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艺伎表演及艺伎介绍
日本艺伎区别于妓女，单从“伎”与“妓”字的区别，就知道中国有意区分二者职业。那日本艺伎都做什么表演呢?你对艺伎又有多少的了解呢?下面是学习啦小编分享的日本艺伎表演及艺伎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日本艺伎表演及艺伎介绍
手抱三弦上画楼，低声拜手谢缠头。
朝朝歌舞春风里，只说欢娱不说愁。
这是黄遵宪(1848-1905)《日本杂事诗》中的一首诗。黄遵宪作为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的参赞，于1877年赴日，写下了《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他被誉为“在近代中国第一个对日本有真正的了解，并且其关于日本的研究和介绍在国内产生了真正大的影响的人”(钟叔河语)。黄遵宪在日本期间，对日本的政治、历史各方面做了广泛的研究，也留心到了日本的艺伎。在这首题名为《艺伎》的诗中，黄遵宪以寥寥数笔，生动描写了日本艺伎的形象。黄遵宪在诗中自注云：“业歌舞者称艺伎。侍酒筵颇矜庄，乐器止用阮咸，曲似梵音，以牙拨弦。又有细腰杖鼓，以手拍之。鼙鼓双槌挝击，渊渊乎作金石声。舞者以扇为节，有折腰垂手诸态。”这种“侍酒筵业歌舞”的艺伎，又称艺者，是日本的一种特殊的职业，也是日本传统文化的活的载体。在日本开国以后，艺伎引起了许多初到日本的外国人的注意。小说《菊子夫人》和以该小说改编的意大利著名歌剧《蝴蝶夫人》就是以艺伎为主人公，艺伎随着《菊子夫人》和《蝴蝶夫人》而名扬世界，甚至 “藝者”这一日语词也成为英语的外来语“geisha”。
以“侍酒筵业歌舞”为职业的艺伎，本非日本所特有。唐宋时中国的官妓，以及朝鲜的妓生，和日本的艺伎都有相似之处。但是在大部分民族的历史上，基本上在近代以前完成了歌舞演艺和性产业的分离，性产业退出了社会的主流文化，而日本的艺伎，仿佛是一种活的古代文物，一直延续到现代，而且艺伎本身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载体，已经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这种现象是日本所独有的。
然而，虽说是“侍酒筵业歌舞”，艺伎和普通的职业毕竟不同。从“业歌舞”的角度看，艺伎和职业艺术演员不同，她们一般只是在酒席上表演一些歌舞小品，而且主要是向异性服务。从“侍酒筵”的角度看她们又不同于服务员，不仅仅是端茶斟酒还陪同客人聊天，使客人在闲聊中得到某种满足。另一方面，艺伎也不同于妓女，艺伎原则上是卖艺不卖身。日本自1958年实施《防止卖春法》后，法律上禁止[禁止发布敏感字眼]，但艺伎不在禁止之列可以公开营业。不过原则毕竟是原则，现实却又未必如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艺伎的职业性质也不尽相同。在二战前，艺伎给人们的印象，正像艺伎这一名称所显示的，是艺和妓的结合。早期研究艺伎的日本人矢野恒太对于艺伎的职业是这样描写的：“第一歌舞弹唱，乃本业。第二端菜斟酒。第三显示美丽气质。第四陪酒聊天。第五出卖色相。”关于出卖色相，矢野恒太的解释是“同时和两个以上的男子相通，或极短的时间内更换其配偶”，然后又说：“以这样的标准来看，不出卖色相的艺伎不足二十分之一。”
但是，艺伎和普通的妓女还是不同的，区别并不仅仅是因为艺伎善艺。如果要指出艺伎最基本的特点，那就是艺伎所提供的服务，主要在于满足异性的精神欲望，而不是简单的肉欲需求。这也就是矢野恒太所说的“显示美丽气质”的缘由，向客人展示符合想象中理想女性的风貌。矢野恒太认为，这种美丽不仅要求艺伎的服饰得体，浓纤得度，而且要求一种整体的氛围，如整个房间要求纤尘不染，在墙上挂起高古雅致的挂轴，古朴的花瓶中插上造型别致的插花，营造一种情趣。现代日本一家介绍艺伎的网页中，则直截了当地说明，艺伎就是和顾客进行“模拟恋爱”。所谓模拟恋爱也就是一种精神恋爱，是一种以精神为主的异性间的满足，这种精神恋爱能超越肉体的满足，在精神恋爱的世界中是排斥肉欲的，至少肉体欲望不是主要的。
当然，在任何社会中，真正的感情是不可能作为商品来交易的，日本也不例外。艺伎所提供的只是一种虚拟的感情，或者说是一种感情游戏。问题是如何看待这种感情游戏，在这种游戏中能否得到感情上的满足。如果不能提供感情上的满足，艺伎这一职业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一般来说，感情首先要求真实，人们很难从虚假的情意中得到满足。这大概就是艺伎这种职业在其他国家难以生存的原因之一。倘或由此推导，认为日本人喜欢虚情假意，未免厚诬太甚。艺伎这一职业的背后，存在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它和日本文化具有密切的联系。日本的地理位置处于“文明圈”的边缘地带，历史上长期处于强势文化的笼罩之下，不断地经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不得不吸取揉和外来文化。在这过程中养成了注重形式、追求实效、不求甚解的思维习惯，不善于追究事物的本原性，满足于外在的形式，以形式的相似来求得文明中心圈的认同。作为一种原创性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要在短期内吸收外来的原创性文化，只能不顾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从外观的形式的模仿入手。而佛教的浮生若梦、生死无常的教义，大概也影响了日本文化中的人生观，既然此生为幻，游戏人生，游戏感情，在游戏的形式中得到满足，也就不足为奇了(呵呵，关于游戏不用说大家一定深有体会)。艺伎的这种虚拟的感情世界，是得到日本社会认可的，一般为人妻者，不会把艺伎作为丈夫的外遇而产生感情危机。这是一种不影响真实社会的游戏世界，是一种游戏的满足。而日本男人则存在着这种虚拟感情的需求，在真实社会中无法满足的感情试图在虚拟世界中得到满足。不过实际上，这种感情游戏的双方毕竟是真实的人，从虚拟的感情到真实的感情，从精神世界到肉欲世界，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暧昧性和虚拟性，也许就是艺伎的神秘所在。一方面保持同现实社会的距离，一方面又要尽量表演出真实。因此，艺伎虽然作为一种职业，和客人是买卖关系，但在和客人的交往中，一般艺伎不直接收费，由饭店代收。这样，至少在形式上没有直接的金钱交易，以体现感情的仿真性。大前提的虚拟性和形式上的真实性相结合，是日本文化所容许的，也是艺伎形成的社会文化氛围。
当然不是所有的艺伎都能提供这种精神恋爱，这更多只是作为一种职业观念。大多数只是名义上的艺伎，她们有些只是表演传统歌舞，有些只是陪客人闲聊，等而下则成为“床上艺伎”，前引的矢野恒太的论述，正是二十世纪初艺伎的情形。在观念和现实中以及在不同时期的艺伎都是有区别的。
艺伎的职业特点决定了艺伎必须保持神秘感和一种特殊的气质，于是她们远离俗世，深居简出，除了酒宴歌舞似乎与世隔绝。她们接受古典艺术的训练，歌舞书画、茶道花道，以及上流社会的极其复杂的敬语等等。她们的一切都严格遵守古训，身着和服，发髻高耸，面傅白粉，手执绸伞，如同从古画中走出来一般，几乎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化身。
艺伎就是这样一种神秘的职业。
日本艺伎
日本艺伎产生于17世纪的东京和大阪。最初的艺伎全部是男性，他们在妓院和娱乐场所以表演舞蹈和乐器为生。18世纪中叶，艺伎职业渐渐被女性取代，这一传统也一直沿袭至今。
艺伎并非妓女。她们的交易是满足男人们的梦想 享乐、浪漫和占有欲。通常与她们交易的，都是上层社会有钱有势的男人。在昂贵的餐厅和茶舍里，谈论生意的男人们喜欢请一位艺伎相伴，为他们斟酒上菜，调节气氛，而这最少也要花费1千美元。今天，仍有少数女性抱着浪漫的幻想以及对传统艺术的热爱加入艺伎行业。但在二战以前，绝大部分艺伎是为了生计，被迫从事这一职业的。
在艺伎业从艺的女妓大多美艳柔情﹐服饰华丽﹐知书识礼﹐尤擅歌舞琴瑟﹐主业是陪客饮酒作乐。艺伎业是表演艺朮﹐不是卖弄色情﹐更不卖身。不过﹐这里面包含着男欢女乐的成分﹐所以称之为艺伎。艺伎雅而不俗之处﹐不仅在于它与妓有别﹐而且在于它的不滥﹐不相识的人很难介入﹐大都是熟人或名士引荐。艺伎大多在艺馆待客﹐但有时也受邀到茶馆酒楼陪客作艺。行业规定﹐艺伎在从业期内不得结婚﹐否则﹐必须先引退﹐以保持艺伎“纯洁”的形象。
日本历史上的艺伎业曾相当发达﹐京都作为集中地区曾经艺馆林立﹐从艺人员多达几万人。不过﹐艺伎业在二次大战后大为萧条了﹐只是在经济恢复后一段时间内﹐随着公司公关业的升温﹐旅游业的兴旺﹐艺伎又兴盛了一时﹐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艺伎还保留有几百人之多。但之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公司生意减少﹐艺伎业再度陷入低谷﹐据估计﹐目前京都的艺伎只不过200人左右﹐而且陪客的机会也大大减少了﹐可谓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一些艺馆转作他用﹐服饰﹑乐器变卖或出租﹐艺伎转到夜总会当招待﹐艺伎业的衰退已成不争事实。
传统意义上的艺伎﹐在过去并不被人看作下流﹐相反﹐许多家庭还以女儿能走入艺坛为荣。因为﹐这不仅表明这个家庭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而且有足够的资金能供女儿学艺。这种观念在今天虽已不太多了﹐但艺伎在人们心目中仍是不俗的。实际上﹐能当上一名艺伎也确实不易。学艺﹐ 一般从10岁开始﹐要在5年时间内完成从文化﹑礼仪﹑语言﹑装饰﹑诗书﹑琴瑟﹐直到鞠躬﹑斟酒等课程﹐很是艰苦。从16岁学成可以下海﹐先当“舞子”﹐再转为艺伎﹐一直可以干到30岁。年龄再大﹐仍可继续干﹐但要降等﹐只能作为年轻有名的艺伎的陪衬。至于年老后的出路﹐大多不甚乐观。比较理想的是嫁个富翁 ﹐过上安稳生活﹐但这是极少的。一些人利用一技之长﹐办个艺校或艺班﹐也很不错。如果有机会能进入公司作个形象小姐﹐虽只是个“花瓶”﹐尚可一展昔日风采。当然也有不少人落俗为佣﹐甚至沦落青楼﹐就很不幸了。
艺伎的衰落也曾促使它进行过一些改革﹐以适应时代要求﹐如聘请京都以外女人加入﹐改换一下面孔﹐在茶馆设立酒吧间吸引深夜来客等﹐都起色不大。因为在现代青年男女看来﹐艺伎已过时了。
令日本男人最为满意的，是艺伎的谈话艺术。无论是国际新闻，还是花边消息，她们都了如指掌。她们懂得如何迎合男人的自尊心，善于察言观色，了解男人的情绪。她们的工作其实很紧张，而男人们则得到了彻底地放松。
培养一名艺伎投入很大﹐但一旦其出山成名﹐要价也是很高的﹐特别是年轻貌美的高级艺伎身价更高﹐一般人员不敢问津﹐但巨商富贾﹑花花阔少﹑大企业大公司却不惜千金一掷。经济繁荣时﹐大公司为揽生意﹐总要把请艺伎当成公关手段。
艺伎虽衰犹存﹐但风光不再﹐衰落是趋势﹐消亡也只是时间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尚操此业的艺伎却不失信心。她们觉得﹐艺伎是京都和日本的“脸面”﹐应该加以保留。她们甚至周游各地﹐藉以提高身价。有的人更明确地说﹕艺伎是京都的象征﹐传统的古老文化必须加以保护。近年来﹐对于艺伎的衰与兴﹑保与弃还存在针锋相对的斗争。
日本艺伎的神秘世界
在经济、科技高度发达的日本社会内，现在还保留着一个特殊而神秘的群体艺伎。望文生义，人们很容易把它理解为怀有某种才艺的妓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艺伎们确实能歌善舞，她们也陪酒卖笑，但不卖身。如果说有某个艺伎也卖身，那完全是她的个人行为。
据称，日本艺伎最早出现于日本元禄年间(1688年-1704年)， 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当时由于妓馆人员不够，不得不从民间招收一些男子到妓馆内男扮女装，歌舞助兴;或是招收一些社会上的女子，充当配乐中的击鼓女郎。以后逐渐过渡到清一色的女艺伎。
艺伎从其一产生就是为处于日本上层社会中的达官显贵、富商阔佬服务的。人们只能在那些豪华的茶肆酒楼和隐密的日本料亭中看到她们的身影。艺伎们多是服饰华贵，举止文雅，一套鲜艳的丝绸和服，常在几十万乃至上百万日元之间。由于受服务对象的地位所决定，艺伎们平时很少在大庭广众之中抛头露面，她们平日深居简出，外出时不是乘放下帘子的人力车，就是安步当车。步行时还要在头顶上扣上一个宽大的竹编草帽，把整个脸部遮盖得严严实实。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艺伎一直被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之中。人们只能在电影或电视播放的有关艺伎生活的镜头中了解一二。
1986年，我国一高级教育代表团应邀访日，邀请者是日本前文部大臣，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森喜朗。出于对中国客人的敬意，森喜朗特地在他的家乡石川县金泽市设宴，款待代表团。为助酒兴和宣传日本传统文化，他特意从东京请来两名艺伎作陪。宴会厅是日式的，客人们全都席地而坐在榻榻米上，两排矮脚桌分放两侧，中间留有足够的空间。大厅的一侧有一个铺盖红布的高台，高台上跪坐着两个头戴发髻，身着华丽和服的艺伎。她们一会抱起三弦琴边弹边唱，一会拿起折扇翩翩起舞。之后她们又碎步走到客人桌前跪着敬酒。这时我才看清了她们的真面目。尽管浓妆艳抹，仍无法掩盖岁月在她们脸上刻下的年轮。
看上去，她们的年龄少说也在50岁以上。但无论是歌舞还是敬酒，她们都表现得姿态优雅，谈吐不俗，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几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总之，在劝酒中总能找到合适的话题。如果你回敬她一杯酒，她会毫不犹豫地端起你的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深深地向你鞠上一躬，露出涂着一层厚厚白色脂粉的脖颈。艺伎与普通身着和服的日本妇女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此。普通妇女的和服后领很高，把脖颈遮得严严实实，艺伎们的和服脖领却开得很大，并且有意地向后倾斜，故脖颈全部外露。据说，艺伎的脖颈是最能撩拨日本男人的地方。在那些私人场所或高级的酒楼密室，艺伎们也许有其他动作，但就我观察，在我参与的这次宴会整个过程中，艺伎们全表现得热情而有节制，文雅而大方。席间，我曾设法打听过她们的收入，随团的日本朋友告诉我，除了付给她们两人往返东京至金泽的飞机票、出租车票外，还将付给她们每人数十万日元的出场费。
同相扑一样，艺伎这一保持着浓厚的日本文化传统的群体相当封闭。艺伎不许结婚，在年老艺伎的控制下集体居住在一起，尽管她们收入颇丰，但精神世界极为空虚，因此在这一群体中，同性恋盛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最初的艺伎多来源于有志献身于这一充满浪漫情调行业的女子，二战后，则来源于为生活所迫的社会上的孤女或艺伎的私生女。由于艺伎的内部管理极为严格，舞蹈训练又极其刻板，莫说年轻人望而却步，就是已步入这一领域的艺伎也多有思迁之念。若干年前，京都地区发生的艺伎罢工事件，充分显示出艺伎面临的危机。
目前，日本全国现有的艺伎只有数百人，对于这一典型的夕阳产业，日本舆论众说不一。批评者说，艺伎的产生与存在是一个时代性错误，她是男权至上的时代产物，是对女权运动的莫大讽刺;支持者说，作为日本的一种传统文化，艺伎应得到保存。
艺伎·东洋恶之花
在外国人眼中，艺伎是一个神秘的存在，同富士山、樱花、相扑、歌舞伎一起成为日本的象征。然而，艺伎究竟为何物多数人恐怕就不甚了了。时代变了，传统意义上的艺伎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京都街道上，偶尔仍能看到翩然而行的艺伎的身影，其实这只是作为现代人怀旧的点缀罢了。至于高级酒吧里那些身着艺伎盛装、浓妆艳抹的陪酒小姐，更是徒具外表，言谈举止、气质神态，一切都现代化、商业化了。
记得刚到东京时，应邀出席一家公司在银座一家高级俱乐部举行的招待会，没料到陪酒小姐中有一名年轻漂亮的艺伎，不由有点儿兴奋。也许因为我是外国人，作为特殊的礼遇，竟被安排到艺伎小姐对面的位子上，相隔咫尺，兴奋很快变成了紧张。刚到日本的我，语言不通，风土人情不晓，面对这张粉白粉白的脸，我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不料，一声友好的“How are you”解除了我的紧张，发音虽不地道，倒也不难听。艺伎小姐看上去很年轻，像个中学生，我就问“How old are you”她眨着眼睛想半天，说已经“seventeen(17岁)”了。事后回味，向艺伎小姐提这种问题是极不礼貌的，幸亏她一点儿也不在乎，或许因为我们说的是英语，不受日本礼仪管束吧。正聊着，突然炸响了威武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我被吓一跳。这时我才注意到，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正在眼前迎风飘扬，艺伎小姐正微笑着，一手托着和服袖口，一手拿着小扇子，动作优雅地扇着咱们的国旗呢。我不由感叹，日本人真会做生意!
银座夜总会里的现代冒牌艺伎同日本传统艺伎自然有天壤之别。如今，我们只能在小说、电影里领略昔日日本艺伎的风采了。比如川端康成的《雪国》，德田秋声的《缩影》，都是描写艺伎的名作。不过坦率地说，读这一类小说，总有一种雾里看花、似是而非的感觉，仍然弄不清艺伎的来龙去脉。这大概与日本作家思想过于封闭，反而“不识庐山真面目”有关吧。直到最近，读了美国作家阿瑟·高顿(Arthur Golden)写的《一个艺伎的回忆》，我才豁然开朗。
一个名叫小百合的著名日本艺伎，在生命的黄昏时分，以充满灵性的、伤感的语调，向世人讲述了自己从一个偏僻渔村的小姑娘成长为一代名艺伎的、传奇般的一生和历经坎坷的情感历程，披露了京都艺伎界种种鲜为人知的、颓废糜烂的生活内幕，读来回肠荡气，动人心弦这就是《一个艺伎的回忆》的故事梗概。小说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竟高居美国《纽约时报》书评栏小说类畅销榜长达14个月之久，并荣登英国《书商》杂志、德国《明镜》周刊、澳大利亚《图书新闻周刊》等报刊的畅销书排行榜。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读了这部小说后，立即买下了它的电影改编权，并将亲自执导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影片。《一个艺伎的回忆》的成功，由此可见一斑。
应当说，选择年迈的长者回忆往事的叙述策略是高明的，它使作品平添一种真实的氛围和人世沧桑感。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相信：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小百合讲述这一切时已远离日本，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生活了40年，西方民主思想对她潜移默化的影响，自不待言。而当事人已相继离世，这使她有可能摆脱艺伎界清规戒律的约束，并且跳出“身在庐山”的局限，以更具超越性的人性尺度审视艺伎这种日本的国粹，展示它的本来面目。
小百合的讲述始于九岁那年命运的突然变故。在日本海海边一个名叫养老町的贫穷渔村里，千代(当时的名字)度过了暗淡的孩童时代。衰老的父亲，垂死的母亲，预示着她无望的未来。这时，一位见过世面的本地商人发现了她不凡的天资，因为她长有一双美丽的灰色眼睛。通过他的中介，小千代被卖到了京都一家小有名气的艺伎馆。由于出众的天资，她立刻引起该馆的名艺伎初桃的忌恨。初桃想尽一切办法陷害她，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忍无可忍中，小千代越房顶逃跑，不仅没成功，反而跌断了胳膊。由于犯了行规，出头之路被堵死了。一次，她应差到街上办事，绝望中一人在祗园大街一角伤心哭泣，一位被人称做“主席”的实业界大亨偶然发现了她，使她绝处逢生。不久，祗园的一代名艺伎真羽美收她作妹妹。在真羽美的精心训练、调教下，小百合终于成了一名成功的艺伎，成为达官贵人的新宠。与此同时，真羽美与初桃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最后，初桃被淘汰出局，沦为下等妓女。经历过种种曲折后，小百合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主席”的情人……
通过小百合娓娓动人的讲述，人们可以了解作为艺伎的一切生活细节和职业奥秘事实上，把这部小说当做艺伎知识大全来读也不妨。“一个女人走路，应当给人以一种小细浪漫过沙堤的印象”类似的描写如精美的珍珠散落在小说中，给人以极大的享受，让人领略日本文化独特的美。然而，这部小说真正要告诉人的是，人性的残忍、生存的欲望如何附着在这种美之上，美与恶是那样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美丽的艺伎之花，开自于人性之恶。
在日本男性的眼中，艺伎无疑代表着女性的最高魅力，为此他们不惜代价地追求，于是造就了祗园这个浮华的、颓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美”是首要的，它是艺伎惟一的生活资本，惟有充分拥有这种资本并且有效运用，才可望升入祗园金字塔的顶尖，享受荣华富贵。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艺伎们必须调动自己全部的智慧，稍有疏忽，便有可能前功尽弃。一次盈盈顾盼，一次恰到好处的玉臂裸露，都有可能对未来的一生发生影响。艺伎们在这方面展示的惊人智慧，让人叹为观止。为了诱使那条大“鳗鱼”入“洞”，真羽美甚至不惜采用苦肉计。她用刀子扎小百合的大腿，以便制造接近那位好色的阔医生“螃蟹”的机会。这方法果然奏效，“螃蟹”最后出了天价竞争到小百合的“初夜权”。
艺伎的“美”无疑首先是作为一种诱饵存在的，但这种“美”又具有相当的自足性和独立性，这不仅表现于艺伎们在歌、舞、乐方面有相当的造诣，穿着、打扮、举手投足的高度艺术化，同时，也表现在人们对艺伎行规的恪守上。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男爵为小百合的姿色所吸引，颇费周折地设下圈套将她留在自己庄园里，单独接近她。然而，男爵的最终所为仅限于解开她的和服，窥视她的身体而已。男爵何以临阵退缩当然是由于艺伎行规的不可冒犯。而这种对行规的服从，显然有着日本人对 “美”的根深蒂固的敬畏之心。此时的“美”，是以“初夜权”的方式出现的。男爵后来果然按行规加入了对小百合的“初夜权”的竞争。 日本人爱美，爱到不肯屈从一切的程度。比较一下中国的同类题材小说，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之类，结果便很清楚。中国人固然也爱“美”，却不彻底，“美”最后往往被“善”所收编。日本则不然，“美”始终保持着独立的地位，拒绝“善”的征服。这也许就是日本的艺术作品读起来回肠荡气的真正原因。由于美与恶都被推到极致，便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张力。《一个艺伎的回忆》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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