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饮食器具的进步

　　饮食是与人类生活最为贴近的一件事情。中国饮食文化在世界饮食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中饮食器具是其物质文化的核心所在。下面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古代饮食器具的进步相关的知识，希望对大家有用。

　　古代饮食器具的进步

　　衣、食、住、行等人类生活的行为，都是以“食”为前提的。在原始社会的初期阶段，生产力低下决定了饮食生活的相对落后。据《礼记·礼运》载：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

　　诚然，当时的远古先民尚不懂获取熟食之法，在经过长时间同自然界之间的交互适应之后，逐步认识到“火”对于饮食生活的作用与意义。随着探索与实践的深入，慢慢学会了将动物或者植物放入火中炙烤后再进食之法。除此之外，人们还学会了用适当的媒介物来获得熟食，如石烙与石烹。顾名思义，石烙之法就是将半生食物放在石板之上，然后对石板进行加热。比较而言，石烹也就是在土坑或者是容器内放入食物，后加入适量的水，通过反复加热石块并将其反复投入水中之法，以使土坑或容器内的水沸腾，而后将食物煮熟。虽然上述之法皆笨拙落后，但它表明人们在饮食生活方面已经比茹毛饮血阶段有了跨步式的前进，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映射出那些孕育在饮食生活中的设计意识萌芽。

　　日本设计师原研哉曾提出：“如果设计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对世界的转变，并形成我们的环境，那么人类智慧的起始也许就是设计的起始。”此言显然是在基于价值意识的源起之上而得出的结论。从原始先民对于生食与熟食的选择之日起，媒介性物质就逐渐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中，石坑也好，容器也罢，无不是对空间“无”的获取，从而达到“有”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既拓展了人的生物本能所未能达到的领域，又是人类智慧通过设计的形式“物化”的真实表达。

　　古代饮食器具突出礼仪功能

　　中国自古就有“民以食为天”的谚语，这佐证了食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食物作为人类生存的第一条件，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作为饮食必备的器皿，在研究饮食文化中的首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原始时期的饮食器具经历了从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历史进程，渐自由蒙昧状态转向了利用黏土掺水塑制，在火中烧烤加固成型的陶质饮食器皿的大量使用，替代了用树枝夹食，抑或是土坑煮食这种最初的进食模式，对泥土成型的认识以及相应烧制经验的累积开辟了人类饮食生活的新纪元，陶器的出现使饮食的技艺与内容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最为直接与便利的条件。从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了用于烹煮食物的陶鼎、甑、灶与盆等器具。以耐火程度而言，这些陶器也只能适用于烹煮植物类食品，还未能达到以高温烹煮肉类食物的基本条件。正是由于原始炊具的出现，为了便利人们蒸煮食物时对水的需求，才逐渐有了诸如钵、盆、盂、尖底瓶、罐等一批用于盛食与盛水的容器。

　　进入上古三代，在人类摆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价值意识的萌芽在造物成型的过程中逐渐凸现出来，饮食器具在保留了原始社会陶质器皿的基础上，首先在贵族阶层开始盛行以青铜材质为主的饮食器具。伴随青铜器皿的出现，所有的食物皆可使用炊具直接与火相交而进行烹制。与此同时，此般金属器具的推广与普及又逐步扩大了人们对食材与肴馔加工的工艺范围与技艺方法，除一般的蒸与煮之外，人们还能熟练采用煎、炒以及炸等多元的烹饪加工技艺。此时青铜容器的造型(参见图1)较为丰富而多样，不仅满足了盛食、盛水与酒的需要，更能实现社会各阶层所反映的不同饮食层次与一定“礼仪性装饰”的需要。至殷商时，随着一种带釉硬陶的出现，开启了原始瓷器的滥觞，以此为基点也说明了人类饮食器具的材质选择也在逐渐向着多元化的趋势前行。与此同时，饮食器皿在礼制、葬俗、祭祀等社会功能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并在西周时期形成了一系列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

　　古代饮食器具实用与审美相契合

　　至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争丝毫未能切断饮食器具的总体发展进程。铁制工具的出现并大量应用于农业生产中，促使了农耕文明相较之前代有了跨越式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升的速度显著加快。反映在饮食器具方面，虽然在对质地的选择方面并没有较大的变化，但社会生活的普遍需求却逐渐加大，各个诸侯国都出现了不同设计风格的饮食器具。陶质饮食器具的使用畛域依然是中下阶层的首要选择，贵族阶层仍然是以青铜器为大宗。此外，漆木器的数量也呈现出增多的趋势。

　　秦代饮食器具(参见图2)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社会分离后，进入了寰宇周天、瞬然归一的时代，三代以来所划定的礼乐制度被秦人以法制的框架重新定义。曾一度作为礼制载体的饮食器具的社会功能也逐渐由祭祀鬼神的神秘礼器还原为以“用”为主旨且满足人们生活礼俗需要的物质载体。由此，《吕氏春秋·仲夏纪·适音》篇曰：“大飨之礼，上玄尊而俎生鱼，大羹不和，有进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教民平好恶、行礼义也。”

　　此时，作为炊具中的“鼎”渐失礼仪的单一含义，而成为以食器为载体的多种礼俗元素的综合体，封国时期秦人惯用的鬲之造型在仿铜陶礼器的序列中已然不在，甚至作为盛食器的豆、簋、簠也已难寻印迹。这些作为祭祀与礼用青铜器的地位日渐多元的背后亦标志着一个有严格等级礼仪制度的固有体系被新兴价值意识所冲击，至此重质而轻文的“轨量”(引申为致用利人的实用观在造物设计中的体现)之说在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与器用等领域流行开来，正所谓：“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不仅过分奇巧之物不适合当时的社会审美，就连带有实用礼仪性的仿铜陶礼器中的某些种类也渐自退出了社会生活的器用舞台，“实用”与“审美”相契合的致用之器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推崇，在工匠创造与诠释的同时也为釉陶器、漆木器等饮食器具的出现埋下了历史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