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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奇西格尔爱情文章

晏付分享

  优美伤感的爱情文章,无论什么时候,都总是被人们喜爱着的。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埃里奇西格尔爱情文章的相关资料,供您参考!

  埃里奇西格尔爱情文章篇1

  我在对康奈尔队的比赛中受了伤。

  说实在的,那都是我自己不好。比赛进行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却偏偏在这个关键时刻犯了一个不幸的错误,竟把他们的中锋叫作“加拿大瘪三”。我疏忽就疏忽在忘了他们队里有四个是加拿大人——后来明白,这四个加拿大人不但个个体格强壮,而且个个绝顶爱国,偏偏又个个都正好听见了我的话。我受了伤不算,还受屈辱:裁判罚的是我。而且还罚得很不寻常:故意打人,罚出场五分钟!场上一宣布这个决定,你真应该来听听那帮康奈尔球迷是怎样拿我奚落的!要知道这次比赛虽是争夺“艾维联”冠军的关键之战,可是老远赶到纽约州伊锡市①来的哈佛啦啦队到底不多。要罚出五分钟哪!我爬进“受罚球员席”的时候,看见我们的教练气得在那里直扯自己的头发。

  ①康奈尔大学所在地。

  杰基-费尔特急忙翻过栅栏赶了过来。到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我的右面半张脸已经给打得血肉模糊了。“哎呀,天哪天哪,”他一边拿“止血笔”给我止血,一边连连感叹。“真够呛啊,奥利。”

  我默默坐着,两眼呆呆地朝前直瞪。我没有脸去看冰场,可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很快就在冰场上变成了现实:康奈尔队得分了。那些红衣球迷①大喊大叫,还怪声喝彩。场上现在打平了。看这情形康奈尔队很可能会赢球——要知道赢了这场球也就是赢得了“艾维联”的冠军啊。真要命!——我这罚出场的五分钟还只刚刚过了一半呢。

  ①在西方,一些最忠实的球迷往往身穿与所爱球队同色的衣服,集中坐在一起当啦啦队。

  在冰场的另一头,势单力薄的哈佛啦啦队都愁眉苦脸,一声不吭。此刻,双方的球迷都已经把我给忘了。只有一个观众仍然把眼睛盯着“受罚球员席”。对,他在那儿。“如果会议结束得早,我一定设法赶到康奈尔。”就在哈佛啦啦队的中间,坐着奥利弗-巴雷特第三——当然,他是不会跟着啦啦队一起嚷嚷的。

  老石面人隔着这鸿沟似的冰场,毫无表情地默默看着他独生于脸上的鲜血最后终于被护创膏全部止住。你说他此时在想些什么呢?也许是在暗暗咂嘴?——还是在心里暗暗嘀咕?

  “奥利弗,你既然这样喜欢打架,为什么不干脆去参加拳击队呢?”

  “埃克塞特是没有拳击队的,爸爸。”

  “咳,我恐怕真不该来看你们的冰球比赛。”

  “你以为我打架是特地打给你看的么,爸爸?”

  “咳,这又不是什么好看的。”

  可是话得说回来,他心里的想头又有谁能知道?奥利弗-巴雷特第二只是一座会走路、有时还会开口说话的拉什莫尔山①。简直是个石面人。

  ①拉什莫尔山在美国南达科他州腊皮德城郊的布拉克岭,那儿的岩壁上雕刻着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四位美国总统的巨型头像。

  老石面人此刻也许又在那里一个劲儿自夸自乐了:看看我吧,今晚到这里来看球的哈佛观众少得可怜,而我却是其中之一。我奥利弗-巴雷特第三,要管银行、要管其它等等的大忙人一个,还是特地挤出了时间,到康奈尔看一场差劲透顶的冰球比赛来了。看这有多了不起。(言下之意是:为了谁呢?)

  观众又吼叫了,这次才真叫拼命狂吼了。康奈尔队又攻进了一个球。他们领先了。而我却还上不了场,还有两分钟得捱!我看见戴维-约翰斯顿满脸通红,怒气冲冲,朝我这边滑来了。可是他连一眼也没对我看,就紧贴着我冲了过去。我没看错吧,他的眼里那真是泪水?我是说,这一仗虽说锦标攸关,可是哭鼻子总不应该吧!不过再一想也难怪,我们的队长戴维,一向是球运绝佳的:七年来,不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凡是他参加的比赛,从来就没有输过一场。说起来竞像个小小的传奇故事呢。何况他今年是“大四”生了。更何况这场球又是我们的最后一场硬仗!

  这场球我们终于输了个3比6。

  比赛结束以后,经X光透视,诊断我并没有骨折,于是理查德-塞尔策医生就在我脸上足足缝了十二针。杰基-费尔特一直在医务室里打转,缠着这位康奈尔大学的校医叨叨,说我的饮食有问题,说我要是能服用足量的盐片,也不至于会弄到今大吃这样大的苦头、塞尔策医生没有理他,对我却提出了严重的警告,说是我差点损伤了“眼底”(那是个医学名词),为谨慎计,最好一个星期不要打球。我谢了他。他走了,费尔特钉着他要再谈谈营养问题,也跟了出去。好了,这下就剩我一个人了。

  我慢慢洗着淋浴,小心翼翼,不让水冲着了我受伤的脸。奴佛卡因的麻醉作用渐渐不管事了,可是说也奇怪,我倒宁愿感到疼痛。因为你想想,我今天捅的娄于难道还不大吗?我们把冠军丢了,大家一直那么好的运气这一下全砸了(我们一些“大四”生都是四年来从没输过一场球的),连戴维-约翰斯顿的好运气也完了。尽管过错也许并不完全在我,然而当时我却觉得仿佛事情都该由我负责似的。

  更衣室里一个人影也没有。大伙儿一定都已经上汽车旅馆了。大概他们谁也不想见我、谁也不想跟我讲话了吧。我忍着嘴里这股苦得要命的味儿——我心中难过得连嘴里都觉得有股苦味了——收拾好衣物,往外走去。纽约州北部的荒野上寒风凛冽,盘桓未去的哈佛球迷寥寥可数。

  “脸伤得厉害吗,巴雷特?”

  “没问题,谢谢你,唐克斯先生。”

  “你恐怕应该来一块牛排呢,”响起了另一个熟悉的声音。说这话的是奥利弗-巴雷特第三。叫人用这种古方来治打肿的眼睛①,这话也真只有他才说得出来。

  ①是指在打肿的眼眶上贴一块生牛排。

  “谢谢你,爸爸,”我说。“医生已经给治过了。”我还指了指塞尔策医生在缝十二针处给我数上的纱布块。

  “我是说让你吃牛排呢,孩子。”

  吃晚饭时,我们照例又作了一次话不投机的谈话。这一套永远循环不息的谈话,每次总以“你这一阵子过得怎么样啊?”开头,以“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结束。

  “你这一阵子过得怎么样啊,孩子?”

  “很好,爸爸。”

  “脸上疼吗?”

  “不疼,爸爸。”

  其实伤口这会儿已经疼得要命了。

  “我想下星期一让杰克-韦尔斯给你看一看。”

  “不必了,爸爸。”

  “他是一位专家——”

  “康奈尔的校医也未必就是兽医。”我这样说,为的是想杀一杀父亲照例只相信专家名医之类“权威人士”的那股势利劲儿。

  “真是不幸啊,”——我听到奥利弗-巴雷特第三这句话,起初还以为他说了句幽默话呢——“看你伤成这模样,简直人不像人样了。”

  “是的,爸爸。”(我是不是还应该嘻嘻一笑?)

  可是接下来再一想;我父亲这句蹩脚的俏皮话莫非是一种含蓄的责备,对我今天在冰场上的举动有谴责之意?

  “你的意思也许是说我今儿晚上的表现活像一头野兽吧?”

  看他的表情,似乎我开口一问倒使他觉得相当高兴。不过他只是回答了一句:“提到兽医的可是你。”话说到了这个地步,我就决定埋头研究菜单,不再搭脏了。

  上了主菜以后,老石面人照例又发表了一通他那种简单化的说教,回想起来(我实在不大愿意去回想),这一回他论的是胜败之道。他指出,我们已经把冠军给丢了(你很了解情况嘛,爸爸),但是球赛球赛,真正重要的毕竟不是赢球,而是比赛。他的话听起来似有在解释奥运会的大会宗旨之嫌,我意识到这只是个开场白,接下来他就要大谈其区区“艾维联”冠军又何足道哉了。但是我不打算让他把话头转到奥运会上去,所以我照例只给他必要的回答:“是的,爸爸,”此外便一言不发。

  我们把那老一套的话题都一一点到,中心总是老石面人所念念不忘的那个无聊主题:我的前程。

  “告诉我,奥利弗,法学院有消息吗?”

  “说实在的,爸爸,要不要进法学院我还没有作出正式的决定呢。”

  “我只是问法学院是不是已经作出正式的决定准备收你。”

  这又是一句俏皮话吗?对父亲这种绝妙的口才,我是不是应该报以一笑呢?

  “还没有,爸爸。还没有消息。”

  “我可以给普赖斯-齐默曼打个电话——”

  “别!”我连想都没想,立刻打断了他的话。“请别这样做,爸爸!”

  “不是去施加影响,”奥利弗-巴雷特第三一副十分刚正的样子,“只是去问一问。”

  “爸爸,我要跟大家同时一起收到录取通知。请千万别这样做。”

  “对对,这个自然。那好吧。”

  “谢谢你,爸爸。”

  “再说,其实你录取也不会有多大问题,”他又补上一句。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奥利弗-巴雷特第三连说句夸奖的话都有一种指责我的味道。

  “这也不一定,”我回答说,“他们那儿可毕竟没有一支冰球队。”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贬低自己。也许是因为故意要反其道而行之吧。

  “你还有别的特长呢,”奥利弗-巴雷特第三说,却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我看他也未必说得上来。)

  饭菜就跟谈话一样乏味,区别只有一点,就是:面包卷在端上来之前我就料得定是不新鲜的,而父亲若无其事端到我面前来的会是什么话题,我就别想料得到。

  “何况我们好歹总还有个和平队①呢,”他这句话,就是大出冷门。

  ①和平队是60年代初美国成立的一个组织,隶属于国务院。任务是把一些“受过特别训练”的美国人派往发展中国家,执行美国的“援助计划”。

  “什么?”我吃不准他这到底算是在发表意见呢,还是在提出问题。

  “我看和平队很不错,你说呢?”他说。

  “这个嘛,”我答道,‘当然要比战争队好吧。”

  这一下我们打成了平手。我不知道他的用意,他也摸不清我的心思。难道这就是他要谈的话题?那接下去不就得大谈其天下大事或者政府纲领了吗?才不会呢。你瞧,我怎么一时竟会忘了:我们最最基本的话题可始终是我的前程。

  “你要是参加和平队的话,我是决不会反对的,奥利弗。”

  “你要是参加的话我也不会反对的,爸爸,”我回答的口气之大方足可同他旗鼓相当。我知道我说的话老石面人反正是从来不听的,所以,看到他对我这句不太明显的小小的挖苦话并无反应,我也不觉得奇怪。

  埃里奇西格尔爱情文章篇2

  奥利弗-巴雷特第四

  (四年级学生)

  马萨诸塞州伊普斯威奇人

  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学毕业

  年龄:20

  身高:5英尺11英寸体重:185磅

  主修:社会学科

  61年、62年、63年优秀生

  62年、63年入选全艾维联①明星队一队

  ①艾维意为常春藤。“艾维联”是美国东北部几所名牌大学组成的排他性集团,经常在集团内部举行各项校际活动,例如球类联赛等。参加“艾维联”的除哈佛外,还有哥伦比亚、耶鲁、普林斯顿、康奈尔、布朗、科尔盖特、达芬默思、宾夕法尼亚等大学。

  志愿:法律

  詹尼如今该已经从“球讯”上看到我的简历了。我再三关照球队管理维克-克莱曼,务必让她得到一份。

  “你也真是的,巴雷特,难道你还是头一次跟姑娘约会?”

  “别胡说,维克,要不,看我不接掉你的大牙才怪。”

  我们在冰上作赛前准备时,我并没有向她挥手(那也太轻狂了),甚至连看都没有朝她看。不过她大概还以为我在偷眼看她。我是说,奏国歌的时候她摘下眼镜,总不见得是为了表示对国旗的尊敬吧?

  第二节打到一半,我们同达特默思队还是0比0,不过我们已经胜券在握了。这就是说,当时我和戴维-约翰斯顿已经快要攻破对方的大门了。那帮芽绿球衣的狗杂种一看情况不妙,就撒起野来。瞧他们这势头,恐怕等不到我们破网得分,他们就会先打断我们一两根骨头也说不定哩。球迷们早在嚷嚷要“杆头见血”了。在冰球比赛中,所谓“杆头见血”,是真的要打出血来,要不就得进球。我是球队的台柱,可说是义不容辞吧,所以从来就不怕打出血来,也从来总能进球。

  达特默思队中锋阿尔-雷丁冲过了我方的蓝线①,我便一头向他撞去,抢到了球以后,马上长驱直入。这一下球迷叫得可凶了。我虽然瞟见戴维-约翰斯顿就在左边,不过心想还不如自己带球直冲球门,因为对方那个守门的论胆量还差点儿,早在他给迪尔菲尔德队打球的时候②,就已让我给吓破了胆。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射门,对方两个后卫已经向我冲来了,我只好从球网后边绕过去,极力把球保住。结果三个人就搅作了一团,球杆一阵乱捅,不是打在挡板上,就是打在彼此的身上。碰到这样的混战,我的一贯宗旨是看见穿对方球衣的就打,狠狠地打。球儿也不知道踩在谁的冰鞋下了,反正当时我们就只知一个劲儿把对方大揍特揍。

  ①冰球场上有两条蓝线,把球场等分为三。

  ②这是说,对方守门员在进达特默思学院以前,本是迪尔菲尔德中学的冰球队队员。

  一个裁判吹响了哨子。

  “你——罚出场,两分钟!”

  我抬头一看。裁判指着我呢。我?我犯了什么规,要罚我出场?

  “喂,裁判,我怎么啦?”

  他好像不愿意跟我多费口舌。他只管向记录台喊道:“七号,罚出场两分钟”——还挥着两条胳膊做手势示意。

  我争了几句,不过那也无非是球场惯例。观众总是巴不得球员不服裁判的,不管这球员犯规犯得有多显眼。裁判员挥挥手叫我走。我寓着一肚子的气,向“受罚球员席”滑去。爬进栅栏,脚上的冰刀把木头地板踩得劈劈啪啪直响,叮是耳边的大喇叭声音更响:

  “哈佛队的巴雷特侵人犯规。罚出场两分钟。”

  观众轰了起来;有几个哈佛球迷大骂那两个裁判瞎眼偏心。我却坐在那儿,只想缓过这口气来,头也不抬,连冰场上的比赛都不看——这会儿球场上达特默思队正在以多打少呢。

  “你的队友都在场上打球,你却坐在这儿干吗呀?”

  那是詹尼的声音。我不理她,只管给我的伙伴鼓劲儿。

  “加油呀,哈佛队,把球抢过来!”

  “你做错什么事啦?”

  这一回我转过身去答话了。不管怎么说,她可毕竟是我的女朋友啊。

  “我排得太凶了。”

  说完我重又回过头来,看我的队友奋力顶住阿尔-雷丁的死命进攻,不让他射门得分。

  “这很丢脸是吗?”

  “詹尼,请别问这些好不好,我要用心想想!”

  “想什么?”

  “想想回头怎样去找那个狗杂种阿尔-雷丁算帐!”我两眼望着冰场,我只能这样从精神上给我的伙伴们以支持。

  “你打球这样不讲道德?”

  我的目光盯住在我们自己的球门上了:这会儿球门前满是那帮绿衣杂种。我真恨不得快快回到球场上去。詹尼却还一味缠着我。

  “你将来也会跟我‘算帐’吗?”

  我头也不回就顶了她一句:

  “你要再不住嘴,我这就跟你算帐。”

  “我走了。再见。”

  等我转过身去看时,她早已不见了。我刚站起身来想看个究竟,场上却通知我两分钟的罚出场时间到。我急忙跳过栅栏,回到冰场上。

  见我重新登场,观众可欢迎了。有巴雷特打边锋,哈佛准能赢!不管詹尼躲在哪儿,我上场时观众的那个热火劲儿她不会不听见。既然如此,还管她在哪儿呢。

  可她到底在哪儿呢?

  阿尔-雷丁啪的一声,一记凶狠的射门,被我方门将把球挡出,飞传给吉恩-肯纳韦,吉恩又把球贴地传到我的前方。我跟在球的后面追去,心想倒可以抽个空子朝看台上晃一眼,看看那儿可有詹尼。我真看了。也真看见她了。她果然在那儿。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过神来,人已经一屁股坐下了。

  原来有两个绿衣杂种同时撞了我,我竟然给撞翻在冰上了。老天乖乖!当时我那个窘啊,简直窘得我不敢相信。巴雷特摔倒啦!我一个刺溜滑出去,听得见那些忠心耿耿的哈佛球迷都在为我唉声叹气,也听得见那些杀气腾腾的达特默思球迷在大声叫好。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詹尼又会怎么想呢?

  达特默思队又得球围着我们的球门猛攻了,我们的守门再一次把球挡了出来。肯纳韦接球递给约翰斯顿。约翰斯顿一个长传飞送给我(我这时早已站了起来)。观众这一下真像发了狂:这次一定能得分了。我接了球马上飞也似的冲过达特默思队的蓝线。达特默思队两个后卫朝我直冲过来。

  “快,奥利弗,快!给他们点厉害!”

  我听到喧腾的人声中响起了詹尼的这一声尖叫。这一声叫真响到了极点。我虚晃一枪闪过了一个后卫,把另一个后卫狠命一撞,撞得他连气也透不过来。我这时立足未稳,并不仓猝射门,却把球传给在右路接应的戴维-约翰斯顿。戴维啪的一下,把球打进网里。哈佛队得分了!

  我们顿时又是拥抱,又是亲吻。我和戴维-约翰斯顿,还有其他队友,大家一起拥抱,亲吻,有的还拍拍脊背,穿着冰鞋照样欢蹦乱跳。观众欢声雷动。而达特默思队里那个被我撞翻的家伙,却还坐在地上发愣。球迷们纷纷把手里的“球讯”往冰场上扔。这一下,可真把达特默思队那帮子人打得再也爬不起来了。(这不过是个比喻而已;那个后卫缓过气来以后也就爬起来了。)结果我们一顿痛打,把他们打了个7比0。

  如果我是个故作多情的人,对哈佛爱得一定要在屋里挂上一幅照片以资纪念的话,那我要挂的就不会是温思罗普楼,也不会是纪念教堂,而是狄龙。狄龙体育馆。我在哈佛如果说有个心灵上的家,那就是狄龙体育馆。我有句话可能会使内特-普西①气得要收回我的毕业文凭,不过我还是想说:在我心里威登纳图书馆可真要比狄龙差远了。我念大学的那几年,天天下午都要到狄龙体育馆;说上几句亲热的粗话跟伙伴们打过招呼,把文明的外衣一脱,我一下就变成了一个体育明星。等我把护腿护膝一套,穿上我穿惯的那件七号运动衫(我几次梦见他们取消了这个号码,可他们始终没有取消),拿了冰鞋转身出门,一路往沃森冰场走去,那时我的心里真别提有多美了!

  ①内森-普西,是1953年至1971年间的哈佛大学校长。内特系内森的爱称。

  待会儿回到狄龙,那个滋味还要妙呢。脱下了汗水淋淋的球衣,光着身子大摇大摆走到服务台跟前,要上一条毛巾。

  “今天打得怎么样啊,奥利?”

  “还可以,理奇。还可以,吉米。”

  于是便一头钻进淋浴室,听听人家的闲扯:无非是上星期六晚上谁跟谁如何如何,劲头又有多足之类。“这批贱娘们是我们从‘艾达山’①弄来的,明白了吧?……”而且我还有个特权,总可以有个清静地方想想心思。因为,感谢上天保佑,我的一个膝盖有病(对,是上天保佑:你见过我的征兵卡吗?)。每次打完了球我总还得让我这个膝盖洗上个热水涡流浴。我坐在水里,望着膝盖周围旋转的水圈时,就可以数数我身上的瘀伤和疤痕(说起来我倒还很欣赏这些伤疤呢),还可以趁这机会想想什么心思,或者干脆养养神。今天晚上我就可以想想:我刚才打进了一个球,还传了个好球立了一功,这实际上就保证了我可以第三次蝉联入选全艾维联明星队。

  ①“艾达山”,暗指艾达山学院。那是马萨诸塞州牛顿市一所不大的私立学校,专收女生。

  “洗涡流浴吗,奥利?”

  那是我们的教练杰基-费尔特,他还自封为我们的“精神指导”。

  “费尔特,你看我这动作像在干什么,像不像在玩单于的把戏?”

  杰基傻呵呵地咧开了嘴,格格直笑。

  “知道你的膝盖毛病出在哪儿吗,奥利?知道不知道?”

  东部的矫形外科专家我哪一个没有去请教过,看来他们的本领都还及不上他费尔特哩。

  “你的饮食有问题。”

  我可实在不大想听他的。

  “你盐吃得不够。”

  也许我顺着他的话说两句,他就会走开吧。

  “好吧,杰克,以后我多吃些盐就是。”

  天哪,他还真高兴哩!他走开了,傻呵呵的脸上那副志得意满的神气,实在叫我吃惊。不过我好歹又是独自一人了。身上有点疼了,却挺惬意的,我就由着自己的身子整个儿往涡流里沉下去,闭上了眼睛,最后就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热烘烘的水一直漫到了我脖于上。啊啊啊啊!

  天哪!詹尼还在外边等着呢。一定的!一定还在等我哩!天哪,我赖在这儿有多久了?只顾自己舒服,却让她在露天喝坎布里奇①的冷风!我以创纪录的速度马上穿好衣服。连身上都没有干透,便推开狄龙的中门冲了出去。

  ①马萨诸塞州东部城市,近波士顿,为哈佛大学所在地。

  一阵寒风扑面而来。乖乖,好冷啊。天色又黑。外边有一小群球迷还没有散。那多半是些忠实的老冰球迷、思想上从来没有脱下过护腿护膝的老校友。都是乔丹-詹克斯老头一类的人物,不管我们主场迎战还是客场出征,只要有比赛他们每场必到。他们怎么会这样热心的呢?我是说,詹克斯可是个大银行家啊。他们为什么这样热心呢?

  “你那一跤摔得可不轻啊,奥利弗。”

  “是啊,詹克斯先生。你知道他们打起球来就是那样的邪门儿。”

  我到处寻找詹尼。难道她已经走了?独自一人回拉德克利夫去了?

  “詹尼?”

  我撇下球迷,跑上三四步,在那一带东寻西找急得没命。冷不防她却从一棵矮树后面跳了出来。只见她整个脸儿都用围巾裹得严严的,只露出了两只眼睛。

  “嗨,预科生,外边冷得要命呢。”

  见了她,我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

  “詹尼!”

  我像不假思索似的,在她前额上轻轻吻了一下。

  “我几时允许过你呀?”她说。

  “允许什么?”

  “允许你吻我?”

  “对不起。我忘乎所以了。”

  “我可不像你。”

  那儿除了我们就几乎没有什么人了。天又黑,又冷,而且又很晚了。我又吻了她。但是不再在前额上,也不再是轻轻的了。我美美地吻了她很久很久。吻完了,她还抓住我的袖子不放。

  “那我可要不乐意了,”她说。

  “不乐意什么呀?”

  “瞧这怪事,怎么我心里就会是这样乐意呢?”

  我们索性步行回去(我有汽车,可是她要步行),一路上詹尼始终抓着我的袖子不放。不是挽着我的胳膊,而是抓着我的袖子。这里边的道理,你就自己去琢磨吧。到了布里格斯堂的大门台阶前,我并不跟她吻别。

  “听着,詹,我可能有几个月不会给你来电话。”

  她默然半晌。足有好大半晌。

  最后她才问了一句:“为什么?”

  “不过我也可能一回到宿舍就有电话给你。”

  说完我一转身,迈开步子就走。

  “狗杂种!”我听见她低声叽咕。

  我在二十英尺外霍地回过身来,杀了一个回马枪。

  “你瞧,詹尼,就许你骂人家,人家要骂了你,你肯罢休吗!”

  我真想看看她脸上的表情如何,但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我没有再回过头去。

  我踏进宿舍,见同房间的雷-斯特拉顿正在跟橄榄球队的两个伙伴打扑克。

  “好啊,畜生们!”

  他们也真以畜生那样的哼哼应了一声。

  “今儿晚上战绩怎么样,奥利?”雷问。

  “喂了个好球,自己也打进了一个,”我答道。

  “你别老缠着卡维累里了。”

  “关你屁事,”我答道。

  “你们说的是谁呀?”那彪形大汉中的一个问。

  “叫詹尼-卡维累里,”雷回答。“一个读音乐的酸丫头。”

  “这个妞儿我倒认识,”那另一个家伙说。“十足是个死板货。”

  我没理睬这些说话粗鲁的色情狂,管自拔下电话机子,打算拿到我的卧室里去。

  “她是巴赫乐社里弹钢琴的,”斯特拉顿说。

  “谁知道她跟巴雷特弹的是什么琴咧?”

  “这根骨头,恐怕不好啃吧!”

  嗯嗯声,哼哼声,嘻嘻哈哈声,响成一片。那帮畜生笑得不可开交。

  我边走边说:“行啦,先生们,你们还是给我见鬼去吧。”

  在又一阵猫叫狗咬般的喧笑声中,我关上了门,脱了鞋,往床上一靠,拨了詹尼的电话号码。

  我们说的是悄悄话。

  “嗨,詹……”

  “嗯?”

  “詹……我要是跟你讲了,不知道你会怎么说……”

  我顿住了。她也等着。

  “我想……我是爱上了你啦。”

  沉默了一会儿。她随后回答的声音真温柔极了。

  “我说呀……你这人尽是扯淡。”

  电话挂上了。

  我并不感到不快。也并不感到意外。

  埃里奇西格尔爱情文章篇3

  这是服务台管总机的那个姑娘对我说的,尽管我还没有告诉她我是谁,也没有说明那天(星期一)晚上我到布里格斯堂来找什么人。我很快就得出结论:这意味着形势对我有利。很明显,招呼我的那个拉德克利夫女学生是《猩红报》的读者,知道我是谁。这种事情以前有过多次,那倒没什么。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詹尼说起过她跟我有约会。

  “谢谢,”我说。“那我就在这儿等一会。”

  “对康奈尔的那场球太气人了。《猩红报》说有四个家伙打了你。”

  “嗯。可反倒是我被罚出了场。而且一罚就是五分钟。”

  “就是嘛。”

  一个朋友和一个球迷的区别就在于:同球迷交谈,话很快就说完了。

  “詹尼的电话还没打好?”

  她查了一下交换机,回答说:“没有。”

  詹尼究竟在跟什么人通话,竟然不惜占用原定同我约会的时间?是不是哪一个学音乐的书呆子?我并非不知道有个名叫马丁-戴维森的,是亚当斯楼的四年级学生、巴赫乐社管弦乐队的指挥,此人自以为有赢得詹尼青睐的特权。可是想要把詹已占为己有是做梦;我看这家伙顶多只有摆弄指挥棒的本领。不管怎样,我得制止这种侵占我的时间的行为。

  “电话间在什么地方?”

  “在拐角那儿。”她说着朝那个方向一指。

  我徐步走进穿堂,老远就能看见詹尼在通电话。她没有把电话间的门关上。我慢腾腾走过去,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希望她会看到我,看到我脸上的绷带,看到我伤成这样,希望她会感动得把电话砰的一扔,马上扑到我怀里来。再走过去,我已听得见通话的只言片语:

  “对。那当然!一定这样。哦,我也一样,菲尔。我也爱你,菲尔。”

  我站住了。她在跟谁说话?这人不是戴维森——他的姓名从头到尾都没有菲尔两个字。我早就查过哈佛的花名册:马丁-尤金-戴维森,纽约河滨大道七十号。音乐美术高级中学毕业。从他的照片上可以看出,这人善感、聪明,体重大约比我轻五十磅。不过,我又何必为戴维森烦恼呢?事情明摆着:为了一个叫菲尔的什么家伙,戴维森和我都已被詹尼弗-卡维累里一脚踢开了,此刻她正在电话里给那个家伙送飞吻呢!(简直令人恶心!)

  我和她分手才四十八小时,居然有一个叫菲尔的混蛋已经偷偷摸到詹尼床上去了(一定是那样!)。

  “是的,菲尔,我也爱你。再见。”

  她挂上电话,看到了我,连脸儿也不红一红,笑嘻嘻地给了我一个飞吻。她怎么能这样耍两面手法呢?

  她在我没有受伤的那半边脸上轻轻一吻。

  “嗨!你的样子好吓人。”

  “我受伤了,詹。”

  “对方那个家伙是不是更惨?”

  “嗯。惨多了。我总是把对方搞得更惨。”

  我尽量把话说得恶毒,话里隐隐嵌着这样一层意思:无论哪一个情敌,要是趁詹尼对我眼不见、心不想的时候偷偷摸到她床上去,我非叫他饱尝老拳不可。詹尼拽住我的衣袖,我们一道向门口走去。

  “晚安,詹尼,”服务台那个姑娘跟她打招呼。

  “晚安,萨拉-简,”詹尼应了一句。

  我们走到外面,在刚要跨上我那辆MG牌跑车①时,我猛吸了一口晚间的空气,尽可能装得漫不经心似的问:

  ①这种汽车原是体育比赛用车,最早由英国MomsGeqe。公司制造,故称MG牌汽车。

  “呃,詹……”

  “嗯?”

  “呃——菲尔是谁?”

  她一面坐进汽车,一面若无其事地回答:

  “我爸爸。”

  我才不信这样的鬼话。

  “你管你爸爸叫菲尔?”

  “那是他的名字。你是怎样称呼你爸爸的?”

  詹尼曾经告诉我。她是她父亲抚养长大的,她父亲干的大概是面包师之类的行当,在罗德艾兰州的克兰斯顿。詹尼还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死于车祸。这些都是她在解释为什么她没有驾驶执照时告诉我的。她父亲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是“一个大好人”(她的原话),可就是迷信得要命,说什么也不让他的独生女儿开车。这一点在詹尼念中学的最后几年确实曾造成不便,因为当时她跟远在普罗维登斯①的一个人学钢琴。不过,那几年她利用乘长途汽车的时间,居然把普鲁斯特②的作品全读完了。

  ①罗德艾兰州首府。

  ②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代表作为反映法国贵族沙龙生活、描写主人公潜意识活动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有七卷之多。

  “你是怎样称呼你爸爸的?”她重复了一遍。

  我想得走了神,因而没有听清她的问题。

  “我的什么?”

  “你提到令尊大人的时候使用什么名称?”

  我答以我一直很想使用的那个名称。

  “王八蛋。”

  “当他的面?”詹尼问。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

  “他戴着面具?”

  “也可以这么说。石头面具。地地道道的石头面具。”

  “你算了吧——他一定自豪得不得了呢。你是哈佛的体育明星嘛。”

  我看了看詹尼,心想:她毕竟不知底细。

  “当年他也是,詹尼。”

  “名气比全艾维联队的边锋还大?”

  詹尼这样欣赏我在运动场上的知名度,我是再高兴也没有了。遗憾的是,把我父亲的情况告诉了她,我自己就势必得相形见绌了。

  “他参加过一九二八年奥运会的单人双桨赛艇比赛。”

  “天哪,”詹尼说,“他得了冠军没有?”

  “没有,”我答道。她当时大概也看得出来:我父亲在决赛中只取得第六名,倒反而使我心情舒畅了些。

  接着出现片刻冷场。这下詹尼也许该明白了:身为奥利弗-巴雷特第四,不仅仅意味着必须忍受哈佛园里那座灰色的石头建筑物,另外还意味着一种压力,迫使你非具有一副强健的体魄不可。我是说,前人在体育运动方面的建树,就像一片阴云笼罩在你——应该说我——的头上。

  “可他究竟干了些什么,你要骂他王八蛋?”詹尼问。

  “强我所难,”我答道。

  “你说什么?”

  “强我所难,”我重复了一遍。

  她的眼睛睁得像碟子那么大。“你的意思是不是指乱伦什么的?”她问。

  “你们有家丑就别抖给我听了,詹,我自己的就已经够我受了。”

  “那你的意思是指什么,奥利弗?”詹尼问。“他究竟强迫你做什么了?”

  “做‘应该做的事’,”我说。

  “做‘应该做的事’又有什么不应该的?”她大概觉得这种听来似乎自相矛盾的情况怪有趣的,所以继续追问。

  我告诉她,我不喜欢家里人按照巴雷特家的传统来规划我的前程——这一点她其实应当清楚,她明明看到过我不得不在姓名后面添上“第四”二字时的那副抬不起头来的样子。再说,我也不愿意每学期总得拿多少学分交账。

  “就是,”詹尼的话明明白白是在挖苦我,“怪不得我看你考试得A也不乐意,入选全艾维联明星队也不乐意……”

  “我不乐意的是他对我的要求总是那么高!”单是道出我久积心头(但以前从未说出过口)的感觉,我就已经别扭得要死,何况如今还不得不设法让詹尼了解这一切。“而每当我真的做到了,他偏又摆出一副压根儿不稀罕的架势。我的意思是说,好像他觉得我理应如此,没有什么好说的。”

  “可他是个大忙人呀。他不是要经营好几家银行之类吗?”

  “天哪,詹尼,你是站在我方还是站在敌方?”

  “难道这是打仗?”她问。

  “一点也不错,”我回答说。

  “真可笑,奥利弗。”

  看来她是真的不接受我的观点。我这才第一次隐约感到我们之间在教养上存在的差异。我是说,在哈佛和拉德克利夫度过的三年半光阴,基本上已经把我们都制成了那座高等学府的传统产品——目空一切的知识分子,然而,临到要承认我父亲是石头做的这一事实的时候,她偏又坚持某种意大利地中海式的陈腐观念,认为“爸爸个个爱孩子”,而且毫无争论的余地。

  我想举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便把对康奈尔比赛后那次无话可谈的可笑谈话搬出来。她听了以后无疑心有所动。但是,也真见鬼,这个例子帮的却是倒忙。

  “他特地赶到伊锡卡去,难道就是为了看一场无聊的冰球比赛?”

  我竭力解释,我父亲做事都是形式上面面俱到,实质上却什么也没有。詹尼却还是口口声声说,他毕竟风尘仆仆远道赶去看了这样一场相对说来并不足道的球赛。

  “喂,詹尼,咱们别提这件事了,好不好?”

  “谢天谢地,一提起你爸爸,你就不自在了,”她答道。“这说明你并不是完人。”

  “哦,这么说,你是完人喽?”

  “才不呢,预科生。倘若我是完人,难道我还会跟你一起出去?”

  于是我们又言归正传,一切如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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