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高中政治时事评论范文精编
时事政治的运用在高中政治课教学中有着很大的作用，学生还需要重视相关评论的写作，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高中政治时事评论范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高中政治时事评论范文(一)
时事评论背景：
近日，“雾霾舆论场”有一种声音称，我国治霾需要30年，有的甚至说要50年，还有人说需要“牺牲”一代人……这些声音无不在昭示一个悲观的前景：治霾是一场持久战，期盼蓝天乍现不切实际。
时事评论观点：
当然，这些数字不是空口说的白话，因为伦敦治雾霾用了30年，洛杉矶治霾耗费了50年，倒也符合先例。
然而，现实真的如此悲催?我们真的需要苦熬数十年?
霾的核心物质除了悬浮在空气中的烟、灰尘等物质，还有很多属于PM2.5的工业排放物，一旦吸入人体，就可能粘附在人体的下呼吸道中，产生目前还并不十分清楚的危害。
雾霾的形成与空气的湿度、流动、降水等气象条件有关，但工业生活中的各类排放物，依然是主要因子之一。所以，治理雾霾不能只是靠天吃饭，靠时间来消解，从自身的生产活动中下手，才是关键。
当前，最为迫切的问题是，雾霾与排放息息相关，但具体与哪类排放物质有关，现在并不清楚。有调查数据显示，中国雾霾的大范围产生并没有与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呈正相关，出现的时间也未与工业活动高峰期呈正相关，甚至是在节能减排的趋势中逆势增长，这与伦敦、洛杉矶的雾霾特点有些不同。
因此，当前最需要考量的不是多长时间能治理好雾霾，而是导致雾霾形成的最大“嫌疑犯”究竟是什么物质。
其实，在治理雾霾方面，我们国家已经拥有了许多良好的先决条件，比如，现代的治霾技术、理念等;在能源的使用方面，清洁能源的比重也日益增大，二氧化碳、硫化物的排放总量处于稳步下降的趋势。而且，我们有着伦敦、洛杉矶的前车之鉴。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等待“一代人的一辈子”才能治理好雾霾，只要能静下心踏踏实实搞清楚我们的雾霾背后的最大黑手，对症下药，消除雾霾就不会是那么遥远的事情。
高中政治时事评论范文(二)
时事评论背景：
据新京报报道，之前在广州一玩具市场卖仿真枪的王国其，曾被控非法买卖、运输枪支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后经申诉改判有期徒刑4年。2014年越秀区检察院撤回对王国其的起诉，2016年10月，历经7年7审的他，收到人身自由损害赔偿金共计35.4万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
时事评论观点：
看到王国其案的结局，的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近期的赵春华案。同样是因为“玩具枪”犯事，同样因为“1.8焦耳/平方厘米”身陷囵圉，如果说，有18只“玩具枪”被鉴定为枪支的“倒爷”王国其都可以“无罪赔偿”，那么只有“6支”被认定的“摆摊大妈”赵春华，能不能也重获自由呢?
然而，这个答案并不确定。毕竟，王国其案在适用规则等方面，与赵春华案存在一定区别。王国其之所以“无罪”，是因为越秀区检察院撤销了起诉，理由是案件证据发生变化。
“或为突失自由的赵春华带去一线希望。”
“1.8焦耳/平方厘米”标准，是由公安部《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鉴定判据》和《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公通字【2010]】67号)确定的，后者的颁发时间是2010年12月7日。而王国其的案发时间是2009年10月，此时，确定“射击木板看穿透力”标准的《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公通字【2001】68号)尚未废止。
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决定了，遵循有利于被告人的刑法精神，当新旧“规则”冲突时，须按照“射击木板看穿透力”旧标准，对涉案物品进行枪支认定。如此，注定结果是云泥之别。
相比起来，赵春华案没有“模糊地带”，也就难以得到司法实务上的倾斜。而且，由于我国并非判例国家，即便王国其案与赵春华案“毫无区别”，在最高法没有出台司法解释和指令的情况下，天津法院也很难参照判决。
不过，王国其案的“无罪赔偿”，也决非毫无意义。围绕“7审”交锋，已将“1.8焦耳/平方厘米”标准置于炙烤中，修法呼声高涨;公诉机关“撤诉”“止损”，更在最高院“核准降刑”外，开辟了一条“新路”。
这些，或为突失自由的赵春华带去一线希望。
高中政治时事评论范文(三)
时事评论背景：
今天，北京召开了一次特别的“治霾座谈会”，来自政府、市民、网民、企业、媒体等的多方代表，共坐一堂，探讨关于雾霾治理的共识。会上，北京市代市长蔡奇称，看到有网友在网络上吐槽治霾效果，“完全理解，感同身受”;还表示，“对持续雾霾对市民生活带来的不便，深感不安”。
时事评论观点：
多方共议、直面雾霾问题，这样的座谈会弥足珍贵。如何治理空气中持久徘徊的雾霾，是当下全社会最为关注的议题，尤其是在北京这样雾霾相对严重的城市。但从舆论场近期的反响看，面对这个社会问题，官民之间、不同群体之间还缺乏应有共识。坐在一起沟通，是消除隔阂、凝聚共识的第一步。
在此次座谈会上，蔡奇就讲到了当前雾霾治理存在几大问题：包括空气重污染预测预警的准确性还不够，难啃的“硬骨头”攻坚力度不够大，“最后一公里”的执行力也需加强等。
这些问题，直指雾霾治理实现“铁腕+精细化”的紧迫性。像他提到的“重型柴油车虽然只占全市机动车的5%，但排放的氮氧化合物却占机动车排放总量的50%左右”，找准了病根，就必须加大力气治理。
尽管雾霾是个老问题，但就中国社会来说，如何构建起有效治理雾霾的精细体系，仍是个全新的课题。制造雾霾的源头很多，这就决定了治霾的复杂性。北京的此次“治霾座谈会”本质就是个把脉过程——它指出了不少问题，也提到了治理方向。而这类开门“把脉”，作为治霾议题上的良性互动形式，也该为更多地方采纳。
雾霾不像毒奶粉、毒疫苗，可以确定无疑地追究到某个特定的人，它有更复杂的社会原因，甚至可说是某种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产物。近些年各级政府常说要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雾霾治理是非常好的“试金石”。
从国外经验来看，雾霾治理成功的过程，通常也是与经济社会转型伴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要发挥组织、协调的重要作用，但不可能包揽一切。只有通过相应的程序，吸纳民意，推进共识，治理才会有社会认同，才能形成合力。相反，如果缺乏充分的公共讨论，官民之间没有良性的互动沟通，整个社会弥漫的撕裂和迷茫，会比空气中的雾霾更有害。
而座谈会等开放形式，对政府层面的治霾也是敦促。在社会几方“面询”式追问和问题导向下，地方政府对治霾中存在的问题，会罕有回避的余地。此次座谈会上，市政府方面透露，将推进重型柴油车管控等多项措施，组建环保警察队，并参照中央环保督查模式开展市一级环保督查。这些举措是对问题的正视，其后效想必也会在公众见证下更具保障。
说到底，治霾不能机密化，治霾所面临的问题，今后如何采取更有效的行动，都可以摊开来谈。空气没有边界，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相信各级政府和官员，也不缺乏治霾的内在动力。尽管治霾会牵涉到私人利益，只要为了公共利益，没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谈。而比起那些表面上众志成城、私底下各打算盘，经过各种座谈，让所有利益相关方表达诉求，形成妥协中的治霾共识，显然更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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