ＦＤＩ技术溢出效应分析论文
FDI技术溢出是指由于FDI进入东道国，其带来的技术对当地所起的起到了一定的贡献。下面是学习啦小编带来的关于FDI技术溢出分析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FDI技术溢出分析论文篇1：《浅谈FDI技术溢出》
【摘 要】在利用FDI过程中，外商企业对技术溢出的控制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外商企业对技术溢出的控制意愿受到其进入东道国动机的影响，“市场寻求型”跨国公司较之“资产寻求型”或“效率寻求型”跨国公司有更强的控制意愿;对技术溢出的控制能力由其进入东道国的时间、投资额、产品处于东道国产业链上的附加值占总附加值的比例等因素决定;对技术溢出的控制方式主要采取灵活进入、技术锁定、模块化、研发活动的低层次以及对工人培训时间的“合理”安排。
【关键词】FDI;技术溢出;技术控制
关于由FDI产生的技术溢出现象，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大多是从国家或产业等宏观角度出发，而很少从微观角度对外商企业的行为进行考察。本文旨在这方面作一些尝试。
一、问题的提出
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技术进步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内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技术创新;二是国外企业的技术转移，包括技术转让和技术溢出，其中，获取由FDI产生的技术外溢越来越成为发展中国家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根据Blomstrom(1983)等人的看法，FDI技术溢出指的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FDI引起当地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而跨国公司无法获取其中全部收益的一种外部效应”。在相关研究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技术转让和技术溢出三个概念经常出现，为了不至于引起理解上的混淆，有必要对它们加以区别。技术转移可以理解为技术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企业转到另一个企业，至于通过什么方式并不重要。因此，技术溢出和技术转让都是技术转移的一种形式。FDI技术溢出特指外商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的一种关于技术的非市场转移方式，或者说是外部效应。技术转让指的是跨国公司内部各组织之间的技术转移和外商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市场化的技术转移方式。
笔者认为，技术溢出是在外商企业与本土企业的“互动”中产生的。这里我们将“互动”定义为外商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信息传播而发生的相互依赖性的活动，而互动本身会产生技术溢出。外商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对互动进行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控制。在这种背景下，具体地分析其对技术溢出的控制意愿、控制能力和控制方式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外商企业对技术溢出的控制意愿
技术是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它们同东道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以往的研究多认为跨国公司对其全部的技术溢出都是严格控制的。如Buckley和Casson的内部化理论就认为，跨国公司对“知识产品”的内部化动机最强，其原因就在于控制技术溢出，避免由外部化导致的技术泄密。不可否认，这种假设在某些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不具有普遍性。跨国公司所关注的并非是技术溢出本身，而是这种溢出对于自身的影响，只有当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的情况下，它们才会加以控制。下面运用成本――收益法来具体分析跨国公司的控制意愿。
一项互动行为，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其收益有：(1)利用本土企业的资源和分工结构，提高公司整体的经营效率，计作E。(2)互动产生了技术溢出，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得以提高，进而对跨国公司形成了一定的正反馈作用，计作F。其成本有：(1)由于互动过程中包含着许多交易，而交易是需要成本的，计作T。(2)由互动产生的技术溢出提高了本土企业的竞争力，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市场份额受到挑战，其损失计作S。若E+F>T+S，表示一项互动行为所产生的收益要大于成本，此时跨国公司无控制意愿。
为了更好地理解跨国公司的行为，有必要具体分析影响变量E、F、T和S的因素：(1)E和S主要取决于外商企业进入东道国的动机。一般认为，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主要出于以下三种动机：寻求市场、寻求资产和寻求效率。如果跨国公司是“市场寻求型”，则E较小，S较大，根据公式，跨国公司有较强的控制意愿;如果跨国公司是“资产寻求型”或“效率寻求型”，则E较大，S较小，此时跨国公司往往表现出较弱的控制意愿。(2)T是各种交易成本的总和，它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相关的制度安排，一项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起到节省交易成本的作用;另外，它也取决于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的异质化程度，如商业规则，通常情况下，异质化程度越高，则T越大。(3)F主要取决于外商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在产业上关联的紧密程度，即产业关联度。其在数量上等于某个产业的感应力系数与影响力系数的乘积。产业关联度越高，外商企业所获得的正反馈效应越明显。在现实中，正反馈作用表现为本土企业通过获取技术外溢，向外商企业提供合格的中间投入品，进而提高了外商企业的收益。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跨国公司并不会控制任何形式的互动行为，其进入东道国的动机对控制意愿有较强的影响;对于某种特定的互动行为，“市场寻求型”跨国公司较之“资产寻求型”或“效率寻求型”跨国公司有更强的控制意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跨国公司来华的主要目的是抢占我国市场，而不是将其纳入到全球一体化分工战略，因而与国内企业的互动呈现出范围小、强度弱和频度低的特点。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政策与国际惯例的接轨，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知识与经营经验的不断丰富，在华投资的全球战略动机也日趋明朗。在这种背景下，跨国公司主要面向国际市场，我国是一个能够低成本生产某个产品或零部件的加工地点，为了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结构和保持竞争力，跨国公司开始主动与国内企业展开合作，加强互动。
三、外商企业对技术溢出的控制能力
外商企业对技术溢出的控制意愿只有与其控制能力相结合，才会对技术溢出产生实质性影响。一般来说，外商企业对技术溢出的控制能力取决于其对东道国的依赖程度D(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东道国区位优势的显著程度)。具体来说，它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一)进入东道国的时间m
(二)投资额n
(三)产品处于东道国产业链上的附加值占总附加值的比例q跨国公司大规模涌入中国起，已经有近二十年了。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4年底，我国的FDI流入量已达到606亿美元，占世界吸收FDI总量的9.8%，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08941家;截至2005年6月底，外商以多种方式投资，设立研发中心超过750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已近40家。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外商企业在我国的投资额大，卷入程度高，对中国的区位依赖性强。
(四)相对区位优势C=
生产-单位产品在次优区位所需要的成本/生产-单位产品在最优区位所需要的成本
其中 c>l。
构造该指标的依据在于：(1)外商企业的相对竞争优势由其生产成本决定。(2)区位优势最终体现在对外商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上。假设外商企业的行为是理性的，根据显示性偏好，东道国就是其最优区位。来自商务部的消息，按汇率计算，目前，我国制造业人工年成本1200美元左右，不足发达国家的4%，相当于亚洲东盟国家的不到50%，与印度大体相当，但仅相当于巴西的18.0%，墨西哥的11.3%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相对区位优势还是较为明显的。
(五)各区位对于FDI在法律上的差异
对于外商企业来说，东道国的外资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变量。在20世纪最后十年，各东道国为了引入FDI，纷纷掀起了放松规制改革的浪潮。这一结果使得各区位不仅会丧失由优惠政策本身所产生的经济利益，而且会导致东道国政策间的相互抵消，造成“合成谬误”，东道国预期目标难以实现。
四、外商企业对于技术溢出的控制方式
在外商企业存在控制意愿的情况下，它们通常会在东道国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选择较为灵活的控制方式。较为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一)选择特定的进入方式
外商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有独资、合资和合作等方式，不同的进入方式对FDI技术溢出的效果是不同的。独资进入方式会对技术溢出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利影响：(1)本土企业与外商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大，可能会存在较高的“门槛”，从而不利于技术吸收。(2)外商企业完全拥有企业产权，当地的参与度低，只能通过观察学习，而无法通过直接的实践学习。(3)由于建立当地供货体系和利用当地供应商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和较高的成本以及承担供应质量与交货期等方面的风险，所以，独资企业的原料与零部件供应进口倾向很高，溢出效应较小。调查表明，2002年在华的外商企业的研发机构中，外方控股的企业最多，占52.6%;其次是外商独资形式，占23.7%;然后是中方控股企业，占13.2%;最后是双方等比股权结构，占10.5%。而在采取合资形式的研发机构中，中方控股的情况在萎缩。譬如，经过多年谈判，阿尔卡特最终以“50%+1股”的模式控制了上海贝尔。
(二)“技术锁定”和“模块化”战略
“技术锁定”(Technology Lock-in)通常指具有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利用其技术垄断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在技术设计、生产工艺和包装广告等关键部分设置一些难以解除其诀窍的障碍，以严密控制其尖端技术的扩散。在我国汽车、家用电脑和通信设备等行业中都可以找到跨国公司技术锁定的踪迹，尤其在计算机制造业中，跨国公司对芯片技术的锁定，始终成为我国计算机行业发展的一道门槛。
“模块”(modularity)是一种半自律性的子系统。“模块化”则是把这些子系统和其他同样的子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更为复杂的系统和过程。跨国公司利用模块化将一项完整的科研活动分割成许多部分(模块)，母公司控制核心模块的研究，而将其他的模块放到其在不同东道国的子公司进行。然后跨国公司再将这些子系统按照“可见”原则(该原则保证了各个模块之间的协调一致)组合起来，形成一项完整的技术。就目前外商企业在我国的战略来看，外商企业的研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与子模块，是“套在大盒中的小盒”，而“小盒”脱离了“大盒”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三)研发活动的低层次
外商企业在东道国的研发活动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从一个地区或企业的长远发展来看，决定其发展远景的是耗资和不确定性都很大的基础研究，基础研究雄厚的地方，才真正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就目前在华外资研发机构的情况而言，绝大多数研发活动只是以中国市场为目标，从事适应性、专用技术型、试验型产品推广活动。外商企业这一战略的结果是使自己处于产业链的上游，而我国企业只能游走在产业链的下游，处在不利的“段位”上。
(四)对工人培训时间的“合理”安排
为了控制技术溢出，外商企业会把对工人的培训时间与其工作年限结合起来。许罗丹等人的一项对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的调查发现，在欧盟企业工作的员工一般工作年限是3-5年，在美资企业工作的员工工作年限大多是1年;相应的欧盟企业向各类人员提供的在职培训高达95.9%，并且培训时间较长，而美资企业除了对生产线工人和技术人员进行了培训外，没有一家美资企业对其他部门的员工提供2个月以上的在职培训。也就是说，如果人员流动过于频繁，外商企业就会减少培训时间，从而控制技术外溢。
FDI技术溢出分析论文篇2：《FDI技术溢出效应问题研究》
摘要:在全球一体化不断加深的今天,很多国家都在实行积极的吸引FDI的政策。由于外国厂商的进入通常会带来比本土企业更加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可以对东道国企业产生技术的溢出效应。关于FDI对东道国的影响,之前许多学者做了研究,对于溢出效应是正向还是负向以及其大小的研究,不仅仅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政府制定合适的FDI吸引政策也具有很大的现实价值。本文对国外学者所做的研究进行了一定的综述,并对今后FDI溢出效应研究所应前进的方向作出一点建议。
关键词:FDI;溢出效应
.一、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
纵观这几十年来国外学者对FDI对东道国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也是最基础的层面,研究的问题是:对于一个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而言,FDI的溢出效应是否存在?第二个层面,一般是建立在第一个层面的基础上,研究的问题是:哪些因素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发生影响?
对FDI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不同学者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检验结果有很大差异。但是他们的基本方法是相似的:在一个由生产函数模型推导出的回归方程中,将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因变量,而将FDI与其他环境、产业以及企业特征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研究FDI是否对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如果FDI变量的系数为正值,则认为发生了正面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根据其他特征变量系数的估计值可以判断相关因素对技术溢出的影响。另外目前一些新的检验方法,如协整技术和闭值回归分析方法等,在近年的研究中(Kugler,2000;Girma,2002)开始得到初步应用。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实证研究方面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支持正溢出效应的存在,另一种观点反对正溢出效应的存在,见表1。
(一)支持正向溢出效应的研究
Caves(1974)分别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他选用两个国家在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发现在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的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在澳大利亚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现正相关。由此他认为,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中存在着FDI的正技术溢出效应。Globerman(1979)采用加拿大制造业1972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Blomstrom和Persson(1983)选用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将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的评价指标,同时选用行业资本密集度以及劳动力绩效作为影响特征变量,实证得出了存在正技术溢出效应。Blomstrom和Wolff(1989)选用墨西哥1965―1984年的行业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某些特定产业内外资的进入对当地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生产力水平存在趋同现象,同时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呈正相关关系,从而也得出了存在正溢出效应的结论。Kokko(1996)对乌拉圭的研究、Sjhnim(1999)在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也持类似的观点。
Joze P.Damijan(2003)使用了1994至1998年间中东欧8个转型国家的公司级数据检验了全球技术转移中不同渠道的重要性。作者通过检验FDI在产业间的知识溢出,公司自身的R&D(研发)积累和经由贸易渠道获得的国际R&D溢出与本土企业生产力增长之间的关系。与其他技术转移的渠道相比,FDI对其接收企业的直接影响是国际技术溢出最重要的途径,并且提供了正在向这些国家转移的技术主要是通过与外资的直接联系这一渠道进行的证据。
Joze P.Damijan(2005)研究了是否在东道国企业革新能力、R&D与外资企业R&D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以及存在多大程度上的联系。他研究了斯洛文尼亚1996至2002年间公司级革新活动与公司财务的数据,得出了三个主要发现:第一,公司自身的R&D花费,以及本国和外国公共R&D补贴,外资参与度以及产业内革新的溢出效应确实会影响公司的革新能力;第二,革新作为公司R&D的结果确实会对其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起到重要作用;第三,外资的参与度对公司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它增强了公司的革新能力,并且它通过高级组织技术以及其他渠道额外地对公司全要素生产力有促进作用。
Yasuyuki Todo(2006)使用了来自日本制造业企业级的数据,并且检验了FDI是否对东道国企业产生了产业间的技术溢出。作者使用了1995至2002年间的公司级数据,这些数据是由日本经济产业省1994年以来统计的雇员在50人以上的制造业企业组成。作者通过分析发现了外资公司R&D存量与东道国企业生产力之间存在正向联系,而外资企业的资本存货的大小并不对东道国企业的生产力产生影响。文章的结果表明外资企业的技术通过它们的R&D活动而扩散,而不是通过它们的生产活动。另外作者发现产业中外资企业的R&D存货明显要比同一产业中东道国企业R&D存货对这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力造成的影响要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要高于东道国企业。最后,作者还发现随着东道国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技术差距的缩小,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也在减小,同时它随着东道国企业R&D存货的增加而增加。以上发现表明从FDI产生的溢出效应大小取决于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
Tae-Young Park(2007)通过对Samsung和LG进入TFT-LCD产业的历史回顾,分析了累积的技术能力是如何从DRAM产业溢出到TFT-LCD产业的。作者选取了Samsung和LG为研究对象,在1980年代中期,这两家公司开始R&D活动,到90年代末他们已经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位置。作者发现DRAM的技术能力以投资的形式转移到TFT-LCD产业,例如TFT-LCD产业R&D所需要的半导体技术的累积,在科技中做及时的投资,DRAM的生产和质量管理系统,关键人士向TFT-LCD产业的转移,以及组织劳动力的能力。然而作者很少发现有技术溢出发生在技术转移以及来自全球供应网络中。作者的研究为处于“追赶”阶段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参考,即在考虑到技术相关性的条件下,如何有效利用在现存商业中的人力资源、组织体系以及网络如何多元化他们的经营,对实现快速增长十分有帮助。
(二)不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
Aitken和Harrison(1999)选用委内瑞拉制造业1976―1989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在该国全国范围内存在普遍的负溢出效应。与Altken和Harrison的研究类似,Haddad和Harrison (1993)曾对摩洛哥制造业1985―1989年间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考察,也没有发现存在明显的正溢出效应。
Driffield(2001)运用英国制造业1989―1992年间的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跨国公司通过投资和产出以及R&D的技术溢出效应。Driffield没有发现任何投资和产出以及R&D能带来溢出效应的迹象。但他发现了当地企业的生产力增长速度要快于跨国公司子公司。Driffield认为,这表明竞争对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Girma等(2001)选用英国制造业1991―1996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没有证据表明有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不过,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则存在正溢出效应;同时,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溢出效应越小。Harrison和Robinson(2001)选用1974―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分别对三种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即行业中存在外资、地域内存在外资以及产业上下游存在外资的三种情况所导致的技术溢出效应。其中,第一种是行业溢出效应,第二种是集聚导致的溢出效应,第三种是行业间的溢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这三种溢出效应都不明显,不过第三种行业间的溢出效应相对要比前两种明显。
Barry等(2001)考察爱尔兰制造业1990―1998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存在大量的负溢出效应,他们将其归咎于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竞争。Barrison和Strobl(2001)考察了西班牙制造业1990―1994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总体上没有找到任何正溢出效应存在的证据,不过在以出口为主的当地企业中,发现了显著的正溢出效应的存在。他们的解释是,以出口为主的企业需要参与国际竞争,使用的技术相对比较先进,技术吸收能力也相应较强,因此能够从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中获益。
Beata Smarzynska Javorcik(2004)的分析基于立陶宛公司级的面板数据,强调了计量数据的不同可能会导致与以前研究不同的结论,例如投入需求的内生性,标准差的相关性,所选择的变量都是来自企业级的。作者所得的结果是与目前通过后向联系发生的生产力溢出效应相吻合。它们意味着下游企业一个标准误差的增长是与每一个东道国供应企业产出15%的增长相联系。生产力溢出被发现是部分地而不是全部的由外资拥有的企业所相关,这是与显示很大一部分的本地企业的外购是来自后一种类型的FDI企业。最后,与早期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司级数据所作的研究一样,没有证据显示有产业间的溢出效应的存在。
Jonathan E.Haskel (2007)使用了英国1973至1992年间制造业的面板数据以检验在东道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该行业中外资分支机构雇员活动所占份额之间有明显的正向联系。结论显示外资在英国产业的存在每上升10%,会使该产业的英国企业全要素生产力上升0.5%。在从内向FDI向东道国企业产生的生产力溢出效应中,这一关系是不变的。并没有发现在这一区域的外资雇员比例之间有明显的溢出效应。
二、FDI技术溢出的渠道
综合国内外文献对FDI溢出效应的理论阐述,主要包括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培训效应。跨国公司从竞争的角度出发,会努力避免技术扩散到竞争对手中间。但是由于技术可以被模仿而同时技术人员可以自由流动,技术扩散或早或晚、或多或少都会发生。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当地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使技术在当地同类型企业中扩散。
(一)示范效应
Finalay(1978)认为示范效应指由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存在着技术差距,东道国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外资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生产流程、管理经验来提高自身技术水平。跨国公司只有拥有比东道国企业更大的技术优势时,才能与本地企业进行竞争。外资企业为当地企业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扩展了东道国企业的视野。本地企业通过对外资企业的观摩、模仿与学习,不断改进生产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溢出效应(Girma & Waklin,2001)。
(二)培训效应
Driffield和Taylor (2001) 提出培训效应是指在外资企业就职并受过培训的雇员流动到本地企业所产生的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培训效应是通过劳动力流动来实现的。帕克(Pack,1997)对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通过劳动力的流动向本地企业扩散了技术,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近50%的工程师和63%左右的技术工人离开了跨国公司,加入了台湾当地的企业。但是,Gershenberg(1987)对肯尼亚工业的研究报告表明,培训效应有限,肯尼亚中人员流动比率高达91%,但只有16%来自跨国公司向本地公司的流动。跨国公司员工向东道国或地区内企业流动较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东道国或地区企业的工资水平普遍低于跨国公司的工资水平。
(三)竞争效应
Aitken和Harrison(1999)提到竞争效应即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迫使本国企业被动加大研发投入,加速生产技术、生产设备的更新升级。Mansfield和Romeo(1980)研究了在英国的美国企业的研发活动对技术溢出效应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作者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英国企业不得不进行被动的技术学习,模仿,以适应美国企业进入所带来的竞争压力。Caves (1974)、Kokko(1994)也指出了这一溢出渠道。
三、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研究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的同时,国外学者也对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作了分析和探讨。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技术差距水平、东道国市场结构以及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人力资源水平等诸方面。
(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一些研究跨国公司国外R&D活动的学者(Kotabe & Swan,1994)注意到,跨国公司在国外建立R&D分支最初规模都非常小,而且只是为了其产品更加适应当地市场的需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随着东道国销售市场规模的扩大,跨国公司的国外R&D机构开始专门为东道国市场设计开发产品,国外R&D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Raman Muralidharan和Arvind Phatak(1999)通过对美国跨国公司在34个国家的R&D活动的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跨国公司的R&D规模就越大,研究开发活动的水平也越高。这与Ronsradt(1978),Behrman和Fiseher(1980)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也就是说,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
(二)东道国的市场结构
竞争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FDI技术正溢出效应的产生,此外,市场结构也对FDI的技术溢出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一般认为,竞争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FDI技术正溢出效应的产生。跨国公司作为技术溢出源,只要能够继续维持其竞争垄断优势地位,它就不会把最先进的技术向东道国的子公司转移。但如果跨国公司之间、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不断,跨国公司内部国际技术转让的速度就会加快,从而有利于技术溢出。与此同时,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跨国公司对本土供应商提供的中间产品将更加挑剔,更倾向于向其提供技术帮助和信息服务,专业技术人员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流动也将更为频繁,各种渠道的技术溢出也就有了广阔的空间。Blomstrom(1986)选用墨西哥1970―1975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重点考察了行业竞争和市场份额因素对溢出的影响。结果发现,溢出效应是存在的,但并非是外资进入导致行业内的技术转移增加,而是竞争加剧导致当地企业效率提高。Girma等(2001)选用英国制造业1991―1999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研究也发现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存在正溢出效应,而在竞争程度低的行业中溢出效应不明显。
(三)技术差距
在国际技术溢出过程中,技术溢出效应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相关关系问题争议较大。以Findlay(1978)、Sjoholm(1999)为代表的学者普遍认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越大,内资企业越具有追赶和学习的空间,因而从FDI技术溢出中获益就越多。而Haddad和Harrison(1993)对委内瑞拉的研究、Kokko(1996)对乌拉圭的研究以及Liu和Parker(2001)对台湾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当内外资技术差距小时,溢出效应才是显著的。在Kokko(1994)对墨西哥的研究中,采用连乘变量来检验技术差距对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时发现,当内外资技术差距较大时,相应的连乘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表明技术差距太大会阻碍溢出效应的产生。得出这一结论的学者认为,内资企业在技术差距小的情况下才有能力进行学习和追赶,而当技术差距太大时,内资企业缺乏相应的学习能力,无法吸收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Sjoholm(1999)提出,技术差距与溢出效应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溢出效应的发生要求有某种技术差距。在初级阶段,溢出水平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加,而当差距增大到某一水平以至于当地企业无法在现有的经验、教育水平及技术知识基础上对国外先进技术进行吸收时,溢出效应将与技术差距负相关。Borenztein(1998)和 Blomstrom(1994)等称这一转折点为发展门槛(development threshold),认为东道国应具备一定的劳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才能跨过发展门槛,享受FDI技术溢出带来的益处。
(四)人力资源水平
Narula(2004)指出,东道国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人力资本水平。早期的研究,如尼尔森和费尔普斯(Nelson和Phelps,1966)认为一个国家引进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来自国内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越高,往往技术进步的程度越明显。后来的实证研究,包括Benhab和Spiegei(l994)、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5)以及BinXu(2000)等都纷纷扩展了人力资本变量,来确定实现技术溢出效应的人力资本的“临界值”。这些实证研究都表明,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比较明显,而欠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不明显,其原因就是欠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
根据这些不同国家的学者得到的不同结果,学者们进一步认为:第一,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往往随着东道国经济环境、行业特征的不同而不同;第二,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是自发地产生的。
四、测量方法
(一)函数的推导
我们以标准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开始:
在这里Y是产量,A是效率参数,K是资本,L是劳动力, 和 的值是固定的。假定规模收益不变,即。在这里我们假定 ,可以大于1,小于1也可以等于1。添加产业(i)和地区(r)以使等式能够适应我们的数据要求。m代表本土企业在产业中所占的比例, 为误差项。
上式中包含了一个未知参数,我们用这个参数来表示规模经济。
(二)定义变量
在实证研究中,我们所确定的效率参数包含人力资本(HumanCap),市场集中度(Herfi),地理集中度(Gini)、外资参与程度(FOR)以及在FDI和本土企业供应商之间后向联系(FIR)。于是我们得到以下的实证模型:
因变量为一个比率,即在某一产业中本土企业中总的增加值比总的员工人数。资本劳动比率是通过在某产业中本土企业账面总资产比总的员工人数而得到的(Persson和Blomstrom,1983)。
我们构建因子表示规模经济。基于最小规模经济(MES),我们可以获得在一个产业中企业达到MES产量时的平均值。MES产量能够通过最大规模企业平均的净产量而得到近似值。对一个给定的产业, 是通过每个企业净产量比该产业中的MES而得到。
接下来我们以同样的模式考察产业间人力资本的变动,产业间市场集中度的变动是通过Herfindahl指数来表示,用企业在产业中所占产量的份额平方之和表示(Kokko,1994)。
我们包含了变量Gini来表示经济中出现的凝聚作用。我们定义Gini为这一地区产业的雇员占在该地区制造业总雇员的比例除以该产业在全国总制造业雇员中的比例。
最后我们定义两个变量来表示FDI的存在。产业间外资参与是由在该地区产业中为FDI工作的雇员数比在该地区产业的总雇员数。对于产业内的外资参与程度,我们使用了本土企业和FDI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来研究外部效应,该变量FIR被定义为:
在这里是地区r部门k被部门i所消费的量占总产量的比例。
五、评述
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整理,我们发现,国外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己经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但还是存在着一些空白。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二是影响溢出效应发生的因素研究;三是溢出效应发生的微观机理。但目前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前两个层次上,而对第三个层次的研究只集中在某些案例文献中以经验总结的方式出现,在计量经济文献中很少见到。其原因是受制于理论研究的落后以及数据来源和检验方法的不足。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目前在理论上还没有得到恰当的解释和描述,因此很难被度量和追踪,这将是今后进行研究的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1]Zhiqiang liu: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theory and evidenc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8,vol. 85,issue1-2,pages 176-193.
[2]Ricardo A.López:Foreign Technology Licensing, Productivity,and Spillovers,World Development,April,2008,Pages 176-193.
[3]Zhiqiang Liu,: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and rural urban migration: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September,2008,Pages 521-535.
FDI技术溢出分析论文篇3：《FDI技术溢出作用机制》
[摘要] 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技术的示范与模仿、市场竞争、产业关联、人力资本流动和R&D当地化来实现，五种机制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国际技术的转移和扩散。
[关键词] FDI技术溢出技术进步
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是国际技术扩散的一条重要渠道。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一直受到各国经济学家的密切关注。FDI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使东道国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和管理技能不断提高，帮助东道国国民经济走上内生化增长道路。Blomstrm(1998)将FDI技术溢出效应定义为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MNC)在东道国实施FDI引起当地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而跨国公司无法获取其中全部收益的一种外部效应。这种效应通常是在非情愿或无意识状态下完成的。具体来说，FDI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对国外知识的学习和模仿、利用MNC产生的市场竞争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人才的流动以及R&D当地化将先进技术扩散到东道国的经济体中，五种机制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从而共同推动国际技术的转移和扩散。
一、通过对国外技术的示范和模仿实现技术溢出，提高东道国生产效率
示范和模仿两种效应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实际上是同一过程的两个阶段，其存在的前提是MNC与本地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技术差距。通常情况下，MNC向其子公司转移的技术要比其向外转移的技术更加先进，从而对当地企业产生了示范作用，东道国同类企业为了谋求技术水平的提高，以便与MNC相抗衡，就会纷纷向其模仿。在本地企业与技术先进的MNC直接接触中，可以通过模仿和学习以及“逆向工程”不断改进其生产方法、提高生产率。
1.通过“看中学”和“干中学”实现技术溢出。一种新产品或新工艺在市场上得到广泛应用之前，关于它的成本和效益的信息十分有限，潜在使用者进行这项技术投资将面临很大的风险。但是，随着现有使用者的增多，潜在使用者可获得的各种信息也不断增加，投资风险随之下降，采用这项技术创新或者进行技术仿制的可能性也增加。有关示范和模仿的直接证据是很充分的。蒂尔顿(Tilton，1971)和莱克(Lake，1979)在研究欧洲半导体工业时，都强调了美国MNC在欧洲半导体工业的技术示范效应;雷德尔(Riedel，1975)研究发现MNC子公司的示范效应是推动20世纪60年代香港制成品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之一。
2.通过“逆向工程”实现技术溢出。厂商获取技术知识的另一种途径是逆向工程。逆向工程也叫破译工程，特指通过获取并研究其他企业的产品来掌握生产该产品的技术。通过对进口制成品或中间品的研究、学习和模仿，可以启发东道国企业的创新意识，甚至开发出具有竞争性的相似产品。由于企业直接到市场购买即可获得竞争对手的产品，如把MNC的高技术产品拆开来搞清楚它是如何制造和如何工作的，从而揭示并得到了这一新技术，技术溢出也就产生了。这种路径的优点在于它能够绕开和有效突破MNC的技术锁定。通过当地企业的逆向工程和模仿，在MNC子公司内采用的新知识、管理、会计核算、市场技巧或生产线的再组织等可能就会对当地的竞争者产生一种无补偿的示范效应。因此，逆向工程是获取产品技术信息的重要而便捷的手段。基姆(Kim，1980)通过对韩国电子消费品生产厂商的研究发现，1975年的15个黑白电视机组装厂商中有11个是通过引进其他厂商的工程技术人员，借助于逆向工程掌握必要的技术后才得以进入该行业的。基姆还发现，韩国许多化学、水泥、纸张和钢铁生产厂商大多数始于交钥匙工程，后来通过利用逆向工程才得以巨大的发展。
二、利用市场竞争实现技术溢出，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
MNC竞争产生的压力是东道国企业不断提高技术水平的重要推动力。市场竞争这种技术溢出途径主要是通过刺激和激励东道国的企业改善技术、提高效率和研发水平，从而实现东道国技术水平的提高。
由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些高度政府垄断或者自然垄断的行业，这些行业对其他投资者设立很高的进入壁垒，市场竞争程度低、效率低下、技术进步停滞。MNC利用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市场，凭借其拥有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优势，参与并加剧东道国的市场竞争，有利于打破东道国原有的市场均衡。一方面，原来处于国内领先甚至垄断地位的企业在面临跨国公司投资企业抢占国内市场的威胁时，为了保持其市场竞争力，会主动加强学习与模仿，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改进产品质量，加大研发投入，改善经营管理甚至以不断创新来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从而有利于使整个行业的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推动当地企业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会使本来具有强大行业壁垒的产业，由于外资企业的强行进入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垄断，使社会福利水平得以提高。我国的通讯、汽车、工程机械和电站设备等行业的飞速发展便是如此。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电信服务、批发零售商业等行业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这些行业提高效率和改善服务的进展明显加快。
三、利用产业关联带来技术的溢出效应，增强东道国市场竞争力
为了垄断技术比较优势，MNC不希望发生技术溢出。然而，为了进一步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又希望将有关技术转移给其在东道国当地其他行业的供应商以降低产品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尽管MNC具有将新技术内部化使用以防止技术扩散的倾向，但MNC在东道国不能孤立发展，必然会参与当地的产业分工。而MNC通常拥有技术或信息上的优势，当其子公司与当地的供应商或客户发生联系时，当地厂商就有可能从MNC子公司先进的产品、工序技术或市场知识中“免费搭车”，于是就发生了技术的溢出。即使MNC子公司会向当地的供应商或客户收取一定的费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攫取当地厂商从中获得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全部收益。
具体说来，厂商间的联系包括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两方面。前向联系是指东道国企业通过购买MNC的先进技术产品，通过使用MNC高质量的产品以改进自身生产工艺，提高自身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后向联系是指MNC向当地企业购买加工原料和零部件，间接影响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一般认为，厂商间的后向联系更容易产生技术溢出。由于MNC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必然考虑到东道国原材料、能源以及相关零部件等投入物的供给条件，尤其当通信和运输成本较高的时候，MNC通常会通过本地供给商采购各种投入物。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和公司信誉，MNC通常对当地原材料、零部件、机械设备等供应商提供各种技术支持和人员培训，这种技术帮助、管理培训、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等会将技术转移给到他们的当地供应商，从而引起技术的扩散。东道国当地厂商与MNC子公司间的后向联系程度越大，由MNC子公司向当地厂商发生的技术溢出的可能性就越大。
布拉什(Brash，1966)在研究通用汽车公司对澳大利亚当地供应商的影响时，特别强调了MNC进行严格质量控制的重要性，他认为这种质量监控对供应商生产水平的提高具有特殊的意义。凯茨(Katz，1969)通过大量的调查发现阿根廷的外国MNC经常迫使其国内供应商采用它们母公司原先使用的生产工序和技术。而沃塔纳布(Watanabe，1983)指出了菲律宾当地小供应商对MNC产品性能和价格的苛刻要求进行抱怨的另一面，但即使是“消极联系”也会促进当地生产技能的改进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提高。
四、通过人力资本的流动促进技术扩散，提高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的流动也是技术扩散的原因之一。人力资本是一种具有特殊创造性的资源，所有消化、吸收、促进产业技术进步的工作，都需要人力资本来进行。MNC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本，并因此开发出能保持其竞争优势的复杂技术系统和管理系统。发达国家的经验证实，国外资本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是无法脱离其人力资本而完全物化在设备和技术上的，MNC要保证海外投资项目能够顺利运转，实现投资目的，必定要依靠当地的人力资本，这就为MNC在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培训创造了条件。因此，MNC海外投资项目的有效运转，往往和当地人力资本的开发结合在一起。
MNC子公司对当地雇员的培训是形成东道国技术溢出的基础。随着MNC在东道国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战略地位的提高，MNC从技术到管理的本地化趋势都越来越强烈，MNC因此都会对其子公司的雇员进行培训。此类培训涉及各层次的雇员，从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人到高级技术专业人士和高层管理人员，几乎都有受训的机会。培训方式也很多：既有现场指导，也有专家讨论会，甚至派雇员到海外接受正规的教育;此外还包括当地技术人员和MNC总部派遣的专家一起工作，共同参与对技术、产品和工艺的改进甚至研发活动，以及当地的高级管理人员了解、参与跨国公司全球网络的运作过程等。尽管高层职务一般由来自母国的专家担任，但当地人士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由于人力资源是流动的，当暂时受雇于外资企业的人员日后被其他企业所聘用或者自创企业时，其在子公司受雇时所学的各种技术就会外流，溢出随之发生。在对中国台湾的一项研究中，佩科(Pack，1993)发现来自MNC的劳动者流向当地企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些受过训练的管理者在离开MNC而受雇于当地企业后，通常会成为推动当地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基姆(Gim，1991)也发现，韩国CAD(计算机辅助设计)和CAM(计算机辅助制造)行业28个厂商中的绝大多数曾经是MNC在当地销售和售后服务的代理机构，这些代理机构，为韩国当地厂商消化外国技术，进入高技术行业奠定了基础。
五、通过R&D当地化实现技术溢出，增强东道国科技发展与技术创新能力
传统上，MNC研发活动大多数集中在母国进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生产、经营和市场的全球化，MNC为保证自己的竞争优势，会在东道国设立研究与开发机构，将最先进的技术直接引入东道国，有助于增强东道国科技发展与技术创新能力。因为无论从新技术的研制角度还是从已有技术的本地化角度，MNC从事研究与开发的技术一般都较当地现有技术更为先进。MNC通过当地化的R&D机构与东道国公司、大学以及科研机构进行广泛的技术合作，就会实现技术的扩散。如IBM中国研究中心就在IBM研究实验室50年研究成果和27年语音识别的基础上，开发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中文语音识别系统。中国惠普也利用美国的技术和设备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花一年时间完成了数字示波器的开发与研制，接着又完成了电视视角器的研究与开发工作，显著提高了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开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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