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转轨为什么这么难

俄罗斯与中欧经济转轨都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的历程，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具体的路径和措施异彩纷呈，因而各国的经济转轨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也不一样，尽管转轨进程仍在继续，但是没有人否认，两者相比差距在逐渐拉大。究其原因除了我以前谈过的“帝国后遗症”、科学主义、理性计划的成份导致的“可逆性”较差等原因外，［1］还有以下其他一些因素。

　　一、“半专制的弱国家”

　　经验证明，经济转轨的决心一旦下定，政治结构对转轨成效的作用就至关重要。一般地说，政治学理论把现代国家按政体（权力的来源）分为民主与专制，按国家权力运作的有效性与治理的力度、提供秩序产品的能力又分为“强国家”与“弱国家”。由此二维度可以分出四类：民主的强国家、民主的弱国家、专制的强国家、专制的弱国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但是都有一个强势的高效政府。而在转轨时期，一旦市场化的战略已定，仅就效率而言，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就相对不重要，但强政府与弱政府的作用是巨大的。就常规而言，专制铁腕能有效地抑制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的讨价还价，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但强行配置交易权利造成的合法性缺失容易造成公正危机，并给长远的发展留下隐患。相反，民主博弈会使转轨中充满讨价还价的复杂谈判，增加制度变迁的效益成本，但由此形成的产权（交易权利）配置具有合法性，于长远发展有利。在公平方面，民主能有效遏制政务官的腐败，但对事务官腐败的制约则要视法治的好坏。而专制总的来讲会增加腐败，但一个“英明的”而有效的铁腕机制对官员尤其是事务官也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

　　然而以上的优劣都要以政府的有效治理为前提，如果是治理效能低下的弱政府，那么上述民主、专制的各自的长处都无法发挥：专制弱政府无法抑制讨价还价，民主弱政府则无法保证交易权利配置的合法性，专制弱政府无法约束事务官，但民主的弱政府相对而言还是能对政务官形成约束的。因此，对转轨的有效和公正而言，最有利的是民主的强政府，其次是专制的强政府，再次是民主的弱政府，最糟的是专制的弱政府。

　　当然，民主与专制、强与弱都是有相对性的。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如与斯大林时代乃至勃列日涅夫时代相比，甚至与剧变后一些中亚国家如土库曼、乌兹别克相比，无疑是民主多了，但在东欧范围内则无疑算是相当“不民主”的，与曾陷于无政府状态的波黑、塔吉克相比，俄罗斯的政府算是强的，但在东欧内部，叶利钦政府的有效治理能力比维谢格拉德（指中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四国）国家差多了。

　　按东欧的标准，民主国家基本特征是：三权分立、反对党的存在与竞争性选举。俄罗斯基本上未形成三权分立，总统犹如“民选沙皇”，反对党与竞选倒是有了，但也不如“北四国”规范。然而，叶利钦时期一方面集权，另一方面在严重的财政危机下中央政府能力有限，地方诸侯强大，寡头争夺激烈，社会控制能力差，这也是“北四国”所没有的。如果在东欧内部比较，则“北四国”相对地算是民主的强政府，保加利亚算是民主的弱政府，专制强政府东欧基本没有，而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应当算是比较专制的弱政府之典型了。

　　“比较专制的弱政府”给俄罗斯转轨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大：由于民主欠缺，对政务官制约不利，俄罗斯转轨中权力寻租盛行，寡头坐大。而政府效能差，又导致俄罗斯长期无力整合统一的国内市场，经济秩序混乱，交易成本增加。叶利钦虽在中央一级集权，但对地方影响有限，各州及联邦主体单独选举，执政者有左有右，各搞一套，中央政令无论是激进“休克”，还是渐进改良，都难以有效贯彻。私有化原说要“分”，结果实际上赖了账，改“分”为“卖”，又为寡头操纵，名“卖”实送。可谓“分”没分了，“卖”没卖好，在效率与公平上都损失巨大。寡头的崛起最能反映俄罗斯政治体制的缺陷：民主的不足使社会无力制约前苏联体制下形成的权力精英以权圈钱，做大后又要挟政府，政府的无效又使他们反过来以钱弄权，以与政府签订“君子协定”保证其利益。前苏联无寡头，民主的东欧亦无寡头，唯叶利钦的俄国有之。另一方面，叶利钦十年不倒，病夫治国，俄国从未发生波兰、匈牙利式的左右轮流执政。但俄国政府政策的连续性却比民主波兰忽左忽右的政府还要差。相比之下，波兰的瓦文萨与克瓦希涅夫斯基政治上势不两立，转轨政策却一直延续少变。叶利钦朝令夕改，诸侯们阳奉阴违，政府走马灯，投资者无法作长期预期。到了普京时代情况有所改变，克里姆林宫逐渐演变为“半专制的强政府”，被俄媒体称为“政府的克格勃化”，［2］一边拿“寡头”开刀，另外调整治国策略，加强国家干预。

　　二、俄罗斯与东欧经济结构的差异

　　俄国的经济结构与东欧相比也有相当突出的特点，首先，工业结构中重化工业的比重较大，其中军事工业以及与军事相关的产业比重十分突出，这一点在整个东欧是独一无二的。在经互会国家中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军工产业庞大，最典型的就是斯洛伐克。斯洛伐克长期以来军工企业比重一直较大，在转轨后军事工业转型难度大也使斯洛伐克的转轨遭到很大的阻力。但是斯洛伐克的军事工业与俄国不同的是，它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制造业，而且它的产品是可以用于实战的常规武器，比如坦克、枪械、弹药等等，这部分军火工业虽然军转民比较困难、私有化也不容易，但找到海外市场或维持扩大再生产还是可能的，因为即使在目前，国际市场上常规军火的需求量还是相当可观的。俄罗斯的军工业与斯洛伐克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从业人数庞大，俄国的军事工业连同与军事有关的相关产业，据保守估计占俄国从业人口的40％，甚至有说达到60％。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军工业是一个生产与研究发展的统一体，就业人员与原料供应都混合在统一的研发体制中，这种体制在市场条件下是很难以生存的，它耗费资源但又没有产出。还有，俄罗斯的军事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高端产品，尤其是那部分难以进入国际市场、在国际上受制于反核扩散条约而无法出售的产品，如导弹、核武器等等。这些产品占俄国军工工业产值的相当部分，据统计要占到一半以上，这部分产业是既不能私有化，又不能转民同时也没有外销渠道、没有海外市场。而且只要在武器限制的框架内，现有的市场也是急剧萎缩的。

　　这样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俄国经济有相当大的部分实际上是处在无出路的状态。这使俄国经济背上很大的包袱，也是其他东欧国家、前苏联国家所没有面临的情况。因为前苏联时期核武器、导弹处在大发展阶段，可以向华约国家出口，国内也有很大的需求，还可以向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输出。

　　其次就是统一经济空间的解体问题，众所周知，前苏联在转轨过程中不仅仅面临的是一个体制转轨问题，同时还有一个经济空间重构问题。整个东欧范围内原来存在的统一经济空间被打破，原来在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形成的统一的跨国产业链条突然断裂，对整个经互会［3］国家的冲击都是很大的。以前社会主义阵营时非常强调专业分工，一个国家的某一种产品比重都很大，而且它是面向整个经互会市场的，现在经互会一解体，实物交易的支付手段以及按卢布结算的方式都不存在了，市场也就随之解体，相关的产业立即都陷入困境。这是所有的经互会国家都面临的同样问题，甚至那些参加经互会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也因此受到很大冲击。最典型的就是芬兰，芬兰根本就不存在向市场经济转轨问题、也不存在私有化问题，它本来就是一个市场国家，与苏东剧变的体制转轨毫不沾边，但是仅仅由于连带合作由于经互会解体，它的供货渠道中断、外销市场打乱、对外贸易一时无法调整就使得芬兰这个并没有发生转轨的国家在90年代前期国民生产下降了1／4 以上，经受了一场没有“疗法”的“休克”，或者叫经历了一场没有经过转轨的衰落。

　　对多数东欧国家来说，统一的经济空间解体也就是经互会这一层，除捷克斯洛伐克以外，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存在国家瓦解问题，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家又处理得比较理性，虽然“分家”了，但产业分工的链条仍然保留，甚至连就业的链条也依旧存在，当时捷克和斯洛伐克一直有大量的跨国就业。这种现象在两国分离以后还延续了很长时期。尽管如此，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手仍然给该二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从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出，捷克的转轨本来是很平稳的，转轨的头一年经济下滑幅度也不大，只有7％，但是第二年本来已经停止下滑的经济，由于联邦的解体又下滑了11％（另一数据为14％），［4］可见这个打击相当大。

　　与捷克相比，俄罗斯受到的冲击就可想而知。第一，原来俄罗斯是经互会统一经济空间的中枢。第二，俄罗斯又是前苏联统一经济空间的核心部分，苏联瓦解加上经互会解体的双重打击对俄罗斯经济带来的破坏是前所未有的，有统计认为，俄罗斯头几年的经济滑坡中由于统一经济空间断裂所造成的损失比制度转轨还要大。这是大部分东欧国家没有遇到的情况。能够与俄罗斯相比的大概只有前南斯拉夫，但是前南由于没有加入经互会组织，它所遇到的问题只是一国的经济空间的解体。

　　另外的一个问题是：过去人们往往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都理解为计划经济，其实他它们中间是有很大的区别。有一些国家搞的是不太强调计划的命令经济，比如中国就是一个典型，中国解放以来一直处在搞运动的状态，不太讲究计划平衡，也不讲究分工协作，到处搞五小工业、小而全，反对托拉斯化，反对综合平衡。而东欧国家搞的是理性计划经济，是按照科学主义的计划最优化原则来进行计划安排的，这种计划经济的解构付出的代价要比计划性不强的国家大得多，而且它在计划消失以后还要经历一段既无计划又无市场的“无序”状态。在这一类国家中，俄罗斯又是一个科学主义与理性计划涉及面最广的国家。当然，仅就理性计划的深度而言俄罗斯并不是最深的，东德远远超过它。东德是搞全国托拉斯化，基本上每个行业都一体化，所有的行业都集中核算、统一领导，几乎每个行业就是一个大企业，这样的经济一旦发生解构，对整个经济的冲击是致命的。但是德国有两个特点不同于俄罗斯：1、两德统一基本上是被西德接管了。因为西德强大的经济实力，有效地减缓了东德的计划经济解体带来的混乱。2、更重要的是东德毕竟是一个小国，它的分工协作的链条比较短，涉及面也相对比较小。

　　俄罗斯就不同了，它幅员广大，国民经济门类齐全，在这样一个超级庞大处在高度理性计划的经济体系下，大部分产品的行业集中程度都是相当高的，它们对产业协作链条的依赖性也是非常强烈的，这种协作链条一旦中断对经济的打击比东德及其他东欧国家要大多了。苏联解体前很多产品的生产都是非常集中的，比如说生产肥皂的企业，在全苏联范围内只有两家，生产冰箱的企业、生产照相机的企业都是高度集中的，这些企业一旦原材料进货渠道、生产销售出了问题，这个行业就断送掉了。其他东欧国家很少面临这样的局面。

三、经济转轨中的策略失误

　　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转轨长达十几年的过程中发生一些失误是不可避免的。操作过程中的失误东欧发生过，俄罗斯也发生过。我们现在指责俄罗斯经济失误时都把火力集中在“休克疗法”上，似乎“休克疗法”是万恶之源。这个说法如果在中国和东欧做比较时，还可以商榷的话，那么在东欧和俄罗斯的比较中就不是一个有利的说词。因为大家知道，中国与东欧的改革到底哪个更激进，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而东欧和俄罗斯都搞过“休克疗法”，仅仅就激进程度而言，很难说是东欧更激进还是俄罗斯更激进。因此在俄罗斯和东欧的比较领域中，说俄罗斯不激进而东欧更激进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实际上东欧既有比俄罗斯更激进、也有比俄罗斯更渐进的地方。我们很难以渐进与激进，有无犯过错误来简单地盖棺定论。

　　由于俄罗斯在经济政治结构上的特点，俄罗斯犯了一些重大的错误。这个重大错误并不仅仅指错误的性质，而是指由于它的结构性特点，即使同样的错误导致的后果也比东欧更严重。具体而言，在俄国转轨十几年中有这么一些错误：首先，在财政紧缩、也就是狭义“休克疗法”执行过程中，俄国政府由于党派斗争的需要不断地出现一松一紧的戏剧化局面，使得通过紧缩消除通胀恢复正常经济平衡这样一种效果无法实现，实际上盖达尔政府的财政紧缩只维持了半年，就在议会的压力下被迫放弃，再次放松银根。后来切尔诺梅尔金实行“没有盖达尔的盖达尔政策”，接着又再度无疾而终，反反复复的结果使得俄国在经济稳定这个问题上，实行得既不是渐进政策，也不是激进政策，而是高度缺乏一贯性地随心所欲、虎头蛇尾的一种政策。结果俄国如果一贯渐进也不至于如此，如果“休克疗法”一竿子插到底也不至于如此，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最坏的结果，反反复复的经济紧缩，又没有一次贯彻到底，以至于使俄国的经济平衡、经济恢复经历了非常漫长的过程。

　　其次，俄国在体制转轨、尤其是在企业的微观和资产更新机制的完成以前就全面开放对外国的消费品市场，进行几乎无壁垒的自由贸易，这对俄罗斯的工业、尤其是消费品工业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大量外来的消费品进入俄国市场一下子就把俄国几十年来建立的消费体系冲垮了。轻工业本来是俄国的弱项，小心呵护培育，还要有一个成长过程。相反，俄国原来的重化工业、能源工业、军事工业由于它的独特的优势本来就过于发达，通过改革转变经济结构应当“扶轻抑重”，但转轨后反而比预期的结果更加恶化，也就是说，苏联原来经济结构中的问题是，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消费品工业长期不发达，国内市场短缺，重化工业长期畸形发达这种状态本来应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步调整，但是由于商品市场对外开放过快，受到冲击首当其中的就是消费品工业，因此使得消费品行业在改革初期受到极大的冲击，与中国改革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众所周知，改革前期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就是消费品工业。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经济的对外开放，包括经济自由在国际贸易中逐步放开，的确是改革的方向，但在顺序上有个轻重缓急，尤其不可过于超前于国内的投融资和企业微观机制的转换进程。

　　第三，俄罗斯在私有化问题上也经历了这样一些失误：很多人指责“证券私有化”，“证券私有化”作为方案设计有很多不足大家已经指出。但是现在要说的是，如果“证券私有化”一搞到底或者干脆不搞，都不会有后来那样一种结果。在“证券私有化”实施的整个过程中，叶利钦都是在全力以赴对付议会的挑战，1993年4月的全民公决、10月的炮打白宫，乃至年底的杜马大选，整个都是以政治为中心的，实际上并没用多少精力搞这样一场本来需要全力部署、精心策划的全方位的分配国有资产的过程，结果使得这个过程实际上成了一个大骗局。首先是由于各个企业不合作，大部分的企业，尤其是具有优质资产、效益不错的企业，由于内部人控制的结果不愿向社会开放股份，使得股票兑换市场始终是有求无供，虽然叶利钦三令五申一点也不起作用，大量私有化证券其实换不到有价值的股票，最后私有化证券中的五分之一没有兑换就作废了，等于持券人白白损失了，即使已经兑换的股票中也只换到一些垃圾股。

　　另外，在私有化的实行过程中的1993年，叶利钦由于接受乌拉尔帮的建议，为了解决当时政府面临的财政危机，以通货膨胀为理由大幅度提高原来核算的企业价值，打破了设计时的企业与证券票面价值的一致性，从而使原来按照转轨以前票面价值设定的私有化证券面额兑换到的是大大提高了以后的企业价值，实际上把证券原来能兑换到的资产大大缩水，等于政府在私有化问题上耍赖了，没有把原来许诺的资产分给大家，私有化根本就“没有化了”，大量的证券要么作废，要么只换到一些没有投资价值的垃圾股。大量的实质资产、优质资产、有变现价值的资产都没有按原定计划进入私有化的交易程序，留下来后通过一些不明不白的抵押贷款制、银行划拨制流进有权势的寡头私囊中，从而造成了公平与效率的双重损失。如果按照捷克模式认真地去搞证券私有化，认真地把国有资产分给国民，如果按照匈牙利式的“只卖不分”的模式认真地组织公平、公正、公开的拍卖，实行竞价原则，都不会造成后来的局面。俄罗斯当局等于搞了一次流为骗局的私有化，原说要分，结果没有分下去，而是不明不白、半卖半送的给了寡头，这样造成的结果比不管是卖还是分都要更糟糕。这种局面无论是面向“外资全卖光”的匈牙利，还是公平地分给全体国民的捷克都没有出现的，甚至是主要采取民主的内部人私有化的波兰也没有的，可以说在私有化过程中，俄罗斯走的是一种最糟糕的道路。

　　还有，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是由高度负债、卢布的比价不合理以及俄罗斯金融体系内部的大量不良债务造成。现在很难说如果俄罗斯采取别的什么办法就可以避免这场危机的发生。但是当时俄罗斯采取的一些措施加剧了这种危机的危害性、加速了金融危机的到来、加深了金融危机带来的灾难以及拖延了危机后的复苏过程。这些失误主要表现为在金融危机期间，叶利钦在政治上采取的乖戾的举措，不断的更换政府、不断地对政府进行严厉的指责，不断的更换政府经济部门的主管领导人，导致整个俄国政策缺乏连贯性，破坏了老百姓、投资者对经济的心理预期。在经济存在一定的虚拟化情况下，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往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公众认为经济一定能够好转，经济就会有起色，如果公众认为经济会垮下去，它也就真得会一蹶不振。俄罗斯在1996年前后实际上出现第一次经济回升的势头，由于当年全力以赴地搞大选，又由于 1996年－1997年期间叶利钦换马太勤，俄国人的心理预期发生转变，使得俄国经济好转的势头转瞬即逝再次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最后由于金融危机后以后叶利钦不问青红皂白马上换掉了基里延科，使得俄罗斯社会更加惊慌失措，挤兑、资本外逃、赖帐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相继发生。企业之间拖欠的三角债、债务链中断、支付发生危机，整个俄国陷入一种不可收拾的状态。这个危机会造成如此后果是和叶利钦举措不当有很大关系。举措不当在经济转轨的大盘中并不是占主要因素，政治、经济、结构上的原因是主要方面。

　　四、深层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

　　文化因素的作用是一个漫长的因果链条，这个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有选择的。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特点在转轨期间的作用也是不能忽略的：1、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浪漫有余，易大轰大嗡、一蹴而就，缺乏理性思维、缺乏妥协精神和持久耐力。它在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时都容易极端化、激进化，容易一哄而上。与此同时，妥协、温和、中庸的特征为社会所不容，经常遭到左、右两端的夹击，陷入两头茫茫不到岸的境地。在经济转轨问题上仍在延续历史上“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这二者之间的张力过大，兼顾二者的中间层面空间狭小。因此“俄国人很容易从一种完整的信仰转向另一种完整的信仰”，他们总是力求“在这里、现在、立即就改变生活”，总是力求用快捷的方式解决问题。要么全部，要么全不！是俄罗斯人习惯的思维方式。1990年民意调查认为俄国属于“西方文明”的人有70％，到了2001年这个比例就下降到13％。［5］这种烙煎饼式的大翻个心态，弱化了市场经济的成长过程。

　　2、村社的平均意识、轻商抑商传统和“不与私有化共谋”的民族理念。从东北罗斯延续下来的“俄罗斯集体主义价值观”和民族认同中的“反西方传统 ”，对市场经济的植入有天然的抵触。历史文化中的“平均主义”和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使俄国人养成了依赖思想，因此缺乏竞争、缺乏建立市场机制的动力，虽说俄国已经转轨了十几年，市场意识一直很淡漠，计划经济的“无脑思维”和等待指令的思想仍十分普遍。目前俄国社会在很多方面仍相当保守，比如俄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一直是非常谨慎的，很多企业都不愿让外资参股，更不愿让外资控股，俄罗斯的外资主管部门对外资持一种排斥的态度。但是对外来商品又毫不设防，结果导致外资很难进入俄国，三资企业落地生根困难重重，外资带来的资本更新和产品的技术进步的推广缓慢。另外，外国的消费品又直接进入俄国的市场，对俄国的消费品企业造成极大的打击，一方面面临外国商品的打击，另一方面又不能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在残酷的竞争面前纷纷垮台成了一个难以避免的选择。

　　在农业、商业方面也是如此。俄罗斯率先进入零售业的不是“南方人”（泛指高加索诸民族），就是中国人、越南人、蒙古人、波兰人等，俄罗斯人则以鄙视的态度看待经商者，认为那只不过是“贪婪的犹太人的营生”。由于历史上斯托雷平改革引起的动荡，政府在土地政策上长期举棋不定，尽管很早杜马中就讨论要实行土地私有化，一直到普京时代的前不久才确立土地可以流转。在这期间的整个过程中，俄国的农业配置一直处在一种说公不公，说私不私的状态，有竞争力的农业长期无法建立。

　　3、独特的民族诉求和强国诉求。历史上俄国由于处在东西方文明的夹击下，地缘政治决定了它的“民族身份辨认性”较为突出，强烈的终极关怀式的弥赛亚（救世性）精神支配着俄国人的信念。十月革命以后、尤其是二战以后“两大阵营”的划分，形成了一种“俄国的普世主义”和“反西方资本主义”的民族意识形态，70多年的自主道路和独立发展使“苏联”的概念在俄国人的潜意识中取得的慰藉要远大于经济上的。剧变以后本土价值观的扩展受到挫折，严重地刺激了俄国人的自尊心，经济转轨又迟迟上不了轨道，所达到的结果和人们的预期出现了巨大的差距，于是整个社会弥漫着“民粹主义”和“强国主义”思潮。从今年10月底俄国首富、俄最大石油公司尤科斯公司老板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事件中普通民众的反应就可见一斑。民众普遍支持拿“寡头”开刀，据统计有88％的人对政府的这一举措持赞成态度，即便是“克格勃化”的新权力集团“西罗维基”乘虚而入也在所不惜。［6］俄国人认为，俄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不同，西方大老板、大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可以掌控经济，主导国家的经济生活，而在俄国的国家经济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只能是国家政权。这也是普京执政以后不得不调整国策，与西方的经济发展道路保持一定距离的社会背景。俄罗斯国学大师利哈乔夫说得好，要知道“造成目前悲剧性局势的真正原因隐藏在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哪些特点里？而哪些特点又给人以希望，使人能对俄罗斯的未来保持乐观”［7］。也许，了解俄罗斯民族性的成长路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济转轨的复杂性。

　　注释：

　　［1］金雁、秦晖：《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64页。

　　［2］（俄）《政府有了一张斯大林的脸》见《独立报》2003年10月27日。

　　［3］（波兰）格·科沃德科：《全球化与后资本主义国家大预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陋就简年，51－66页。

　　［4］格·科沃德科：《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86－87页。

　　［5］http//www.polit.ru/documents，02，2003.［6］（俄）《政府有了一张斯大林的脸》见《独立报》2003年10月27日。

　　［7］（俄）德·谢·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