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近代史的参考论文(2)
大一近代史的参考论文篇二
《浅谈袁世凯一生“谋国”之演变》
作者：王深江
摘要：“青年为爱国之英雄，中年为治世之能臣，晚年为误国之奸雄。”纵观袁世凯一生，可由上述言语一以蔽之。其中的变故，在抽丝剥茧、理清脉络之后，真相自然大白于人间。本文正是为了展现一个走在“谋国”之路上，最真实的的袁世凯。
关键词：奸雄 革命 称帝 爱国
正文：
袁世凯的一生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从登州投军到位极人臣，再到成功逼清退位，而后竟公开复辟，至最终被迫撤销帝制，身披龙袍离世，其一生充满了矛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其功与过不得妄加评判，还得待后人细细品读。但袁世凯无疑是晚清到民国这段复杂混乱的历史中的大人物。于治世则为能臣，遇乱世则可为奸雄。斡旋朝鲜共十二年，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和独到的政治素养，一次次维护了清国的主权和尊严。而且很有远见卓识，训练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事人才和将领，成为当时国内最强大的陆军战队，开辟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新纪元。这些，都是其人生意义上没有争议的积极之处。也是他作为“能臣”的表现。
而他最具争议的一面，恰恰是“谋国”的另一层含义。他能谋人之国，在乱世之中也会谋己之国。对于其称帝一事的评析，是最能挑战既成历史观和道德伦理，甚至是最能挑战历史学本身的。我们只能实事求是地对每件事进行分析。在最初之时，他是清朝趋向改革和进步的高层官员中的第一人，力求放眼看世界，鞠躬精粹报效祖国。而在政治上，袁世凯又是虚君共和的头号拥护者。他支持维新派的这个主张，他相信社会的进步只能是循序渐进的，中国只能变君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而不能急于实行共和。而若解剖此时的袁世凯，可以惊奇发现正是这种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影响了他的一生。
袁世凯对主权观念非常重视。为了维护中国主权，他甚至愿意在山东与东北问题，开放部份权利给予列强，以换取主权的确保。在外交上，一直便视日本为最大敌人，以日为师，并采取联英美以制日俄的对策。直至最后形式所迫，他仍一面抵制，一面妥协，力图顽抗日本侵蚀中国领土。可见他定是个忠于清王朝，忠于中华之豪杰。
那么，究竟什么让他放弃了原有信仰，逼清王朝退位，最后甚至选择复辟?当武昌响起反清革命枪声时，作为“世受国恩”的清朝臣子的袁世凯，最初大义禀然声明:“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为革命党!”时隔不久，睿智的他冷静地分析了形式后，态度渐渐改变。他曾对谋臣们说:“余甚稳健，对于革命党决不虐视。”[1]主张开启国会，并宽容此次事变诸人，解除党禁。于是，南北议和活动成功拉开序幕。
当时，袁世凯还是守着君主立宪的主张。他提议保存清朝，但由他掌管大权，政治上作适当改革来满足革命党的要求，以此了结乱事。“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2]可当看见此时的革命浪潮却风起云涌，势如破竹，清政府失去大半江山，局势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袁世凯承认了共和不仅是革命党的原则主张，也是举国上下的一致意向时，也逐渐明白了，君宪之路难通，清室已是无望了。因此，他确实开始考虑如何接受共和的问题。后来他正式委派唐绍仪与民军谈判，最终也达成了“定以共和政体为鹄的”，但“南方须举袁世凯为总统”的协议。不知不觉之间，一掌大权者已出现人间。此时，袁世凯已完完全全以作为全中国主心骨的存在展现在世人眼前。
在南方对共和问题的反响激化中，在袁世凯在得到南方对总统问题的一再保证后，他也下了自己的最终决心。1912年2月12日，在举国一致反对声中和袁世凯的软硬兼施下，清帝被迫宣布退位。袁世凯也随即向全国公开宣布政见:“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3]
在事后的总统选举上，抵御列强、推翻帝制的袁世凯，自然而然地以高票当选第一任大总统。此后中国民国正式总统就职，各政党百家争鸣，国会也正常运转。这表明中华民国开始真正进入一个法制和秩序的共和制国家。这些成就，袁世凯都功不可没。
是的。就在晚清最后十年，袁世凯为近代中国奠定了一切基础。此时的袁世凯应该无愧中华脊梁，国之瑰宝的称呼。但此时的他，长期居于高位，权欲也在各种成事之间渐渐滋长，逐渐俯瞰众生，变得目空一切。
出于综合考虑，袁世凯认为应当适当削减国会对总统权利的限制条款。然而一些国会议员反对修改条例，他们妄图改党篡权。袁世凯被迫强制解散国会，并组织了“中央政治会议”以作为过渡时期代行国会的职权的机构。《中华民国约法》基本套用了美国的政体制度，其产生具有重要意义。
观当时世界，袁世凯的声望如日中天。而当时中国与列强在西藏，东北，外蒙等疆域主权问题又逐渐激化，中央与地方关系却基本处于架空状态。部分知识精英甚至由此对千辛万苦争取到的民主政治，逐渐产生了失望的情绪。袁世凯审度当时中国内忧外患困境，看到了中央权威衰弱的弊端。认清局势之后，一世枭雄终于还是诞生了走称帝之路，来重树中央权威的想法。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红着双眼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在军事方面，他一再申令全国陆海军队必须“服从中央”。甚至把军队交给自己长子袁克定掌握。企图通过这种方法，仿效新建陆军时期的思路，重新造就出一大批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绝对服从自己的军事人才。并修改宪法，将总统职权扩大到几乎包揽各项政务于一身的程度。最后，他还将中央政府机构进行了重大的改组。“所设新机构大都由前清制度脱胎而来，就是气派也无不模拟帝王。”[4] 同时还以武力方式打压一切“不服从中央”的反动派。此时其称帝之心，已渐渐浮现。
当黄兴与宋教仁私自讨论限权主张，并严重背离袁世凯之主张。大怒之下，袁世凯派人光天化日刺杀了宋教仁。此时的袁世凯做事已经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以铁血手段维护的不再是有识之士的真知灼见，再听不进旁人的却说，只为维护自己的高位。尽管他认为自己身居高位、国家大一统、中国的繁荣是息息相关的，但这种。但这种偏激的做法毫无疑问在政坛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孙中山发起了“二次革命”以讨袁，然起义失败。后来袁世凯治理大中国，裁撤都督，本来是想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推行军民分治，结果这成效没达到，大一统倒是做到了。到1915年，袁世凯按照中央集权和传统官僚政治秩序的原则建立起了一套高度集权的行政统治秩序。
如果事情的发展仅此为止，如果袁世凯在集权的道路上就此收手，安心发展中国。国家的局势和袁世凯的一生也许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1915年，时任袁世凯顾问的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上书：“盖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当此之时，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人亦联名通电各省发表宣言:“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治乱。孟子言定战国之乱曰:„定于一‟。”在帝制可以最终解决国家的统一与稳定的思想支配，以及这些“有识之士”的支持下，迟暮之年的袁世凯选择了破釜沉舟，为自己称帝理论逐渐付诸行动，放手一搏，迈出了使他的集权措施走向了本身愿望的反面的一步，并且注定了永远回不了了头。
12月11日，在京国民代表“一致推戴”袁世凯称帝。12日，袁决定“顺应民意”，接受帝位。15日，改国名为中华帝国，31日，他下令改国号为洪宪，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制定皇位继承法。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高度集权的行为几乎遭到了国内各方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对。后来各方起义军风起云涌，部分亲信甚至选择了叛而独立的，袁世凯遭到了沉重打击，终于明白了自己民心尽失。在称帝无望的情况下，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5月8日宣布取消政事堂，改称国务院。然而这一切已于事无补，袁世凯终于因抑郁一病不起，于6月6日在众叛亲离中死去。
此后，失去了这个砥柱人物，国家群龙无首，继续陷入了风雨如晦的时代……然而这些又是后话了。一世奸雄留下的故事，成为历史烟云中茶余饭后的主题。
[参考文献]
[1]王锡彤《辛亥记事》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06-01
[2]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中华书局 2007-6
[3]同上
[4]李新 李宗一 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下册)中华书局198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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