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子的中国梦：青春同梦想一同飞翔
若木分享
在外求知的莘莘学子，从未忘记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和光荣使命，为此他们没有停止思索——如何把自己所学的本领同祖国联系起来，如何让自己的青春挥洒得熠熠生光。他们是好样的，因为他们正在实现理想的征程中踏实前行
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博士王雪莹——
脚踏实地，理想激荡我心
2003年非典肆虐之时，我正读高中二年级，正在准备参加全国高中生生物学联赛。在我的记忆里，白色口罩几乎一夜之间成为“时尚”，板蓝根脱销，白醋告罄。每天都有新增病例，每天都有疑似病人被隔离，每天都有人死去，每天又有人冲进战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所有的人都显得义无反顾。
那些日子里，我每天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准时收看一天4次的新闻联播。新闻里，那些医务工作者冲上去、倒下、再次冲上去，顽强地站在抗击病魔的第一线。电视屏幕上闪过在救护过程中牺牲的医生、护士、科研人员的最后面容，令我泪流满面，却内心激越。两千年前，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用一场大火拯救了雅典；两千年后，中国的医护人员，用自己的勇气和生命挽救了瘟疫中的国家和人民。我第一次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像那些牺牲的白衣英雄们一样，用智慧和果敢去拯救危机中的生命和文明。正是因为心中怀着如此厚重的责任感，我选择了在高中毕业时被保送到华中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大学的生活自由丰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年轻的我，面对着这个鲜活而嘈杂的世界，内心充斥着欲望和野心，渐渐地忘却了当年的理想与使命。直到大二的一个暑假，一次刻骨铭心的社会实践考察，终于把我那被繁华现实所迷惑的心唤醒，让我重新找到了年少时那份最初的感动和执着。
2006年的7月，我带领华中科技大学生命学院的一个社会实践小队，进入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的艾滋病高发村落，展开对艾滋病人及其家庭生活现状的纪实采访。我们进驻的村庄是病情较为严重的地区，由中国政府和红十字会重点监护。我们被安排在“阳光家园”（建“阳光家园”，是为了帮扶一些艾滋家庭遗留的孤儿和老人，由专门的看护人员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入住，每天走街串巷，与村民交谈，有选择地对部分家庭深入采访，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面貌。我多次被那些质朴的村民所感动，他们的乐观、坚韧和豁达，都深深地在我心上打下烙印。
至今令我记忆犹新的一个场景，是一天下午采访结束之后，村里的一群孩子簇拥着“护送”我们回驻地。黄昏时的村庄无比静谧，绿油油的一望无际的田地，连绵起伏的远处的山峦，在夕阳金色余晖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美丽。在这样宁静祥和的氛围下，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舒适惬意，却又无以复加的悲伤。孩子们在乡间的小路上嬉戏追逐，玩耍打闹，纵情地奔跑，放肆地高喊。一瞬间，这一切让我想起了自己遥远的童年和彼时无拘无束的快乐生活，然而眼前的这些孩子们，却在承受着我所无法理解的生活重负。
看到孩子们准备赛跑，我突然心血来潮地加入，并鼓励他们说，跑得快就有奖品。于是一声令下，孩子们个个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奔起来，我的心情也随之轻快地像要飞起来一样。我看见那个最小个头的小女孩被同伴们远远地甩在身后，生病导致的身体虚弱让她不停地喘着粗气，却仍然一副决不放弃的神态。我动容之下，跑过去一把将她抱在怀里，然后朝她的同伴们飞快地追上去。被追上的孩子都大声抗议说她在耍赖，她却在我的怀里乐开了花，扬着一张天真无邪的小脸咯咯地笑个不停。那一刻，我抱着她，就像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一条小生命。我看着她笑，看着看着自己却笑出了泪花。
我曾对许多家人、朋友说，这样的一次社会实践，大概是我大学里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许多年后，我驾车行驶在异国他乡深夜空旷的高速公路上，脑海里依然清晰地浮现出那些孩子的脸庞，他们纯真的笑容，固执的护送，争先恐后地对我举手保证说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学、走出村庄看看外面世界的幼稚承诺。我始终记得，那个夏天，我遇见那样一群人，他们让我看到了对生命最深重的敬仰与渴望，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努力严肃地面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所祈求的，只是一次好好生活的机会。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历史悠久的威廉玛丽学院攻读神经生物学博士。赴美求学的这些年里，我有幸遇见良师益友，结识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他们每个人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和对全人类的悲悯，无不感染和鼓励着我。是的，我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许多时候，想起2003年的非典，想起艾滋病村的孩子们，想起2008年的汶川地震，心里那份激越依然在胸怀荡漾。祖国所经历的每一次灾难和不幸，都会重重地敲打我的心。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仅仅是对着外国友人自豪地说一句“I’m proud of being Chinese”（“我为是中国人而自豪”），更是应该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身先士卒顶上去，说一声“交给我吧，请放心”。如果说我有一个中国梦，那么我想，这个梦想，无关名利，无关荣耀，只不过将来可以有一个机会，能让我安放那些年里所有的青春理想。
（本报记者张旸采访整理）
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博士王雪莹——
脚踏实地，理想激荡我心
2003年非典肆虐之时，我正读高中二年级，正在准备参加全国高中生生物学联赛。在我的记忆里，白色口罩几乎一夜之间成为“时尚”，板蓝根脱销，白醋告罄。每天都有新增病例，每天都有疑似病人被隔离，每天都有人死去，每天又有人冲进战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所有的人都显得义无反顾。
那些日子里，我每天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准时收看一天4次的新闻联播。新闻里，那些医务工作者冲上去、倒下、再次冲上去，顽强地站在抗击病魔的第一线。电视屏幕上闪过在救护过程中牺牲的医生、护士、科研人员的最后面容，令我泪流满面，却内心激越。两千年前，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用一场大火拯救了雅典；两千年后，中国的医护人员，用自己的勇气和生命挽救了瘟疫中的国家和人民。我第一次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像那些牺牲的白衣英雄们一样，用智慧和果敢去拯救危机中的生命和文明。正是因为心中怀着如此厚重的责任感，我选择了在高中毕业时被保送到华中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大学的生活自由丰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年轻的我，面对着这个鲜活而嘈杂的世界，内心充斥着欲望和野心，渐渐地忘却了当年的理想与使命。直到大二的一个暑假，一次刻骨铭心的社会实践考察，终于把我那被繁华现实所迷惑的心唤醒，让我重新找到了年少时那份最初的感动和执着。
2006年的7月，我带领华中科技大学生命学院的一个社会实践小队，进入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的艾滋病高发村落，展开对艾滋病人及其家庭生活现状的纪实采访。我们进驻的村庄是病情较为严重的地区，由中国政府和红十字会重点监护。我们被安排在“阳光家园”（建“阳光家园”，是为了帮扶一些艾滋家庭遗留的孤儿和老人，由专门的看护人员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入住，每天走街串巷，与村民交谈，有选择地对部分家庭深入采访，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面貌。我多次被那些质朴的村民所感动，他们的乐观、坚韧和豁达，都深深地在我心上打下烙印。
至今令我记忆犹新的一个场景，是一天下午采访结束之后，村里的一群孩子簇拥着“护送”我们回驻地。黄昏时的村庄无比静谧，绿油油的一望无际的田地，连绵起伏的远处的山峦，在夕阳金色余晖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美丽。在这样宁静祥和的氛围下，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舒适惬意，却又无以复加的悲伤。孩子们在乡间的小路上嬉戏追逐，玩耍打闹，纵情地奔跑，放肆地高喊。一瞬间，这一切让我想起了自己遥远的童年和彼时无拘无束的快乐生活，然而眼前的这些孩子们，却在承受着我所无法理解的生活重负。
看到孩子们准备赛跑，我突然心血来潮地加入，并鼓励他们说，跑得快就有奖品。于是一声令下，孩子们个个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奔起来，我的心情也随之轻快地像要飞起来一样。我看见那个最小个头的小女孩被同伴们远远地甩在身后，生病导致的身体虚弱让她不停地喘着粗气，却仍然一副决不放弃的神态。我动容之下，跑过去一把将她抱在怀里，然后朝她的同伴们飞快地追上去。被追上的孩子都大声抗议说她在耍赖，她却在我的怀里乐开了花，扬着一张天真无邪的小脸咯咯地笑个不停。那一刻，我抱着她，就像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一条小生命。我看着她笑，看着看着自己却笑出了泪花。
我曾对许多家人、朋友说，这样的一次社会实践，大概是我大学里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许多年后，我驾车行驶在异国他乡深夜空旷的高速公路上，脑海里依然清晰地浮现出那些孩子的脸庞，他们纯真的笑容，固执的护送，争先恐后地对我举手保证说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学、走出村庄看看外面世界的幼稚承诺。我始终记得，那个夏天，我遇见那样一群人，他们让我看到了对生命最深重的敬仰与渴望，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努力严肃地面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所祈求的，只是一次好好生活的机会。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历史悠久的威廉玛丽学院攻读神经生物学博士。赴美求学的这些年里，我有幸遇见良师益友，结识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他们每个人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和对全人类的悲悯，无不感染和鼓励着我。是的，我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许多时候，想起2003年的非典，想起艾滋病村的孩子们，想起2008年的汶川地震，心里那份激越依然在胸怀荡漾。祖国所经历的每一次灾难和不幸，都会重重地敲打我的心。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仅仅是对着外国友人自豪地说一句“I’m proud of being Chinese”（“我为是中国人而自豪”），更是应该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身先士卒顶上去，说一声“交给我吧，请放心”。如果说我有一个中国梦，那么我想，这个梦想，无关名利，无关荣耀，只不过将来可以有一个机会，能让我安放那些年里所有的青春理想。
（本报记者张旸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