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月子的历史相关资料
当“坐月子”习俗的死忠粉拿出概率论这块挡箭牌，我们该如何应对?只有回到这种观念的源头，从根源上破除了这个“万一”，才能真正打破旧俗，吹拂新风。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坐月子的历史相关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坐月子的历史
关于坐月子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2000多年前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记》第12篇《内则》的内容是家庭内部父子、男女所应遵行的规则。《礼记》 目前的版本是在西汉年间整理完成，但能在很多侧面反映先秦的妇女生活和地位。其中这样写道：“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夫使人日再问之，作而自问之，妻 不敢见，使姆衣服而对，至于子生，夫复使人日再问之”。大意是妻子将要生产，到了临产的月份，就要搬到侧室待产，在这期间，丈夫要派人一天两次去问候。到 了临产的时刻，丈夫要亲自前去问候;这时候妻子不敢露面，就派贴身女仆穿戴整齐回答丈夫;孩子生下以后，丈夫还要一天两次地派人去问候。从描述的细节、反 映出的派头可见，这里产妇主要指的是先秦的贵族妇女。
《礼记》是文献上的记载，如果从文化人类学视野考察，类似“产翁制”的存在，说明广义上的坐月子习俗可能渊源于更早的时代。
所谓“产翁制”，就是男子在妻子生产期间，模拟妻子“分娩”，或在妻子分娩以后装扮成产妇卧床抱子，代替妻子“坐月子”，而真正的产妇则照例外出干 活，并为卧床“坐月子”的丈夫准备饮食。在这里，模拟妻子“分娩”、代替妻子“坐月子”的产妇之夫便称之为“产翁”或“产公”。“产翁制”作为一种原始社 会的遗俗，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一种个别或偶然的现象，它曾在许多民族中普遍而长期地存在过，在我国，壮族、傣族、仡佬族、藏族等都曾保留着这种古老的习 俗。产翁制是对产妇坐月子的模拟，从这个角度，广义的“坐月子”可以说在原始社会就已经产生了。
到了后世，在中原人眼光中，南方少数民族的“产翁制”已经是带有异族风情的奇闻逸事。成书于唐代，作者为尉迟枢(生卒年不详)的笔记《南楚新闻》 (本书已佚，转引自《太平广记》)中记载：“南方有獠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稍不卫护。其孕妇疾皆生焉，其妻亦无所苦，炊爨樵苏自若。 又云：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曰，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婿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其颠倒有如此。”这里“越”族就是现在广西地区壮族的先 民，大意是说：根据越族的习俗，妻子生了孩子，三天后便到溪流河川里洗澡，洗完后返回，就给丈夫做稀粥喝。而这时丈夫却拥着被子，抱着婴儿，坐在床上，称 为“产翁”。从这个记录中间接可以推论出，当时的中原人拥着被子、抱着婴儿、坐在床上并且不洗澡的应该是真正的产妇，所以才会认为少数民族这一风俗“其颠 倒有如此”。这么看来，坐月子已经是唐代普遍的习俗。
也有人认为坐月子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廖育群《医者意也》)，由本文前述可知，最早追溯到宋代未尽合理，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宋代是这一传统的定型 期或无疑问。无论是著名的竹林寺妇科传承还是其他许多妇科中医典籍，宋代都是一个相对集大成的时期，而坐月子习俗当中隐含的与怀孕、分娩有关的危险、不洁 等观念和理学的兴盛也有草灰伏线的隐秘关联。
宋代以后，随着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逐步演化出今天广为人知的“坐月子”习俗与“月子禁忌”。直至今日，我国许多妇产科医生在某种程度上仍对“坐 月子”保持了适度的妥协，他们一般主张“要消除不科学'坐月子’习俗对产妇健康的影响，实施科学'坐月子’”，而不是主张完全不坐月子。”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说到底，中国的“坐月子”习俗并非完全基于医学和护理学，而是所谓的“封建传统礼教”(此处无贬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质上是中国古代妇女产后纾解生殖焦虑、融入夫方家族的重要“文化仪式”。社 会学研究认为，“坐月子”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发挥了调解家庭关系的作用，照顾月子者无论是产妇的婆婆还是其他长辈女性亲属，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产后护理知识 和指导意见对产妇产生一定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既建立在对传统医学知识的信赖上，也建立在产妇对相关女性长辈的身份信赖和维护姻亲关系重要性的认同上。
在古代，分娩是产妇异常辛苦的一件大事，并且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同时更具有维系“香火”、保障家族世代传承的重要意义。产妇通过分娩，实现从人妻到 人母、从“外人”到家人的角色转换，坐月子作为一种文化仪式把产妇在一定时间段内提高到家庭内部“至高无上”“重点保护”的地位。通常情况下，在这个时间 里，全家人甘愿为她付出、围着她转，产妇还可借此机会颐指气使、发泄各种不满、化解产前产后郁积的负面情绪——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古代社会这几乎是妇女一生 唯一可以牛气冲天一把的时间段。此外，古今很多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不同，不少“坐月子”的禁忌对于古人的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总之，当今的我们，在破除不科学月子禁忌、排除其中隐含对女性禁锢的一面的同时，不能超越历史阶段把“坐月子”一味看成前人不可理喻的陋俗。事实 上，这个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具备了单纯医疗行为不具有的文化功能，它为产妇营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亲情和伦理氛围。在具有科学上不合理一面的同时，也有巩固和 适应中国特殊环境下家庭伦理关系和社会礼制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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