受伤害的层面上。妇女缠足首先毁伤的是肢体，但比这更严重的是，经历缠足之后的她们，求学受到直接影响。这是梁启超最关心的。女子“生六七岁，入学之时也。今不务所以教之，而务所以刑戮之倡优之，是率中国四万万人之半，而纳诸罪人贱役之林，安所往而不为人弱也?”一向把兴女学看做是国家兴亡关键的梁启超再次把女学与中国的积弱联系起来，“中国之积弱，至今日极矣。欲强国本，必储人才，欲植人才，必开幼学，欲端幼学，必禀母仪，欲正母仪，必由女教。”同样的表达也见于《论女学》[1]P37：“彼方毁人肢体，溃人血肉。……而安知有学，而安能使人从事于学。是故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

　　梁启超对妇女问题的关注，还见于《禁早婚议》[4]P107。该文虽不是专门谈论妇女问题的，但婚姻关涉到男女双方，早婚有害，自然包括了对女子的伤害，这应看做是梁启超对妇女婚姻问题的思考。《林太恭人寿序》[5]P7、《汤母蔡太夫人寿言》[5]P8、《蒋母杨太夫人墓志铭》[5]P16和《范母谢太夫人七十寿言》[5]P26等文对妇女孝敬公婆、相夫教子、夫死守节等传统美德多有称赞，这反映了梁启超作为一个处于从古代到近代过渡时期的士大夫还不能完全摆脱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旧思想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会用贤惠、淑柔等传统美德去要求妇女。这是梁启超传统妇女观的体现。

　　综上所述，梁启超在妇女求学、择业、参政、缠足、婚姻等方面皆有论述，较全面地体现了作者的妇女思想。当然，梁启超对妇女问题的关注，绝不止这些。笔者仅就其妇女思想的主要方面作了简要论述。梁启超既秉承中国传统文化，又注意借鉴、吸纳西方先进思想、理念，在阐述女性求学、择业、参政等诸多重大问题时，对饱受了数千年精神奴役的女同胞们，从来不曾流露出一丝一毫的轻视与嘲讽，而是表示了极大的尊重与深切的同情，释放出悲天悯人的慈爱情怀。在此前提下，为妇女寻求走出困境的方法与途径。这是一种超越时代的现代思想，又是一种至情至性的人道主义情怀，更是一种哀时忧世的爱国精神。梁启超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不要说在当时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纵使是在今天，仍发人深省，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一，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三十八，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三十九，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七，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四十四上，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