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故乡散文随笔:罗保子二娘
父亲长眠于故乡的北山上，近年，每当清明，从城里驱车去这里，走上这座山岗，为父亲扫墓。北方的春色姗姗来迟，外地的春早已是桃红柳绿，春光灿烂了，而我们这里连垂柳还未吐叶挂丝，只是刚刚吐出那零散的鹅黄色的调儿来。
沿着蛇形的小道走上去，途径的路边有一堆不大的坟莹，坟头长满的蒿草，还没一丁点儿发芽的动向，凛冽的寒风摇曳着光秃秃的蒿草干枝，春天的身影，春天的色彩却仍然在这座小坟莹上看不到气息，还是那么的凄凉，风物那么的依旧。
她，仍然处在哪无边的荒凉之中，无人为她来扫过墓，无人为她烧过一张冥纸钱，也许人们早已忘记了在人世间还存留过这么一个人?岁月的长河渐隐渐退，或者无论从空间或时间上早已消失掉了，也就像一只蚂蚁一样谁还能记起她呢?太渺小了，太渺小了!
我是为父亲来上坟的，既然路边每次碰上了，那从中抽出一点儿“用物”插在她的坟头，长长的纸条在寒风中吹起“哧哧”的响动，似乎在哭泣，似乎在呼唤，似乎在感谢我：“角角娃，太谢你了，你是个好娃娃、乖娃娃”。每次我呆呆站一会儿就离开了，匆匆为父亲去上坟。曾有一次，我身后隐约可传来为家祖上坟的几个人在说话：“难道她还有儿女?没听过?”
一
这，“也许是一首老歌，会令人想起以往，也许是个身影，永远不会遗忘。”
从懂事以来，哪种记忆的手，总会捡起那些破碎的事儿，哪种大人们的叨絮，与光阴耳语，与岁月牵挂，与儿女一样情长，诸如忧伤和喜怒哀乐。往事的路口，多少思念屹立成风雨中的种种“雕像。”
是啊!人生总有那么一个人如同一首歌，一段路，一种柔情，会在某个人的脑海里刻下光阴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是深刻的，如同电影中的蒙太奇，一个接一个的镜头在你脑海中闪现，在记忆中回响，在心海深处激荡。
我脑海中就有这么一尊“雕像”，别人是瞧不起她的，可我总想着要将她迟早写出来，虽有些地方是模糊的，但偶尔遇到或听到的记忆，哪始终是不能忘怀的，有时甚至是一种无名的伤感，发思怀旧之幽情的。
二
公社化时期，我们镇子上有九个生产小队，我家是三队，队里有个寡妇，这就是“罗保子二娘”。据说，罗家兄弟二人，“罗保子”的父亲为老大，老二叫“罗老二，”但是不是真名?谁也说不清，没人喊叫过他的真名，真名不知叫啥?罗老二是个单身汉，常年外出干木匠活，民国的哪年出门外好长时间没来过，又是哪年的秋天，待回来后却带来一个妇女，人们说罗老二还有本事，引回来了一个媳妇。这妇女很勤快，每逢见人笑嘻嘻的，一口四川话，很客气，很有礼节，人们夸她这女人会“活人”(当地土话：搞好人际关系)，干家务活儿足是一把手，会过日子，人人夸赞罗老二的在哪里捡了这么好的婆娘。
共产党来了，罗老二翻身当了主人，当起了民兵积极分子，斗地主，分田地、合作化、公社化、镇反、三反、进公共食堂，搜别人家铁器的东西，甚至砸锅交铁大炼钢铁等都走在人前头，有人说，罗老二的积极是后面有个“内助，”当着“参谋长”。甘肃抽调人马修引洮工程，他会木匠，也积极报名去参加，想在工地上发挥他木活这一技之长。然而，到工地去不到一年他带病回来了。罗老二不知得了啥怪病，有人说是累坏了身子，卧床半年死了，丢下了她成了寡妇。人们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从来不说她是从哪里来的，怎么称呼?罗老二的婆娘?不合适，罗老二的遗孀，也不顺口，罗老二的“掌柜的”(当地人称老婆为“掌柜的”，意为掌家的)也不合适，干脆就按罗老大的儿子之名而称呼其名：“罗保子二娘”。
这样“罗保子二娘”就成了她的大名，公共食堂解散了，各领自家灶具回家做饭，大集体出工劳动，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罗保子二娘上工很麻利，记工员登记上工的人名单时也写“罗保子二娘。”她上工回来还要爬锅爬灶自己做饭，很孤苦。但无论如何挣的工分却养活不了自己，年终一结算，分不上几个钱。平时吃的没油没盐的饭，有时候生产队里分不上口粮，没饭吃，开始乞讨，时间长了，谁还给她饭吃。哪个年代，每家每户的口粮一年只能吃半年，甚至半年不到，全凭野菜充补，“一年口粮半年菜，全靠瓜菜代。”
每当逢集，罗保子二娘捡些市场上的烂叶败菜，乘人不备还悄悄偷一把，发现后，好心人见她可怜就过去了，哪些凶狠之人就是两耳光，罗保子二娘也不在乎，打就打呗，反正为了活。后来看到集镇上有人卖馒头，她实在饿了，就乘卖者正忙乎之时，即跑过去从箩筐里猛抓起一、二个就跑，边跑边吃，那时候的一个馒头贵如金，甚至如救命的“稻草”，多少人看着白花花的馒头馋的干咂嘴，而卖者是将家里值钱的东西变卖了，买回些麦子当成本做起馒头小本生意的，倒腾出来的“二面”(麦麸)作为口粮，能吃上这样的“二面”也算是有口福的奢侈了。你想，让人刁跑一二个难道不“心疼”吗?不揍你才怪哩。有的人心肠还好，同情她，算了算了，但有的人就不行了，追上她就是一顿暴打。据母亲说，罗保子二娘被姓柴的那个人追赶上，一把抓住头发拖磨了一截路，然后一顿乱棍，打得她喊爹喊娘，跪地求饶，那姓柴的真狠心，照样打得躺在地上没声息了才罢手，并狠狠踢了她几脚，“你敢刁我的馒头，打死你。”然后往脸上连吐了几口唾沫便扬长而去。
她挨打之时，在一旁看的人只是眼瞅瞅而已，没人上去劝阻，甚至有人还煽风喊叫：“打死她，活该。”她长展展地躺在哪儿，没人理她，任她躺着吧。我母亲从上街要到下街道的供销社去打煤油才发现了她，即上去拉她，她长吁了一口气，半天才哭喊出来，在旁的有人说：“她还活着?”母亲为她擦去脸上的泪水，擦去手上已被打烂了的血，擦去嘴边流下来的口水，帮扶她慢慢坐起来，歇了口气，然后扶回家去。到晚上，母亲又烧了一碗包谷面糊糊汤送去........
从那以后，罗保子二娘将我母亲以姊妹相称，常常到我家来闲聊。那次她的挨打，自己撩起衣服让我母亲看她的伤痕，甚至拉下裤子看她屁股上一道道紫青紫青的痕迹。“这家伙下手这么狠，毒蛇心肠，不得好死。”母亲为她抱不平。母亲曾给我说过罗保子二娘如何如何的挨打，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刻的烙印。
罗保子二娘也“屡教不改，”一有机会继续刁吃人家的东西，人们给她一个绰号“狗刁吃的，”有人骂她就像一条“赖皮狗”。刁吃人家的东西，最为多的是刁吃人家的馒头。一次在逃跑过程中，急中生智，将一个馒头塞在一泡干屎堆里，待追赶的人一看，馒头不能用了，只好将她痛揍一顿，待人走后，她拿起馒头用衣袖擦去，掐了些表皮上沾的粪，还是将馒头大口大口吃了。
罗保子二娘个头不大，大概有一米五六吧，宽脸面，黑黝黝的，厚嘴皮，头发有些稀，也有些麻白。稀，据人说是因刁东西被人揪拔少了，两颗门牙被人打掉，说话有点“漏风，”最明显的有一颗虎牙，每当高兴时一笑，哪颗虎牙就露出来，鼻子不高也不低，更不是塌鼻子。常穿一身脏兮兮的宽大的大襟黑粗布衣，一条腿被人打得有点跛，走起路来有些摇晃。每当犯错，当人追打她，她总结了一个经验，叉开两腿，将脑袋“塞埋”在两腿中间，两手护住头，撅起屁股，任凭人家打屁股和腿，头部不让“吃亏，”才能保命。人们说罗保子二娘与刚来到我们这里判若两人，后来的哪种人的模样儿不见了，哪种见人喜滋滋、很有礼节的“活人法式”不见了，现在走上街头疯疯癫癫，自言自语，舌头在口中不停地来晃荡，有时甚至手舞足蹈，大有疯癫之状，两只黑眼睛变成了黄瞳孔，如饿狼一样放射出寻食之光。只要她一出来，走在街道上，卖馒头的，摆小摊旦旦饭的，切面皮刮凉粉的，就有种警惕的眼光盯住她。她也不在乎什么，边走边疯痴地说：“为了吃，为了活，我挣不上好工分，还得刁，我就是狗刁吃的。”有时还唱起四川哪种音调的民歌：“哎唉吆，花园边里的铁扫帚，宁愿让人打死不吊死。”“铁扫帚”是我们当地的一种草，既不能开花，也不结果，一般种在院边篱笆周围的小草，到初冬落叶割掉，人们扎制成扫帚，打扫庭院，意思是让人瞧不在眼里的一种下等草，罗保子二娘将自己比作一种不值钱的蒿草，不像花一样让人喜欢的植物。“宁愿让人打死不吊死，”说自己为了一口吃的，宁愿受人打，也不上吊自杀，表现自己个性的倔强。还有“荞面吃上屁啪啪，包谷面洋芋拌疙瘩。”“你不要嫌我一拢荞，荞花开开火娆娆。”“不要嫌糜面馍挖人的(糜子做成的馍，‘挖人’指胃酸而难受)，就这还没我想望的(就这而吃不到，是一种奢望)。”“要吃白馍馍，麦子撒在泥窝窝。”“吃饱饭的是傲气的，你咋知道饿急的?”“饱汉不知饿汉饥，轮到你时才悔及。”“驴比骡子没驮了，人比人没活了”。她追求的境界，就是吃，为了活命，她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一个所谓的“疯婆子?”但她心底善良。哪年，我家遭了“瞎事，”我的一个妹妹因患急性肺炎，没钱医治，忽然暴亡，母亲哭的死去活来，她不知咋弄来的一点白面，专为我母亲做了一碗浆水白面饭，小心翼翼地端到我家，劝慰我母亲：“别哭了，哭死也无用，哭死也换不回来你女儿的命，倒将哭坏了身子，丈夫咋办?你看我没丈夫的多可怜?你还有两个孩子，往他们脸上看.......”坐在炕沿边，为我母亲擦泪，并端起碗喂我母亲一口饭，我母亲不吃时，她也坐在炕边上泪眼汪汪.........
三
她在凄风岁月的时空里渐进到了七十年代有四了。
哪年的夏天，新麦子收割打碾进仓，几天后生产队为社员要分配麦子，社员拿着布袋子纷纷往社场仓库去排队，谁家的一斗，谁家的几升，队长念名单分配。
罗保子二娘伸长了脖颈，“狠劲”侧耳细听，从头至尾就是没听到自己的名字，本来她有规矩的在排队，此时即摇晃着身子大步流星地走到队长跟前问：“我的多少?”队长一下拉长了脸：“大家还给你没务下，你还想吃白面?”“你总不能让我饿着?我吃了半年的野菜、洋芋了，乞讨着混着咋过来的?”“我管你咋过来的，”“我也与妇女们打碾啊，筛啊，簸啊，扬场啊的劳动，麦苗儿拔青时我也与娘儿们往地里撒化肥、打农药、拔过草啊，怎么说我没劳动呢?”“你的哪些劳动还够不上这次分配，等再次打碾了看情况。”“再次打碾了看情况?这次就要给我分几升。”“还分几升?嗯，想的美，你吃屎去都没人给你拉，像你这样的人就是生产队的累赘，去去去，我还忙着呢，站一边去。”队长不耐烦了，开口骂人了，背过了脸，划不来对她说了。排队的社员无人为她说几句公道话，因为那个年代，队长就是一家之长，小小的“土皇帝”，队长说了算。谁也不敢得罪人家，自顾自而已。
罗保子二娘感到没希望得到粮食，目光呆滞，眼里含满了泪水，一会唇厚的嘴巴自言自语“疯癫”起来，两手搭在两肩，如背行李背包那个样，唱起一首歌“红旗飘飘前头走，跟在后头往前行，镰刀斧头劈开道，什么山神水怪让开路，今天的苦明天的甜，同志们加把劲，快快走，革命快成功，每天能吃一个白馒头.........”又一会儿，转换了个声调儿：“同志们呀，快快赶啊!前面红旗在飘展，哗啦哗啦的旗帜宏亮的歌呦，你看咱们的队伍还没散呀，伊拉乎。”
社员们谁也不理她唱的什么意思，只是当“狗刁吃的”疯婆子而已，只顾排自己的队快快分到麦子。那时的我已是十来岁的少年了，刚上完初一的中学生，正放暑假，看到罗保子二娘这个样，没多少注意的地方，更没留意她唱的内容里还隐藏着什么?父亲排队等待分粮食，我站在父亲身旁，看着她那个疯癫模样儿，让她疯去，与我没有关系。我当时最大的企盼是快快分到麦子，吃一顿香喷喷的臊子面，一想起白面条口水馋的都流下来了。
谁也没注意罗保子二娘在“众目睽睽”之下，“光天化日”之下，竟然跑到仓库，即抖开布袋子就往里刨麦子，坐在一旁准备给社员按升按斗分粮食的会计、出纳、副队长、民兵连长等一帮队干部一下愣了，等反应过来时一齐上阵，夺过布袋，粮食撒了一地，一把揪住衣服掀翻在地，民兵连长抓住头发，其他人抓住衣服拖磨出仓库，然后当众一顿拳脚相加，甩在一边.......她歇息了一会儿，爬起，坐在地上掉泪，呆呆地看着人家一袋袋往回家扛粮食..........
当天下午，我的父亲背着少量的麦子去水磨房，我兴高采烈跟其后面，因今天队上刚发放了粮食，社员磨面的人多，父亲与磨坊老汉是好相识，不顾别人反对，走了后门先磨了，走在半路碰见罗保子二娘柱一棍吃力地要去磨坊乞讨麦面，父亲放下袋子从口袋里满满掬了一掬面粉，当手伸进袋子再次为她掬时，她按住父亲的手说：“角角大(爸的意思)，对了，不要了，这都够意思了，你家人多，我到磨坊再去乞要点，哎，我是吃百家饭的。”父亲与她拉起了家常，她向我父亲简单哭诉了她的苦衷，咒骂了几句队长，说队长是“行过”哩，不得好死。她还向父亲说，她拄着棍已找了一次公社，在院里，公社书记喊她出去，找大队干部解决去，不能越级告状，我这里事多，哪有时间管你那么多闲事。她强辩这不是闲事，这是关系到老百姓的大事，书记变脸说：“要大队干部是吃干饭的，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叫来秘书和通讯员要将她撵出去，此时公社一位姓王的主任从房里出来让进去，叫坐下慢慢说，她诉说了生产队长不给粮食的事，这位好心的王主任打发通讯员叫来队长，队长一进门看到罗保子二娘，气色不好地问：“你还跑来告状，咱们走着瞧。”这位主任一听火冒三丈，“啪!”狠狠拍了一下桌子，猛地站起训斥道：“走着瞧想干啥?你这个队长不到五分钟，只要我的一句话你可以滚蛋!信不信?”队长这才觉得不对火，像泄了气的皮球蔫了，耷拉着脑袋不啃声了。主任说：“这是孤寡妇女，你不给粮食，让她饿死不成?你是队长大人，你家吃上长长的白面饭，就不知饥饿咋回事?何况人家还参加过劳动，挣的工分不够?难道你的女人就能有分粮食的资格吗?限你三天分给她粮食，不然你这个队长我通知大队干部就别当了，滚!”队长低头哈腰唯唯应诺而退出了。王主任安慰了她几句就回来了，至于队长什么时候给，她还不知道。即使给她粮食也已经将气憋上了，会咋样的给法?不管怎么说，她到磨坊先乞讨一点吃着，这才就碰上你了。她将公社王主任大夸赞一番，“是个善人，好人。”诅咒那位书记是个王八书记。父亲说：“王主任原是西和县的地下党，是个老牌共产党的干部，那个书记原是个公社一般干部，靠造反派起家现在当了书记，根本不知道穷人苦楚，你找她干啥?”父亲与她唠唠叨叨说个没完，我急着回去要吃白面饭，催着父亲快回去........
母亲为全家做了一顿鸡蛋洋芋臊子面，馋极了，香喷喷地，美美地享受了人间奢侈的口福，母亲盛了一碗，让我送给罗保子二娘去。
此时，家家已是缕缕炊烟袅袅，太阳虽然偏西了，但夏天的夜幕姗姗来迟，她门口不远处一棵老柳披着夕阳的红光挺立着，显得更是挺拔，秀美好看，树上几只蝉鸣仍然“知了知了”叫着不停，感觉在为罗保子二娘鸣而不平。
这是一座稍偏的西南房，罗保子一家住在正屋，顶头相接的一间偏耳房她住，一抹余晖的红色晚霞正好斜照在这座老屋。这座房屋显得既陈旧不堪又带有一种神秘之感。她的门半虚掩着，我敲了几下，她让进来，屋里光线有些暗淡，她躺在炕上，见我进来端着一碗面，即下炕从灶台上取过来一只碗，笑眯眯倒进她的碗里，连声说：“谢谢你妈，谢谢你大。”当我转身要走时，她却叫住了我，让我等她将饭吃完了给我讲个故事。
“讲故事?”我疑惑地盯着她。
“真的，讲个故事，你从来没听过的故事。”她很认真地说。
四
夕阳的余光仍斜射屋门，还尚存留一息，屋里虽然光线暗淡，但还有点因晚霞的余光还在门外，屋门口进深不多的光线比较好点。我坐在一条小木凳，看着她那狼吞虎咽大口大口吃起面来，心想，这碗饭肯定不会饱，可惜无奈再没了。
乘她吃饭时，我稍留意这屋。啊!这真是个什么家啊!屋里被柴火的烟熏得黑乎乎的，那墙壁、木椽如黑漆刷过一般，灶台与土炕距离相近，灶台上放着几个碗，有的已裂缝了，灶台旁有一个打水用的瓦罐，灶台旁边乱堆放着一堆茅草干柴火，门外院里晒着她从山野外拔回来的杂七杂八的蒿草柴火，灶台边用土基块垒起支着一片案板。土炕上一条已露出棉絮而脏兮兮的被子，炕席有一片已破烂了，可能因土炕烧得过热，竹席被烧焦而破烂的，但她用几条新的竹条又编补了。门背后立着一杆红缨枪，哪是罗老二当基干民兵时用过的武器，她留存作为纪念品。一个不高的旧式木柜看样子是装她的包袱的，也被烟熏得漆黑发光。一方桌上有两个陈旧式的木制香筒和小香炉，香炉里多半有香灰，看来她还是常为谁烧香的?方桌子靠墙，墙上贴着一张被烟火熏的黑乎乎的毛主席画像，画像旁边还挂着一个不知哪儿来的军用水壶。
这才是家徒四壁?太穷了，哪时我是个少年，心里虽有些怜悯之心，但感受还不是那么深刻，只觉得她一个人孤苦伶仃有些可怜而已。
一会她饭吃完了，无奈地干砸了几下厚嘴皮，又伸出舌头三两下添了碗，“太香了。”
“角角娃，你已是个中学生娃了，等你以后中学毕业了，我认认真真、详详细细地讲一个红军的故事，你拿上笔和纸好好记录一下，好好整理一下，看看这个人究竟是啥货色。”
她究竟想讲一个啥?
“红军，我喜欢听这样的故事，但与你有什么关系?”我随意说了一句。
“哪我大概地、简单地先给你讲一下，以后再细讲。”
她真的给我讲了，少年时代，是人记忆最强盛的时期，尤其哪些影响深刻的事，会在脑海里刻下深的痕迹的。
她讲的那个故事至今还在我脑海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尽管故事的真实性怎么样?但她哪认真地样子，我还是耐着性子听了。
16岁那年，四川天全县的一个村子迎来了共产党的红军，红军来了，是保护老百姓的，与白军的纪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地支援红军打仗的热情非常高，送米、送饭、送菜，有什么送什么，男儿纷纷参加红军打白军，也就在那年有个小姑娘去给家里打水，井口旁边搭建着红军医院的草棚，草棚里全养着受伤的红军，草棚不大。那天她在井口打水，旁边躺着一位伤员，是刚从前线受伤抬来的，因草棚人已满，那伤员说烧的厉害，渴的要命，向她要水喝，她将刚打上来的水给他喝，咕咚咕咚不知喝了多少，然后哪位伤员挣扎着要向草棚爬去，她扶起送回草棚，刚到草棚前，碰见一位女护士，自己说她是护士长，问他干啥去了?又批评这伤员无纪律，说他既受伤又害的伤寒病，因没这种治伤寒的药，医院才想办法，他就偷偷爬出草棚外喝水去了。这小姑娘挑水回去了。第二下午她放心不下哪位伤员，就去看望，哪伤员满是感谢她给的凉水喝，那凉水竟然将他的烧退下去了，医院正想办法还在治他的这种病。他们寒暄了一会，那伤员没给她说名字，只说他是安微麻城人，参加红军时正是在黄安七里坪成立红四方面军的，他是红四方面军的人，是从苏区突围一路打过来的，他讲了红军打了几个胜仗的简短故事，讲了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讲了在红军队伍里集体活动的乐趣，她心动了，回家后闹腾父母要参加红军，父母开始不同意，后经不住闹腾同意了。开始在30军89师263团当战地救护人员，抬担架，往阵地上送东西。闲时，集体与大家唱歌、开会，教她练打枪，军事化的严格纪律训练。她觉得红军队伍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无法形容的，记得他们的军政委是李先念，副师长杨秀坤。后来四方面军将各师各团的妇女整编成立了“妇女独立营，”不久发展为红军“妇女独立团，”女团长兼政委叫张琴秋，不久，队伍扩大了，又成立了第二团，这个小姑娘在第二团，团长姓曾，全团担负着战勤任务。
中央红军来到四川，大家还列队欢迎过，可时间不长，不知啥原因，两支红军队伍不合了，红军内部出现了分裂，空气紧张，四方面军的有些领导给他们宣传红一方面军如何如何?红一方面军北上走了，总头头张国焘等人不北上，但最终各方面原因还是北上了，这样就来到甘肃陇南一带。这个小姑娘因拉肚子加之皮肤起疙瘩瘙痒等疾病就掉队了，红军就将她安顿在当地一户好人家，有个老婆婆非常喜欢她。那年的秋天，村里来了个木匠，干一手好活儿，经人说合，这个木匠就将她带到这里来了，直到解放。
哦，我明白了，她讲的这个小姑娘就是她，意思是说她是流落红军。那时期，我上初中，老师在课堂上讲红军长征，只讲一方面军的红军如何的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等历史故事的教育，而四方面军是张国焘领导的部队，是搞分裂派的，另立门户，与毛主席的一方面军唱对台戏的。老师还讲过，红一方面军的行军路线是“红色线，”而四方面军的是“黑色线。”即使她是红军，也是张国焘的四方面军的人，可能她不向当地政府说明的原因就是这吧?弄不好还成了“政治斗争”专政的对象，反倒引来一屁股“骚”。即使生活艰难，但不愿向人透露，隐藏的秘密可能就这缘故吧?毕竟那时我还年经，不理解她当时要给我讲这些干啥?为何要给我讲?对她的事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她与我母亲要好的面子，而耐心听了下去。她还说以后闲了要细细给我讲，细细记，保存好材料看以后有什么用。
然而，我的确不耐烦了，口里只是应允，拿起碗便飞奔出来了......
五
几年后，政策变了，世事变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撤了，挂上了乡政府的门牌，我也上了大学，罗保子二娘也成了重点“五保户”。
那年放暑假回家，听母亲说罗保子二娘已死了，我心里一惊，猛然想起当年她托咐我的事，脑子像过筛子一样尽量回忆。
听母亲说，她死时，队里那些娘儿们都去了，她二三天已没吃饭了，大家闻讯赶去将她扶起，背靠着我母亲的肩有气无力说：“我一直....等你的角角娃.........帮我........写个材料，还是.......没等上了，我不行了.......一切全完了.......”她手指示意让人从旧木柜里取出一个包袱，打开包袱，里面有几件补了又补的旧衣服，她又示意让人继续打开，翻出了一个小布袋，布袋里包着一个用红布剪下的红五星，她说是当红军时发的一顶八角帽上的，八角帽在陇南养病时丢在当地老乡一户人家。
大家也没重视她说的话，红五星能当饭吃?她说她当过红军，谁信?红军与这些婆娘们有啥关系?只是大家帮她的忙而已，因她受了哪么多的罪，太可怜了，让她安然离世，死时不是那么孤苦，那么凄惨，再无别的。毕竟是农村妇女啊，红军不红军的的确与她们毫无瓜连?送葬的那天，这些婆娘们将她所穿过的衣物，包括那个红布五星包卷在一块，与罗家人一起拿到坟全点燃焚烧了.......
任何事情，任何东西当它存在的时候，人们不去注意，不去珍惜，当它不存在了，消失了，反而悔之晚也。听母亲这么一说，心里难过起来，真后悔。岁月抖落了我的多少个春秋，每当一想起这件事，这颗内疚之心就忐忑不安起来，那个似疯似癫的老婆子的模样儿不断在我脑海晃动。“花园边里铁扫帚，宁愿打死不吊死.........红旗飘飘往前走，跟在后头往前行........”那种音符调儿仍在耳畔萦绕不断。
她，本不该承受那么多磨难，本不该承受那么多不公平的对待，本不该.......我更本不该失信于她，那种信任，那种真诚相邀乞求的眼光，使我的内心遭到了无限不安的谴责，给一颗内疚的心如横来一刀又撒了一把盐。说实话，很多事情就是不经意而失去了让人所留恋的东西。我没了却她的一桩心愿，以至她带着遗憾埋葬在坟墓，我良心不安，无法弥补。然而，我不明白的一点是，世事变了她为何还不向人透露?向政府说明呢?这在我心里还是个谜?已无法解开。
有时在静谧的夜晚，我的思绪穿过千山万水后又被拉回罗保子二娘个“疯婆子”身影的镜头里了，真的很愧疚。
每当回乡，“鬼使神差地”要去看看那座黑不溜球的老屋，那棵老垂柳，站在树下再想听听哪蝉鸣的音符，心里酸楚楚的，像大海的波浪一波又一波...........
作者：王 钰
公众号：东方散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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