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中国形势与政策论文推荐
外交，是一个国家稳定外部因素的必要手段，一个国家外部因素的好坏，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稳定性，甚至还会影响到本国的社会稳定性。小编给大家整理了关于2017中国形势与政策论文，希望你们喜欢!
2017中国形势与政策论文篇1
出口同比增速下滑、投资和消费增速回落、工业增加值增速放缓——2012年前两个月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呈现放缓迹象，引发国内外关注。
如何看待2012年中国经济走势?如何应对经济减速可能凸显的矛盾?如何避免陷入‚既减速又难调结构‛的困境?围绕一系列热点问题，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中外嘉宾深入讨论，探寻经济增长的节奏和路径。
是“主动减速”还是“被动调整”?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上，许多嘉宾对近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表达了关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头两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11.4%，比去年12月份回落1.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去年全年回落2.3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速度创12个月以来新低。
‚在全球经济问题迭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参加论坛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尔普斯说，由于欧债危机持续、美国经济乏力，加之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开始走缓，中国调低经济增长预期被认为是大势所趋。
菲尔普斯解释说，中国经济减速，‚主要原因是房地产价格的下滑、基建投资速度放缓，并且出口很可能出现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他举例说，‚出口下降是被动的。更多与会嘉宾则认为，中国政府下调增长预期目标，‚主动调整‛成分更多。正如美银美林大中华区经济分析师陆挺所说，这是‚主动减速‛，目的是为了实现‚软着陆‛。
陆挺表示，多年来高达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引发内需和外需等多种失衡，中国政府必须通过适当放慢速度矫正这些失衡。
中国经济主动减速，向外界传递出经济增长更重视质量的‘积极信号’。‛与会的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史蒂芬〃格罗夫表示。
主动降速有利于稳政策、稳增长、稳物价和稳大局。‛全国人大、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说，有了‚四稳‛基础，就可以为‚加快转型、深化改革、改善民生‛预留更多空间。
现在中国政府预设的经济增长目标是指导性的，不是指令性的。从以往经验看，在多方博弈下，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率都会超过政府的预期目标。
减速之后，近千万“就业增量”如何消化?
主动减速‛表明中国愿意为经济转型承受一定代价。那么，如何应对减速过程中凸显的就业难等矛盾?
我们不再盼望看到两位数的增长，但很多问题需要在发展和增长过程中解决。‛樊纲说。按照政府预期目标，2012年中国城镇预计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要控制在4.6%以内，经济减速后就业压力不可小视。
对此，樊纲说，中国有8亿劳动力，其中30%至35%依赖农业生产，还会有大量劳动力不断迁移到城市，需要通过经济增长解决就业的结构性问题。
‚没有质量和效益的高速度不可取，但过低速度更不可取。‛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认为，‚中国经济至少要在未来25年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否则难以消化城镇化过程中的矛盾。‛
一些嘉宾认为，具体到行业，受‚减速‛影响的情况将有所不同。广州汽车集团公司负责人表示，汽车生产行业自然形成的增长惯性依然存在，2012年中国汽车业的增速预计会高于7.5%。
虽然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减缓迹象，但与会嘉宾大多仍对中国经济基本面和长期走势持乐观看法，认为‚不必夸大减速期面临的问题‛。
‚从长期看，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能够支撑未来10年以上8%左右的增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不是‘二选一’的命题，关键是通过持续改革破解体制障碍，释放发展潜力，寻求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对此，菲尔普斯也认为，如果平衡好增长和转型的关系，中国具备从内部实现自主创新的潜力，从而创造出内在发展动力，持续产生足够多的就业机会。
如何避免陷入“既减速又难转型”的困境?
让经济增长不再‚紧绷‛，目的是为转型发展‚腾出‛空间，但怎样改革才能‚填补‛上这个空间，从而避免经济硬着陆、陷入‚两难‛境地?
国务院副在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开幕式上表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转方式的主攻方向，扩大内需是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推进新一轮改革的战略机遇期。‛迟福林说，应抓住外需减少的契机，加大改革力度，增加政府用于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保等领域的支出，力促经济主要靠内生动力均衡发展。 副在论坛上强调，我们将深化财税、金融、价格、收入分配、企业等方面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 ‚清除长期积累的体制机制弊端，难度不言而喻。‛迟福林认为，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是冲破既得利益群体的改革阻力。
转型发展需要注入新活力。‛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表示，必须进一步释放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尤其应加快国企和金融领域的改革步伐。国务院近期强调逐步打破垄断，提出铁路、金融、航空、电信等行业逐步对民营企业开放。‚这显示了政府深化改革的决心。‛
经济转型需要政府推动，但主要还靠市场机制解决。‛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如果改革到位，解决好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城镇化等制约消费的制度安排，中国就能跨越‘拉美陷阱’，成功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2017中国形势与政策论文篇2
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中国的周边包括六大“板块”，分别是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西亚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可将这六块地区统称为中国的“大周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多个地缘方向滋生乱局，周边不稳趋于常态化、持久化、复杂化与联动化。周边形势动荡既有自身矛盾错综复杂的“内因”，也有大国角逐与干涉的“外因”。周边动荡加剧对中国构成诸多严峻挑战，中国应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通过积极、有效、妥善应对周边不稳，不仅为自身持续与完全崛起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而且也为周边的和平稳定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应有的重要贡献。
中国的周边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少数属于发达国家，按其政治体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与“稳定程度”，也可大致分成“成熟民主国家”、 “转型国家”与“问题国家”三大类，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可依此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类是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演变。如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其主要属于“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范畴.包括主要政党围绕选举与执政权所展开的权力斗争，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权力制衡等。其政局波动具有周期性、规则性、暂时性与可控性，确定性相对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华政策与双边关系的调整变化。第二类是从所谓“威权体制”转向 “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的“转型阵痛”。中国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多数属于此类，其政局动荡具有中期性、常态性，不确定性与风险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双边关系变化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易受冲击。此类国家大多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期，由于民主体制不健全、旧体制“惯性”强大、军方与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既有社会矛盾继续存在等，导致政府腐败严重、当局缺乏权威性与政局动荡.甚至不时发生政变等倒退现象。其中屡见不鲜的是外来移植的“民主”产生“水土不服”乃至扭曲变形，各方对选举结果产生争议乃至激烈“碰撞”，选输的不“服输”，以至“选举闹剧”不时上演、 “选举综合症”频繁发作。例如，中亚的哈萨、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五个“斯坦”国家均系从“前苏联”解体而来，体制上不同程度带有“前苏联”的痕迹，哈、塔、乌三国政权“新老代际问题”突出，土国新总统尚在摸索之中。而吉尔吉斯斯坦自从2005年在西方大国策动下爆发“颜色革命”以来，虽然“复制”了西方“民主”，但前总统巴基耶夫实际上依旧推行家族式统治，导致民怨沸腾、最终重蹈其前任阿卡耶夫总统的覆辙。三是“三股势力” (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
族分离主义)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继续活跃于西亚、南亚，东南亚与中亚，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成为全球恐怖活动的“重灾区”。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巴基斯坦”塔利班”正在向南亚以外地区流窜，印度反恐频繁拉响“警报”，印度尼西亚破获多起恐怖阴谋;印度东北部与缅甸等存在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不时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部族与民族矛盾突出。
大国争夺激烈等其他因素，催生与加剧了周边动荡。
其他大国也在中国周边加紧角逐：俄罗斯外交进一步“向东看”，通过“欧亚经济共同体”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重拾对中亚的传统影响，力争加入“东亚首脑会议”，凭借国力回升加大对东北亚、东南亚与南亚的投入;日本民主党政权更加强调亚洲.极力争夺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重点“经营”东南亚，同时加大对南亚与中亚的投入，印度崛起势头强劲，全方位拓展地缘利益，力图首先“坐大”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与此同时“北上”阿富汗与中亚、 “东进”东南亚、 “西入”西亚。
三是周边资源与能源争夺加剧。美国在优先掌控伊拉克能源的同时.加大力度攫取阿富汗“万亿美元级”矿产资源，同时觊觎南海油气资源。俄、美、日、印度加紧角逐中亚、东南亚油气资源，各方围绕陆地能源输送管道建设与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展开复杂博弈。
四是周边“海权”角逐升温，海洋形势日趋复杂。各方围绕“海洋权益”与“制海权”展开较量.加紧角逐“海洋国土”、海上战略通道、海洋资源等，致使岛礁归属、专属经济区与外大陆架划分等海洋争端更趋复杂。同时，中国“海洋崛起”导致区域海洋格局重新“洗牌”，美国、日本等老牌海洋强国心有不甘.美国更是极力维护“海洋霸权”。特别是在近期，中国周边地区多个海域军事演习“扎堆”，周边海军竞赛浮出水面。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黄金海道”，国家间权力角逐与海盗等非国家行为体“活跃”并存交织，海洋安全前景堪忧。其中，黄海因韩国“天安号”事件与美韩军演而骤然“紧绷”：东海因中曰专属经济区划分分歧与争端而形势复杂.日本极力强化对中国“钓鱼岛”的“事实占领”，并对中国海军穿越琉球群岛公海海域的正常之举一再反应“过敏”，不时大肆炒作中国军舰 “突破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不断炮制“中国海军威胁论”：在南海.中国与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双边岛礁争议日趋复杂化，越南与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对华施压，并力图将中越、中菲之间的双边争议“变质”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多边争议”，而美国则想方设法“插手”南海问题，企图以此增加对华制衡“筹码”;在印度洋，索马里海盗“作战半径”不断扩大，不时劫掠各国商船，致使远洋运输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压力。
五是中国周边地区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危害周边各国。包括上半年的大地震(印度尼西亚、中国青海玉树等)、大早灾(中国西南五省及中南半岛)，夏季的大洪水、台风、海啸，以及极端恶劣天气、重大疫情等，致使周边安全环境更趋严峻，周边乱局雪上加霜。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周边外交要以“大周边战略”为方针，远近结合、稳步拓展。
对当前周边地区动荡加剧的态势，进行密切关注与持续跟踪。对周边乱局既要分门别类，又要统筹应对，积极促进周边总体和平稳定与发展，切实维护自身地缘战略利益。
一是大力强化“周边是首要”与“维稳”、 “维权”并举的意识，集中精力.加大投入、专注周边，科学研判.及时反应、积极引导。要树立“和平发展、重在周边”与“和谐世界、始自周边”的战略意识，整合处理周边事务的体制机制、形成合力，对周边重点国家政局演变前景及其原因深入调研、突出预警性。 二是适时制定“大周边战略”，拓展中国周边的内涵与外延， “做深、做实”周边工作。在坚持“四片经营”的基础上.统筹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与南太“六大块”，打破不同区块之间的分割.形成联动机制。稳步推进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整合与创新周边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建构和谐、有序、安全、繁荣的周边新秩序。
三是周边地缘战略坚持“东西兼顾”、 “陆海并举”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统筹”方针。妥善兼顾地缘“西线”与“东线”，同步开拓“陆权”与 “海权”.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
四是针对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三种情形”，对症下药，强化危机管控，维护正当权益。针对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突变，防止其冲击与中国的双边关系;针对所谓“转型国家”的政局异动，防止其对华政策出现严重倒退;针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局“混沌”.妥善维护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有效防范海外利益重大风险。
五是有效应对大国地缘角逐，夯实地缘战略依托。与主要大国增加沟通、协调与战略互信，积极应对其对华渗透、挤压与围堵，致力于共同促进有关国家与周边稳定。在反恐、防扩散、抢险救灾、发展援助、 “维和”行动等方面自主承担力所能及的“大国责任”，维护中国”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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