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政治时事评论经典范例3篇
时事评论能更好的提高高中学生的政治觉悟，深入对政治的理解，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高中政治时事评论，希望对你有帮助。
高中政治时事评论(一)
时事评论背景：
沸沸扬扬的“罗尔事件”，几经反转之后，当事者将部分微信用户赠予款原路退回至用户零钱包，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一部分人继续深挖罗尔的各种历史，吐槽他的求助资格乃至人品;还有一部分人在收到退款之后，再找到罗尔的另一篇文章，重新打赏给笑笑，很快上限又满了。
时事评论观点：
很难评判哪一种做法是对的，因为人们接受的是不同的“真相”，而且都有道德上的正确依据。有时候，我们的道德观念具有复杂的内涵，这一方面能够让各种不道德都及时遭受谴责，另一方面则是导致做好事的人要尽量高尚，被帮助的人必须很无辜，这客观上抬高了道德行为的成本，让人们的汹涌爱心潮水无法安静地引向需要的地方。
除了针对道德话题的激烈争论，舆论中自然地出现了要求法律出面来管，要求法律跟上时代变化的呼声。“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这句名言人人皆知，但在包括“罗尔事件”在内的不少案例，都是在道德进退维谷之后，才想起来用法律来找底线，而不是先用法律定好空间，剩下的事情交给道德。很多人在国外都填过各种资格申请表，“你是否吸过毒”“你是否有酗酒史”……这样的问题看似简单，但实际上这种预设的条件，是获得相对信任的前提。而且一旦出事后发现有隐瞒，法律就可以严厉地出面解决。
法律确实具有滞后性，但是也有强大的确定性。“罗尔事件”发生后，很多法学专家提供了细致的分析，从慈善法对个人募捐和个人求助的区分，到民法、合同法、刑法对欺诈的定义和处置，可以说，现行的法律其实是够用的，只是我们没有主动加以运用。很多不够规范的个人求助，之所以最后引发了社会信任的阵痛，根本上是因为没有发挥法律的社会行为疫苗作用，没有把“丑话说在头里”，最后还是依靠道德的免疫作用在痛苦地自愈。
发起求助的个人、发布求助的平台，都是有法律责任的。特别是相关平台，作为相对更有能力、更有义务的相关方，应该主动地去适应新法新规的精神。实际上，在慈善法开始实施的9月，国家四个部门还曾推出《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明文规定个人为了解决自己或者家庭的困难，在各种平台上发布求助信息时，平台应当在“显著位置向公众进行风险防范提示，告知其信息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信息，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各类平台如今都在争抢注意力、使用习惯、用户黏性，对内容提供倾向于从宽。然而，如今公众其实更需要可以简单核实和信任的内容，从而可以傻傻地去爱。即使一时做不到，也可以像《管理办法》所要求的，对信息风险进行必要的提示。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平台下一步的发展未来。同样，对于各级治理者来说，以传播平台、社会组织为重点，把现有的法律充分用好，也是需要跟上的课题。
我们还是要对自己的道德水平有信心，更应该了解自己的法治进步。电影《烈日灼心》中，警察伊谷春说过：我很喜欢法律。法律更像人性的低保，是一种强制性的修养。给道德与法律一个清晰的边界，让法律的归法律，让道德的归道德，很多事情就没那么复杂。当法律分解掉不必要的社会协作成本，道德自会去洗刷人们的内心。
高中政治时事评论(二)
时事评论背景：
古人讲，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人文风俗无论好坏，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群众喜欢什么，反对什么，都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对推进社会治理和文明现代化而言，移风易俗无疑是重要的一环。日前，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召开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电视电话会议，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婚丧大操大办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时事评论观点：
中国长期是一个人情礼法社会，婚丧嫁娶、生儿育女、养老送终等民风习俗，看上去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仪式和习惯，却对百姓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也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根植于传统农业社会的那些风俗，并未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自然升级，而是作为一股习惯力量发挥着复杂的作用，亟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现代治理文化予以重塑。
人文风俗背后，一般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在支撑，但更重要的是，它经历了一个融入社会生活的过程。因此，移风易俗，要以正确、健康的价值观去打败错误、低俗的价值观，但这个过程必须以人民群众认可的方式去推进。强调：“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把握好这一对关系，移风易俗才不至于变成一厢情愿。
比如，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改善，婚丧嫁娶讲排场、比阔气的风气，在一些地方又有所抬头：生子、当兵、升学等，都要大操大办;结婚彩礼要“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5元，一千张100元，以及50元钞票若干)、要“一动不动”(一辆汽车一套房)等，讲究越来越多。这种物质生活丰盈之后带来的不良风气回潮，其实是因为新时代的生活规范尚未形成，被旧有的恶风陋俗钻了空子。许多群众也苦不堪言，只不过囿于传统习俗和人情世故，难以挣脱。像这样早已与时代脱节，变了味、走了样的习俗，以及一些迷信化、低俗化的风气，既不符合现代文明，也并非人们内心真正的向往，就应该以更坚决的态度反对，而不能被“纸老虎”吓住。
当然，这不等于一简了之、一禁了之，而是以可行的新风俗取而代之。比如近年来，山东大力推进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厚养薄葬，在农村普遍建立红白理事会，取缔“二次装棺”、庸俗表演和吹鼓手，一些吹鼓手转而加入或组织庄户剧团，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去了。有的农民说，过去一家有喜事，全村忙活，表面风光、内心叫苦;现在随礼不坐席，随礼最多50元。个别村坚持“一元礼”，更是带了个好头。一位基层干部说，一开始感觉千百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改变起来很难，但只要有人领头顶住闲言碎语，群众的支持度超出了基层干部的想象，说明匹配现代生活方式的习俗文明乃是人心所向。
社会治理一定程度上是人心治理，制度对人产生刚性约束，文化调适人的心灵和精神。对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移风易俗应与基层治理、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起来，从构建新的文化环境的角度在更高层次上予以考虑。只有构建一个更健康、更文明、更现代的文化环境，才能树立健康的价值观，抵御低俗之风，让人民群众在良风善俗中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高中政治时事评论(三)
时事评论背景：
就在第三个“国家宪法日”前夕，公安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稿)，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相较仅有52条的现行警察法，草案内容大幅增加，达109条。制定于1995年的警察法，在2012年已经修订过一次。时隔4年又提出大修，足见党的以来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依法治警、从严治警在制度建设上步入快车道。
时事评论观点：
执法是法治的重要环节，警察执法效果如何，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法治形象。提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司法改革的应有之义。今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文件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
如果说司法是法治的殿堂，是在肃穆的法庭上以冷静和理性寻求公平正义，那么站在执法一线的警察则是法治的前哨，通过每一起或大或小的执法案件，代表着法治在“街头巷尾”的形象。相对于居殿堂之高的司法，人民群众对公安执法的感受更深，因为“街头巷尾”才是他们最常与法律相遇的地方。一些人可能从未进过法院，但或多或少都与警察打过交道。所以，警察执法所体现出的“街头法治”形象，实际上更容易影响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感知。
正因为警察执法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性，此次的警察法草案稿更加强调规范和监督警察的行为，用了1/4篇幅规定了警察在履行职责中的规范。需要看到，近年来，在“警察踩头发事件”等案例中，少数警察因执法不规范引发公众质疑，乃至引发舆论漩涡，给法治形象造成了伤害。草案稿将规范和监督警察职责作为立法宗旨，可以说切中肯綮。执法规范化就是执法的自我约束。这并不意味着削弱执法力量，相反，就像只有最自律的军队才具有最强的战斗力一样，只有执法最规范、最自律的执法队伍，才能提升权威和公信力。具有权威和公信的执法力量，执法时往往事半功倍。
警察自律解决的不止是“乱作为”、滥用权力的问题，也包括如何防止警察不作为的问题。执法自律不是“畏缩执法”，冷静执法更不是“冷眼旁观”，警察“不作为”，和“乱作为”一样会损害自身公信力。因此，草案稿将现行法律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规定的“职权”“义务和纪律”合并为一章，统一规定为“职责与权力”。这种调整体现了警察权力和职责之间不可割裂的关系。对于警察来说，权力与职责是一体的。积极行使权力，履行法定职责，就是警察的内在职责。如果只将执法权理解为专断权力，则可能导致任意执法;如果只将执法权理解为义务负担，则可能懈怠执法。权力与职责相统一的警察执法形象，应该是不卑不亢、合理合法、积极规范地处置每一起案件。
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治发展经验揭示，规范警察权力，树立“街头法治”形象，是构建法治大厦关键而艰难的一步。在“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我们既要重视一部部里程碑式的立法、一件件突破性的司法案件，借此搭建起中国法治大厦的框架，同时也不可忽视“街头巷尾”的法治“踏脚石”。公正严明的警察执法，是通往法治中国的“关键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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