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古代史写一篇论文(2)
中国古代史论文篇二
《周礼》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地理的史学价值
摘 要：《周礼》作为中国的儒家经典，内容丰富，涉及古之九州、天文、国家的封邦建制。政法文税、弄伤医卜以及沟洫道路等等;而这些内容都构成了古代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对研究历史地理更为重要。本文即从农作物、地图、行政区划、气候以及建筑五方面探究其史学价值。
关键词：《周礼》;职官;史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022-03
一、《周礼》简介
《周礼》是中国古代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一部著作，也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主要经典之一。主要内容包括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所以《周礼》也叫《周官》，又称《周官经》。在西汉成帝时，刘歆在校理秘府所藏书籍时，才将《周官》列入书目，但是缺冬官这篇，于是以《考工记》补足。在王莽建立新朝时，才改《周官》为《周礼》，并宣称这是周公时所制定的典章制度。在郑玄作注后，《周礼》与《仪礼》《礼记》并称《三礼》。在宋朝时，将其列入十三经中，于是成为了我国古代的法典著作。
其中，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法，冬官主管营造，它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这在上古文献中实属难得。里面所涉及的典章制度包括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还有用鼎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等等。正是详细的记录了这些制度，使其更显珍贵。
通常，大家都认为《周礼》中所记述的各项典章制度，并非真正周代的制度，而是作者认为国家的理想制度。文中充满了人法天的思想，主张社会组织要效法自然原则，即“人法地，地法道，道法自然”。《周礼》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为间架。天、地、春、夏、秋、冬即天地四方六合，就是古人所说的宇宙。《周礼》六官即六卿，根据作者的安排，每卿统领六十官职。所以，六卿的职官总数为三百六十。众所周知，三百六十正是周天的度数。《周礼》原名《周官》，此书名缘何而起，前人曾有许多猜测。依笔者之见，所谓《周官》，其实就是"周天之官"的意思。作者以“周官”为书名，暗含了该书的宇宙框架和周天度数的布局，以及“以人法天”的原则。其后，刘歆将《周官》更名为《周礼》，虽然有抬高其地位的用心，但却是歪曲了作者的本意。
《周礼》的许多礼制，都影响百代。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礼》的“六官”设置的。唐代将六部之名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是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又如“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都城格局，成为历代帝王向往的楷模。但历朝都城，大都沿用前朝旧址，故其格局难以刷新。元始祖忽必烈建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乃以《周礼》为范本，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以后，明、清两朝不仅沿用不废，还仿照《周礼》，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的布局。朝鲜的汉城，同样有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乃是海外依仿《周礼》建都的典范。
二、《周礼》中的历史地理的职官
历史地理涉及方方面面，根据《周礼》的内容，我们将其分为农作物、地图、行政区划、气候以及建筑五大类。因为内容繁多，所以农作物中包括粮食、山泽和家畜;行政区划中含有交通的内容;建筑中包括宫殿和墓地的内容。
(一)有关农作物的职官
天官冢宰第一中的大宰，他的主要工作是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
醢人，其职责主要是掌四豆之实
大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山泽之赋。
地官司徒第二中的载师，掌任土之法。主要负责以物地事，授地职，而待其政令。
里宰，主要掌比其邑之众寡，与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行其秩叙。
委人，掌敛野之赋敛薪刍。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宾客，以甸聚待羁旅。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
稻人，掌稼下地。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计林麓而赏罚之。
�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
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
廪人，掌九谷之数，以待国之匪颁、�赐、稍食。
仓人，掌粟入之藏，辨九谷之物。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之种。
舂人，掌共米物。
夏官司马第四中有山师，主要是掌山林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
川师，掌川泽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
�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显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秋官司寇第五主要有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以及�氏掌杀草。
(二)有关地图的职官
天官冢宰第一中的小宰，主要掌建邦之宫刑，以治王宫之政令。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一曰听政役以比居，二曰听师田以简稽，三曰听闾里以版图，
内宰，掌书版图之法，以治王内之政令。
地官司徒第二中的大司徒，主要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
土训，掌道地图。
春官宗伯第三中的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 夏官司马第四中的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
(三)有关行政区划的职官
天官冢宰第一中有宰夫之职，掌治朝之法…八曰徒，掌官令以征令。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群都、县、鄙之治，乘其财用之出入。
地官司徒第二中的封人，掌设王之社�。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县师，掌邦国、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莱之数，及其六畜、车辇之稽。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五�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
夏官司马第四中的大司马之职，主要负责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制畿封国，以正邦国。
量人，掌建国之法。以分国为九州，营国城郭，营后宫，量市朝道巷门渠。
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
合方氏，掌达天下之道路，通其财利，同其数器。
形方氏，掌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无有华离之地，使小国事大国，大国比小国。
(四)有关气候的职官
主要有天官冢宰第一中的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
春官宗伯第三中的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月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
(五)有关建筑的职官
天官冢宰第一中的掌舍，主要掌王之会同之舍。设��再重。设车宫辕门，为坛�宫棘门，为帷宫，设旌门。
司会，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以周知四国之治，以诏王及冢宰废置。
春官宗伯第三中的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
夏官司马第四中的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则树王舍。
三、《周礼》中职官反映的历史地理价值
从上述五方面职官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当初社会在各个方面的规范。使我们更为形象、全面的了解过去。同时，也为我们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周礼》中的其他史学价值。
首先，通过《周礼》反映出国家的概念。
如《周礼・大宗伯》云：“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
土圭是一种测日影长短的工具。所谓“测土深”，是通过测量土圭显示的日影长短，求得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也就是“地中”。夏至之日，此地土圭的影长为一尺五寸。之所以作如此选择，是因为“地中”是天地、四时、风雨、阴阳的交会之处，也就是宇宙间阴阳冲和的中心。
《周礼》中的国都地点就是通过土圭确定的。
其次，是九畿的确定。
《周礼》以土圭测日影，在地中建王城，既是哲学寓意的需要，也是“体国经野”的需要。王者划分国野和野外之地，都以王城为中心。如方千里的王畿，就是以王城为中心建立的。王畿之外有所谓“九畿”。《《周礼》・夏官・大司马》云：“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可知九畿的分布，是以方千里的王畿为中心，其四外的五千里之地，依次划分为侯畿、甸畿、男畿、采畿、卫畿、蛮畿、夷畿、镇畿、蕃畿等九层，大小相套，依次迭远。相邻之畿的间隔都是五百里。《尚书》中确有侯、甸、男、卫、采等外服的名称，却没有如此类似于同心圆的分布。
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些社会居民组织状态。
从《周礼》中，我们发现当时的居民组织类型有两类：国都之外的四郊之地称为乡，郊外之地称为遂。乡之下细分为州、党、族、闾、比等五级行政组织。遂之下细分为邻、里、�、鄙、县等五级行政组织。根据地官的《大司徒》、《遂人》等记载，乡、遂的民户构成分别为：一比有5家，一邻有5家，一闾有25家，一里有25家，一族有100家，一�有100家，一党有500家，一鄙为500家，一州为2500家，一县为2500家，一乡为12500家，一遂为12500家。乡、遂各级组织的编制极其整齐。
此外，乡和遂的数量都是六个。六乡、六遂的居民数似乎恰好相合，既无不足，也无羡余。
另外，我们还看出当时对农田的规划。
《地官・遂人》云：“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这里记载了两个系统，一是农田系统，二是沟洫系统。农田以“夫”为基本单位，一夫受田百亩。夫田与夫田之间有称为“遂”的水渠，遂上有称为“径”的道路。每十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沟”的水渠，沟上有称为“畛”的道路。每百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洫”的水渠，洫上有称为“涂”的道路。每千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浍”的水渠，浍上有称为“道”的道路。每万夫之田之间，有称为“川”的水渠，川上有称为“路”的道路。如此通达于王畿。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沟洫、道路系统有严格的丈尺规定。据郑玄的注，遂，宽、深各二尺;沟，宽、深各四尺;洫，宽、深各八尺;浍，宽二寻、深二仞。沟洫上的道路的宽度，径可以让牛马通过，畛可以让大车(车轨宽六尺)通过，涂可以让一辆乘车(车轨宽八尺)通过，道可以让两辆乘车通过，路可以让三辆乘车通过。仅就以上数例，就不难发现《周礼》的制度有相当的理想化的成分。将国都建在“地中”，其理论色彩十分鲜明，实际上是无法操作的。整齐划一的九畿制度、居民组织、沟洫道路系统，遑论古代中国，就是移山填海的大跃进时代也没有实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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