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随笔录(2)
AAAA篇二：结 婚
近两个月忽然谣传我要结婚，而且对方是有名有姓的人。有个朋友对我谈起，我只笑了笑。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事。像这样的“社会新闻”在旧社会可能有市场，但在解放后二十九年多的现在不会有人对它感到兴趣吧。谣言会自生自灭的，我这样相信。但这一次我的估计又错了。谣言并不熄灭，却越传越广。这两天居然有人问上门来。据说我曾在锦江饭店摆宴二十八席庆祝婚礼，又说我在新雅饭店设席四十桌大宴宾客。凡是同我常见面的同志，或者在我常去的地方(例如书店)工作的同志，或者常常给我送书来的新华书店的同志，以 及我的女儿、女婿，我的妹妹等等都成了打听的对象，连我的四岁半的外孙女也受到幼儿园老师的盘问。老师问她：“你外公结婚吗?”她干脆回答：“没。连相也没照!”前天晚上有个朋友带着儿子来看我，谈了正事之后，她忽然问我最近生活上有什么“变动”，我说完全没有。她的儿子就说，他劳动的工厂和他爱人的工厂里都在流传我结婚的消息。今天有两批客人来，谈起外面讲得好像有凭有据，说我元旦结了婚，请客三四十桌，他们不相信，到我家里来看看，又不像办过喜事。我也只是笑笑，毫不在乎。刚才我得到一位工人读者来信，说：“听说你有喜事，……特来信贺喜”。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要是在三年前恐怕我这条老命就难保住了。所谓“谣言杀人”，并非虚传。当时在上海作威作福的徐某某只要信口说一句：“他结婚请客四十桌，这是资产阶级复辟!”那么马上就会对我进行全面专政。这不是笑话，真正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前十天左右我参加过一次追悼会——替一位著名诗人平反。这位诗人同一个造反派谈恋爱，要和她结婚，据说本单位的工宣队员不但不同意，并且批判了他。听说那位徐某某又讲了话：“某某人腐蚀造反派，如何如何……”大概又是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吧。于是诗人开煤气自尽。对这件事徐某某究竟有没有责任，还是让历史来裁决吧，我不必在这里多谈了。提到结婚就死人，多可怕!我举这个事例正好说明造谣者的用心。但今天不再是“四害”横行、谣言可以杀人的时候了。我并不感觉到谣言可畏。林彪和“_”的阴谋诡计和法西斯暴行并没有把我搞死，何况区区谣言!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大家对这种谣言会如此感兴趣呢?这当然要“归功”于林彪和“_”这一伙人，他们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把人的最崇高、最优美、最纯洁的理想、感情践踏、毁坏，使得不少人感到国家、民族的前途跟自己脱离关系，个人眼前只有一团漆黑，因此种种奇闻奇事才可以分他们的心，吸引他们的注意，使他们甚至花费时间来传播流言。
然而对什么事情都要用一分为二的眼光看待。对这件事也并不例外。我也应当把谣言看做对我的警告和鞭策。一个作家不是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而是通过其他的社会活动同读者见面，一个作家的名字不署在自己的作品上，而经常出现在新闻中间，难怪读者们疑心他会干种种稀奇古怪的事情。
一月七日
AAAA篇三：在尼斯
在法国十八天，我不知握了多少只友好地伸过来的手。我对法国朋友说：“我们掉进了友谊的海洋里面”，这不是“外交辞令”，我是带着真挚的感情讲话的。法国友人关心中国人民的斗争，愿意了解中国，勤奋地学习汉语，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法国读者关心我的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谈起来他们对那些人物好像十分熟悉。
在尼斯有一位法国太太拿了法译本的《寒夜》来找我，说是她喜欢这本书，要我为她签 名，还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本来想写“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太多的痛苦”。可是写了出来，“太多的”三个字没有了。作为作者，我不希望给读者带来痛苦。这种心愿是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培养起来的。五十二年前我在巴黎开始拿笔的时候，我的想法并不是这样。但是作品一发表，就像一根带子把我同读者连接起来了。从此我就时时想到了读者。我总是希望作品对读者有所帮助，而自己又觉得它们对读者并无实际的益处。因此产生了矛盾，产生了痛苦。三十年代我常常叫嚷搁笔，说在白纸上写黑字是浪费生命，而同时我却拼命写作，好像有人在后面拿鞭子抽打我。我不是弄虚作假，装腔作势，在我的内心正在进行一次长期的斗争。两股力量在拉我，我这样经过了五十年，始终没有能离开艺术。今天快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我还下决心争取时间进行创作。我当时利用艺术发泄我的爱憎，以后一直摆脱不了艺术。现在我才知道艺术的力量。过去我不了解艺术，也不了解自己，难道我就了解读者吗?
我常说我的作品给人们带来痛苦，谈到《寒夜》，我称它为“悲观绝望的书”。在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一封信》和《第二次的解放》里，我还为最后那一句“夜的确太冷了”感到遗憾。女主人公孤零零地消失在凄清的寒夜里，那种人去楼空的惆怅感觉一直折磨着我，在那难忘的十年中间，我害怕人提起我的小说，特别害怕人提到《寒夜》。没有想到去年我无意间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一句话：“这是一本燃烧着希望的书。”原来读者也有各人的看法，并不能由作者一个人说了算。难道我真的就只给读者带来痛苦吗?现在连我自己也怀疑起来了。
在尼斯，法中友好协会分会为我们代表团举行了一次招待会，同时也欢迎从瑞士到尼斯来会晤我们的韩素音女士。招待会就在我住的那一家的客厅和饭厅里举行，不少的人参加了招待会，他们大都是本地法中友协的成员和积极分子，会上酒菜点心相当丰盛，客人们谈笑，亲切自然。两位年轻太太或者姑娘过来跟我谈《寒夜》和《憩园》里的两个女主人公。她们说，她们了解她们，一点也不陌生。我说，我写的是旧中国，旧中国的事情不容易理解。她们说：“我们理解，心是一样的。她们是好人啊。”这时又有一位女读者参加进来。我就带笑说，女读者找我谈话，我不紧张，因为我在小说里很少把妇女写成坏人。后来在巴黎的确有人向我提过这个问题。我回答：在旧中国妇女在经济上不能独立，总是受压迫，受欺负，受剥削，受利用，因此我很同情她们。在这之前我还参加过一次同读者见面的会，我虽然高高地坐在台上，实际却有点像中学生接受考试，幸而读者们十分友好，没有出难题，一个半小时就顺利地过去了。我列举这几件事，为了说明一个问题：读者们不是一块铁板，他们有各人的看法，他们是“各取所需”。我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我还要谈到它。
那个晚上的招待会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法国人的晚宴常常继续到午夜甚至更迟，因为我年纪大了，女主人允许我早退。尼斯友协分会的主席是一位退休的老太太，她的丈夫也是分会的成员和骨干。这一家的女主人是已故华侨医生的法国夫人，有三子一女，只有一个还在大学念书的小儿子讲汉语，书写汉文。这里是一所相当漂亮的别墅，房内还有各种古玩陈设。我们一行四人住在这里，另外还有三位住在车夫人未来媳妇的家中。她们对我们非常周到，好像在招待远方来的亲戚。招待会的菜点都是车夫人和女儿、媳妇准备的。我们出去参观访问都是车夫人自己开车。两天以后我们代表团从尼斯坐火车去马赛，友协分会负责人和车夫人一家送客人到车站。我们在车厢里看见车夫人频频揩眼睛，我的女儿也落了眼泪。
我在法国的访问还是一次在读者中间的旅行。我的作品引着我走了这么远的路。我常常说：“读者们接受我的作品就是我的最大的荣誉。”我也曾把“读者们的期待当做对我的鞭策”。到处我都听见一个友好的声音：“写吧。”“我要写，我要写。”没有把我想的和应当写的东西写出来，我对读者欠了一笔债。不偿清债务，我不会安静地闭上眼睛。对于真诚、深厚的友谊，我一定要有所报答。
在尼斯车夫人家那间窗明几净、宽敞的房间(她的小儿子把自己的住房让了给我)里，或者在巴黎我接待过《新观察家》记者(他写了那篇《会晤巴金》)的“豪华的”旅馆里，我常常早晨七点前后站在窗前望着外面院子里盛开的野兰花或者窗下微雨打湿了的街道，窗内外都是那么安静，我站了好一会。回国的日子越近，我越是想念我的祖国和人民，我深深感觉到我和他们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为什么法国读者的友谊这样吸引我?法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使我这样感动呢?我想到的也是我的祖国和人民。他们是我的养料，也是我写作的源泉。握着每一只伸过来的朋友的手，我感觉到祖国和人民就在我的近旁，我高兴的是我要把这样的友谊带回给他们。一九二七年我第一次到巴黎，有一个目的就是追求友谊。五十二年后重访法国，我满载而归。我不会白白地接受这珍贵的友谊，我要让它开花结果。……
矛盾解决了。我要永远捏着我的笔。写了几十年，我并没有浪费我的生命。我为什么还要离开艺术、摆脱艺术呢?离开了友谊和艺术，我的生命是不会开花的。
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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