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国际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2)
2017年国际形势与政策论文篇4
《论国民认知差异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摘要：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影响两国关系的除了经济利益、政治、综合国力、决策者重大决策等宏观层面的因素外，两国间国民的认知差异也会影响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本文试图从国民认知的角度入手分析影响中国与日本两国关系微观层面的因素，具体阐述两国国民在历史问题、国家利益、民族心理方面的认知差异。最后将尝试性地从认知层面对推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提出一些的建议。
关键词：国民认知;认知差异;中日关系
中日双方良好稳定关系的建立不仅对双方乃至于东亚及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稳定发展都有重要意义。但中日双方在认同上的差异已成为严重影响和制约中日发展双边友好关系的障碍。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中日两国除了需要从政治和经济等方面进行努力外，还需要从文化认同的层面上着手，积极改善两国关系。
一、影响中日双边关系认知的因素
中日民间关于彼此双方的认识知觉单薄。从知觉的形成机理讲，社会群体间要形成相互知觉必须具备认知主体，认知对象和认知途径三个基本要素。在知觉的形成过程中认知途径的作用相当重要，它是连接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的桥梁，如果没有这个桥梁，社会群体间是很难形成关于对方印象的知觉。在中日关系进程中，这个认知途径可以简略划分为三类，亲身游历、面对面对话以及社会中介的介绍，就前两种途径而言，一般中日民众是很难拥有的，中日民间知觉的形成主要依赖于社会中介的介绍。中日联合调查也指出，连续四年的调查表明，新闻媒体是两国民众了解对方的最主要渠道。在这种较为单一的认知途径背景下，社会中介的介绍就在中日民间知觉形成过程中显得至关重要。其介绍内容的广度、深度、客观性、真实性也就决定了中日民间知觉的数量和质量。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所营造的信息氛围是影响中日民间知觉的重要认知情景。
中日媒体在报道对方的过程中信息选择性都较强，如在日本电视台上有关反日游行的报道连日不断地重复播放游行的录像，就像中国全国都被游行洪流淹没在中国居住的日本人都处在危险中一样。中国媒体同样热心于报道日本政府对中国国民感情的一再伤害，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围堵以及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觊觎。这样选择性的报道导致了中日大部分国民对于对方国家在认识上的诸多误解。
二、中日国民认知差异
文化上的认同差异和相互认识上的心理误区使中日两国难以做到透彻地了解对方，甚至存在许多误解，这是当前中日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以下就具体分析中日国民之间存在包括历史问题认知、国家利益认知、民族心理认知方面的差异。
(一)历史问题认知差异
半个世纪特别是自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始直至抗战结束这段充满血腥味的历史所造成的两国民众之间的心灵创伤和感情坚冰，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民众认为日本不愿在历史问题上道歉，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国家而与之对应的是日本民众也形成了中国“咄咄逼人”纠缠不清的印象。例如日本一些政治家就说，中国动辄就提历史问题，要日本赔礼道歉，村山内阁不是在1995年就表示过歉意了吗?怎么没完没了，日本要道歉到何时才是头?
(二)国家利益认知的差异
认同的一致性是获得共同利益的基础，而行为体对自身利益的认同又离不开自我身份的约束。可见，对自我身份的界定限制着对自我利益的认同，对彼此身份的界定则限制着行为体对双方共同利益的认同。如果行为体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有一个合理的定位，就不仅能对自我利益形成正确的认识，还能获得双方在共同利益上的一致认同近年来中日之间频繁出现的争端和纠纷，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日本对中、日双方的身份和利益认同产生了偏差和错误。国家利益说到底是国民认同中的国家利益，是一个被抽象出来的思维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利益是由国家认同界定的。
而现在，中国作为亚洲经济体系新的强国(或潜在的强国)，对日本经济构成了挑战。在日本的国家认同。现在的中国似乎是旧的亚洲经济体系的“破坏平衡者”，俨然已对日本的国家利益形成威胁。正是这种认同取向，使日本忽视了两国之间存在着的广大的共同利益，只看到竞争的一面，看不到合作的一面，迷信“中国威胁论”，多方遏制中国的崛起。
(三)民族心理认知的差异
在日本对华认知上，日本民族心理的两面性突出表现在日本人在自卑感与优越感之间不断徘徊。当日本认为自己处于优越地位时就会表现出对中国的蔑视，反之一旦自己停滞时，不仅出现中国威胁论，在他者认识中甚至还隐藏着期待中国崩溃的阴暗心理。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日本对华亲近感却不断下滑，这种现象与日本民族心理的潜在影响有关。
三、从认知层面对推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提出的建议
推进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起点是我们必须首先相互了解，相互认识，正确认知彼此间的差异。
(一)理性地全面认识和了解日本民族
不管人们对日本的感情是蔑视还是敬，不可否认的是，日本是一个具有特殊的民族心理特征和特殊的历史文化的国家。日本人成功地把以强烈的集体主义为美德的社会纪律，同西方人习惯看作与个人主义不可分的那种责任感结合起来，其程度是任何其它国家无可比拟的。这一点已为日本自身的成功发展所证明。
理性的国人，需暂时放下仇恨，用理智与平静的心态去了解真实的、这个永远也不会搬家的邻居，先去了解，面对未来不了解别人是危险的，行走在爱恨间，我们总在情绪上反对日本，伤害我们的感情，的确，日本始终欠中国一笔历史债，注定要清算后才能平复国人心怀的血泪债，但在这之前，让我们睁大眼睛把对方看清楚，让我们把他们的优点和精华拿过来，只有强大才有话语权，也只有强盛国力才有资格说不。的确，在中国渐渐崛起的今天，我们对于日本，需要也必须去了解。
(二)改善认知环境，督促双方媒体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对方
比较中日大报可以知道，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要远远少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而且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更多是和历史相关的报道，而日本媒体却格外关注中国当下的变化，特别是经济的发展，且这种关注是研究式的。我们要抛弃情绪性的关注和报道。 督促双方媒体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对方，使媒体在市场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三者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因为大概对于中日两国大多数的记者来说，客观的、中立的友好的报道是他们的理想。但是，导致这个理想无法实现的各种各样的障碍和制约现在正纠缠着两国的媒体。如果不对这些障碍和制约等环境因素加以思考，即使宣称客观、中立、友好，其结果也只能是于水中捞月。
(三)消除中日民族心理的自卑感，加强互信
从民族心理的角度来看，在中日建立互信的过程中，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双方要逐渐消除对对方抱有的心理上的自卑感。坦率地说，日本在包括经济、法制、国民生活、卫生等在内的社会状况方面，对中国怀有一种优越感，但是对中华文明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风采又怀有一种自卑感。与此相反，中国方面因为自己的悠久文明和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地位以及作用，对日本怀有一种优越感，但对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又怀有一种自卑感。中国人的自卑心理与近代史上的屈辱遭遇是分不开的。
文化是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沟通交流的平台和纽带。当今，在国际性的交流场合，假定他国(他人)和本国(自己)的同一性，先验性地想象相互理解的实现，是蕴含着极大危险的，这本身就会成为阻塞交流的因素。提倡换位思考，对对方与历史问题相关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给予客观的评价。譬如对于日本成为“普通国家”及前述修改战后宪法等的诉求，对于中国人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诉求，对双方的政治智慧和民族胸襟，都是一种考验和挑战。不同民族的文化千姿百态，其合理内核往往是相同的，总能为人类所传承。各民族的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成果，对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应该彼此尊重。人类因无知或偏见引起的冲突，比因为利益引起的冲突更可怕。我们主张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努力寻找双方的共同点，开展广泛的文明对话和深人的文化交流。
总结：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和文化渊源上的某些同质性是双方形成合作性认同感的地缘优势和文化基础。尽管现在中日关系还处于历史上的低潮时期，两国人民的认同亲近感也异常冷淡，但是，随着中日之间在多层次、多领域项目中交流与合作的扩大与加强，两国人民能够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获得积极的认同。在这样的形势下，中日两国一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广泛开展友好合作的外交关系。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既要重视宏观层面的分析，也要注意微观层面的分析。既要看到决策者和社会精英的作用，也要密切关注民间的物质和非物质力量。其中，民间知觉的正确与否对于维护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化非常重要。政府有必要加强对民间知觉的重视和监控及时消除可能危害国家间关系的知觉因素。
参考文献
[1]刘从德，曾璇.《认同差异：战后中日关系的文化症结》[J].理论研究，2007(5)
[2]刘利华.《试论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文化与心理因素》[J].东南亚研究，2009(4)
[3]张伟东.《论日本的国民性对中日关系的影响》[J].大连干部学刊，2008(2)
[4]胡令远.《文化交流、价值向度与历史认识—简论战后中日关系的精神要素》[J].日本学刊，2008(6)
[5]谭浪.《中日关系上的误传播——新闻报道客观性原则再认识》[J].新闻知识，2009(1)
[6]尹斌.《中日民间相互认知与中日关系重构》[J].日本研究，2008(4)
2017年国际形势与政策论文篇5
《有关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关系的几点思考》
摘 要：统筹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要依托驻地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与地方党委政府共同谋划"国防建设与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军队人才和地方人才"兼容发展的发展思路，在全面规划、重点突破、整体推进中构建与"市场"环境和"战场"需要相适应的军民融合式发展机制，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全方位、多层次的融合，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兼容、相互促进的互动机制，实现既促进经济全面发展又增强国防整体实力的双赢局面。
关键词：协调;发展;国防建设;经济建设
一、综述
军队和地方各有自身的优势，我们要科学筹划，综合运用合理配置军地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在结构、布局、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内在融合。对那些具有通用性的资源，要尽可能做到军民合用，如军地两用人才的培养、军用技术转为民用、军事设施的军民共用、国防科技工业的能军能民等。同时，针对军地资源的异同，我们要发挥优势，实现二者共同发展，促进整体实力的提升。
统筹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科学发展观，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增强经济实力，是解决包括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内的所有问题的重要前提和物质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才能不断发展。而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巩固的国防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我们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高度，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抓紧抓实。要坚决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自觉在大局下行动。要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之中，依托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使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二、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强国之策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来看，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被统治的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它拥有政治权力以及构成这种权力的武装力量，雄厚的国家综合国力是国家强大的基础，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通过国防建设达到维护国家安全和保持社会稳定的目标，通过经济建设把国家的综合国力搞上去，两个方面统一于建设强大国家的目标之中。从国策上来看，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国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现代化建设既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国防建设;祖国统一既有赖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也有赖于强大的国防力量;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要靠包括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强大。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并把这一方针放到了国策的重要位置。从实践上看，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与否事关国家的强盛与安危。两者协调，则国强;两者失调，则国危。不谋经济发展，不但成不了富国，国防建设也会成为空中楼阁，失去支撑和基础，国家最终也强大不了;反之，只谋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得再好，即使可以成为富国，但如果忽视国防建设，仍然不能成为强国。
(二)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强军之道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既要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又要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强大的军队，离不开高素质的人、先进的武器装备、合理的结构及科学的理论。一方面国防建设是建设强大军队的主要途径，而经济建设又是国防建设的基础，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就无法建设好国防，建设强大军队的目标也就难以完成。另一方面，加强经济建设能够为军队建设提供新的发展空间，也会为军队建设提供新的机遇和动力。在世界历史上，大国的崛起，特别是在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中，都为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既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也提供了重要的机遇。英国为了控制海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建立了以海军为支柱的世界级军队。美国为了本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也建立了一支称霸全球的军事力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在着力完成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胡锦涛提出新世纪新阶段军队的历史使命，对建设强大军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对于建设强大军队的极端重要性，紧密结合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不断增强坚持这一方针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驾驭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能力，加速推进军队建设的进程，在富国的过程中，实现强军的目标。
(三)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国家和平崛起的重要保证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能否顺利地实现宏伟的发展目标，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是否有一个和平、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而和平、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必须以强大的军队和巩固的国防作保障。只有军队强大了，威慑力增强了，才能为发展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才能维护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外部环境，才能争取到尽可能长的和平建设时间。因此，面对复杂而又多变的外部发展环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必须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保持军事上的强大威慑力，保证人民军队在任何时候都能从容应对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考验，为经济建设顺利进行和国家的和平发展提供坚强可靠的安全保障。
参考文献：
[1]陈胜武，叶信产.积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J].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05,(5).
2017年国际形势与政策论文篇6
《从难民危机看欧盟一体化》
摘 要：欧洲难民潮爆发至今，各国民众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以德国民众态度转变尤为巨大，这也从一方面反映出难民问题解决的困难――代价过大、耐心耗尽的民众是否仍会继续支持政府在难民问题上的开放态度――欧洲各国政府态度不一是难民问题妥善解决的最大障碍。面对影响整个欧盟国家的重大问题，欧盟领导机构在难民问题上的决策乏力折射出欧盟一体化的困境。
关键词：欧洲难民 德国 欧盟一体化
作者简介：刘静，河南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350
冷战以来，欧洲连续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以来两次大的难民潮，应该说第一次难民潮推动了欧洲难民政策的发展和完善，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欧盟一体化的进程。而最近这一次难民潮不仅来势汹涌，更因其难民主要来源于伊斯兰国家，不同于第一次难民潮是来源于欧洲国家内部，文化融合较为容易。伊斯兰文化和____文化的隔阂历来就较难解决，这次难民的涌入更是从经济、文化、政治、宗教各个方面冲击着欧盟民众的神经，由此带来的欧盟国家迥异的反应，不断挑战欧盟一体化建设的意愿。
一、欧洲难民问题上德国态度转变
面对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难民潮，德国政府最初是持欢迎态度的，因此越来越多的难民从欧盟内部越境进入德国。德国德累斯顿《萨克森报(Sachsische Zeitung)》援引记录申请庇护者初始分配信息的。Easy系统的数据显示，2015年共有109.1894万名难民在德国登记申请避难。②政府要为每位成年难民每月发放几百欧元的补贴，这些钱都来自于财政拨款，经济压力尚好解决。真正值得担忧的是更深层次的文化融合问题，这些难民大多持有和欧陆主流____文化不同的伊斯兰宗教信仰。欧陆原本就存在伊斯兰种群和基督____的融合问题，它们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让越来越多的德国民众担忧，如果任由伊斯兰文化背景难民入境，那么社会分裂趋向将会更加严重。迫于种种压力，德国在奥地利的边界地带恢复边境审查，难民无法再任意进出。这种违反欧盟申根协定的行为和德国政府最初欢迎难民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现德国的执政联盟中，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Union)和社会民主党(SPD，以下简称社民党)在难民问题上也失去了以往共进退的步调。社民党主席、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于2015年11月2日驳回了关于在德国边界设置过境区以过滤较无望取得庇护的移民的提议。
除了政府风向的转变，随着进入德国难民数量越来越多，德国民众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欢迎难民到来然而这一热情变得摇摆起来。默克尔曾经宣称难民将会是“德国的新鲜血液”，给德意志带来“新的民族融合”，但是德国人的视线却总被一些负面新闻所吸引――不时被曝光的伪装成难民的恐怖分子、汉诺威球场恐袭威胁、新年夜科隆的大规模性侵和遍及全德的民众抗议。曾甚为民众支持爱戴的总理默克尔在难民问题上态度强硬，丝毫不理会德国民众的诉求。而民众则以他们自己的的方式给予回应：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ARD)2016年5月份民调显示，持右翼民粹主义立场、反对大规模接受难民的德国选择党(AfD)获得民众极大欢迎，支持率从2015年8月份难民危机刚发生时的3%急剧飙升至创历史的15%，而联盟党(Union)则由起初的43%下降到33%。④在支持率持续走低的情况下，联盟党(Union)是否会因为2017年德国大选而给默克尔以更多压力也值得关注。
二、欧盟在难民问题上的态度纷争
不单是德国，其他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类似的问题。英国《金融时报》5月10日报道，奥地利极右翼的自由党(Freedom party)因其反移民倾向而支持率大幅飙升，而担任奥地利总理逾7年之久的法伊曼，则在失去所在中左翼社会民主党(SP)的支持后宣布辞职。类似的情形还有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FN)，虽然在12月13日法国内政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在首轮选举中获胜的“国民阵线”在第二轮投票中落败，但这个坚持民族主义、反移民、反申根协定的政党自此留在法国政坛，自此拥有了政治话语权。
冷战以来，欧盟各国对待移民态度分化明显，以法国的“同化原则”及英国、荷兰的“多元文化主义”最具代表性。⑤但从本世纪开始，随着伊斯兰世界的纷争加剧，及世界范围内与伊斯兰相关的恐怖袭击事件的增加，从本世纪初期开始，各国伊斯兰政策开始趋于同向。经济萎靡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又适逢伊斯兰难民潮，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得以趁机发展，一些极右翼政党公然鼓吹排斥难民，反对欧洲“伊斯兰化”。尽管很多选民将选票投给这些极右翼政党只是为了表示对执政党的不满，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极右翼势力已经成功的站在了政治宣传舞台上，并将移民、文化冲突、移民等问题变成各政党都难以忽视的竞选话题。极右翼政党在政治影响力和执政经验上都远远不如传统政党，但毫无疑问他们成功的将选民的注意力转移到这次难民潮上。为了争夺选民，欧盟各国政党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保守化”、“右倾化”，特别是一些南欧国家因为地理因素承受了更大的难民压力，更易导致右翼政党的上台。
除了选民倒逼执政党外，接收难民也将增加经济负担，挤占社会资源，使原本就是低迷的经济雪上加霜。文化背景的差异更使得民众担忧宗教、民族、文化冲突会酿制类似恐怖袭击的事件。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科隆跨年夜性侵事件以及布鲁塞尔机场车站爆炸事件更印证了欧洲民众对难民政策的质疑，早在此前就有人担忧恐怖分子利用难民潮混入欧洲核心区域。
基于种种考虑，不难理解为何欧盟各国对待难民问题前后不一、自说自话。面对难民潮的持续发酵，欧盟也曾提出了多种应对方案，都因成员国态度不一，最终没有形成获得全部国家支持解决方案。如欧盟委员会于2015年9月10日做出的把希腊和意大利境内的16万难民分配到其他欧盟国家的计划就遭到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明确反对。而在该计划执行的最初6个月内，只有937名难民被成功转移。⑥欧盟委员会从2016年4月6日开始着手修订以《都柏林协定》为核心内容的难民庇护政策，以减轻希腊、意大利等“前线国家”的难民潮压力。而这同样不被看好，被认为离复杂的政治现实太远。
三、从难民问题看欧盟一体化
难民危机越演越烈的很关键一点是，欧盟没有及时作出有效可行的决策。作为波及整个欧元区的难民潮，欧盟共同利益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行动，而各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却作出迥然不同的反应。承担了大部分难民登记、审查和接纳工作的法德两国，希望尽快通过难民分配方案;而北欧国家因难民份额较小，采取了遣返难民的政策;南欧的意大利和希腊因其不是难民的目标国家，干脆放弃了履行《都柏林公约》关于允许难民停留并审查难民申请第一责任国义务，放任难民过境。
上述问题不过是欧盟政治体制设计本身存在漏洞的表象。欧盟内部的决策一直遵循着协商一致的机制，并且运行良好，但我们应注意到，欧盟的上层建筑架构主要用来运营市场一体化项目，抑或作用于贸易协定的谈判，一旦触及到难民潮等政治社会危机，欧盟机制实际上就处于瘫痪状态。在难民政策的决策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成员国的各自的意志，而非欧盟整体的意志;政策执行上也是通过各国政府柔性的协调和支持实现的，而非欧盟领导机构的统筹安排，这些都必然影响有效决策的形成和落实。欧盟的团结一致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挑战。
此外，与难民问题互相影响的，是在6月23日举行的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的英国公投，它将是下一个欧洲关注的焦点。“德国《柏林日报》5月9日刊文称，英国公投将是一个‘脱欧晴雨表’。若公投结果是脱欧，将加速各国仿效英国进行脱欧公投;即便结果是留欧，也只是暂时给各国公投的想法‘泼冷水’。”作为欧洲大国的英国，其一举一动都会给欧洲各国带来难以估量的示范作用。脱欧情绪的蔓延成势反映了欧盟正遭遇多年来最严重的认同危机。
在欧盟的历史进展中，一直存在着反对移民，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和政党，但它们一直被欧洲一体化成就的光芒所遮盖。进入到21世纪，反对外国移民的极右翼政党和反对欧洲一体化的疑欧主义政党开始合流，形成了一股反对外国移民，反对欧洲一体化的强大的极右翼力量。面对2014以年的难民潮，欧盟没有做出迅速有效的反应，导致难民问题演变成难民危机，这给反对外国移民、欧洲一体化的极右翼政党以绝佳的崛起机会，也直接导致各国极右翼政党在近年来的各国选举中屡创历史记录。虽然极右翼势力的崛起有很多方面的因素，但不可否认，难民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脱欧情绪，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这次难民潮来势汹涌，短时间内还看不到解决的希望。透过这次难民危机中欧盟机构及各国的反应和态度不难看出，在紧急情况下，欧盟上层机构在面对成员国为求自保而无视欧盟整体行动的行为时，缺乏一种妥善有效的处理机制。作为一个超国家机构，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政治协调机制，没有切实可靠的执行保障，在重大集体决策面前，都将无能为力。难民问题也好，债务危机也好，都不过是欧盟上层决策机制漏洞的反映。在新世纪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欧盟一体化进程除了要面对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的重重困阻，恐怕更难解决的是欧盟成员国与超国家机构之间的利益分歧。欧盟下一步是走向分裂还是继续向着一体化前进，就在其决策协调机制的重构了。
注释：
①方华.难民保护与欧洲治理中东难民潮的困境.西亚非洲.2015(6).
②中国新闻网
③环球网
④汇通网
⑤陈昕彤.穆斯林难民融入欧洲的问题与挑战.世界宗教文化.2015(6).
⑥新华网
参考文献：
[1]宋全成.欧洲难民危机：进程、特征及近期发展前景.山东社会科学.2016(2).
[2]伍慧萍.难民危机背景下的欧洲避难体系：政策框架、现实困境与发展前景.德国研究.2015(4).
[3]黄海涛、刘志.试析欧洲难民危机.现代国际关系.2015(12).
[4]张浚.福利困境、“去民主化”和欧洲一体化：欧洲政治转型的路径.欧洲研究.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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