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闽南文化论文
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极具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泉州是闽南文化的聚集地之一。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泉州闽南文化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泉州闽南文化论文篇1
浅析闽南文化生态视域下的泉州回族祭祖习俗
摘要：泉州是闽南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文化积淀深厚，民风古朴淳厚。泉州百崎郭氏、陈埭丁氏独特的宗祠祭祖习俗是具有泉州地域特色的回族习俗之一，是闽南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见证了泉州海外贸易的辉煌历史，体现了闽南文化兼容并蓄的特征。泉州回族祭祖习俗也是海峡两岸同胞交流的一个平台，具有保护与传承的价值。
关键词：闽南文化;泉州回族;祭祖习俗;传承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于2007年6月9日正式批准在福建泉州、漳州、厦门设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这是我国首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是指由闽南人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闽南人传承、发展与创新的地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泉州是闽南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区，文化积淀深厚，民风淳朴。而具有泉州区域特色的回族习俗，则是闽南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俗不仅是一种民间文化自我传承的产物，更是一个民族自由表达情感、展现独特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的一种行为方式。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习俗。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泉州回族有63397人，主要姓氏为丁、郭、夏、蒲、金、马、葛等。目前泉州市有1个回族乡30个回族村(社区)，分布呈“大分散，小聚居”的状况。由于泉州回族居住分散，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少回族村(社区)的生活习俗，已经和闽南地区的汉族习俗融为一体了。
但在泉州回族的两大聚居区，一些回族的生活习俗仍然保留着，这两大聚居区是惠安县百崎回族乡(现为台商投资区百崎回族乡)及晋江市陈埭镇。陈埭镇有7个回族行政村，丁氏回族人口达到2万余人，人称“陈埭万人丁”。百崎郭氏回族人口也有1万多人，自明朝以来他们就主要居住在百崎的9个乡村，俗称“九乡郭”;1990年成立百崎回族乡，是泉州市唯一的一个少数民族乡。在这两处回族人口较多的聚居区仍保留着本民族的一些习俗，但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回族习俗，而是具有闽南地域特色的回族习俗。宗祠祭祖习俗正是泉州百崎郭氏、陈埭丁氏回族独具特色的习俗之一。
一
习俗是一个民族在与自身所处的自然、社会生态环境相调适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同时，“民俗的变异既是民俗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民俗自身发展的一种运动规律。……所谓世代不变的习俗任何时候也没有存在过。”圆泉州陈埭丁氏、百崎郭氏回族的宗祠祭祖习俗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
陈埭丁氏、百崎郭氏回族的先辈都是笃信伊斯兰教，生活习俗带有明显的伊斯兰文化特征。对此，丁氏、郭氏的族谱都有相关的记载：丁氏族谱载“祖从回教也。回教维何不用刚鬣，不焚楮帛，相率向西而拜”;“岁月一斋，晨昏见星而后食，竟日则枵腹……肉食不以豚”。固百崎郭氏族谱也载有“我祖自开基白奇(百崎)以来，曾贮天经三十部，创礼拜寺，尊重经教，认主为本。溯斯教之传，自乾坤开张，三皇布政，皆系真主保养之厚德，名日回回。……其教极务实理，不尚虚文。能摒斥邪魔，面向清真，我祖由是遵教焉”。
可见丁氏、郭氏先辈的生活习俗几乎是纯粹的伊斯兰文化。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只崇拜全能的真主，禁止崇拜其他偶像。《古兰经》明言：“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丁氏、郭氏先祖的生活习俗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他们只是在家或在清真寺诵读《古兰经》、做礼拜，他们没有祖先崇拜的意识，更没有祭祖的习俗。
一定的文化形态是与一定的地理生态条件和人文历史分不开的。其存在与发展，保留与变异，都与特定地域的地理生态条件和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元末明初，泉州丁氏三世祖丁硕德、郭氏三世祖郭仲远先后携家眷从泉州这一繁华的城市分别迁徙到陈埭、百崎这些滨海偏僻的乡村。“徙居城南二十里许，是为陈江(陈埭)”，“择地于惠邑海滨百奇(百崎)山下筑室居焉”。
丁氏、郭氏以一家外族异教的身份在新的居住地要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主动地适应周围的自然、人文环境。丁氏、郭氏的先祖根据迁入地的地理环境，调整了原来的谋生方式，由经商逐渐改为农耕、讨海及海荡，“(陈埭)环江居负海，而潮所往来处，其地卤泻，宜生海错诸鲜，居民受其产以为业，谓之海荡”。
同时，在习俗上也逐渐接受了闽南汉族祖先崇拜的观念。如百崎郭氏开基祖郭仲远于明洪武九年(1376年)在百崎埭上村兴建一座祠堂，该祠堂后来发展成为今郭氏四房的小宗祠;二世祖郭仕初于明宣德七年(1432年)在白奇村兴建另一座祠堂，该祠堂成为今天郭氏的大宗祠――郭氏家庙的前身。在陈埭的丁氏也不例外，丁硕德临终前留下要子孙在其所居住的地方建立祠堂的遗嘱，“遗命诸子，即所居营祠焉”。其子丁善遵照父命，在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创建祠堂“拓基启宇”，该祠堂成为今天陈埭丁氏大宗祠的前身。
尽管陈埭丁氏、百崎郭氏在明代早期就先后兴建了祠堂，接受汉人祖先崇拜的习俗，然而，当时他们的祭祖仪式依然保存着一些伊斯兰教文化的因素。如丁氏在祭祖前应斋沐，而且“祭不列品”。据载：“(七世丁德)惟祖先祀事，旬日戒且必诚必腆，治器皿，干衣服，斋沐三日，乃与神交，率为常。”
甚至在丁氏八世祖丁仪首登仕籍后，虽“以大夫之礼祀其先”，但也是“回教未敢有违”。百崎郭氏族谱也有“凡遇祖先忌辰以及父母丧事，唯延师敬诵天经”、“祀预日，必先沐浴”的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明朝中后期以后，丁氏、郭氏回族逐渐淡化了伊斯兰文化，其祭祖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丁氏祭祀祖先开始由祭不列品到祭列品矣，“祭列品而加牲矣”，祭祖仪式向着“渐变以合于礼”发展。郭氏谱牒也记载在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后，其伊斯兰文化习俗发生了演变。“……本期世世尊重，历代不忘，孰意传及五世后，遭兵燹之间关，掌教失传，遂至染外教之风，竟朦昧正教之则”，“传至八世、九世乃出教，谅在明万历年间”。郭氏的祭祖仪式也是“祀用儒礼兼之”。此后，丁氏、郭氏的习俗受汉族文化影响的程度更深了。
文化生态是指由构成文化系统的诸内、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给泉州回族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泉州百崎郭氏、陈埭丁氏回族继承了先辈善商的传统，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使回族社区的经济不断发展;同时，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扶持以及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自由宽松的态度，也为泉州回族习俗的恢复与传承提供了平台。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起，陈埭丁氏、百崎郭氏逐渐恢复了宗祠祭祖习俗。
今天，祖先崇拜在陈埭丁氏、百崎郭氏回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陈埭丁氏回族于每年的元宵节及冬至在丁氏大宗祠举行全族隆重的祭祖仪式，俗称春冬两祭。祭祖仪式由陈埭回族事务委员会主办，7个回族行政村轮流承办。百崎郭氏回族于每年清明节前后在郭氏家庙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祭祖仪式由百崎郭氏仁、义、礼、智、信五支房轮流做东承办。因有的支房人数较少，有的虽不同支房，但又居住
在同一村落。因此祭祖活动事实上是分为三股轮流承办：大房单独承办，二房与五房联合承办，三房与四房联合承办。
据近几年对百崎郭氏、陈埭丁氏回族宗祠祭祖活动的实地调研，我们看到丁氏、郭氏宗祠祭祖习俗既保留了一些回族文化的因素，又融合了汉族文化的因素。
陈埭丁氏祭祖仪式在丁氏大宗祠举行，参加祭祖的丁氏宗亲需头戴圆形小白帽。祭祖仪式开始前，主持人邀请陈埭回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陈埭片老年人总会会长、7个回族村老年人协会会长、7个回族村两委会书记、村长、旅居外地宗亲代表及祭祖的主礼人、陪礼人、司仪、礼生等上台盥洗就位，并请回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为主礼人、陪礼人、司仪、礼生披挂红绶带。祭祖仪式开始时，全体肃立，燃放鞭炮，奏大乐。接着在列祖列宗的神主龛前点燃8对红色蜡烛，奏小乐。
然后主礼人诣香案前，焚香，一上香、再上香、三上香，祭祖人员在始祖节斋公暨列祖列宗灵座前行三鞠躬礼，随后敬奉供品，供品有羊肉、全鸡、牛肉、牛筋、香菇、红鲟、大蛏、鱿鱼等8道，每奉上一道供品，都要说些相应的吉祥语。再后，敬致祝文，敬献鲜花。最后参加祭祖活动的全体族人暨旅居外地宗亲依序上香，奏大乐，燃放鞭炮。
百崎郭氏祭祖仪式在百崎郭氏家庙举行。参加祭祖的相关人员需头戴圆形小白帽，身穿灰色长衫。随着东赞、西赞的唱叫，导祭人引导主祭人、陪祭人逐一完成祭祀仪式，礼生递送供品及器具。
祭祖仪式隆重，讲究繁文缛节，程序多达112道。祭祖的主要程序是：首先燃放鞭炮，打开厅堂祖先灵座的大门，三击祭鼓，奏大乐，导祭人引主祭人、陪祭人到厅堂西台阶下面就位。接着导祭人引主祭人、陪祭人到盥洗所授巾盥洗、到酒樽所省酒、到牲礼所省牲、到毛血所省毛血、到洁馔所省馔。
随后引他们由东台阶上香到列祖列宗之灵座前鞠躬、下跪、四授香、三酌酒，进奉《古兰经》、鲜花、鲜果、红烛、三牲、金锭、银锭、疋帛、茅、燎、毛血、祝文，四叩首。接着导祭人引主祭人、陪祭人由西台阶下复位，引读祝文的人员就位，鞠躬、下跪、展读祝文。祝文读毕后，引读祝文人员复位，引主祭人、陪祭人到灵座前再次鞠躬、下跪，进奉竹筷、油香、红丸、柑橘、雪梨、葡萄、面食、飞龙、凤凰、麒麟、米食、雄鹰、白鸽、青蛙、粉汤、煎蛋、水丸、花卷、羹食、金针、香菇、木耳、鲜鱼、烧鸡、烤鸭、炖牛、香饭、清汤、香茗、四果、元宝、红灯，叩首。
随后导祭人引主祭人、陪祭人由西台阶下复位，又引他们由东台阶上再次到灵座前鞠躬、下跪、四授香、三献酒、四叩首。然后引他们到焚燎所焚烧金锭、银锭、疋帛、祝文、燎等物，到祠堂外瘗毛血，瘗毕叩拜。再后大乐止，奏小乐，燃放鞭炮，主祭人、陪祭人再次到灵座前鞠躬、下跪、四叩首。最后是鼓乐齐鸣，燃放鞭炮，所有祭祖人员到灵座前鞠躬、下跪、四叩首;郭氏各房参祭族人到灵座前鞠躬、下跪、四叩首，乐止，礼毕。祭祖结束后，参加者一起共进祭祖宴，俗称“吃祭桌”。(供品飞龙、凤凰、麒麟、雄鹰、白鸽、青蛙是这些动物的树脂塑像。)
“祀所以报本追远也”，通过举行宗祠祭祀祖先的活动，不仅是追思祖宗之功德的表现，而且是利用对祖先的崇拜来强化同宗同祖的认同，加强和维系族内团结的一种方式，祭祖具有收族的功能，起着强化族权的作用。泉州陈埭丁氏、百崎郭氏回族通过宗祠祭祖仪式，借以表达遵祖训、励勤勉之志。
二
泉州回族的宗祠祭祖习俗具有汉文化的慎终追远的观念，是泉州历史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泉州回族这种习俗是在闽南区域文化生态中形成的，它见证了泉州海外贸易的辉煌历史，是闽南文化多元兼容特征的一个例证，也是海峡两岸同胞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
(一)泉州回族的祭祖习俗见证了泉州海外贸易的辉煌历史
泉州回族文化习俗的形成是与泉州海上贸易活动紧密联系的。盛唐时期，泉州港已是我国对外通商贸易的著名大港;宋元时期，泉州港对外贸易达到鼎盛，不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最大港口，而且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海内外商贾云集，“四海舶商，诸蕃琛贡，皆于是乎集。”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一些在中国出生的穆斯林后裔，沿着海路纷纷涌入泉州从事经商、传教等活动，泉州人称他们为“蕃商”、“蕃客”及“土蕃”、“土生蕃客”。泉州丁氏、郭氏回族的先祖都是曾在中国生活的穆斯林的后裔，他们于宋元时期从不同地方经海路来到泉州。
陈埭丁姓回族的始祖丁节斋(1251-1298年)，系来中国的阿拉伯人的“土蕃”，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自姑苏来泉经商，并定居泉州，“自苏货贾于闽泉，卜居泉城”。到三世祖丁硕德(1298-1379年)时为避乱举家从泉卅I迁到陈埭，并且从此在陈埭定居下来，拓基开业。百崎郭氏回族的始祖郭德广，阿拉伯语译名为“伊本?库斯?德广贡”，是来华经商的阿拉伯穆斯林的后裔，定居于杭州府富阳县的郭家村，“元末授职督糈来泉，因干戈抢剧，弗克还朝。于洪武初年，依例占籍，卜居晋水法石”。
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郭德广的次孙郭仲远携妻儿由泉州法石迁徙到惠安百崎，成为百崎郭氏之肇基始祖。唐宋时期，正是因为国家的对外开放，泉州港海外交通贸易的繁荣，促使了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有着不同宗教信仰习俗的人们云集泉州，他们将异域的文化带到泉州，并且在泉州传播开来。
今天，我们在泉州回族的宗祠祭祖习俗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异域的文化。如祭祖人员在陈埭需头戴圆形小白帽，在百崎除了头戴圆形小白帽外，还需身穿灰色长衫。祭祖禁用猪肉、猪肉制品作为供品，不能用猪油烹制祭祖供品。在百崎还规定用于祭祖的器皿，甚至包括刀、砧、锅、勺等用于切制、烹饪供品的工具，都必须有专用的一套。这些器皿、工具必须清洗干净，平时用塑料袋包装存放，只有在祭祖时才拿出来使用，以求达到绝对的清净。他们恪遵“生不清真死清真”的遗训。在陈埭祭祖时必须敬献鲜花，供品必须有牛肉，不焚烧冥钱;在百崎祭祖时，供品则必须有一只全羊及回族特色的食品“油香”，还必须敬奉《古兰经》，《古兰经》在郭氏族人心目中是神圣的。
泉州旧族的祭祖活动在大量借取和吸收汉族文化的同时将伊斯兰文化以不同的方式传承下来，这些异域文化是泉州海外贸易辉煌历史的见证。
(二)泉州回族的祭祖习俗是闽南文化多元兼容特征的范例
习俗是受一定地域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地缘关系所制约的，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唐宋时期，海外贸易的繁荣给泉州输入了异域的物质与风俗，泉州人也以宽广的胸怀迎纳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从而使泉州出现了“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民物繁夥，风俗错杂”的景象。多种宗教在泉州传播、扎根，并且和睦共处。佛教的经幢、道教的石刻、__的教堂、伊斯兰教的圆顶建筑等，在泉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泉州因此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外来文化与泉州本土文化互相交融，伊斯兰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在泉州碰撞，形成了融合后的泉州独特的回族文化。泉州回族的习俗是回族民众长期与汉族民众在闽南区域范围下共同生活的结晶，它同时体现了闽南文 化多元兼容的特征。
泉州回族的宗祠祭祖习俗，除了伊斯兰文化的因子外，还融入了许多汉族文化的因子。陈埭丁氏、百崎郭氏宗祠祭祖仪式隆重，讲究繁文缛节，仪式中点烛、奏乐、奉上供品、放上酒杯、诵读祝文、燃放鞭炮等都是受闽南汉族祭祖习俗的影响。孝道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儒家孝道文化认为“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强调对长辈“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对长辈的孝，不但表现在其生前，而且体现在其去世之后。汉族传统文化认为祖先的灵魂不灭，族人只有虔诚地奉祀，才能得到祖先灵魂的保佑。
因此在祭祖时不但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奉上丰盛的食品，焚烧足够的冥钱，而且还要敬致祭文。这一方面表示数典不能忘祖，另一方面也向祖先汇报后辈们所取得的成绩，同时激励族人要发扬光大祖先的美德和事业。闽南汉族的祭祖文化本身就包含了儒、道、释的思想，既有儒家的孝敬、缅怀先祖的孝道思想，又有道教的祈求先祖保佑的思想，同时也有佛教的阴间、轮回的思想。泉州丁氏、郭氏回族的祭祖仪式不仅包含了儒、道、释的思想，而且还将伊斯兰文化也包容进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泉州回族的宗祠祭祖习俗，这正是闽南文化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特征的一个例证。
(三)泉州回族的祭祖习俗是海峡两岸同胞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
明清时期泉州回族与泉州其他民族一样，伴随着移民高潮而陆续东渡移居台湾。百崎《埭上郭氏四房族谱》记载：“十二世祖郭朝观于清乾隆二十五往台湾居住”、“十三世祖郭清时……在乾隆三十五年，夫妇同往台湾”。丁氏族谱也有“以家计东渡”、“往台身故”、“在台开基”，或者“往台经营”、“贾于鹿港”，或者“调台湾学”、“入台庠……入嘉庠”等记载。据统计，陈埭丁氏移民台湾者有明末清初十三世1人，清康雍十五世1人，乾嘉十六世9人、十七世24人、十八世30人，道光至光绪十九世16人、二十世15人、二十一世10人，共计106人。
现在，台湾丁姓有3万多人，从晋江陈埭迁移到台湾的后裔有2万多人，主要聚居在台北市、云林县台西乡和彰化县鹿港镇等地。据台湾《白奇郭氏族谱》介绍：“族人很早就已迁居台湾，初期都集居在鹿港，现在鹿港宗亲有干余户，并建立郭氏宗祠。……现居台北市计有三、四百户，应建宗祠一所，以奉祀祖先。”现在有8干多名百崎郭氏回族的后裔定居在台北、基隆、高雄、彰化、台中、台南等地。
海峡两岸人民同根同源，有着不可分割的骨肉情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同胞的往来逐步恢复和发展。在台湾的郭氏、丁氏同胞也与祖籍地的宗亲取得联络，回乡寻根谒祖的热情日益高涨，体现了台胞对“根、祖、脉”的归依。泉州回族的祭祖习俗成为今日海峡两岸同胞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
在郭氏、丁氏每年举办的宗祠祭祖活动中，总有台胞不远千里前来参加。有的台胞还专门组织祭祖团回乡祭祖。如：1993年在台湾的百崎郭氏宗亲100多人组团到惠安百崎参加郭氏家庙的重修庆典。1995年9月，在台湾的丁氏宗亲，组成了以云林县台西乡国民小学原校长丁东德先生为团长的“台湾丁氏宗亲华南寻根之旅暨乙亥秋尝祀祖团”，前往陈埭丁氏宗祠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
丁东德先生以主礼人的身份，率衍居台湾及在籍合族子姓，谨具清香鲜花，向始祖节斋公暨列祖列宗考妣昭告祭拜，表达了在台湾的丁氏子孙对祖宗功德的崇敬，同时也寄托孝思的情感。1999年6月，台湾云林县台西乡六块厝的丁氏族人组成了以丁永祯为团长的“回乡谒祖团”，到陈埭丁氏宗祠举行祭祖仪式。进入21世纪，海峡两岸交流更加频繁，几乎每年都有台胞回乡进行谒祖活动。
民俗的特征是不断传承与变异的。几百年来，随着民俗的传承衍化，泉州回族的习俗自成一格，具有特色。泉卅I郭氏、丁氏回族的宗祠祭祖习俗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习俗，它既是丁氏回族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守护，又是异域文化吸收闽南文化的体现，同时也是闽南文化多元兼容的一个例证。保护与传承泉州回族文化习俗在闽南文化生态保护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泉州闽南文化论文篇2
浅论闽南文化
【摘要】闽南文化经历了先秦时期闽越文化的融合、汉晋至唐末五代的形成、宋元时期的发展、明清时期的曲折前进四个历史发展阶段。闽南文化主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出来。闽南文化发展的历史、表现形态体现出闽南文化的特征：复合型的人文性格、辐射型的地域文化、陆海交织的文化特色、世代延续的宗族文化、多样性而具有凝聚力的民间信仰、古老而又有活力的民间艺术。
【关键词】 闽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艺术
在文化多样性逐渐消失的全球化语境中，文化生态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文化生态保护一般是保护地域文化的独特性，而文化多样性是以文化独特性为前提的。所以，在一个区域进行文化生态保护，地域文化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本文对闽南文化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对闽南文化进行有效的保护、传承，主要研究对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为闽南文化的发展、闽南文化内涵和表现形态以及闽南文化特征。这些研究非一篇短文所能为之，只是挂一漏万的述略而已。(1)
一、闽南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
闽南文化经历了先秦时期闽越文化的融合、汉晋至唐末五代的形成、宋元时期的发展、明清时期的曲折前进四个历史发展阶段。
(一)先秦时期——闽、越文化的融合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山海经》称“闽在海中”。考古发现，福建在距今180000年以前就有人类活动。闽南地区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到以漳州莲花池山遗址(距今约70000—50000年)为代表的旧石器文化时期。新石器文化时期则有东山大帽山遗址(距今约5000—4000年)、惠安蚁山遗址(距今约4000—3000年)等。这些遗址多由贝壳等堆积起来，所以又称贝丘文化遗址。这种“东越海蛤”的贝丘文化遗址基本覆盖了闽南地区，说明闽南先民过着以渔猎和捕捞为主、农业为辅的经济生活。“闽在海中”的地理环境孕育着闽南文化中的海洋文化基因，影响着闽南文化的生成和发展。
先秦时期的闽南先民，属于《周礼·夏官》所记之“七闽”，系“百越”的南方土著民族，即闽族。战国晚期，于越族大批入闽，与“七闽”土著融合逐渐形成闽越族。秦废闽越王号，“降为君长”，设闽中郡，治东冶(今福州)。汉高祖立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因闽越国数反，于元丰元年(公元前111年)为汉武帝所灭，先民多数被迁往江淮地区，闽中成为蛮荒之地。
越人入闽，也给闽人带来纺织、冶炼等越文化。特别是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造船驾驶技术，也传入闽中。《史记·东越列传》记载闽越国造船与航海技术相当发达，闽越王余善曾派遣船队从楼船将军击南越，至揭阳因海上风波而不行。
(二)汉晋至五代——闽南文化的形成
从汉武帝灭闽越国至三国东吴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开始对福建的开发，福建的经济文化停滞近300年。 三国时代，吴国在闽中设“典船都尉”、“温麻船屯”，温麻船是晋代中国第一名船。
汉晋至五代，中原汉人多次入闽，主要有西晋末永嘉之乱的“衣冠南下”、唐初陈政父子率兵开发漳州、唐末王潮兄弟率部入闽三次大规模移民，汉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多次交融促进了闽南文化的形成。
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于今泉州南安市丰州镇置东安县治。西晋末年，北方战乱，汉人陆续入闽避难，特别是永嘉(公元307—312年)之乱，晋人大批进入泉州，他们沿江而居，晋江由此得名。这是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的一次大融合。中原汉人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促进了晋江流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闽南文化对中原文化认同的基础。同时，东南沿海的海洋地理环境，以及闽越人航海工具制作、海洋捕捞、海洋物产等文化的特殊性，也使中原文化产生变异。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互动融合，奠定了闽南文化大陆文明与海洋文化交织的基础。
从西晋到唐末，泉州的建制不断扩大。南朝梁天监间(公元502—519年)于今泉州南安市置南安郡。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于南安郡地置丰州(州治在今南安市丰州镇)，下领南安(今泉州市)、莆田(今莆田市)、龙溪(今漳州市龙海、华安、长泰及漳浦的一部分)三县，嗣圣元年(公元684年)改为武荣州(州治在今南安市丰州镇)。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武荣州改称泉州。唐代末年，泉州由中州升为大州。
与泉州相比，漳州开发较晚。唐初总章二年(公元669年)，陈政奉朝廷之命总领岭南军事，与其子陈元光率府兵来漳州平定“獠蛮啸聚”，随后开发漳州。唐垂拱二年(公元686)，朝廷从陈元光所请，在潮、泉二州之间设置漳州，州署在西林(今云霄县境内)。唐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州治又从漳浦迁至龙溪(今漳州市区)。陈元光开发漳州，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兴办教育，传播汉文化，促进了土著与汉族的融合，使漳江、九龙江流域成为富庶安乐之土。
唐末黄巢起义，光州固始县王潮三兄弟率士兵五千与吏民南下，由闽西直取漳州，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入泉州，在漳州、泉州驻扎五年之久，最后攻下福州，建立闽王国。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原汉人的移民浪潮，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与当地文化相比，中原文化处于交流的优势地位;王氏在闽建立了闽王国，其政治也处于支配地位。同时，闽南海洋文化的开放精神也影响了王氏集团。闽王国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重视文教，传播佛教，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促进闽南地区的文化经济的发展，使得闽南文化在此期间得到整合形成，为宋元期间的中外文化大交流奠定坚实的基础。
行政区域的稳定是文化形成的标志之一。唐中后期，泉州由中州升为“上州”，至五代，泉州领今之晋江(含惠安)、南安、莆田、仙游(莆田和仙游于宋初划出泉州置兴化军)、同安、安溪、永春、德化、长泰九县地，其范围超出今之辖地。漳州于唐中后期辖地相当于今漳浦、云霄、诏安、东山、南靖、平和及龙海的部分地区，五代时不断扩大。宋元明清时期基本保留唐末五代的行政区域的格局。
闽南方言在古闽越语、吴楚语的基础上，多次与中原汉语融合，在唐末五代形成较为稳定的地方语言。据研究，唐末五代大规模的中原移民入闽，促使闽语有别于其他方言而成为汉语的另一种方言。现在，闽南语底层保留着部分古越语、吴楚语，文读层保留着部分上古和中古汉语语音、词汇，被称为“河洛语”。
唐代，闽南开始重视文教。唐初，漳州设立州学、创办了松洲书院;唐开元年间，泉州兴建了孔庙，闽南教育初步兴起。泉州唐代有12位进士，五代有7位进士。五代泉州“文风大盛”，聚集了北方下来的一批诗人文学家，促进了闽南地区的文学的发展。歌舞音乐兴盛，中原音乐也在泉州落地，后来逐渐演化为南音。
中原宗教信仰在闽南扎根。西晋太康年间，晋江已有道教玄妙观，南安有佛教延福寺等。唐、五代时，闽南佛教兴盛，代表性佛寺有泉州的开元寺、承天寺和漳州的南山寺等，也出现了本土的义存禅师等数位高僧。
本土民间信仰也开始兴起。唐初开发漳州的将领陈政和陈元光(开漳圣王)、唐代的李元溥(山神、通远王)、五代将领张悃(青山王)等以及五代牧童郭忠福(广泽尊王)等被当地民众奉为神祇而祭，至宋代，闽南民间信仰更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诸多本土神祇。
农业、手工业等有较大发展。农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精耕细作、筑塘筑陂、开辟梯田、围海造田等，扩大了泉州、漳州平原。矿冶业在唐代已相当成熟，五代时泉州是闽国的铸钱场;闽南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能生产青瓷，五代时还出现了白瓷。陶瓷铜铁等成了闽南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品。
海外贸易不断发展。南朝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两次乘船来泉州，说明公元6世纪泉州港已开辟了到马来半岛、印度的航线。唐代，泉州是福建两个造船中心之一。唐中后期，海外贸易不断发展，泉州港已成为与交州、广府、江都并称的南方重要大港口。五代闽王国王审知“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的开放胸怀与民间“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的冒险拼搏精神，共同构成了闽南地区海洋文化特点。
(三)宋元时期——闽南文化的发展
宋代，中原文化再次南移，北宋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南宋“南外宗正司”迁入泉州。宋元时期，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掀起中外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的第一波浪潮。刺桐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往来，泉州成为闻名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之一。
宋代海航技术领先于世界。泉州、漳州成为造船业的重要基地。泉州造船采用比欧洲要早数百年的水密隔舱技术，这是世界造船技术的一次大革命;闽南海商率先运用了指南针进行航海，突破了“循岸梯航”的传统方法，进入了远洋航行时代。宋元时期刺桐港的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泉州至菲律宾、泉州至印度尼西亚尼、泉州至亚丁湾和东非沿岸的航线，以及朝鲜和日本航线。
海洋商业意识和海洋习俗日趋成熟。宋代，闽南人“多以海商为业”，而且到了“浮海之商，以死易货”的程度，出现了许多拥有自己船队的富商。随着航海业的发展，海上保护神妈祖，祈风、祭船、祭海等习俗也因航海的需要应运而生。民间还创造了清水祖师、保生大帝等信仰，这些本土神祇后代随着闽南人的海外移民而传播到台湾地区和世界各地。
道教、佛教、伊斯兰教、__、印度教、摩尼教等多元宗教文化在泉州汇合，泉州至今保留了中国最早的伊斯兰清真寺、世界仅存的摩尼教佛像石刻、千年古刹开元寺、中国最大的道教石雕老君岩等文物建筑，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
各种营造、制作技艺发达。开元寺建于唐代，唐末王审邽重修，规模宏大，开元寺的两座木塔——东塔、西塔也分别建于唐代、五代，从历史记录来看，开元寺的木构营造技艺已经到达相当高的水平。宋代的寺庙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建筑营造技艺也进一步发展，现存国内最高最大的两座楼阁式仿木结构石塔——开元寺镇国塔、仁寿塔，以及至今保留下来的我国古代第一座海港大桥洛阳桥、最长的安平桥、用石头最大最重的漳州虎渡桥等，都是闽南建筑的杰作。
唐代、闽南开始制茶，五代时期，安溪成为重要的茶叶场地;宋代，泉州各县在崇山峻岭间开辟茶园，普遍种茶，能制作出色、香、味俱佳的茶叶。宋代闽南能制出黑、青、白三种瓷器，北宋时期德化白瓷已进入艺术化阶段，元代成为朝廷贡品。
闽南地区的文教兴盛于两宋，其原因一是经济发达，二是官府办起官学，三是朱熹在闽南的讲学和办学。泉州的进士北宋有494人、南宋有924人。漳州的进士北宋有83人，南宋185人。朱熹在闽南讲学，传播理学，闽南出现了理学家陈淳、真德秀、曾公亮，史学家梁克家，科学家苏颂等一批文化名人。朱熹称泉州“满街都是圣人”，是指理学对普通百姓的教化程度。“海滨邹鲁”的赞誉意味着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融合，儒家思想成了闽南文化的价值取向。
随着经济文教等的发展，古老的戏曲也在闽南孕育形成。南宋时，闽南地区已有民俗与演戏结合的习俗，这一习俗延续与传承至今。南戏传入闽南地区，与当地土戏相融合，形成了泉州地方戏曲;梨园戏被称为中国宋元南戏的活态传承;提线木偶戏保留了宋元时期的“傀儡调”和剧目。
(四)明清时期——闽南文化的曲折前进
明清时期，闽南文化在海禁的影响、倭寇的侵扰、郑成功的反清复明、清廷的收复台湾、西方列强的入侵等重大事件中曲折前进。
明清时期月港、安海港、厦门港的变迁，也是闽南文化曲折发展的历史。刺桐港衰落之后，起而代之的是漳州的月港。从明初开始，闽南人冲破朝廷禁令，与外国商人私下贸易，终于迫使朝廷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开放漳州月港，这是明代中国万里海疆唯一一个对外通商的港口。月港的开放是闽南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第二次交流。月港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商人进行贸易，建立起月港——马尼拉——美洲——欧洲的世界性贸易航线。明末清初，取代月港的是泉州的安海港。安海港是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军事、贸易基地。
明末郑芝龙击败荷兰人，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从荷兰人手中夺回海上贸易权。这个时期，以郑氏集团为首的闽南人掌控着中国东海、南海的海上贸易权。1683年清廷收复台湾，取消海禁，在厦门设立海关，厦门港迅速发展起来。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定，厦门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的城市之一，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厦门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开始接触西方现代文化艺术，形成闽南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第三波浪潮，华侨名人、华侨商业、华侨建筑、华侨教育、华侨“信局”等华侨文化成为闽南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标志。
这个时期的各种艺术全面发展。不仅有古老的梨园戏、提线木偶、南音等，还有潮剧、打城戏、四平戏、掌中木偶戏、皮影戏等。闽南艺人还继承创造了高甲戏、歌仔戏。音乐有什音、笼吹、大鼓吹、北管等;曲艺有歌册、锦歌等;舞蹈有贡球舞、跳鼓舞、大鼓凉伞以及武术表演类的舞蹈宋江阵等;工艺美术类有剪纸、彩扎、泥塑以及闽剪瓷雕等。
明清时期，闽南的宗族社会得到发展。明代初中期之前，闽南的谱牒多是“家族”谱，宗族谱牒修纂的普遍化趋势和宗族祠堂的大规模建设都出现在明代。以祠堂、族产、谱牒、祭祖为标志闽南宗族文化在明清时期发展到高峰，儒家慎终追远的思想在闽南地区转化为平民百姓认祖归宗的具体行为。
明清时期，闽南人大量向内陆、台湾和海外移民。闽南人沿着海岸向南迁徙至潮汕、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等地，向北迁至闽东的宁德以及浙南的温州等地。随着海外贸易活动和郑成功开发台湾，闽南人向东南亚和台湾大量移民，将闽南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在他乡异国扎根生长、开花结果。海外闽南人也将异国文化带回闽南，为闽南增添了外来文化色彩。
二、闽南文化
闽南文化是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南迁汉人携来的中原文化与闽东南沿海本土文化多次融合、层层积淀、不断发展而形成的地域性文化，是闽南人创造出来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总和。闽南文化形态主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出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南音，是中国古典音乐的宝库，广泛传播于台湾、东南亚各地;北管、什音、褒歌、四平锣鼓乐等传统音乐，至今仍唱响闽南本土。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国传统木构营造技艺的组成部分——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以及福建土楼营造技艺，与闽南土楼、闽南庙宇、开元寺的东西塔、洛阳桥、安平桥等，共同展示闽南传统建筑特点。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剪纸与木版年画、刻纸、纸织画、无骨花灯、木偶头雕刻等传统美术，至今还在节日节庆和各种艺术活动中发挥作用。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妈祖信俗以及保生大帝、关帝、开漳圣王、清水祖师、三平祖师、广泽尊王、青山王等民间信俗，广泛流传于闽南、港澳台和东南亚等地，各地祭祀活动此起彼伏、香火不绝。
急需抢救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水密隔舱造船技术、福船制造技术、东山海船钉造技术和妈祖信俗、送王船习俗、惠安女习俗、蟳埔女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华侨教育、华侨商会、华侨批局、华侨社团等华侨文化，与宋元明的港口遗址、九日山碑文石刻、宋代古船、蚝壳厝、鼓浪屿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见证着闽南海洋文化的特征。
中国宋元南戏活态遗存梨园戏、技艺精湛的木偶戏、独具喜剧风格的高甲戏、海峡两岸共同哺育的歌仔戏、宗教特征鲜明的打城戏等传统戏曲，仍然活跃于各地城乡舞台之上。
闽南灯谜、闽南童谣等民间文学，锦歌、讲古、答嘴鼓、东山歌册等曲艺，至今仍为闽南人所喜爱;中原古汉语与闽越语融合而被称为“河洛语”的闽南方言，仍为世界数千万闽南人所使用。
拍胸舞、踢球舞、火鼎公婆、大鼓凉伞、车鼓弄等传统舞蹈和蜈蚣阁等民间游艺活跃于迎神赛会场面;刣狮、南少林、赛龙舟、宋江阵等传统体育与竞技仍为广大群众所爱好。
闽南祭祖、谱牒文化、祠堂家庙延续着中原文化的血脉，成为世界闽南人寻根谒祖的重要载体，两岸、境内外祭祖活动世代传承;结婚、生日、寿诞、入学礼、成年礼、拜师礼等基本延续着传统人生礼俗，闹元宵、嗦啰嗹、海峡两岸端午对渡、闽台东石灯俗、中秋博饼等岁时节庆两岸共庆，规模盛大。
技艺精湛的惠安石雕、厦门漆线雕，远销国内外的德化陶瓷，香飘四海的安溪铁观音(乌龙茶)，不仅保留传统制作技艺，还各创下百亿、数十亿元的产值;片仔癀、灵源万应茶等传统中药，老醋、春生堂老酒、源和堂蜜饯等传统食品，至今还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宋代科学家苏颂、明代思想家李贽、史学家何乔远、理学家黄道周、民族英雄郑成功、抗倭英雄俞大猷、清代理学家李光地和收复台湾的施琅、近现代华侨领袖陈嘉庚等闽南先贤，构成了闽南名人文化，至今为人们所崇拜。
闽南文化至今仍然传承延续于闽南地区、大陆部分地区、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世界各地闽南人的生活方式之中。
三、闽南文化特征
闽南文化是优秀的地域文化，也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主流文化对闽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主导性的影响力，而深具地域特色的闽南文化又使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复合型的人文性格。历代中原文化不断南移，使中华主流文化对闽南区域文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但由于闽南地处边陲、面对大海而远离中央政权，使得闽南文化不时超越主流文化的规范和约束。闽南文化在追寻、坚持中华主流文化核心价值的同时，又坚持地域文化某些价值观念，形成儒家思想与商业意识、崇文重教与冒险犯难、重名尚义与务实逐利、传统守成与开放创新、宗族意识与国家认同、乡土观念与海外眼光等相互相成的人文性格。正是这种相互矛盾而相互相成的内在动力，使得闽南文化在坚守中华文化主体的同时又有所开拓提升。
陆海交融的文化特色。闽南文化不仅保留、传承了中原文化，还具有海洋文化特色。闽南人掌握了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开辟了海上贸易航线，创造了郊商、郊行、侨批等贸易制度，保留着祈风、送王船、送顺风、托草鞋等浓厚的海洋习俗和通远王、妈祖等航海神信仰。闽南文化的商业性、开拓性、冒险性、外向性以及兼容性的海洋文化精神，在全球化的今天仍然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闽南文化在中国海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辐射型的地域文化。闽南面临大海的自然环境和移民社会文化，使得闽南文化在历史的传承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向东南沿海、内陆、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各地传播，在各个地区形成了带有传承发展或变异型的闽南文化传播区，其辐射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宋元时期，闽南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先发地，明清时期闽南人大量海外移民以及开发台湾、向东南亚地区拓展，都体现出闽南文化的开拓性。闽南文化是地域文化，同时具有一定的世界性。闽南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在今天全球化的语境中，保护、传承闽南文化意义深远。
世代延续的宗族文化。历代中原人民举家或举族南迁，为了适应新的环境，采取聚族或聚乡而居的形式，巩固发展自己占有的生存空间;闽南人向台湾、海外移民，也采取这种家族性迁徙形式，从而不断加深闽南人的宗族观念，形成家族、血缘性宗族、契约性宗族(不同地区的同姓整合而成)的社会形式，也形成了祠堂、族产、谱牒、宗法、祭祀的宗族文化。
正是这种传统保守的宗族文化，在闽南人开创事业、向外拓展的过程中发挥积极有效的凝聚作用，闽南本土民营企业、台湾、境外的闽南人企业都具有家族色彩。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族文化通过信息流、交通流、人流、物质流、资金流等，使闽南本土与台湾地区、世界各地保持着紧密的社会网络关系。闽南保留了中国最为完整的宗族文化形态，建祠堂、修族谱和祭祖先的活动持续开展。宗族文化是联系海峡两岸闽南人的血缘纽带，对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
多样性而具有凝聚力的民间信仰。闽南民间信仰有自然山川、生育女神、冥厉瘟神、禅道神仙、忠义圣贤、水神、海神、财神、戏神、医神等多种信仰，这些神既有中原移民携带来的、也有外地传来和本土的，构成了闽南民间信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地方保护神。地方保护神是宗族组织的黏合剂，它将不同姓氏的宗族组织整合起来，构成了不同姓氏的乡族社会。闽南地区就是由这些大大小小的乡族社会构成。
这些地方神祇随着闽南人的移民，扩散到世界各地，移民们同样以地方神祇来“复制”闽南的乡族社会，形成移民们建设家园、战胜困难的凝聚力和精神寄托。闽南民间信仰是闽南人本土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心理基础。至今，海峡两岸、世界各地闽南人通过回祖地晋香朝圣的仪式来认同闽南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
古老而又有活力的民间艺术。中国古代音乐遗响南音，保留着古老的乐器、演奏方法和许多唐宋乐曲，又不断吸收明清戏曲等各种音乐，形成不同的唱法和流派。宋元南戏的活态传承梨园戏、古老南戏分支潮剧、富有闽南市井气息的高甲戏、充满宗教神秘色彩的打城戏、两岸共同哺育的歌仔戏等戏曲艺术风格各不相同;即使同是木偶戏，也因唱腔不同而分为南派和北派。在同一个方言区里有众多个性鲜明的不同剧种，在全国实属罕见。
民间信俗、宗族文化、传统节庆是闽南地方戏曲、歌舞、音乐生存的沃土，千百年来闽南的民间艺术与民俗共生共荣，这是闽南民间艺术至今充满活力的原因。
中华文化是由五十六个民族文化组成的多元一体的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汉文化，也是由众多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组成的，闽文化就是其中一种地域文化。由于自然环境、移民迁徙、汉越融合、经济发展、对外交流等诸多因素的不同，闽文化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内部次区域的文化差异。区域文化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有利于文化精华的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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