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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亲情的文章阅读:我的母亲

佩珊分享

  学习啦:那块蒙尘的历史丰碑上镌刻着无数姓名,只是单单抽出一个,就能引出一个家庭,两代人的心酸史。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的母亲》这篇文章吧。

  半夜里,被一阵幻梦惊醒,恍惚间,看到母亲正微笑着站在床前,俯下身,伸手摸了摸我的脸颊。瞬间眼前却又是一片幽暗,终于明白,母子之间,早已是生死两地,阴阳相隔,怅然间,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再睡。

  母亲离开我们已整整十年了。2008年5月25日下午,站在母亲的病榻前,看着母亲渐渐离我们而去,我伸手轻轻地抚摸着母亲的脸庞,又在母亲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我总觉得母亲是睡着了,我记得母亲睡着了就是这样的:温柔、美丽、慈祥、端庄。半个月前,母亲是自己走进医院的,一个热朴朴的生命,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接受母亲去世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

  我曾经跟一位朋友谈起我的母亲,我说,我和我母亲之间除了一般人的血肉亲情,还要多一份感情。你见过一个盲人在自己孩子的陪伴和牵引下,走街串巷,一起承受风霜雨雪、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吗?

  我和我的母亲就是有过这样一段人世中最不堪的经历。

  1969年那段腥风血雨的日子,父亲因冤假错案被迫害致死,我陪着母亲一趟趟去北京、石家庄、新乐县等地上访,替父亲伸冤。母子一起,走过一道道风雨,感受着一次次人情冷暖。第一次去新乐县革委会时,被那里的人当作“反革命”家属轰了出来。那一天,母亲带着我一直等在县革委会的大门口,终于拦住了一辆小车,把申诉材料递给了当时县革委会的领导。

  河北省新乐县是我们的老家、祖籍地,我的父母从小就在那里长大,在那里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母亲1942年入党时只有十四岁。父亲长期在区委从事公安员工作,参与当时党所领导的“除奸”和“消灭敌特”的工作。1947年解放军解放石家庄时,父母都随军进入了石家庄市区,参与打扫战场。

  后来,父亲参加了党组织在河北省定县举办的训练班学习,训练班结束后,父亲没有回家,就直接南下来到安徽铜陵,次年,母亲也南下来到铜陵。父亲不久就进入县委的领导层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他就成为“政府”的代表,他根本就没想到,当年被人民政府镇压的“反革命”家属们会将埋藏已久的怨愤发泄到他的身上。1969年,这些人利用““””的那段混乱时期整治父亲,将父亲从铜陵押解到河北新乐,交到一批造反派手中,他们对父亲进行疯狂的严刑拷打,父亲就是这样被迫害致死。他们还伪造现场,捏造我父亲是畏罪自杀。

  一时间,父亲成了“反革命”,他的妻子儿女也就成了“反革命”家属。在那个阴霾笼罩的日子里,母亲不仅强忍着悲痛,每天穿过贴满打倒我父亲大字报的街头上班下班,还被强行要求参加批判我父亲的大会,接受教育。可想而知,当时母亲的内心遭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和压力啊!

  途穷天地窄,世乱死生微。忍着悲痛,母亲瞒着单位领导,带着我回到老家,去寻找当年父亲的领导。母亲只有一个目的,还颠倒的世间黑白,为沉冤的父亲昭雪。我们在石家庄找到了当年的区委书记,随后,我们拿着区委书记写的信和地址,在北京甘家口原铁道部宿舍大院找到了当年新乐县委书记的家。他是原铁道部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我喊他田爷爷。

  见到我们,田爷爷非常激动,他含着眼泪用十分痛心的口吻对我母亲说:“馨儒同志,张健是个好同志。现在的情况很复杂,新乐县那帮人把当年共产党的干部都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反革命,我也在他们打倒之列。馨儒同志请放心,我一定要向党中央反映,一定要给被冤枉的同志平反昭雪。”田爷爷还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向组织上反映情况,怎样向党中央递交申诉材料。田爷爷的话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从那以后,我们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上访伸冤之路。

  那些日子里,母亲领着我在北京城里东奔西走,我们去过中组部接待站、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毛办接待站、周办接待站、江办接待站、公安部接待站等等,有的地方是反复多次去。我们每去一次,母亲都要向那里的工作人员哭诉父亲的冤情,然后递上申诉材料,有时候母亲的嗓子都哭哑了,眼睛也哭肿了,那段日子,母亲几乎每天都在以泪洗面。

  我们在北京上访时,住在母亲的一个外甥女婿单位的十分简陋的招待所里,一个很小的房间,一条炕,一个煤炉,煤炉的烟筒坏了,屋里充满了煤烟味。

  父亲的工资早就停发了,依靠母亲仅有的工资,不仅要养活姥姥,还要供两个妹妹上学。吃饭的时候,母亲就把带来的馒头或烙饼放在炉子上烤一烤,然后烧点开水,我们就这样就着开水或招待所里打来的菜汤充饥。隔三差五的,我们也到附近的饭店里炒个菜,吃些米饭或面条,每次母亲总是把她碗里的拨一些给我,说:“孩子,你要多吃点,你还要长身体啊。”

  晚上,我跟母亲就睡在那条炕上,常常在半夜里,我被母亲的啜泣声惊醒,看到母亲坐在炕上流着眼泪,或对着墙壁一动不动地发呆。我催促母亲睡觉,她则深深地叹着气,喃喃着说:“唉,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有一段时间,到北京上访的人多起来了,我们去中央的有关接待站都要排队等候接访,于是,我们不得不早早地赶过去排队,有时候排了好多天都排不上。夏天的时候,许多来北京上访的人从火车站下车后直接来到接待站外,接待站外的空地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大家或席地而坐,或躺在一张报纸上。常常半夜里,我和母亲就来到那片空地上,将一块塑料布铺在地上,我和母亲会在塑料布上轮换着躺一会,等候天明后的接访。

  有一次,我们听旁边的人发牢骚说,来北京好几个星期了,都没有得到接访,不是被推到这个接待站,就是被推到那个接待站。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去联合接待站,那里说涉及到人命案子要找公安部;到公安部,又说干部落实政策要去中组部,转来转去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得不到答复,不得不继续上访伸冤,继续等待。面对一片牢骚和议论声,母亲悄悄地说:“我们管好自己的事情,不跟别人掺和,现在情况太复杂。”

  秋去冬来,那时候北京的冬天不知怎么那么冷,一会儿是黄沙漫天,一会儿是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如今想来都让人心生寒气。清晰地记得,有一次我骑着从亲戚那里借来的自行车,带着母亲去陶然亭路甲8号,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因为要赶早去排队,凌晨三四点钟就起床,我们住在永定门外,路又远,那天正好是一场大雪之后,冰天雪地。我骑着自行车走在护城河的一段河沿上,风象刀子一样割在脸上,眼前白茫茫的一片,耳边自行车压着路上的冰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突然间,轮胎一滑,我们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我爬起来后,看见母亲躺在河沿的下面,正在挣扎着往起爬,我赶紧跑过去把她抱起来。母亲说,她的脚扭了站不住,我就将她背到了河沿上,让她坐在平整一点的地上,我帮着母亲揉脚踝。过了一会儿,母亲咬着牙说:“孩子,我们不能等在这里。你扶我坐上车,我们还得赶紧去排队等待接访啊。”我们就是这样在无尽的等待中盼着希望,在漫漫长夜中等候光明。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为死去的父亲伸冤,还一个人间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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