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双一流”怎么建?如何加快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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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双一流”怎么建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继“985”“211”工程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在教育领域作出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双一流”建设正在影响着今天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也必将对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新时代怎么建设好“双一流”?3月4日，《中国高等教育》记者与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吕建进行了深入交流。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吕建：

　　一流的人才培养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特征。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立德树人既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现代教育体系的内在要求，更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与发展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战略工程。

　　为什么要推进“双一流”建设

　　记者：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于2015年10月颁布实施。三年多来，“双一流”建设正稳步加快推进。您如何看待“双一流”建设在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吕建：当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务院与三部委“双一流”文件出台以来，预示着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又迎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

　　“双一流”建设对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具有重大支撑性作用和历史性变革意义，可从新方位、新理念、新转变、新成效、新绩效等视角来加以理解。

　　从新方位的视角，“双一流”建设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攻坚克难，改革创新，为中国教育事业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提供了有力支撑，开启了我国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的新征程。

　　从新理念的视角，通过“双一流”建设进一步明确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根本遵循、行动指南、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其基本内涵，我认为大致可从一条主线、两个追求、两个立足、两个支撑、三线交汇、四个自信、一个平台、一条路径、三个抓手等方面来加以解读。

　　所谓“一条主线”，就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所明确的旗帜、方向、道路和目标前行。所谓“两个追求”，就是指办人民满意的大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所谓“两个立足”，就是扎根中国大地，遵循教育规律。所谓“两个支撑”，就是要充分利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所谓“三线交汇”，就是要探索“创新是第一动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融合发展的新途径。所谓“四个自信”，就是要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为支撑，创建“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所谓“一个平台”，就是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在国际舞台上以国际坐标和世界标准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力争形成引领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范式。所谓“一条路径”，就是回归高等教育的立德树人本原，着力内涵发展，彰显优势特色，通过改革和自主创新，建成独具风格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集群。所谓“三个抓手”，就是立德树人、服务国家和提升质量。

　　从新转变的视角，通过“双一流”建设，可以从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提高高校教学水平与创新能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高等教育的“四个回归”、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等方面，对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加以剖析与破解、改革与创新、探索与实践，不断推动高等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从新成效的视角，“双一流”建设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不断爬坡过坎，向纵深推进，从而使高等教育的体系不断完备、结构不断优化，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落实，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和科技贡献率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最终使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从跟跑走向并跑与领跑。

　　从新绩效的视角，“双一流”建设可以使高等教育事业的中国特色更加鲜明，高等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高等教育方面的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近14亿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中国的高水平大学集群在通行的权威世界大学排名中取得明显进步，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显著提升。

　　建设“双一流”的难点在哪儿

　　记者：近年来，通过实施“211工程”“985工程”，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您认为目前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的差距主要在哪些方面?建设“双一流”难点在哪儿?

　　吕建：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视角，我们的大学还不能很好满足世界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支撑以及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等三大需求。从宏观的发展视角，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在观念定位、范式定位、内涵特征等方面还需要有更进一步的探索与追求，在外延特征、评价方式、推动方式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转型发展。一句话，我们的大学需要在不断满足三大需求的过程中下大力气，逐步推动从“指标一流”到“公认一流”的转变。

　　从实施的角度，主要难点在于如何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来选择合适的抓手。这样的抓手既要符合中国现代大学百年来发展所积累的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的坚守要求，又要符合新时代新作为的创新发展要求，更要有利于实现“观念定位、范式定位、内涵特征、外延特征、评价方式、推动方式”的内在协调与转型发展，力求避免可能出现的“上热、中温、下冷”等困境。

　　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从更高层面、更大范围、更深程度考虑“双一流”建设。下一步的主要追求，应该是要转型、要范式、要特色、要内涵、要模式、要机制、要绩效，应该是以新时代背景下“双一流”建设加快发展推动高等教育“慢变量”的内涵式发展。其中，核心的要点是如何摒弃浮躁和功利!这就需要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基础上，用区间调控、相机调控、定向调控、精准调控的方式，建立科学合理的大学评价机制，力争做到“统一与分类的平衡、现在与未来的平衡、传承与创新的平衡、主观与客观的平衡、能力与结构的平衡、过程与结果的平衡、内涵与指标的平衡、引领与支撑的平衡、规模与产出的平衡”，给大学发展以足够的空间与时间，通过高等教育的结构优化、速度变化、动力转换等来实现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引领高等教育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从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转变。

　　怎样加快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记者：学科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基础，您认为如何优化学科结构和凝练学科发展方向，才能使学校办学优势更加突出?

　　吕建：学科是大学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主要抓手与切入点，多元融合的学科生态体系是一流学科得以不断涌现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学科生态体系的发展，体现了一所大学在进一步明确观念定位、范式定位、内涵特征的基础上，在外延特征、评价方式、推动方式等方面的自我演化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协同互动，从而不断促进高峰学科涌现。

　　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是要建设特色鲜明、布局合理，文理工医协调共生、支撑发展的学科生态体系。我们按照三个层次构建、优化学科生态布局：第一层次，通过文理交融、理工融合，探索优势基础学科向现代应用学科、高新技术学科和新兴工程学科的拓展与延伸机制。第二层次，通过“十百千工程”，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实现重大学术创新，形成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优势学科群。第三层次，聚焦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聚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承担国家重大项目，形成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学术团队，力争在事关全局的重大基础和应用研究、颠覆性技术创新和关键应用领域瓶颈问题解决方案，以及服务国家与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打造世界一流的学科高峰。

　　记者：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基本职能，学校在“双一流”建设中如何坚持立德树人，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吕建：一流的人才培养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要基础与基本特征。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立德树人既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现代教育体系的内在要求，更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与发展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战略工程。

　　总结南京大学多年的实践经验，我们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根本标准的认识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实践维度不断扩大。在下一步的“双一流”建设中，我们将按照立德树人是纲、纲举目张的思路来统领一流大学建设。具体而言，就是按照“立党的领导统总体发展，立方向自信创一流范式，立初心使命推内涵发展，立理想信念促凝心铸魂，立交叉融合攀学科高峰，立科研转型凸支撑作用，立师德师风建一流队伍，立以德为先植成长基因，立育人体系促全面发展，立服务需求展家国情怀，立开放合作聚八方资源，立改革开放建内生动力，立统筹协调促标杆形成”总体思路铸造一流大学建设的立德树人大格局。

　　记者：“双一流”建设中，大学如何才能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更好激发创新活力?

　　吕建：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升级，大学等各类科研机构的科研方式也必将加以转型升级以与之相适应。在此意义上，需要发展一种开放、公正、长效的，能够反映科学研究创造性工作特征的，以创新质量和贡献程度为导向的评价机制。与之对照，现行的科技评价体系需要关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短期、形式、数量等外在性、管理型的评价体系与科学技术研究发展的内涵不相符合，难以全面有效反映科学技术发展的本源;二是片面、简单、封闭等程序性、泛客观的评价方式不能全面反映科研人员的实际贡献与创造性，其评价结果难以被广大科研人员所接受;三是频繁、多样、功利等资源化、绩效式的评价使用方式与科学技术研究发展的过程性特点不相符合，难以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全身心投入持续性的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研究机构的科学研究方式的转型势在必行。需要在正确定位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建立良性互动方式基础上，完成从强竞争性经费为主的资助方式、“GDP式”导向为主的评价方式、求生存竞争式的发展方式为特征的“大规模发展阶段”逐步向宽松式经费为主的资助方式、内涵式导向为主的评价方式、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为特征的“高质量提升阶段”过渡。建设宽容失败、摒弃浮燥、潜心学问、持之以恒的环境，促使做重大问题、求长远发展、塑学术特色、展自身价值成为科研人员发展的主旋律和自觉行动。

　　当然，要完成上述转变绝非易事，要充分认识科技评价体系转变的系统性、复杂性、长期性，以价值导向与评价体系协同转变为主线，动态平衡好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关系，从评价体系与执行环境两个层面抓落实，以对机构评价的转变带动对个体评价的转变。

　　高质量发展呼唤高质量职教

　　针对政府工作报告有关职业教育的战略部署，代表委员展开热议——

　　高质量发展呼唤高质量职教

　　“卫星已经上天，马桶却还在漏水，开关虽不常用，但一碰就坏!”谈及我国社会各领域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极端表现，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范鹏有些忧虑。

　　“很多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程度，有点儿像我们的城乡差距。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职业教育没有充分发力。”范鹏说，“庆幸的是，在当前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我们已经认识到职业教育对于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作用。”

　　在日本抢购马桶、电饭煲，在法国抢购兰蔻、爱马仕、香奈儿，在瑞士抢购手表……谈到中国制造曾经的这些酸辛过往，全国两会的不少代表委员感慨万千，大家期待新时代的职业教育能支撑未来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真金白银的投入背后是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厚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传递了职业教育最强音，篇幅很长、力度很大，为历次报告少见。”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马国湘认为，高职扩招100万，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大改革大发展，符合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改造、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国情。

　　全国人大代表、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科研与督导处主任杨德芹认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而发展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就是要破解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高素质劳动者与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荒”问题。

　　目前，我国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较低，大约只有33%接受过农业或非农职业技能培训。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他们的收入水平很难提高。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邯郸武安市裕华钢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树华说，他们公司有1.1万名员工。企业要实现绿色发展，实现产品高端化，技术工人就得由原来占比30%提高到60%—70%，甚至更高，这就迫切需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过去我们也在讲重视职业教育，但从未像今年这么重视：职业教育不仅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还前所未有地将职业教育放在经济部分进行部署，计划扩招100万人，大幅增加财政投入。”范鹏边说边屈指盘算着。在去年22万亿元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占比14.6%;今年，在几乎所有公共事业支出缩减的情况下，教育不减反增，占比将达到14.8%。

　　更让范鹏印象深刻的是，由财政部编制的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对于“可贵的0.2个百分点”，规划了清晰的投向——中央财政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安排237.21亿元，增长26.6%。

　　范鹏认为，这些落在真金白银上的重视，折射出的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实体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国家对于职业教育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寄予了厚望。

　　高质量发展急需“大国工匠”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今年首项重点工作任务。这其实也给职教界提前透了题，发去了人才培养的“邀请函”。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泰州市市长史立军说，纵观世界工业发展历程，所有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大国。借鉴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经验，我国要想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跨越，就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

　　“但是，同样是生产开关，德国和瑞士的开关往往更经久耐用。工匠精神缺失和工匠能力之不足，恐怕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范鹏说。

　　问题的症结何在?史立军认为，从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实践来看，还存在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校企协同不力等方面短板，具体表现为：在国家没有具体可操作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的前提下，联合培养学生并未成为企业必须履行的一项社会责任;在企业经营主要以营利为导向的情况下，虽然有些企业投入资金或设备，与学校合作共建实训基地，联合培养学生，但因学生平时实训不足，导致其技能水平与企业要求存在差距，学生的企业实习实际上变成了消耗性实习，造成企业投入难以“产出”。久而久之，产教融合实际上变成了“挂在墙上的计划书”。

　　一些代表委员也认为，人才“入口”难、“出口”不畅，是制约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最大外部性因素。史立军分析说，受“学历至上论”的传统观念影响，职业院校长期以来面临生源质量难以改善、学生毕业发展前景不明朗和工作待遇地位不高等现实困扰。这导致多个行业领域亮起了高技能人才后继无人的“红灯”。

　　以“卡脖子”的芯片为例，过去5年，我国芯片的自给率从5%上升到25%以上，我国制造了全世界75%以上的手机和平板电脑，产业链已经融入全球。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闫傲霜不无忧虑地说，尽管我国集成电路技术取得较大进展，但与国际最先进主流生产工艺相比仍相差两代。我国高端通用芯片市场的六成多，被摩根、波士顿、高通、英特尔等美国六大集成电路供应商垄断，集成电路高端专用设备生产线所用装备95%都从国外进口。如何解题，闫傲霜建议，在加强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和人才队伍建设时，有条件的职业教育机构要着手培养微电子产业的实用型技能人才，使他们成为未来的“大国工匠”。

　　打响人才培养质量“攻坚战”

　　闫傲霜的担心不无道理。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面临升级转型后后继无人的尴尬，越来越多的新兴产业正遭遇着高素质技能人才千金难求的困境。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在这场产业革命面前，中国的职业教育能否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主力队员”，关键在职业教育能否痛定思痛，来一场壮士断腕般的革命。

　　针对校企合作不顺等问题，马国湘建议，国家有必要建立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等多元参与的协调机制，条件成熟时甚至可考虑组建国家职业教育管理局，同时给予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让职业教育培养出的人才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符合产业发展要求，更加实用。

　　就促进包括高职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资源统筹发展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建议，国家对成人高考、自学考试、远程教育等统一实行注册入学、统一毕业标准，宽进严出;通过制定注册入学政策法规、构建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健全配套的投入与激励机制，推进多种类型学历继续教育融合发展。同时，还要建立统一的高等教育最低质量标准，通过颁布统一的国家标准，使包括高职在内的各类教育文凭能真正做到“同质等效”。

　　校企合作育人，究竟怎么做才有效?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蒋昌忠举了一个案例：他在湖南一所职校调研时发现，有知名企业把其最新式的设备都放到学校建的车间里，甚至有些企业把自己的生产线也放到学校。这样，学生的实习实训、企业自身的员工培训，都可以在里面完成，一举多得。

　　这几年，经济发达的江苏在发展职业教育上多有尝试。葛道凯介绍，这几年，聚焦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社会参与度不高等问题，江苏打了一套“组合拳”：推动普高与中职学生双向交流，试点举办综合高中班，为学生提供多样多次选择机会;在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方面，重点建设50所左右扎根江苏的一流中等职业学校，并实施高职教育创新发展卓越计划，立项建设22所省高水平高职院校;同时，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成熟而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既能回应和满足时代需求，也能主动“下海”，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锤炼自己。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朱世宏说，四川的职业教育将围绕当地的产业发展战略，优化职业院校和专业布局，完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提高专业与经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同时聚焦国家战略，加强职业教育助力脱贫攻坚的能力，以服务来检验人才培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