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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活回忆的文章:我们的少年军营

晓晴分享

  编者按:《我们的少年军营》一文中讲了作者在半军事化小学里读书的回忆,在校生活,几乎每一样都与军事有关。这一段记忆在作者心里,永远不会泯灭。

  我小学二年级之前,上的是全日制寄宿学校,学校的名字是“长春八一学校”。

  与其说是学校,不如说是军营。因为那里的生活,几乎与军营一样。校长就是一名佩戴中校军衔的军人,学校主要领导和少数教师也是军人,连学校卫生所的医生护士都是军人。因此,我们的在校生活,必然就是军事化,至少是半军营化了。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因有一些部队驻防边远地区或出国执行任务,子女不能随行留下来,为解决就学问题,中央军委决定,在较大城市或靠近边疆的城市,统一建立八一学校。当年沈阳军区有12个八一学校,长春八一小学是其中一个,位于南岭大街(今亚泰大街34号)。创办于1953年,当时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第二子弟小学”,主要接收出国和边防部队的干部子女以及养育在百姓家里的烈士子女,是全日制寄宿式学校,也招收长春地区的军队干部子弟,于1954年4月1日正式开学。当时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寄宿制军队子弟学校,师资雄厚,在长春市区也属于屈指可数的名校。1955年中央军委为了配合我军首次执行军衔制,命令全国所有的部队干部子弟学校一律以“八一”命名,八一小学便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长春八一学校”,隶属沈阳军区。生源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军队军、师、团一级干部子女,地方部分省、市级高级干部子女也可经过选拔入学。1960年开始分设中学部、小学部,执行统一领导,分部管理制度,更名为“长春八一学校”。 1964年贯彻国务院教育部、财政部、军委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通知精神,长春八一学校移交给吉林省教育厅管理,改名“吉林省七一学校”,其性质不变,仍然属于军队干部子弟学校。1968年8月移交给长春市教育委员会,改为“长春市八十一中学”,变成了招收地方学生的普通学校。学校的教学楼,原日籍新京第二中学的校舍,移交81中,后改为长春市希望高中。学校的宿舍楼,原满籍第二国民高等学校的校舍,则移交长春市75中学,后来是长春市第一中专和长春市服装学校。

  我是1963年7月入学的。因为三岁就被送到全日制的省军区幼儿园,很小离家,早已习惯集体生活,到了新的地方,换了新环境,有许多新鲜感,所以,从来不想家,和新伙伴玩得极其开心。学校很大,九个年级的教室楼和宿舍楼一幢连一幢,记不得有多少。光操场至少就有三、四处,我只记得有“南操场”,是最大的一个,每年开运动会就在南操场,其他的叫什么操场,不记得了。学校有黄楼区、红楼区,设有行政、后勤、服务等机构,有招待所、卫生所、五金厂、加工厂、洗衣房、冰果厂、汽车库、器材库、食堂、马棚,在长春兴隆山还有校办农场、奶牛场……还有大小礼堂二、三处,开学、有时开大会,演节目,放电影,更是热闹非凡。校园里的果树林、葡萄园、大菜地、饲养实验动物的笼子,各楼幢之间的建筑小品园地,甚至连接教室、宿舍、食堂的长长的走廊,都是我们的乐园。我们要跑完几乎有1200米长的、有四五个拐弯的迷宫一样的大走廊,必须停下来歇上几次才行。

  学校邻近郊区,北邻长春地质学校;南邻自来水厂;东临长春伊通河;西邻长春南岭大街。校园东面就是农民的菜地,除了西南面是当时长春最大的南岭体育场,四周几乎没有人家。午后课余,我有时站在校园铁栅栏里面向外张望,时常感觉荒凉,西边日落,更有孤寂之感。好在,我时常和几个同学去学校后面的伊通河,摸鱼捞虾拾蚌,便玩得无忧无虑。

  我们每天都被穿军装的领导和老师管束着,却也时常有些淘小子的乐趣。我们每个班有正、副班主任老师、课任老师、两个生活老师,轮流看管兼作军训指导。我有的时候,就恍惚觉得那中年女老师像修女一样,总穿深色衣服,板着脸,挥着长杆教鞭,噼里啪啦地敲打讲台,有时走到打瞌睡的同学跟前,抽着课桌。看了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淘气的学生们,就总跟在年岁稍大些女老师后面喊,“瓦尔娃拉·瓦西里叶夫娜”……

  学校生活中的所有行动都是军事化的。早晨,我们听着“起床号”起床,听着“集合号”迅速集合出早操,听着“熄灯号”按时就寝。“早饭”“午饭”和“晚饭”,也都须听号声指挥,都得排着队,喊着口令齐步走。我们在这里上的第一课不是人、手、口,不是b、p、m、f,不是1+1,2×2,而是“南昌起义”,我们在这里学的第一首歌不是“太阳高高照,清早上学校”,不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而是《解放军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最后有胜利,向全国的解放!”除了规定的教材,很多时候的语文课,是穿军装的老师给我们读《星火燎原》中的战斗故事。《星火燎原》是1956年开始征集编辑出版的,反映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时期我军的发展历程,是530多位开国将帅和省部级以上领导撰写的文章。体育课大多是练习刺杀、投弹、匍匐前进、跨越障碍、按方位角行进(既运用指北针在地图上找坐标前进)。而生活课,又是不断地练习打背包、学习辨认可以吃的野草野果等。写的作文,也都离不开打靶、投弹、行军,到校办工厂劳动,也是与军械有关……

  我们的在校生活,几乎每一样都与军事有关,连节年和开学、毕业的演出,也大多与军事相关。1964年六一节,我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戴上了红领巾,在大礼堂看演出,高年级哥姐们演的节目是“兴国山歌”(革命老根据地江西兴国县,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十送红军”“鸡毛信”“歌唱二小放牛郎”“儿童团抓汉奸”……

  我们每周六天在学校,周六下午才能回家。周六午后四点,驻长各部队和省军区都派大客车来接孩子们回家。学校临街的三个大门口,都停着许多挂着军牌的大客车,也有不遵守规定的高级军官,派自己的小轿车来接儿女的,当然只是少数或偶而顺道。我就坐过一次,那是父亲下部队回来,从学校路过,看到许多车辆,才想起这天是周六,就进了学校,“视察”了一次我的教室和宿舍,我也才得以搭了一次“顺风车”。

  在这座“少年军营”里所小学,培养了我们“听从指挥、服从命令”的军人习惯和素质。在课堂上每当老师提问叫到你的名字时,要立即起立并回答“到”。后来转回地方学校上学,第一堂课老师提问我,我立即起立大声回答“到”,然后才回答问题,弄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几个月后,才习惯了地方规矩,藏起了几年来养成的“军人的习惯”。

  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年,但八一学校的生活,我们的少年军营生活,在我记忆里,永远不会泯灭。


  【作者:宋曙春(公众号:咱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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