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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孔子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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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追求符合道义的社会生活,他把“道”作为判断社会政治良否的标准。“天下有道”孔子的政治理想。孔子理想社会的摹本是西周,孔子主张恢复周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小编整理了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助到您。

  孔子的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核心:“礼”与“仁”

  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是孔子主张的较低的政治目标。

  “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到其影响。

  孔子的政治主张以两个概念为出发点提出来

  “仁”与“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孔子的全部政治主张,基本是以这两个概念为出发点提出来的。

  一、仁与修身行道

  关于“仁”,孔子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但他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作出过不同的解释。总的来看,仁的内涵丰富,要点有三:第一,爱人为仁。《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尤其强调“爱人”是统治者应该具有的品质。第二,“克己复礼为仁”。其意就是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规范。第三,敦朴厚重为仁。“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另外,孔子还说过“刚、毅、木、讷近仁”。在孔子对于“仁”的解释中,最有意义的是“爱人”。

  “爱人”为仁,体现的是孔子对于“仁”的基本理解。孔子认为,以友善的态度对待别人,是每一个人应该具有的品质。《论语·阳货》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回答:“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民。”也就是说,能够广泛践行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就是仁。孔子这句话的核心是强调待人要恭敬、宽厚、诚信、勤谨、慈惠。

  孔子把“爱人”放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加以理解。在他看来,仁的品质在于“爱人”,而“爱人”则始于“爱亲”。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有若的这句话与孔子对仁的理解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孝敬父母、顺从兄弟便是“仁”的起点。孔子所说的“爱人”,是由近及远的爱,即从爱自己的父亲、兄长开始,把这种仁爱之心推广到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对孔子这一思想的内在逻辑,战国时期的孟子进一步诠释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一说法合乎孔子思想的原意。孔子的“爱”实际上是有差等的爱,即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和社会地位的尊卑来决定“爱”的程度。

  在孔子的思想学说中,“仁”是个人内在的道德品质,是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前提。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的品质,无论是在贫困还是富足的状态下,都不可能拥有符合道德的生活,“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是否具有“仁”的品质,也决定着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能否正当地对待他人,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孔子所说的“仁”,是通过个人道德修养而获得的品质,在修身以外再也没有获得这种品质的途径,“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所以,孔子尤其重视个人的修养。《论语·子路》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在孔子看来,修养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士大夫以上的社会阶层来说,决不仅仅局限于个人,而且关乎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因为士大夫阶层对于提高社会政治生活质量承担着更多的责任,用孔子的学生曾子的话说,便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修身以成仁是士人终其一生的事业。

  孔子认为,士君子的修养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个阶层的道德品质将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气,“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在孔子看来,只要士人不断地向周围的社会环境施加道德影响,即使他们没有从政,但在实际上也具有从政的意义。孔子在回答时人“子奚不为政”时说,如果以孝道事亲,以仁爱对待兄弟,所言所行都体现了为政之道,便已经是从政了。

  孔子认为,士人进行修养,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第一,养成“克已忍让”美德。孔子认为,在权力等各种利益面前礼让,是最高尚的道德的体现。“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按照孔子的观点,如果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能不计个人得失,“让”字当头,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便可迎刃而解。即使是面对政治权力,人与人之间也应该以“让”为先,所以,孔子对于泰伯不肯做天子而逃于吴的传说推崇备至。

  第二,恪守“忠恕”之道。孔子的学生曾参概括孔子的处世原则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按照历代注家的解释,所谓“忠”就是“言以中心”,“中能应外”,也就是为人真诚;所谓恕,就是“以己量人”,亦即推已及人,以待己的态度待人。

  “忠恕”的基本精神是恰当地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利益。在社会交街中,把他人的利益摆在自己的前面,凡是自己想要获得的利益,应该让他人先获得,“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至少不能把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强加于别人,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三,安贫乐道、安分守己。孔子认为,作为士君子,应该节制自己的欲求,不能把个人欲求的满足作为个人的生活目标,“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君子应该把美德和道义作为人生的追求,这种追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孔子认为,对于个人来说,修身的过程便是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过程,每个人都要不断地在道德层面上检讨自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孔子的学生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两相印证,足以说明,在如何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问题上,孔子的认识是一贯的。美德来自于个人的道德自觉,而每一个认识到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人,都应该有这种道德自觉。

  在孔子的观念中,士人的个人生活与社会政治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士人最高的道德追求是道义,符合道义的政治则是每一个人的理想。基于这样的认识,孔子认为,作为士人,应该恪守道义原则,在国家“有道”的时候可以从政,而在“无道”的国家里做官便是耻辱,“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此外,孔子还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对于那些政治昏暗的国家,孔子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选择离开;在整个天下都没有道义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一个隐士,“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不助纣为虐,这是士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二、“礼”与德政教化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思想家们探索社会秩序动荡的原因,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孔子认为,恢复礼制是走出社会动乱的根本途径,主张用“礼”规范社会生活,重建社会政治秩序。

  “礼”的概念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出现,如《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君子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左传•昭公十五年》又载:“礼,王之大经也。”礼的本义是规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包括政治、经济制度以及道德准则等。

  孔子认为,礼是适用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行为准则。无论是父子、夫妇、兄弟关系,还是君臣关系,都适用礼的规范。孔子在回答什么是孝这一问题时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礼是人们拥有正当的社会生活的根本保证,也是用来判断人的社会行为是否正当的尺度。《论语•泰伯》载孔子的话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意思是说:恭敬而不用礼约束,便会烦扰不安,谨慎而不符合礼的规范,便会懦弱畏缩,勇敢而不按礼的规范做事,便是逆乱,直率而不守礼,便会伤人。恭敬、谨慎、勇敢、直率通常都被人们认为是美德,但在孔子看来,即使是美德也是需要由礼来规范的。离开了礼的规范,美德便不成其为美德。

  孔子认为,礼是每个人在现实社会的立身之基,“不知礼,无以立也”孔子在教育他的儿子孔鲤时也提到:“不学礼,无以立。”每个人都应该自觉遵守礼的约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子认为,礼是个人的行为规范,也是国家政治事务的规范。统治者必须按照礼的规范治理国家。“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基于这样的认识,孔子主张君主应该以礼节制自己的行为,按照礼的规定治理国家,“君使巨以礼”,以此换得臣民的政治服从。“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易使也”。统治者如果能够遵循礼的规范治理国家,为政治国将不再困难。这种以礼为规范的政治便是德政。

  孔子认为,以德治国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第一,富民均平。

  孔子主张实行富民政策。《论语•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在孔子看来,对于民众应该先富后教,即所谓“富之”、“教之”,使民众富足是民服从统治的先决条件。

  从富民的愿望出发,孔子主张统治者应节制自己的欲望,不与民众争夺财利。孔子的学生有若回答鲁哀公“年饥,用不足,如之何”这一问题时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句话表达的是孔门的一致理解。孔子及其门人清醒地认识到,民众富足是统治者富足的前提,统治者只有使民众的利益得到满足以后,才能谋求自己利益的满足。

  在主张富民足民的同时,孔子强调应该实行均平的治国政策。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益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的这段话表达了他对于合理的社会财富占有状态的理解。在孔子看来,对于“有国”、“有家”的诸侯、卿大夫来说,不怕财富少,就怕财产占有不平均,不怕贫穷,就怕社会不安定。只要财富平均,也就无所谓贫穷。

  孔子的均平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此后的政治思想家往往要求统治者施行均平的经济政策。曹魏时期的屯田制、隋唐时期的均田制,都是均平思想影响的结果。

  第二,举贤才。

  由优秀人才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力,是古往今来思想家共同关往的问题。孔子在总结了历史经验以后,感叹“才难”。孔子认为,统治者能否有效地治理国家,关键是能否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

  《论语•子路》载,孔子的学生仲弓为季氏宰,问孔子如何才能处理好政事,孔子回答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先有司,即当政者应该率先垂范,赦小过就是对人要宽容,孔子把举贤才放在与这两个方面同等的位置上,可见他对于人才问题的重视。

  “举贤才”主张的基本精神,是强调国家各级官吏应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论语•子张》载孔子的学生子夏的话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夏这段话有助于理解孔子举贤才的思想。这句话的意思是:已经进入仕途的人们,在有余闲的时候,应该学习一些知识,而那些学有优长的人们则可以出仕做官。这一主张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强调有良好学识的人可以做官,士人应该把为国家服务作为生活目标;另一方面,也涉及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做官、掌握权力的问题,孔子的主观愿望是由文化素质较高的人来掌握国家的权力。

  第三,教化主张。

  孔子探讨的问题极为广泛,其中主要的是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目的是对统治者和民众进行教化。教化就是教育感化,政教风化,化民成俗。孔子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他“有教无类”,“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不少学生出身于平民阶层。孔子主张教化应包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朱熹注为:“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

  孔子重视通过教育培养政治人才。他办学的目的是培养从政者,即所谓“学而优则仕”。他自己也说:“学也,禄在其中矣。”他认为,政治人才应该加强道德、才能方面的修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体现了孔子德才兼备的人才观,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及实践有着深远影响。

  孔子把政治理解为统治者以自己的道德品质影响社会的过程。这样治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他看来,统治者应该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并且在治理国家时身体力行,以自己的美德影响社会大众。孔子强调,治国者要以身作则。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朱熹解释说,“正”即“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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