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苏轼豪放诗词的艺术手法(3)

　　苏轼的豪放词引诗入词，运用典故，以诗为词的现象尤为突出。

　　《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中：“休将白发唱黄鸡”语出白居易《醉歌》“难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午酉时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这里正是反其意而用之。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二句更是从李白《把酒问月》诗“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脱化而来;“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更是出自唐人传奇《周秦行纪》“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其次，苏轼豪放词中爱以散文句法入词，一改花间词人的香词艳语，使词既摆脱了音乐的附属地位，把词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诗，又提高了词的格调，遵守词律，但又敢于不受词律的约束。《水调歌头·落日秀帘卷》最具这一特征。词中虽多用书卷，但不生硬晦涩;虽有议论，但富有诗情。句首多用动词引接，如“知君”、“歌枕”、“堪笑”、“未解”、“刚道”等，有时还径以散句入词：“落日绣帘卷，亭下

　　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一点浩气，千里快哉风”。显出了他多以散文句法入词的创作特点，更是显得情调健康、积极、洒脱。

　　就是言情词，苏轼也如此。《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悼念前妻王弗，既豪放，又感情深挚、思致委婉。苏轼在词中同样不用花间派词人的香词艳语，往往用白描手法抒发纯真、热烈的爱情。以散句入词，情感动人，催人泪下：“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明月夜，短松冈”。词人用“江城子”词牌提高了言情词的格调。

　　另外，苏轼的豪放词适当吸收了口语入词。(《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居作》)，“回首向来萧瑟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使君能得几回来”，其中得、“向来”、“几回来”等都是当时的口语。其实苏轼的豪放词还吸收了一些俗语、俚语入词。这使得他的豪放词清新自然，洒脱奔放，明白晓畅，格调开朗。

　　因为以上这些做法，贬低苏轼豪放词的人常说他“不入腔”、“不协律”，是句读不齐的诗。但晁补之说：“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文贵自然，不愿以声害意，这是苏轼的一贯主张。虽在当时遭到非议，但以词的发展史看，他使词逐渐成为一种独立抒情诗体，特别是在词谱失传以后，更多的词人只能沿着苏轼的路子填词。

　　三 性格对思想内容的影响

　　从维护词体的独立地位，使其不至于流于诗、合于诗的动机出发。当时就有人出来反对苏词这种“以诗为词”的做法。陈师道及时指出“以诗为词”带来的“虽工要非本色”的方向性偏差;随后李清照更进一步正面打出了“别是一家”(《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3)的理论主张，公开强调词体的独立地位。作为一个极负盛名的大文学家，苏轼何以选择这条客观上不利于词体独立存在与发展的道路呢? “诗言志，词抒情”是有一定的根据的。词确实具有一种传达其他文体所不易传达的幽微窈妙、忱挚深婉的情感的功能。因而欲采用此种文体进行创作，就必须具备一种与之特性相吻合的悱恻幽约的情思与细微缠绵的个性。但苏轼豁达开朗、潇洒超旷、乐观豪放的性格气质刚好与之相悖，这应是他“以诗为词”改变传统词风的内部原因，也是主要的原因。之外，“以诗为词”的原因还与其社会及文论、诗论、词论有关。

　　苏轼生活的时代是宋代阶级矛盾加剧、内忧外患的时代，同时就是在这个时代，以欧阳修为首的北宋诗“”新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苏轼一生都在大力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