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教育差异论文
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同,其教育思想也有很大差异。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西教育差异论文，供大家参考。
中西教育差异论文篇一
中西方教育体制的特点及差异
摘要：对比中西方教育体制。学生的作答却体现了各自教育的特点。中西方教育体制的特点及差异。
关键词：中西教育，体制，特点，差异
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知识就是第一生产力，社会各界对知识经济的发展高度重视，对高素质、高学历的人才需求急速提高，有人说未来的竞争将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培养是和国家的教育体制、学校的教育方式、教学质量密不可分的。
对比中西方教育体制，客观上看各有所长，在实践中我们应该扬长避短，在大力弘扬东方教育思想精髓的同时，对西方教育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从学校对教师的管理来看，在中国大学老师“吃的是铁饭碗”，竞争机制不强，没有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了被动授课。在西方，聘任教授是可以被校方辞退的，受聘者需要和校方签订应聘合同并接受校方考核，如果不合格就会被校方辞退。教师退休后也有被学校重新招聘的，这些老师不拿工资，他们只拿讲课费，西方对教师的管理制度相比我国更能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从另一方面加强了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同时也对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从设置授课内容的侧重点来看，西方教育注重的是对学生创造性及应用性的能力培养上，例如在结束一门课程时，学生如果没有对该门课程提出自己的创新思想中西教育，那么最多只能拿基础学分。教师布置作业也只是给出大的方向，至于如何解决，则由学生自己通过思考、实践来完成。而我国在授课内容设置上往往是填鸭式的教育，学生死记硬背，思维模式相比而言固定僵化，教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很少有学习过程中主动思考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授课模式的优点在于，学生对基础性的内容掌握比较牢靠，但缺乏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我国社会目前创新能力不强的源头之一，应引起高度重视。
从考试内容的设置来看，对于同样一个知识点的考试，中西方考试内容的设置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历史课成吉思汗历史知识的考试，我国的考试内容常常是成吉思汗生于××××年，死于××××年，学生掌握的是成吉思汗的出生年月，对于非专业研究者而言意义不大。而西方的设置则要灵活很多，本人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则题目：请说说你对成吉思汗的看法。看上去一个很不起眼的题目，有学生是这样作答的：“如果没有成吉思汗，就不会有蒙古帝国，没有蒙古帝国，东方先进的文化科技就不会传入欧洲，他让欧洲陈腐的骑士不堪一击，唤醒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使欧洲开始了空前的技术、贸易、军事和思想革命。”同样的考点，学生的作答却体现了各自教育的特点。
从中西方大学生的培养方式上看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首先，在西方，学生在进入大学的时候没并有区分专业，所学课程都是公共课，然后各个专业便会派出其最好的老师讲自己专业的经典课，以供学生选择。而在我国，大学生在进校的时候无论自己是否喜欢，就已经选择了自己的专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西方的学生较多的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喜好选择或者变更专业，即使基础不如中国学生，但是由于是自己的兴趣所在，也会在专研过程中主动弥补。而中国学生似乎基础打得较为牢靠，但是对所学专业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这也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如西方学生原因之一。其次，西方大学生需要将学习和工作相结合，学生可以半工半读，工作一个学期后要交技术报告，而如果应聘不到工作就算没完成任务，这样加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上述两点决定了西方学生与中国学生相比在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上更强。第三，西方大学采取的宽进严出的教育模式，即进大学容易，但是如果在校期间不能达到学校教学要求，要拿到毕业证书是很难的，反观我国目前是严进宽出的教育模式，每年高考“万人争过独木桥”目的就是要进一所好的大学，而一旦进入了大学学习中西教育，部分学生常常是“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不思进取，学校也没有采取更为严格的考核标准，总之只要能进来，出去就容易，不光大学，就连硕士也一样，博士现在也已经批量生产。
从上述中西方教育制度对比情况来看，我们中国的大学教育就目前来说还存在着很多的弊端，特别是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像一个“磨具”造出来的，缺乏自己的思想，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有待提高，体现在进入社会以后，整个社会的创新性、实践性、科学逻辑性不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比尔盖茨在中国也许不是一个好的学生，因为他中途辍学，在中国叫“不务正业”，也许他的成功正是由于选择了自己所热爱的研究领域，学校培养了他如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让他在自己所热爱的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是因为在西方这样的教育土壤的培育下，成就了比尔盖茨的成功，这也是在教育体制上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应该取长补短，使我们中国的教育理念、教育观念、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能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从而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毕业生，更快、更好的推动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 (2)
[2]钱穆.文化与教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2.
[3]王苹刘文捷中西思维差异与大学英语写作[J]《外语界》,2001(5)
中西教育差异论文篇二
简析中西家庭教育的差异
摘要: 家庭教育是整个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无法取代的。本文分析了中西家庭在教育方面的差异,这些使孩子成人后的生存能力存在明显差距。正确认识并很好地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方法,对促进孩子健康成长、提高未来人才的素质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家庭教育中西教育差异
一、引言
家庭教育指的是在家庭互动过程中对孩子的成长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所有教育环节中最重要的环节。中西方由于在文化、经济、家庭环境、教育方式的很多不同点,因此造就了中西方家庭教育方面的差异。正确认识和了解中西之间的差异,对促进我国当代家庭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引作用。传统的中国式教育强调的是命令与服从,而西方国家注重的是公平和自由。一些中国的家长处于统治者的地位,孩子只能顺从地接受一切。父母往往用自己的理性来决定孩子的自然发展,因此剥夺了孩子的自由选择权。而西方国家的家长注重给孩子自主权,让孩子在社会允许的条件下自己做决定,自己解决能解决的问题。
二、中国的教育方式
中国的父母特别关心孩子的学业成绩,对孩子的唯一要求就是专心、安静地做下来读书、学艺,却忽视了孩子的天分,限制了他们的创造力,结果为了培养所谓的“天才”而扼杀了真正的天才。中国的传统教育是以教师为主体,进行集体活动、集体教育,学生在校的时间多以教导性强的课程为主,学生的自由选择相对较少。首先中国教育具有不实际性,所学的东西,费最大的力量才学到的知识,或者说是能力、本领,在生活中并不常见。其次是不人性化,人们常说中国的学生像书呆子,这是在一种环境下、一种状态下被熏陶所造成的结果。在正当青春年少时,他们拥有的是被学习占领一去不复返的童年。
由于中国的经济条件比较差,社会养老保险不健全和一些旧有的观念问题,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从个人养老或个人荣誉面子角度考虑得比较多,把孩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看待,要孩子知恩图报。这往往体现在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和方法上。因此,在父母的眼里孩子只有上好的大学才有好的未来,学历越高本领就越大。就算是大学,他们也不是自由独立的,做什么都是父母安排。因为从小到大孩子都是在他们的“翅膀”下长大,总觉得只有这样才是对孩子的人生负责,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温室”中长大根本就没有自己锻炼的机会。正因为这样,现在的大学生依赖性强,人际交往能力差,缺乏自立能力,独立生活能力差。
三、西方教育的方式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里,家长更注重自由与平等相处,从小就尊重孩子,重视给孩子的个人自主权。父母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和自强精神。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会要求社会成员必须具备这种能力和精神。家庭教育是以培养孩子富有开拓精神、能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为出发点的。父母从小就让孩子认识劳动的价值,因此他们从小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偿服务。父母注重孩子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他们要学习的是生存的办法,是一种谋生的道路,是对人生有用的本领。父母至始至终都是以孩子的独立生存和适应各种环境的能力为主体。美国的孩子有句口号:“要花钱自己挣。”
西方国家经济条件好,社会养老保险健全,父母不认为养儿是为了防老,他们无后顾之忧。只要孩子年满18周岁,并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有责任性和同情心的人,父母就算尽到了义务,完成教育孩子的任务。到了大学,孩子就勤工俭学,换取生活费,实践使他们知道钱来之不易。他们的大学生活非常精彩,他们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业余时间,自己选择朋友,自己选择职业,父母不会代替孩子选择,他们主要是引导孩子怎样进行选择,或者站在孩子的身后,给孩子信心,鼓励孩子。
四、中西教育差异
1.文化经济的差异
中国历史悠久,同时所受的旧的约束也比较多,特别是封建意识的影响较深。文化价值观上多是内敛、保守,不敢冒险。顺从与听话是好的教育的象征,这导致了部分孩子的思想扭曲。而且,中国经济落后,生存压力大,是一个“学历社会”,行业流动性差,所以中国人往往把自己的一生都押在工作上。中国父母认为孩子学习成绩好,工作好,就是好出路,也给他们脸上添彩。所以中国父母注重在教育孩子成“才”(就是学习成绩优秀,能考上好的学校,能获得高学历)。
而西方国家,譬如美国,它只是一个历史比较短的移民国家,旧的思想文化保留得很少,在多元文化、思想价值观的影响,人们能够较快地接受新事物,加上发展的约束较少,因此他们有冒险和创新精神。在经济方面,美国生产力先进,商品经济发达,生存压力小。而且美国是一个“能力社会”,用人机制健全,劳动力流通自由,所以美国人择业观开放,职业选择面宽。美国的父母认为自己的孩子只要能在社会上立足生存就是不错的,职业不分贵贱(在合法范围内)。
2.教育方式和教育观的差异
中国家长尤其是独身子女的家长,在生活上对孩子的衣食住行包办到底,这种行为严重地影响到孩子。不少家长怕孩子学坏或吃亏,限制孩子的自由,不让孩子与外界接触。这是导致孩子变得自私的原因之一。与生活能力相比,在学习上家长反而对孩子要求很高,甚至可以说是到了苛刻的程度,应试教育一直影响着家长们的思想,孩子的成绩好和考上好的学校是孩子成材的标准。
在西方家庭中,家长从锻炼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出发,对孩子的教育采取放手但不放纵的手段。父母的责任是照顾好孩子的安全和一些生活上的事情,而学习跟游戏的选择权都在于孩子自己。同时注重培养孩子的吃苦精神,孩子一旦出现错误或是养成不好的习惯从不袒护,而是教育他们知错能改。他们在孩子的学习上从不施加压力,他们认为孩子若有兴趣学就肯定会努力学好,而不用父母去逼迫。
五、结语
由于教育方式、家庭环境、文化、经济的差异,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家庭教育反差很大。家庭教育是重中之重,是孩子启蒙教育的重要场所,它直接影响着孩子的未来。成功的家庭教育应该是家长拿出时间和孩子以平等的身份好好沟通、交流,认为孩子做得好的要肯定,要加以鼓励;认为不好的要好好指导,而不是打骂,让孩子在尊重和鼓励中成长。另一重要因素就是中国的应试教育出现了误区,对这一现状,家庭内外需要共同努力,将“成人”作为家庭教育的目的。确定了“成人”教育的目的之后,父母应该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自然就要让原先的片面教育变成全面教育。在家庭教育中,中国父母对子女往往权威大于民主,这样的教育不利于孩子的健康发展,应该要平等对待,让孩子自由发挥,这能提高他们自身的大脑开发能力,分辨是非的能力。“宽松”教育和“开放”教育也许才是改进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好途径。
参考文献:
[1]李亚,周侠.中美家庭教育的比较与启示[J].科教文汇,2007,3,(2):51-53.
[2]唐梅.不同文化传统下中美家庭教育中的评价比较[J].世界教育信息,2007,4,(5):15-18.
[3]黄河请.中美家庭教育的跨文化比较[J].中国家庭教育,2004,5,(1):48-49.
中西教育差异论文篇三
寻找中西音乐教育的认识差异
作为西方世界最为重要的音乐教育学术专著，由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Music Educators National Conference)组织编写的《新音乐教学研究手册》(The New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sic Teaching and Learning)(以下简称《手册》)①反映了西方音乐教育教学研究领域近年来的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作为一本综述性文献，本书由理查德・科尔维尔(Richard Colwell)和卡罗尔・理查森(Carol Richardson)领衔聚集了一批重量级的专家学者。他们依照音乐教育的不同研究领域撰写文论，是了解西方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权威专著。虽然本书出版已逾十年②，然而笔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却没有发现该著作;查阅中国知网学术搜索系统也未发现有作者引用该著作③。据笔者所知，除余丹红和覃江梅曾在各自文论④中对本书有所提及外，在我国音乐教育领域的公开出版论著当中都还未曾涉及⑤。在音乐教育研究国际化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把握国外音乐教学研究的进展和方向，有助于我们运用国际视野，更新教学研究的主题和方法，紧随教学研究的前沿进行理论创新。同时，对本书进行初步的比较研究，对于认识中西方音乐教育领域的学科构建之间的差异，建立我国完善的科学音乐教育体系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全书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划分为10个章节，每一章节都由一位学者负责统筹并撰写本章导言(Introduction)。通过对目录的研读，我们可以发现诸多有益经验。不同于我国的传统学科范畴界定，《手册》将音乐教育研究领域概述为政策和哲学(Policy and Philosophy)，教育语境和课程(Educational Context and the Curriculum)，音乐性发展和学习(Musical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音乐认知和发展(Musical Cognition and Development)，社会和文化语境(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音乐教师教育(Music Teacher Education)，音乐教育与学科关联(Music Education Connections)，神经科学、医学和音乐(Neuroscience，Medicine and Music)，普通教育成果(Outcomes in General Education)，研究设计、批评和音乐教育评估(Research Design，Criticism，and Assessment in Music Education)。反观我国的音乐教育导论性质的著作⑥，通常划分为音乐教育的本质特征与社会功能、中小学生音乐心理发展、音乐教育课程、音乐表演学习与教学、音乐创作学习与教学、音乐欣赏学习与教学、音乐基础知识和识谱技能学习与教学、音乐教学设计与教学目标、音乐教学方法、音乐教学模式、音乐教学媒体、国外著名音乐教育体系、音乐教学评价、音乐教育研究、音乐教师。
显而易见，中国音乐教育学者习惯以“专业(方向)”这样的定势思维对本学科展开分门别类的研究，侧重于对单一专业方向的挖掘却似乎忽视了不同方向、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音乐教育作为介于音乐学和教育学之间的一门交叉性学科的性质决定了音乐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和学习者必须具备宽阔的研究视域和较高的观察视角，必须时刻关注音乐学科和教育学科乃至相关学科的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手册》的合理之处在于其目录中所呈现出的良好的多学科研究倾向和独到的学科关联，下面将以本书为主体，结合我国音乐教育研究现状选取部分章节进行比较研究。
近十年来，学界对于音乐教育哲学这一议题展开了持续而激烈的争论，但是对比《手册》中“政策和哲学”而言却显得眼界不够宽阔。众所周知，我国新一轮音乐教育哲学议题引起争议的主因之一便是音乐“新课程”标准中关于“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这一论述。政策和哲学都属于较为宏观的层面，而政策的制定又直接由参与政策制定的学者的哲学观念所决定。反之，国家政策中的文字表述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校音乐教师和音乐教师教育课程的哲学导向，将这两个议题纳入同一章节统筹思考可谓是十分的精准。说到“音乐教育政策”，中国音乐教育学者在此方面也作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较具深度的学术成果⑦。不过一方面这些成果多为史学方面的汇编和研究，且对于音乐教育政策法规的学理、法理构建和当代音乐教育政策的法律体系构建以及我国音乐教育政策制定的趋势和规划涉及较少，还未能真正对这一领域进行有效研究。对比《手册》，塞缪尔・侯裴(Samuel Hope)《政策框架、研究和K-12学校教育》(Policy Frameworks，Research，and K-12 Schooling)分别从政策(Policy)、框架(Frameworks)、结构和复杂性(Structures and Complexities)、政策力量和技巧(Policy Forces and Techniques)、政策和音乐研究的性质(Policy and the Nature of Music Study)、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s)等方面结合K-12学校教育标准对音乐教育政策的法律框架建立、有效性运行、相关组织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进行了全面且极具深度的剖析，对本章起到了导论性的作用。此外，约翰・J.梅林萌(John J. Mahlmann)的《MENC：一个恰当的案例》(MENC?押A Case in Point)、拉尔夫・A.史密斯(Ralph A. Smith)的《政策制定的近来趋势及问题》(Recent Trends and Issues in Policy Making)、约翰・W.里士满(John W. Richmond)的《音乐教育和法规研究》(Law Research and Music Education)等文也都在各自的侧重方面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论述。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在以上文章中大量出现的“推广”(Advocacy)一词。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特别关注音乐教育推广(Music Education Advocacy)，推广即意味着需要音乐教育者及音乐教育相关组织通过游说、宣传等途径取得政策制定者、富人和公众对音乐教育的认同和支持，从而获得政策和资金上的倾斜，更好地提升音乐教育的学科地位，展开音乐教育课程及相关活动。如何发挥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等相关组织的作用，在更广泛的层面取得学科认同和支持是十分值得各位同仁思考的议题。目前我国音乐教育遇到的困境较多来自于公众的不认同，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多学习一些音乐，尤其是器乐技能，然而如何使这样的愿望转变为对于包括学校音乐课程在内的学科认同还十分遥远。同时，虽然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九大音乐学院也相继开设了音乐教育专业，然而其地位依旧十分尴尬，“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行”的偏颇认识大有市场，这是需要同仁们进行反思的。“推广”一词不仅需要获得外界的认同，更需要明确学科定位，寻找学科自身价值，提升本学科从业者对于自身职业的认同，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余丹红曾言：我国音乐教育学科依旧未能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在于学科定位未能厘清，学科准入门槛较低。单纯的哲学层面的争论似乎并不能解决这一看似简单实则艰深的问题，如何使音乐教育学科合法合理?从音乐教育政策和法规这一角度出发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
自从1980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人文系副教授、美籍华裔音乐治疗专家刘邦瑞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系列讲学中首提“音乐治疗学”开始，我国音乐治疗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纵观我国的音乐治疗领域和相关论著，其研究视野都集中于对普通人群心理和生理疾病的音乐治疗方面，偶尔涉及到专业音乐人群也是诸如对舞台焦虑等方面的关注。在《手册》“神经科学、医学和音乐”这一章节中，克里斯・齐斯基(Kris Chesky)、乔治・康德拉克(George Kondraske)、米丽娅穆・亨诺克(Miriam Henoch)、约翰・希普尔(John Hipple)和伯纳德・卢宾(Bernard Rubin)等人通过联合撰写《音乐家健康》(Musicians' Health)一文，从音乐教育的角度对专业音乐人士的健康问题予以关注。他们在国际交响和歌剧音乐家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ymphony and Opera Musicians)、北德州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等相关机构组织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单簧管和小号的实例分析展开音乐教育视角下的相关论述。撇开其文章内容，尽管音乐治疗学同音乐教育之间的关联早已为学界所认同，上海音乐学院更是将音乐治疗列于音乐教育系的专业序列，然而音乐治疗和音乐教育之间的交集更多的局限于特殊儿童的音乐教育、矫治以及通过音乐教育对中小学学生进行良好的心理和人格塑造这一领域。通过《手册》的相关文章，我们认识到，在音乐教育和音乐治疗学科的交集里，我们有着更为广泛的研究领域。
诸如此类尚有很多，笔者认为，《手册》的意义除了其实质性的学科知识之外，更具价值的是本书的章节划分和选题所传递出的与众不同的学科研究理念和新的学科走向。本书用一个章节来专题论述神经科学、医学和音乐的重要性，尽管刘沛教授在本世纪初便提出“脑科学将会成为21世纪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新基石”⑧，慕尼黑音乐和戏剧学院(Hochschule für Musik und Theater München)音乐教育系主任沃尔夫冈・马斯特拉克(Wolfgang Mastnak)教授多年前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也曾提醒要关注音乐教育研究中神经科学理念。然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在此方面取得的成果甚微，究其原因，学者的学术背景单一可能是最主要的。如马斯特拉克教授拥有心理学、数学、音乐教育、音乐治疗四个博士学位，他在应用神经科学的相关理论进行音乐教育学科研究时就显得游刃有余，而我国学者却只能感到力不从心，这需要反思我国现行音乐教师教育的培养体系。受制于我国整体的高校培养体制，如何在大规则束缚之下尽量培养本专业学生对于多学科(尤其是心理学、脑科学、统计学等理学知识)的学习，就需要我们好好加以思考规划了。值得欣喜的是，在近日教育部下发的《艺术学门类专业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拟从2014年起，提高艺术类招生文化课的控制分数线，其中音乐专业学生不能低于同批次普通文理科考生文化成绩的65%⑨。教育部此举就是希望能够提高艺术类人才的综合素质，为培养更高层次的跨学科高水平人才做准备。
在阅读《手册》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作为西方世界音乐教育领域的一本重要著作且汇集了众多知名学者参与撰写，在其目录中却未能发现“Pedagogy”一词，也没有出现国内每一本音乐教育学专著必会提及的奥尔夫、柯达伊、铃木镇一、达尔克罗兹等国际著名教学法。笔者联想到马斯特拉克教授在授课过程中曾言，西方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并不专门学习这些教学法，因为它们太老太落后了。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音乐教育学科长期远远滞后于西方，需要对奥尔夫等教学法补课学习，但是30年过去了，如果我们还仅只停留于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音乐教学法的话，那就真的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我们必须逐步将学科从前科学主义向以心理学、脑科学介入的科学主义阶段过渡，通过相关途径同西方同仁一道展开对当代音乐教学法的研究。当然，不可否认，有一批同仁已经意识到了我国音乐教学法研究的弊端，如谢铭磊对约翰・法尔阿本德(John M.Feierabend)音乐教学法的研究⑩以及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于近年展开的同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11}的交流合作都是这些努力所取得的成果。
尽管本文只是选取了几点进行较为粗浅的比较研究，但笔者希望通过对于本书的介绍以及相关目录的摘抄和研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音乐教育界同仁对于中西音乐教育差异的思考，在突破传统音乐教育体系思维脉络的同时，以一种更加关注学科之间内在关联的理念展开音乐教育的相关研究，更好地推动我国音乐教育学科实质性的内涵建设。 ①Richard Colwell，Carol Richardson .“The New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sic Teaching and Learn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②据余丹红所说，本书已于2011年进行了再版工作，不过笔者目前尚未看到有发行售卖信息。
③在进行相关搜索时皆以″ The New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sic Teaching and Learning ″为关键词，由于不同的中文翻译方式无法进行精确检索，故并不排除有作者引用时只注明其中文译名的情况。
④杨艳迪主编《音乐学新论――音乐学的学科领域与研究规范》，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余丹红执笔第十一章“音乐教育学”延伸阅读;覃江梅《审美与实践之维：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年版。
⑤在非正式出版领域，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自2004年首次招收音乐教育各方向硕士研究生开始便将此书列为参考书目之一。同时，如谢嘉幸等学者也曾在不同场合对此书有所提及。
⑥在此以曹理所著《音乐学科教育学》(曹理等，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为例加以比较研究。选择此书并不是批评曹理或其著作，而是因为曹理作为我国当代音乐教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其著作及思想对我国音乐教育学界影响深远并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
⑦诸如姚思源《中国当代学校音乐教育文献》(1949―1995)，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张援、章咸《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张援《中国当代艺术教育法规文献汇编》(1990―2010)，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金亚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学校音乐教育法规的建设》，《教育探究》2009年第3期;邬美洪《我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法规的历史演进》，《文教资料》2010年第2月号上旬刊;薛南《建国前音乐教育法规研究》，《北方音乐》2010年第5期;杨和平《清末明初中国学校音乐教育法规建设研究》，《交响》2011年第4期;代苗《20世纪以来中国学校音乐教育法规发展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8年度硕士学位论文;方骞《清末明初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法规建设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08年度硕士学位论文;李宁《新时期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法规建设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12年度硕士学位论文等。
⑧刘沛《脑科学：21世纪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新基石――围绕“莫扎特效应”的科学研究和展望》，《中国音乐》2000年第3期。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3年印发《艺术学门类专业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10}谢铭磊《法尔阿本德及其音乐教学法初探》，上海音乐学院2012年度硕士学位论文。
有关中西教育差异论文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