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的回忆故事：我的父亲
从记事时开始就记得父亲爱抽旱烟。
父亲的烟筒就是一根普通的水竹杆，有大姆指粗细，连着根部一起大概一尺多长。竹节是用烧红的铁丝通过的;根部打磨的仔细，修成类似瓢状，做个烟锅，弯头朝上;挖一个黄豆大小的眼，连通竹节，一根烟筒就基本完工。再用细砂纸打磨打磨，如果做工考究的，再请匠人装个烟嘴，根部包上铜片。
记得纪大烟袋那杆是乾隆皇帝御赐的金烟杆，那可是顶级的好东西。还有《大宅门》里白七爷那杆长枪都是一等一的好货。各人所爱，因人而异，父亲的这根烟筒，用了好些年，包浆也越来越红润起来，就是根部有点敲烂了。
肩扛一把锄头，腰上系把镰刀，一根烟筒斜插在腰间，这是父亲常见的妆束。
劳动之余，父亲喜欢搬个小椅子坐在门边抽烟。左手拿着烟杆，还夹着一个烟盒。先用火柴点着纸媒，纸媒夹在右手指间根部，再用指尖在烟盒里轻轻一拈，将一小撮烟丝往烟锅里装上，纸媒往嘴上一凑，“呼”的一声，纸媒瞬间就发出明火，点着烟丝后，迅速摇摇手，熄了明火，烟嘴往嘴里一送，一抽一吸，烟就溜进了口腔，又从鼻孔里慢慢钻出两道烟。
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不紧不慢，看起来很惬意。时而夹着几声咳嗽。一天的劳累，似乎随着这一番吞云吐雾，烟消云散。
吧嗒，吧嗒，吸完一锅，又装上一锅，烟丝忽明忽暗地燃着，黄豆大小，一撮撮“烟屎”在抽吐之间，带着烟雾，划落着地。有时“烟屎”出不来，就将烟筒老往地上敲敲。
这里还要说一说纸媒，纸媒是专门用来点旱烟的，将草纸(毛常纸)裁成长条，卷搓成细细的条状。不可搓得太紧，太紧了，吹不着明火;也不能搓的太松，松了不经点。吹纸媒，吹的气要短促而有力，舌尖往上，往外一顶，收住，发出“呼”的一声，才能吹出明火。不信，你试试，不是每个人都会的。
常来卖旱烟的是一个广丰人，戴着一顶小斗笠，尖头，斗顶高高的，笠(帽)沿很小，比我们家乡的斗笠要小很多。挎着一个大包，里面都是旱烟，一斤一包，用报纸包好。走街窜巷。一个村子哪些人抽旱烟，烂熟于心，一摸一个准，及时送货上门，从来不会让这些忠实的烟民断粮。这个广丰人生意做的真棒。
上等烟丝，色泽金黄，粗细均匀，烟味醇厚，温润平和，有弹性。中等烟丝，粗细不匀，稍显褐色，有少量筋梗，干燥，没什么油分，呛口，劲大，辣味十足，但价格便宜，实惠。
因为手头拮据，父亲都是买中等烟丝。用小铁盒装上一盒，洒上几滴菜油，再放一小片菜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可能是好抽一点。其余的原样包好，套个塑料袋，放在大衣厨顶部，以免受潮发霉。
父亲除了劳动，业余时间也没有什么爱好，不打牌，也很少喝酒，就是喜欢抽两口烟，一生节俭，凡事敬人三分，很少和别人争长论短，乐于助人，林场里哪家有事，只要帮得上，随叫随到。
尽心尽力抚养七个孩子长大成人，平平淡淡中有刚毅和隐忍，具有中国农民特有的那份勤劳，朴实，孝顺，更多的则是任劳任怨!
父亲念过几年私熟，毛笔字写得不错，一手楷书写得颇有功底。除了过年㝍写对联，帮别人家红白喜事写写大字，平时也没什么机会写的。父亲就喜欢在家里的箩筐上，方凳下面，竹晒簟背面，圆桌面背面……写上几个大字：公元某年某月，某某某置办。家里至今还保存着他的墨宝。
统购统销，计划经济那些年，大岭林场职工粮食定量供应，男的正劳力每月36斤，女的31斤，家属小孩26斤，米价是早米一毛三分八，杂优米一毛四分二，父母干的都是体力活，上山砍木头，挖山造林，开荒种茶，体力消耗很大。
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四男三女，大哥和二哥都已参加工作，都在大岭林场修地球(大哥成家早，另立门户)全家就靠三个劳动力养活八口人，三个人加在一起，一个月的工资不到六十元，生活的压力难以想象。
钱不够用，可以省;吃不饱，可是天大的事，这可愁坏了父母。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我有个表姑从严田带信来，说严田生产队有少量红薯不公开，暗里出售，这可真是一根救命稻草。从那以后，父亲就隔三差五的去严田买红薯，用箩筐挑，每次都有70-80斤。
大岭林场去严田的路，走南元水库进，再走很长一段石板路，翻过一座山岭，就到了严田，大概30里路。远路无轻担，特别是挑担上岭，要爬很多台阶。
我看到父亲爬十几级台阶，就气喘吁吁，上岭特别吃力，小腿很酸的，爬一段就休息一下，用担柱往身前一放，撑住篇担，后箩筐着地，再往塝边靠，就可以停下来抽旱烟。稍作休息，立马上肩，继续前行。
挑过担的人都知道，手里那根担柱能帮上大忙。抓在手里，边走边撑，类似拐仗。下岭也是一样，要撑住，还可防止脚滑，保持平衡。平路还好一些，左肩挑累了，就把担子一转，滑到右肩，继续前行，动作很娴熟。父亲挑担的基本功还是相当扎实的。
累是肯定的，这么重的担子，只能父亲一个人挑，没有任何办法。这就是毅力，这就是坚持，千斤重担，压弯了父亲的腰，但压不垮父亲积极向上，坚韧不拔的精神。
我们小孩吃口也吃好，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挑剔，也没得挑剔。我们放学早，就去附近的田里捡稻穗，积少成多，一季下来，也能攒个几十斤大米。
一家老小，都尽心尽力，为一个目的[吃饱]努力!
又过了些年，政策有点小松动，允许各家种点自留地。那个年代的人做事特别认真，每家每户可以种几棵南瓜，必须准确计数。现在听起来都是奇闻。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次母亲向别人要了一把南瓜秧，自己开荒，在山边挖出一长条菜地，种了二十几棵。秧小的时候没有被发现，过了一段时间，藤长大了，爬上了架子，眼看就要开花长南瓜的时候，被发现了。
我记得那个叫施某华的书记，到我家来通知，超额的瓜藤必须铲除。按林场当时的标准，每家一个吃口允许种两棵，我家定额十六棵，超了，任由处置。
我真的无法描述那个场面，第二天中午，多种的几棵南瓜藤被这位施书记连根拔掉。这是一个农民家庭对生活最基本的，生存追求，不危害国家，不伤害他人。我至今想不明白，也找不到答案。
只看见父亲一个人蹲在竹片墙边(一种简易平房：竹片编成篱笆，两边糊上泥巴，再粉上层石灰，篱笆中间有木头撑着)长长的叹气，只是一个劲的抽旱烟。抗争只能招致更大的麻烦，一家老小，何以为计?
学会隐忍，比什么都重要，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再后来，政策又放松了些，父母就在十亩丘的山边，开荒种上一大片红薯，父亲再也不用去严田买红薯，还养了两头猪，最艰难的时期终于熬过去了。
由于常年抽旱烟，那些年常听到父亲咳嗽，有时半夜也咳。随着年龄的增长，后来就越抽越少，再后来就一个人住到山上去了。
每年清明去看他的时候，就点上一枝烟放在父亲的坟前，也不知道父亲是否抽得惯! 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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