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女同性恋的原因(2)
同性恋的身份标识
倒转的三角形是纳粹在大屠杀时期用于鉴别同性恋囚犯的标志。这个标志后来被同性恋自豪日和同性恋权利运动用作标志，它也是除彩虹旗以外最流行的同性恋标志。
历史
粉红三角形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同性恋权利运动中，
活动者选择使用粉红三角形作为运动中的符号的目的在于要大家铬记这个人类互相残害的悲剧。二次大战之前，当时德国法律第一百七十五条中，禁止男男性行为的关系存在。阿道夫·希特勒当权之后，他并严加禁止男性之间有着亲嘴、拥抱、同性性幻想、及性行为发生等行为。而在希特勒当权中的1937自1939二年之中，就有大约二万五千人被希特勒军队控诉以犯了第一百七十五条罪而逮捕，并被关到监狱或是之后的集中营去。而这些的“犯罪者”则必须受到结扎或是死亡的下场。在1942年，希特勒更是将第一百七十五条罪的处罚加重至死刑。
沿革
同性恋解放组织在七十年代重新采用了粉红三角形为同性恋平权运动的标志，原因为其标志极为大家所认识，并且它唤起了民众对于打压弱势族群及不公平待遇的注意。 在八十年代，同性恋组织将倒三角形符号反转成为正三角形的标志，以象征其一个较积极反击回去的义意。
与粉红三角形的用途相似，黑色倒三角形也是由纳粹军队产生的。虽然在旧德国法律第一百七十五条文中并无规范女同性恋的行为，但许多文献显示黑色三角形是用来标示犯人有着“反社会行为”的人。而在纳粹主义中，女人生活重心是在子女，厨房，及信仰上。所以如有任何女人反对生育或是其它“反社会行为”则会被冠上黑色倒三角形。因此如同粉红三角形代表着男同性恋的历史悲剧，黑三角形则代表着女同性恋的，因此之后女同性恋或女性主义者使用其为活动标志。
同性恋的其他标识
随着同性恋权利运动及同志(LGBT)权益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各种身份标识被创造出来。
彩虹旗
作为代表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性少数，又称同志)骄傲和同志社会运动的彩虹旗，有时候又称为骄傲旗或同性恋骄傲旗，在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使用。彩虹旗的多种颜色代表了同志社群的多元性，在同志权利运动中也被用于作为同志骄傲的标志。诞生于加利福尼亚的它在世界广为使用。它由旧金山的艺术家吉尔伯特·贝克(Gilbert Baker)在1978年纪设计。最初的版本因为要适合广泛可用的面料而几经颜色的增减。到2008年，最为普遍的版本有六个不同颜色的条纹——红，橙，黄，绿，蓝和紫。彩虹旗水平飞扬时一般是红色条纹在最顶端，就像自然的彩虹一样。
平权标识
平权标志(Equality Symbol)，平等权益标志频繁出现在美国人的汽车、
服饰和窗花上，它由人权战线(Human Rights Campaign)组织提出，用以象征为性少数人群的平等权益而奋斗。
跨性别骄傲旗帜
跨性别骄傲旗帜(Transgender Pride Flag)于1999年首次出现，
由一位跨性别女性莫妮卡·赫姆丝(Monica Helms)设计。赫姆丝描述了旗帜的含义：“顶部和底部的条纹是男孩子的传统颜色——浅蓝色。紧邻浅蓝色条纹的是女孩子的传统颜色——粉色。中间的条纹是白色，代表了两性人、跨性别或者认为自己拥有中立或不明确性别的人。这个旗帜的特别之处在于，无论如何悬挂，图案都无顺序错乱之虞，这意味着，我们应该自信于自己人生中的正确性。”
同性恋的身份认同
在当代中国，同性恋不再是不可见、不可谈论的禁忌话题。但对于同性恋者本身，一方面，形成稳定且自信的同性恋自我认同相当困难;另一方面，已有较稳定自我认同的同性恋者要对外沟通、并公开承认其身份亦不容易。在《同性恋亚文化》一书中，李银河(2002)做的田野调查也反复表明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的困难，她认为造成此认同困境的原因有：同性恋情感与同性恋性行为本身不是问题，但对同性恋身份的认同却与中国人生活的社会环境、社会规范和家庭模式存在冲突，且中国文化中缺乏向父母、亲人、朋友主动沟通负面情感、寻求帮助的倾向，同性恋者只能独自面对强烈的内在冲突，孤立无援。《中国同性恋研究》一书中也写道，同性恋者公开曝露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相当不能被接受的事，加之很可能会令自己受到社会的指责、歧视，因此很容易导致心理问题(刘达临、鲁龙光, 2004)。
文化背景
对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的研究意义重大：首先最重要的，由于我国大部分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缺失，最终压抑自己的生理与情感本性、顺从社会压力而走进异性恋婚姻，造成严重的“同妻”“同夫”现象，使许多家庭一并受难(赵万智, 2011)。其次，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研究是一种客观的、性取向平等的研究取向，对每个同性恋者所做的研究(Cass, 1979)，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每个同性恋者内心的认同困境，发掘造成同性恋者认同困境的因素是什么，给政策制定者、社会公益组织提出具体建议，以促进社会消除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并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对同性恋议题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于对男同性恋者的研究，例如李银河(2002)以同性恋为主题的《同性恋亚文化》一书，赵万智(2011)与庾泳(2010)研究同性恋现象的学位论文中，都是以男同性恋者为研究对象进行社会调查，女同性恋者完全被忽视。其次，根据女性主义的观点，中国社会中的女同性恋者不仅受到同性恋身份的困扰，她们同样受到来自父权社会的压力，其自我认同难度更大、情况更复杂，因而更具研究价值(李银河, 2005)。
双重边缘
边缘化不仅来自同性恋外部，即使在同性恋人群内部，女同性恋也常常处于被消声和代言的境地——性别和性取向的双重边缘化使女同志的发声更为困难，却也相应的更具反思性和抗争性。
这种的抗争性不仅关乎性少数人群的主体表达和权益诉求，它也关乎现代生活中每一个个体在面对集体文化挟持时可及的思考。
压迫根源
圣经旧约利未记中曾提到“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点成为_反对同性恋的标志之一，又由于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地位，西方仍有很大一部分人排斥同志。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认为，父权(也称男权制，英文：Patriarchy)的婚姻体制要求“同性恋恐惧症”的存在，为了说明这一论点，她提出了“义务异性恋”(obligatory heterosexuality)的概念，即：在父权体制之下，男性这一社会性别身份被人为地建构为“异性恋”的，“同性恋”被人为地认为是不自然的、病态的、女气的、罪恶的，“同性恋”的男性被排挤出“正常”男性的行列，异性恋文化通过种种对“同性恋”的污名化，制造出“恐同”的心理，并通过这一人为制造 的“潜移默化”，异性恋的权力机制被建构到了父系文明主宰的亲缘关系系统中去，由此，塞吉维克认为，“恐同”心理是以异性恋婚姻为纽带的父权制度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人类学家盖尔·鲁宾(Gayle Rubin)写道，“对人类天性中同性恋成分的压制，以及，由此推导，对同性恋者的压迫是……用其规则和联系方式压迫了妇女的同一制度的产物。”也就是说，男性针对男性的恐同是厌女的(misogynistic)，而且这种情况可能是跨历史的。(塞吉维克表示，“厌女”不单纯表示对女性的轻视，更可能意味着对男性中所谓的”女人气质“，意即对阴柔气质男性的压迫。)这正是最可能产生错误阐释的地方。由于“同性恋”和“恐同”这一对名词在其任何化身之下都是历史构建，由于它们很可能强烈相互关注，采取互联的或相互反映的形式，由于它们的斗争戏码很可能是心灵内部的、制度内部的乃至公共的。所以，有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男性恐同者中的一些人，他们的恐同心理恰恰是压抑自身对同性渴望的结果。——20年前发生在澳大利亚的一起恐同仇杀案可作为这一论点的佐证：法官后来的调查发现，恐同的施害者中有一些人就存在潜藏的同性恋欲情结，有罪犯坦承说，他是为了向异性恋男性同伴证明自己的异性恋身份或男性气质进而将同性恋者作为攻击对象。
有些学者提出论点认为性别角色、性别认同与性倾向本身就是社会建构(见父权规范 heteronormativity)。对这些人来说，女性主义是达成人类解放的根本手段(意即，解放女人也解放男人，以及连带其他的社会问题——同性恋、双性恋、泛性恋、跨性别等一并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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