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襄公五年原文及译文
《左传》的瞩目成就，首先在于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史学钜编，在古代史学发展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左传》襄公五年原文及译文，如果喜欢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喔!
《左传》襄公五年原文
【经】五年春，公至自晋。夏，郑伯使公子发来聘。叔孙豹、鄫世子巫如晋。仲孙蔑、卫孙林父子会吴于善道。秋，大雩。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齐世子光、吴人、鄫人于戚。公至自会。冬，戍陈。楚公子贞帅师伐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齐世子光救陈。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陈。辛未，季孙行父卒。
【传】五年春，公至自晋。
王使王叔陈生愬戎于晋，晋人执之。士鲂如京师，言王叔之贰于戎也。
夏，郑子国来聘，通嗣君也。
穆叔觌鄫大子于晋，以成属鄫。书曰：「叔孙豹、鄫大子巫如晋。」言比诸鲁大夫也。
吴子使寿越如晋，辞不会于鸡泽之故，且请听诸侯之好。晋人将为之合诸侯，使鲁、卫先会吴，且告会期。故孟献子、孙文子会吴于善道。
秋，大雩，旱也。
楚人讨陈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实侵欲焉。」乃杀之。书曰：「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贪也。君子谓：「楚共王于是不刑。《诗》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讲事不令，集人来定。』己则无信，而杀人以逞，不亦难乎?《夏书》曰：『成允成功。』」
九月丙午，盟于戚，会吴，且命戍陈也。穆叔以属鄫为不利，使鄫大夫听命于会。
楚子囊为令尹。范宣子曰：「我丧陈矣!楚人讨贰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讨陈。陈近于楚，民朝夕急，能无往乎?有陈，非吾事也，无之而后可。」
冬，诸侯戍陈。子囊伐陈。十一月甲午，会于城棣以救之。
季文子卒。大夫入敛，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
《左传》襄公五年译文
五年春季，鲁襄公从晋国到达鲁国。
周灵王派遣王叔陈生向晋国控告戎人，晋国人把他抓了起来。士鲂去到京师，报告说王叔倾向戎人。
夏季，郑国的子国来鲁国聘问，这是由于为新立的国君来通好。
穆叔带领鄫国的太子去到晋国和君臣作私人会晤，以完成鄫国归属鲁国的手续。《春秋》记载说：“叔孙豹、鄫太子巫如晋”，这就是把鄫国的太子巫比作鲁国的大夫。
吴子派遣寿越去到晋国，解释没有参加鸡泽会见的缘故，同时请求听从命令和诸侯友好。晋人将为吴国会合诸侯，于是让鲁国、卫国先会见吴国，同时告诉吴国会见的日期。所以孟献子、孙文子在善道会见了吴人。
秋季，举行盛大的雩祭，这是由于天旱的缘故。
楚国人质问陈国背叛的原因，陈人说：“由于令尹子辛侵害小国以满足他个人欲望。”楚国就杀死了子辛。《春秋》记载说：“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是由于他贪婪的缘故。君子认为：“楚共王在这件事情上用刑律不当。《诗》说：‘大道笔直，我的心里明白。计划不善灵，应招集贤人决定。’自己就没有信用，反而杀人以快意，不也是很难了吗?《夏书》说：‘完成信用然后才能成功。’”
九月二十三日，鲁襄公和晋悼公、宋平公、陈哀公、卫献公、郑僖公、曹成公、莒子、邾子、滕成公、薛伯、齐国世子光、吴国人、鄫国人在戚地结盟，这是为了会见吴人，同时由晋悼公命令诸侯出兵戍守陈国。穆叔认为鄫国的归属对鲁国不利，就让鄫国的大夫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加会见听取命令。
楚国的子囊做令尹，范宣子说：“我们失去陈国了。楚国人讨伐三心二意的国家而又立了子囊，一定会改变子辛的所作所为而很快讨伐陈国。陈国接近楚国，百姓时时骇怕兵患，能够不归向楚国吗?保有陈国，不是我们的事情;放弃陈国，以后反倒好办。”
冬季，诸侯派兵戍守陈国。子囊进攻陈国。十一月十二日，鲁襄公和晋悼公、宋平公、卫献公、郑僖公、曹成公、齐国世子光在城棣会合以救援陈国。
冬季，诸侯派兵戍守陈国。子囊进攻陈国。十一月十二日，鲁襄公和晋悼公、宋平公、卫献公、郑僖公、曹成公、齐国世子光在城棣会合以救援陈国。季文子死。根据大夫人敛的礼仪，鲁襄公亲自看视。家臣收集家里的器物作为葬具。家里没有穿丝绸的妾，没有吃粮食的马，没有收藏铜器玉器，一切用具没有重复。君子从这里知道季文子对公室的忠心：辅助过三位国君而没有私人积蓄，可以说不是忠心吗?
《左传》史学地位
《左传》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史书的编纂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左传》为后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阶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其它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是此前或相同时期的任何其它一部史所难以企及和不能比拟的。它对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大事的可靠记载，填补了空白，有助于后人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全面了解，弥足珍贵。
作为一部编纂于两千多年前的史著，《左传》另一引人注目之点，是它在记事中还体现了有积极意义的指导思想和撰写原则，从而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优良传统。首先，《左传》面对纷纭史实敢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所记事件与人物具有很高的历史真实性。
全书对于周王与诸侯、诸侯之间以及诸侯国内部的明争暗斗的具体载述，对于此一时期众多人物崇高与卑下、光明与丑恶之不同表现的真切叙写，都体现出一种真正史家的目光与胆识。班固称司马迁为“良史”，其实早自《左传》，可以说这种“良史”精神已经始发其端了。
其次，《左传》在真实记事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不仅在史料取舍或事件的叙述中往往表现出爱憎与臧否的不同态度，而且，还常以“君子曰”形式直接评人论事，或给予谴责，或表示痛惜，或加以赞扬等等。这些评论，有的是作者的“自为之辞”，有的也许是“出自时人”而“为左氏认同”之语，都显示着鲜明的是非评价，展现了《左传》作者的史识和史德。
再次，《左传》对历史人物的褒贬，集中体现了对仁、义、礼、德等道德规范的肯定。由于这类道德观念大体属于儒学的范畴，而两汉以后，儒学被定于一尊，此道德观念逐渐融入正统思想，成为传统文化之相当重要的评价体系，由是决定了后世史家对于《左传》的上述道德观也总是持认同和承袭的态度。另外，《左传》虽未完全否认天命鬼神，却极力强调人事作为，重视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作用，反对“困民之主”，都突出地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发轫于春秋战国(或稍前)的民本思想，经《尚书》、《左传》以及《国语》、《孟子》等典籍的推重，不断得到后世史家的继承、发扬，形成了贯穿于我国古代史学精神传统的一条引人注目的红线，其积极意义已不限于史学此一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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