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书法：论魏碑体

　　魏碑体的概念形成于清末.是指北魏碑刻中以斜画紧结、点画方峻为特征的楷书书体。这种书体主要流行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至北魏分裂为东、西魏这一时期洛阳地区的碑刻中。代表作品有《龙门二十品》、太和、景明、正始年间墓志，以及《贾思伯碑》、《张猛龙碑》、《马鸣寺根法师碑》等。我们一起来看下吧。

　　魏碑体非崔、卢旧法

　　《魏书》卷二十四《崔玄伯传》云:“玄伯自非朝廷文浩，四方书檄，初不染翰，故世无遗文，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幕楷。玄伯祖悦与范阳卢湛。并以博艺。湛法钟繇，悦法卫灌，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湛传子很，很传子邀。悦传子潜，潜传玄伯。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又玄伯之行押，特尽精巧，而不见遗迹。’玄伯之子浩亦工书。太武帝时尚书郎黎广“善古学，曾从吏部尚书清河崔玄伯受字义，又从司徒崔浩学楷篆，自是家传其法”。((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云:“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浩书体势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模楷。’《急就章》为魏晋以后对字书《急就篇》之俗称。自魏晋以来，书家多以古典草书写《急就章》，故称《急就章》草，简称章草，以区别于今草。故知崔浩善写楷篆和章草。汉魏以来，士族世家经学艺能，都以家传，格守旧法，世不替业。崔家所传为索靖、卫琳草隶行押之书，体势精巧。卢家所传为钟繇、索靖之法，卢湛六世孙伯源，亦善书，代京平城宫殿，皆由其题榜。崔、卢二家所书隶楷，也应该是踵、卫旧法。世不替业的书风是守旧的，其真书应和魏晋时期一样，带有较浓重的隶法。

　　崔浩于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六月被杀，清河崔氏及与浩同宗者皆死，和清河崔氏世代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被族灭。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迁都洛阳以前碑刻如《大代华岳庙碑》、《嵩高灵庙碑》及《吊比干文》等，字皆带隶惫，结构也较宽博。《皇帝东巡之碑》〔图一〕、《皇帝南巡之颂》虽斜画紧结(其形成原因，后文将作分析)，但或多或少也带隶意，《皇帝南巡之颂》有些横画收笔还带波挑。崔、卢之二家门第清高，累世显宦，故“魏初重崔、卢之书”，这些由国家所立的丰碑巨刻，很可能受崔、卢书风影响，尤其崔浩信奉道教，与寇谦之关系密切，书写《大代华岳庙碑》和《嵩高灵庙碑》的人学崔法是极有可能的，可见魏碑体并非是崔、卢二家之法。

　　魏碑体不同于写经体

　　自西晋八王之乱，北方诸少数民族贵族先后建立政权，人主中原。洛阳陷落，士族大批南迁.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即位，建立东晋政权，从此南北政权二百六十余年间基本处于敌对状态，文化学术阻隔。北魏孝文帝时虽曾多次与南齐互遣使者通问，并曾向南齐求借图书，南齐朝廷官吏议论不准给与。王融上奏，认为“经典远被，《诗》史北流”，对虏狄能起到教化绥服的作用，于朝廷又没有损失.齐武帝同意了王融的建议，但是给北魏图书的事最终还是没有施行。这说明南北文化学术交流十分不易。南朝曾先后风行王羲之、王献之的书体，但是南朝书风影响到北朝，则是在西魏恭帝元年(554)于谨等攻破江陵，梁朝名士王褒人长安后，北周上流社会人士都纷纷学王褒的字，使北朝书风得以改变。王褒的书法是受其姑夫萧子云的熏陶，而萧子云是学踵舞、二王书体略加变化的书法名家，王褒的书法可以说是典型的南派。南派书法初次在北方出现，引起了轰动，在此之前，由于政权对立，地理阻隔，南北书风是截然不同的。

　　东晋十六国时期和南北朝，僧侣的流动相对要较其他阶层人士活跃自由得多。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使后人能看到自晋代、十六国时期一直到北宋的数万件墨迹。其中大最的是佛教写经。在新疆库车、都善等地也有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写经发现。如都善出土的北凉承平七年(449)所写《持世经》后面有尾记H :“吴客丹杨郡张依祖写，用纸二十六枚。”还有梁朝天监(502一519),普通(520一527)、大同(535一546)年间的写经。。南北方佛教的传播和流通相对比较宽松。来源书法 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人中国，即有《四十二章经》。汉桓、灵二帝时，西域僧安世高翻译佛教经典三十余部，支俄译经十余部.另有其他西域和汉土僧人也分别译经和参与译事。魏、晋时译经之风甚盛，除了在都城洛阳外，敦煌、天水、长安、嵩山、陈留、淮阳、广州等地也翻译佛经，所译经典数以百部计，译经成了主要的佛教活动。译出的经典即大量抄写用以传播。当时已流行有“供养经”，即出资雇人写经，以为修行、利益众生之事。

　　魏晋大量的佛经所抄写的书体，正处于汉末由带有波碟的隶书即“八分书”和不带波碟的简率隶书向楷、行书过渡的阶段，捺笔和主横画尚含有浓重的隶书波碟意韵，显得丰肥厚重，但是已出现楷书的撇、钩。撇和钩在东汉碑刻上的八分书中几乎是不出现的，而在一些书写较快捷的隶书中，因为笔画的简省呼应产生了这种笔致，在楷书中吸纳了撇和钩的写法，并成了基本笔画。写经的字不能草率，草率就不虔敬，而抄写的速度又要快，才能出效率.故写横画都是尖锋起笔，不用逆锋，收笔处重按，转折处多不提笔转换笔锋，而是略作顿驻后再换锋.以取劲疾。写经有一定程式，即是先画好乌丝栏，每纸的行数、每行的字数(最常见的为短行17字)都有一定规格。抄写时，以旧的经卷为底本，照式抄写。抄经的人大多为寺院僧尼和以抄经为职业的经生，这些人一般是看不到名家手迹的，他们习书的范本就是前人抄写的经卷，当他们抄经时又须依照旧本抄写，不掺人己意。这样，魏晋时的写经书体就一直沿袭下来。十六国、南北朝时大量新译的佛经律论也都是用写经书体抄写的。南北朝后期，写经的书体虽然隶书笔意愈来愈少，但是仍保持其沉雄厚重的体式，南北方写经的书风差异也很小，后人称这种特殊的书体为“六朝写经体”。写经体到南北朝时，与当时世俗流行的楷书是有明显区别的。写经体含有隶意，隶书的横画一般不带斜势。写经体与带有明显斜势的魏碑体是显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