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的改革开放40年的个人经历

镇圳分享 2024-01-09 14:09:23

　　改革开放40周年，见证了中国的成长，铺起了中国人民的致富之路，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40年的改革开放40年的个人经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改革开放40年，我的经历

　　我是在教育战线退休的一名老干部。1971年参加工作，2011年退休，退休后继续做关心下一代工作，如今已走过了48个春秋。

　　48年来，我亲眼看到了改革开放40年祖国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亲身感受到人民生活水平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亲自经历了农村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

　　一、办学经费有保障。改革开放前，财政对教育的拨款主要用于教师、职工工资，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收取学杂费和开展勤工俭学。办学经费短缺是困扰学校工作的最大难题。有的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交不起学杂费而辍学。当年，我在山阳七年制学校、林雨八年制学校任校长时，为了解决办学经费短缺问题，曾带领师生办农场、办果园，上山挖药材、栽松树、拣橡籽，下河滩淘砂、打石子。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各级党政领导实施“一把手教育工程”，全社会形成了尊师重教、兴学育人的浓厚氛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2007年国家全面实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保工资、保运转、保安全，实现了“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真正转变。全部免除了城乡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学杂费、教科书费;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中小学寄宿生给以生活补助;同时建立了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确保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按时足额发放。

　　2010年，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生均公用经费基础定额提高了100元，即：年生均小学达到400元，初中600元;将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天提高1元，即：年生均小学750元，初中1000元;同时为解决农村中小学教学点运转困难问题，对不足100人的农村中小学教学点按100人核算经费补助资金。

　　2011年，国家划拨专项资金，实施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营养改善计划。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的全面实施，为农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农村学校再不用为筹措办学经费而发愁了，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也不会因交不起学杂费而失学了。

　　二、校舍坚固又漂亮。改革开放前，农村学生大多在土窑洞、破庙堂、旧瓦房上课。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大力实施农村中小学项目工程建设，改善办学条件。

　　1993年9月1日，吉县第一所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工程学校——屯里镇屯里小学教学楼落成剪彩，投入使用，全校200余名师生告别旧瓦房，喜迁新校园，标志着农村学校由瓦房向楼房迈进。

　　1999年国庆节前夕，中垛中学800名师生告别大庙堂，喜迁新校园。新建中垛中学占地面积35亩，修建四层教学楼一栋，附属工程也全部配套，总投资150万元，总建筑面积4800平米。中垛中学是九十年代吉县农村最漂亮的乡镇中学。

　　2007到2010年，吉县县委、县政府紧紧抓住国家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和农村标准化初中建设项目工程的机遇，调整学校布局，整合教育资源，先后建成了东城、王家垣、柏山寺、文城等九年一贯制寄宿学校，改建扩建了车城、山候、窑头、五龙宫、安乐、回宫、曹丼、中市、陈家岭、南耀、西头、祖师庙等寄宿制小学，全县农村中小学由263所整合为47所，寄宿制学校增加到22所，彻底结束了窑洞学校、瓦房学校、预制板楼房学校的历史。

　　2011年到2015年，国家大力推进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吉县累计投资169亿元，完成了18所学校教学楼、宿舍楼新建、改扩建项目，对23所学校进行了维修，为17所农村学校新建了教师周转房，为22所寄宿制学校修建了学习食堂和浴室，购置食堂、浴室设备1022件，同时新建录音室7个、采购多媒体教室设备346套，为教师配备笔记本电脑2650台，为24所小学接入了光纤网络，新增图书21万册，新增教学仪器、文体器材82万余件，购置安装LED照明灯及黑板灯3735套，购置学生课桌凳2305套，学生用床1072张，购置学生饮用水设备98套。同时，多层次推动校园文化建设，校校有文化长廊、励志标语、校训校歌校徽等。全面促进了“办学条件、教育管理、师资队伍、校园文化”四个均衡发展，被国务院授予“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荣誉称号。

　　如今吉县农村中小学，校园宽敞、楼房矗立，草绿花香、环境优美，书声琅琅、笑语欢歌，成为儿童少年学习成长的乐园。

　　三、多媒体用到了教学上。改革开放前，农村中小学教师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手段落后，上课全凭一本教材，一张嘴，一块黑板，一支粉笔。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在加强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的同时，加大现代化教学设备的投入，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提升教育教学水平。

　　2005年,国家和省、市、县投入专项资金发展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全县新装备8个计算机网络教室，8个多媒体教室，83个卫星接收站，共装备计算机339台，液晶投影仪8台，打印机83台，DVD83台，电视机166台。全县农村中学和部分小学实现了现代网络化教学，所有学校实现了网络下载资源，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2007年，国家投入专项资金，补配全县中小学计算机35台，DVD60台，电视机60台。全县中小学教师全部注册了《山西基础教育网》，为教师们更好地使用网络资源创造了条件。

　　2008年，为东城九年一贯制学校、桥南小学26个教学班，班班配备了多媒体，为西关小学购置了10台计算机，建起电子备课室。

　　2009年，为全县中小学增配畅言智能语音教具系统90台。

　　2012年，为农村初中学校和九年制学校配备计算机及配套桌椅410套，并接入了50M/100M光纤网络专线。为全县师生开通网络学习空间13198个。组织中小学教师参加了教育信息化及教师个人空间应用学习培训，积极推进“云计算”教育教学应用研究。

　　2013为城区8所学校安装了录播室，更新了初中学校计算机教室电脑设备，为全县初中教师购置了电子备课笔记本电脑。

　　2014年更新了小学阶段34所学校的计算机教室电脑设备，为全县小学教师购置了电子备课笔记本电脑。

　　如今多媒体进课堂，教学手段现代化，教学效果大提升，让农村孩子开阔了思野，丰富了知识，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四、山沟里飞出金凤凰。改革开放前，农村群众重教意识淡薄，不少人认为孩子识几个字，看住门户就行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办学条件的改善，富裕起来的农村干部群众观念大转变。他们手里有了钱，在改变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我的家乡是一个只有400余人口的小山村，改革开放以来，全村大学毕业和正在上大学的学生有28人，其中研究生2人。

　　有一家两口子都是农民，4个孩子，三个大学生，一个高中生。女儿师范毕业后脱产进修取得大专学历，大孩子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现在北京工作，三孩子山东大学毕业后又考入四川大学上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在太原航天研究所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被推荐上博士研究生。

　　“党中央真英明，改革开放铸辉煌，农村教育结硕果，山沟飞出金凤凰!”

　　这就是我一个老教育工作者，所经历的改革开放40年的真切感悟。

　　从个人亲身经历谈改革开放40年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为了迎接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中央已经决定要开展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笔者也凑了个热闹，连续写了《改革开放40年—集体主义的衰落与个人主义的兴盛》、《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滚滚政治风雷(上、下)》等文章。

　　文章发出后，出乎笔者的意料，受到很多读者的关注。许多读者纷纷留言，或肯定，或反对，或商榷，令笔者受益匪浅。

　　也有一部分读者，因为立场观点不同，对笔者进行谩骂、人身攻击。有的读者猜测笔者的家庭出身、现在的职业，追问笔者为啥这么起劲地为改革开放叫好?

　　是啊，我为啥这么起劲地为改革开放叫好?

　　一个人的出身、经历、接受的教育、知识结构，决定了一个人的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笔者借此机会，把个人的心路历程梳理一下，算是对读者的一个答复，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吧。

　　在正式写之前，把笔者写的自传发出来，游戏笔墨，供君一笑：

　　逆行斋主小传

　　逆行斋主者，辽西人氏，生于偏远山村，长于海滨城市，耕读传家，礼义为本。自幼喜读诗书，最爱忠臣孝子。及成，于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多有涉猎，专则不精，博而不广。所思皆拔于流俗，行事常出人意表;身居陋室而胸怀天下，手无一文却畅谈古今。三十未立，四十犹惑，五十不知天命。时人多侧目，冷眼嗤笑，仍不思悔改，愚鲁迟钝若此，故曰逆行。

　　闲话说完，现在言归正传。

　　笔者出身辽宁省西部一个贫困地区，曾是全国十大贫困地区之一，现在也不算富裕。据父母讲，祖上辈辈都是贫民，属于典型的“根红苗正”。

　　笔者出生于1966年，恰逢“”刚开始，所以可以说是““””的产物。等到有点懂事的时候，“”已经到中后期了，最激烈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那时还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我们家所在的生产小队是二队，在大队八个小队中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大概在前三、四名的样子。

　　当时实行的公社社员工分制，一个劳动力到生产队出工一天记多少分。到了年底，把生产队一年的收入(主要是粮食，外加很少的副业收入)和一年全队所有劳力的工分总和进行相除，就算出一个劳动日值多少钱了。在我的印象里，我们队基本在一天值2角钱上下浮动，最好的一年一天4角，最差的一年一天2分。因为当时一盒火柴2分钱，所以大人们开玩笑说，干一天活，挣一盒火柴钱。有一年一生产小队日值8角钱，可把我们二队人羡慕坏了。

　　看到有的文章说，人民公社的时候，社员一年到头给队里干活，不仅挣不到钱，还得倒搭。这话不全面。当时农村采取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方式。社员挣工分，队里按人口分口粮，也就是社员用自己的工分买口粮。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男劳力、好劳力多，小孩、老人少，那么这个家庭挣的工分就多，除了扣去口粮款外，还能分到一些钱。相反，如果一个家庭男劳力、好劳力少，小孩、老人多，那么这个家庭挣的工分就少。挣的工分不够口粮款，就得把差额的部分给队里补上，这就是所谓的“倒搭钱”。

　　当时我们那片，一般一个男劳力一天10分，女劳力8分，半大劳力5、6分。一个好劳力，一年能挣3000多分，妇女2500来分，半大孩子1600来分。一个好劳力一年挣的工分，大概可以抵得上2到2.5人的口粮款。也就是说，一个好劳力除了自己之外可以养活1到1.5个人。现在有网友说那个时候一个人可以养活七八口人，那是不了解情况。

　　所说的养活，也就是勉强能吃饱，吃好、吃的营养想都别想。辽西地区主产玉米、高粱，所以我们那里的主食一年到头就是玉米饼子、高粱米饭。也就是过年期间，生产队每人分2斤白面，1斤大米，年三十吃顿年夜饭，正月初一吃顿饺子，也就不剩啥了。笔者从小到大吃的够够的，就是到了现在，有时去饭店，朋友说，点点玉米饼子吧，刚下来的。笔者都说，你们吃玉米饼子吧，我吃够了，来盘饺子。

　　主食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吃的没有油水。那时别说豆油、色拉油，就连猪大油都没多少。好的年景，过年时杀一口猪，猪肉大半卖了，少半腌制起来，可以吃到六七月份。把猪的生油熬制成熟油，放到罐子里，这就是一年全家人的食用油了。不好的年景，养不起猪，过年时到集上买几斤肉，不出两月就吃完了，只好一年到头不见荤腥。有一回，看到一个网友言辞振振地说，那个时候没有地沟油。笔者不禁哑然失笑，别说地沟油了，啥油都没有。要是有地沟油，老百姓抢都抢光了。

　　在辽西农村，最难过的是春天三、四、五几个月。那时冬天储存的土豆、地瓜、白菜、萝卜基本都吃光了，新的蔬菜还没下来。每天就是咸菜条就玉米饼子，真是很难下咽。笔者谈恋爱的时候，女朋友问我，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我回答说，一天三顿饭，顿顿有菜吃。

　　那时生产队还有一项任务，交公粮。这个“交公粮”可不是现在网上流行的意思(坏笑)，是把打下来的粮食交给国家，不少那个时候的小说、电影都有这方面的内容。那个时候的粮食政策是“统购统销”，每个生产队根据土地面积、肥沃程度，公社定一个指标，我们队基本是每年8万斤。

　　向国家交公粮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有时执行起来操作不好，就容易出事。

　　当时是计划经济，每年初中央召开计划会，各省上报当年的主要经济指标，比如钢铁、煤炭、粮食、棉花等。当然这个指标也是由公社、县、地区层层报上来的。左倾思潮在中国一直很有市场，表现在经济工作上，就是各项指标都要逐年递增，谁增加的少了，谁就是“右倾”，那可是大问题了。记得一本小说，写一个省委书记，在计划会上，看别的省份各项经济指标都订的很高，他也不甘落后，不敢落后，一个晚上修改了五次。这就是历史的“大跃进”。

　　这股风，到现在也没刹住。君不见，各省的GDP加起来，比中央的高出一大块。今年好点，各省开始挤水分，下调GDP指标，辽宁更是一下子整到负数。

　　后来，周恩来、陈云等在经济工作一线的中央领导人觉得这样下去，中国的经济肯定受不了，决定把这些浮夸的指标往下调，力求符合实际一些。这就是历史上的“反冒进”。

　　后来的事，大家也都很清楚了，“反冒进”被批判，“反反冒进”。

　　农业和工业、商业有很大不同的一点在于，农业就是靠天吃饭，偶然性很大。上一年大丰收，也许下一年就颗粒无收。不像工业，不管咋样还有规律可循。问题在于，指标都是年初参照上一年的数字订的，如果中间遇到旱涝灾害，到了秋天就有可能大幅度减产或颗粒无收。如果政治环境宽松，基层官员敢于反应实际情况，上面也会调整指标。问题在于在“反反冒进”、反“右倾”的大帽子下，没有几个公社书记、县委书记敢于如实报告，上面也不了解具体情况，仍按原计划征收公粮，这就造成了灾荒。所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笔者出生的时候，“”的狂热已经基本过去，农业生产也开始恢复。所以在笔者身边没看到饿死人的事情发生。但在闲聊的时候，笔者的母亲说，前三胎都没保住，生下来就死了，当时也没条件请医生看，估计是大人营养不良，胎儿发育不好，抵抗力不行。

　　那时农村人最大的希望就是离开农村，变成城镇户口，吃商品粮，我们叫“吃大本”。路遥的电影《人生》对此有生动的描写。可当时高考还没恢复，你就是学习再好，高中9年级一毕业就得回到农村。唯一的出路就是当兵、提干。

　　就这样，笔者一直农村待着，上小学，读初中，进高中。1983年(那时已经恢复高考了)，笔者考进了大学，来到城里。

　　中国农村是从1980年前后开始土地家庭承包制的，我们那里具体是哪年开始的笔者有点记不清了，也就是前后。前两年没感觉到什么变化，感到变化大的是2015年春节，笔者大二寒假放假回家串门，看到我们组(当时人民公社已经改为乡，生产大队改为村，生产小队改为村民小组)有的人家竟然有成袋的大米、白面。

　　再后来，笔者大学毕业，留在城里，干过新闻记者，当过国企职员，民企打工仔，娶妻生子，买了房子。虽没大富大贵，倒也衣食无忧，一天三顿饭，顿顿有菜吃的理想自然实现了。

　　笔者每年都会回老家几趟，亲眼看到农村的变化。从开始的手表、收音机、自行车“老三样”，到彩电、冰箱、洗衣机“新三样”;从土屋、平房、瓦房到二层小楼;从摩托车到小汽车。现在，农村的年轻人在村里的基本不多了，很多都外出打工;不少年轻人在县城买房子，为了方便小孩在县城读书。

　　笔者毫不讳言自己是改革开放的得利者。没有改革开放，笔者可能一直在辽西贫困山区种地，接受不了高等教育，接触不到现代文明，享受不到现代都市生活。以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周边所见所闻，改革开放40年，给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笔者能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亲生经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变革，也算不枉此生了。

　　当然，也无需讳言，40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也积累了不少问题，诸如贫富差距过大、环境污染、官员腐败等。相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继续进行和不断深化，这些问题一定会逐渐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