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人生经历：1968年的那个寒冬

　　这一年冬天，内蒙古高原冰天雪地，白毛糊糊搅成一锅粥。狂风捲着雪花，恶狠狠地肆意甩打，如发了疯的魔鬼，四处乱撞，山野、村庄、城镇似乎与它有深仇大恨，非要搅得天昏地暗不可。此时全内蒙的“挖肃”运动也正如这天气一样，严寒逼人。

　　腊月初三那天晚上，我家却有些格外的温暖，因为我爹那天下午刚从公社关押“内人党”的牛棚里回来了，活着回来了!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冬天，全公社就有三个人在挖肃中死在牛棚。我亲眼见我们大队的李荣林死后，他的孩子们用板车把他直挺挺地拉回来了，他的老伴儿见了，当时就疯了。那是怎样的一个好人呀，一个曾是乡人传颂的好干部，好老师，没了。今天父亲全身而归，便是天大的喜事。为此，母亲特地熬了一锅糊糊，还煮了不少山药蛋，一家人饱饱的吃了一顿。饭后，几个地主出身的叔叔悄悄地来看我爹。一家人看我爹身上没伤，知道没受大的拷打，尤其如今被放回来了，真是天大的喜事。爹说，一是咱过去没干过啥歹事，没得罪人，二是教过的学生多，他们有的人管点事，就把我放了。正说着，窗外传来队长的声音：“安魁，你明天去乌兰花扛羊粪。”(安魁是我爹的乳名)我爹应了一声，队长也没进家。一家人一下都没话了。屋里冷清下来，外面风搅雪仍在肆虐。雪粒在狂风的蛊惑下，搜孔觅缝往屋里钻，冷得人直打哆嗦。

　　啥叫“扛羊粪”?现在的年轻人那里知道。1966年，我们大队与乌兰花火车站订了一份装卸合同，主要是往火车上装羊粪，运往河南等地，还有一些零星的装卸活。那年代河南人来内蒙买羊粪做肥料，象今天农民买化肥一样。我们全大队每月要去二十多个人，这活儿苦重，但是挣钱，集体抽的少，个人拿的多。一个人一个月可以挣200元左右。这样全大队社员都拼命争着去。你想那时候的200元人民币是啥概念?那时的农民，一家人受一年也挣不下一百块钱。去的人多怎么办?大队决定，先紧贫下中农去，每月换一班儿。可后来集体抽的多了，个人挣得少了，去一个月也就挣三四十块钱。而且大多数贫下中农人家都去过一两次了。挣得少了，苦又太重，有的人已经累下病了。很少有人想去了。怎么办呢?让地富反右坏们去。我爹被挖内人党，也属阶级敌人。于是队长下令，不去也得去。

　　父亲个子高，但身子单薄，自幼读书，且生活在城市，成年后赶上土改，当土改干部，后来在贲红、霞江河公社学校教书，极少做力气活，如今让他去当装卸工，家里人都知道他受不了这个苦，很为他担心。我说：“我去。”一家人都说，你一个嫩娃娃，受不了那苦，怕你闹下病哩。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村里就有个人去了半个月，累得吐血，一年多了还没好。但是我知道，我有力气，虽然才十七岁，还是土牧尔台中学的在校学生，只是学校里搞文化革命，我却常在家里搞劳动。在村里也是有名的好力气。临睡的时候，我跟一家人说：“我明天去!什么事儿也没有。”我自己觉得有力气，现在就比爹的力气大，什么也不怕。

　　第二天，风雪依旧，凛冽的北风，象锥子似的往人脸上刺。我背起被窝卷向雪地里去，颇有一种代父出征之状。父亲和母亲站在门口，我没有回头，我知道我妈哭了。

　　同行的还有三叔四叔，他们是地主成份，再说他们正强壮，也想挣几个钱。还有两人，也不光彩。我们五个一会儿便淹没在风雪中，坚难地朝二十多里外的卢家村火车站奔去。

　　当天下午我们在乌兰花车站下了车。这里的雪更大，风更猛。列车喷吐着粗气，长嘶一声，冲进了雪海。把我们留在混沌之中。

　　这是土牧尔台往北四十多里的一个小火车站。这里周围十多里没有村子，属于牧区。铁路从南面一道山梁向北穿过来，再向北十多里又穿过一道山梁，一直向北去。两道山梁之间是一片洼地，铁路经过洼地时，筑起了三丈多高的路基，孤零零的一座火车站就坐落在这里，站房是俄式建筑，耸立在高高的站台上。我们的住处在铁路西边站台下的半地下室内，我们都叫它滚垄厅。那是我们大队自己建的。为了省钱省工，也不计划长住 ，便在地面上挖了五尺多深三丈多长两丈长宽的大坑，上面搭椽檩树枝柴草，再拿土压上，里面盘了两盘大炕和锅台，钻进去黑咕隆咚，风从四面的缝隙里咝咝地往里钻，如入地狱。二十五六个人象猪一样挤在里面，夜里睡下不敢脱衣服，还得戴皮帽子。早晨起来帽子上，被子上一层雪，眉毛上挂着白霜。好在基本能吃饱饭，靠的是铁路上供应白面，比较充足，菜是没有的。

　　第一天上工，天还没亮，风雪依旧，只是小了些。 领工的老卫就喊：“赶快起，吃了饭扛车!”有人打趣说：“车能扛得动?”“扛不动也得扛。”老卫先抓起一个馒头吃起来。吃完那个半斤面的馒头，一个个便带着工具，低头爬出了“地狱”。铁路上早已甩下两节50吨的车皮。过了铁路，爬着下了路基，地面上堆着好多羊粪。朝上一望，火车皮就在头上。我们二十五六个人，有十几个算老工人了。他们登上路基，爬上车皮，用钢丝绳把两丈多长的两条跳板(一条用来上行，一条下行)挂在车皮上。

　　开始装车了。我们新来的先在下面拿锹飞快地往筐里装粪，两个人打肩(就是两个人把筐抬起三尺高来，扛的人把头钻进来扛走)。其余的人往上扛。看起来好象挺轻松的，他们沿着路基上新铲开的不到一尺宽的Z字形小路攀上了路基，然后踏上跳板，那跳板虽然挺厚，但人一上去便颤动晃荡。上去的人走惯了，象猴子一样上去，还一路小跑着下来。我仰望着，全身皮肉紧缩，两腿直打颤，好象尿点子也出来了。要知道，上了跳板顶端，足有四层楼高了。我心里打鼓，不知道啥时候就得往上爬了。

　　半晌午，人们停下来，稍息。老卫说：“新来的后生们扛哇，跟着老手上，甭怕跌下来，底下羊粪是软的，碰不着。”我们几个新来的都戴上垫肩，准备上阵。三叔过来说：“慢点，不行我先替你扛。”我硬着头皮说：“没事儿，我行。”老卫说：“铲的人，給新来的少装点儿，慢慢儿来。”老卫的话给我注入了一些热气和力量。

　　装粪的是一种灰色柠条编成的抬筐，有三尺多大，一尺来深，一般都是两人用大杠舁的，这里却只能一个人扛。装满了羊粪大概有一百 四五十斤，要在平地，这也不算很重，而这里却是豋高。我是新来的，而且是年龄最小的。装粪的人給我装的不满，两个打肩的抬起筐来，我也学着别人的样子，低头往里钻，同时伸出两手去抓，往起一站，粪筐背在背上，根本走不了。引起人们一阵哄笑，只好扔下去。这时三叔过来，給我作了个示范，说：“低头进去，后脑勺顶在筐底中间，筐底下檐在肩上，这才行。”又拿一个空筐让我试过。我终于明白了，不尽要用肩扛，关键是脑袋。

　　我终于扛起多半筐羊粪摇摇晃晃的迈出了第一步，而且两手紧抓筐子，生怕掉下来。我想那样子一定是滑稽可笑的。因为别人扛的时候，把头往里一钻，身子一挺，就走了，根本不用手抓。虽然做的是牛马一样的苦累活，但他们走起来是那么潇洒。那时我甚至非常羡慕他们。我终于没把第一筐扛上去。上跳板的时候，我与粪筐一起滚下去了。打了十几个滚，满身的雪，羊粪，满脸的汗水，雪水，我不知道有没有泪水。我没吱声，急速趴起来又去扛。我生怕人们耻笑我这狼狈像。但这一次没有人笑我，只是看了我一眼，不以为然。大概这也如女人生娃娃一样，谁都要有这一遭死去活来的苦痛。

　　一天下来，到天黑尽的时候，两个车皮装满了。我跟着大伙儿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地獄”。全身三件衣裳，棉袄，棉裤，棉腰子，全湿透了。里面贴肉的是湿的，外面却冻成一层硬壳儿，用手一敲嘭嘭地响。太累了，我一句话也没有，倒头便睡过去了。

　　第二天，被人早早的喊醒。当我坐起来的时候，浑身疼痛，下了地连腿也迈不开。四叔问：“身上疼了哇?”我点点头。四叔说：“没事儿，谁也一样，过两三天就好了。”

　　摸黑吃完那个馍头，爬出工棚，但两腿肌肉疼得迈不开步，上坡走不了，四条蹄子爬，下坡更不行，坐着往下滑。活动一会儿，就麻木了，稍好些，继续扛。可粪筐一放上来，后脑勺和肩膀钻心的疼。没办法，咬着牙扛起来。

　　三天过去了，我完全适应了，俨然一个老工人的模样，跟着大伙一路小跑，甚至上了跳板故意晃悠着，同别人一样潇洒。只是天天两个车皮，从早扛到黑。虽然身上不象开始那样疼痛，但也累得够呛。尤其是天天的白毛风不停，路基上的小路和跳板滑得不能走，不时有人跌跤或滚下来。只能扛一会儿，就得用铁锹去铲一下。每天夜里回去，吃过饭便象死狗一样躺下了，任凭风雪肆虐，我自酣声雷动。天天如此，日久了也不以为苦了。似乎人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就象毛驴，本来就该天天拉磨，并不存在苦与痛。

　　不过也有闲暇时。其间突然有两天没有车皮甩下，据说是因为大风雪，阻断了火车。一没车皮我们便一点事也没有，干什么呢?首先是睡觉，直睡得昏天黑地。睡饱了吃，吃饱了睡。睡不着了，虱子咬得躺不住了，脱了衣服抓虱子。虱子太多了，抓不过来，有人想了好办法，拿扫帚扫，下边放一火盆，一扫，虱子掉在火盆里，辟噼里啪啦一阵乱响。有人干脆拿到雪地里扫，更来的痛快。我平时爱看书，走的时候还从家里带了两本书。别人坐着抽烟的时候，我便拿出书来着。有人玩笑说：“能看书还来这几干啥?”

　　中午的时候，客车快过来了。我们一伙脏不拉几扛羊粪的，也挤进候车室去，目的有二，一是为了看人，看女人;二是为了烤火，车站的大火炉很旺。候车的客人嫌我们脏，离我们远远的。有一位旅客带了一大瓶麻油，不小心打碎了，油流了一地。赵瑞找了一个铁簸箕，黒糊糊地撮起一斤多，那旅客也不要了。他端回来，在盆里澄清，晚上我们吃了一顿油花卷，大家算是解馋了。

　　然而闲暇无非偶然一两天，一两天过后，照样每天有两节车皮被甩在站台。于是我们又象馿一样走上工地，去攀爬那天梯。人们扛着粪筐走上跳板的顶端，进车箱的时候，要把腿尽力抬高迈过去。这几天我觉得每次一迈腿，裤裆里就凉飕飕的一股风钻进来，我颇有些疑惑。也顾不上去管，一干起活来，十七八个人排着长队 ，不前不后，一个追一个，谁也不能落下。到晚上回去，脱下裤子一看，棉裤的面子连磨带扯开了一尺多长一道口子，如小孩穿的岔岔裤。棉花早已没了，幸好裤子的里布完好，还能护着皮肉。我不会缝也没有针线，只能如此凑合。甚至觉得扛起车来满身大汗，裤裆里来一股冷风也是蛮不错的。这烂裤裆直至回了家，妈才给缝上。妈缝的时候，一边缝一边哭。我说：“妈，哭啥，没冻着。扛车一迈腿一股凉风，挺好的。”我妈流着眼泪笑了一下，说：“唉，愣小子。”如今想来，她那愣儿当时那里懂得母亲心里的酸痛。

　　人在无奈的时候也不一定要受怎样的苦痛与委屈。二队的王生万老汉，那时大概五十来岁，本不该来干这重活，但家里人口多，日子紧，只好来了。可他那里能跟青壮年比，每干上一阵儿，就去挺远的大石头后面去大便，蹲上一阵，借此喘上一口气。一上午两三次，下午亦如此。有人说：“后生们过去看看，看他屙了多少?”年长点儿的人们说：“别瞎说了，人老了，让一让。”大家笑笑，啥话也不说了。其实，王老汉年轻时还是社主任，也是霞江河沟里的大干部哩。那徐二老汉年轻时也没干过重活，如今生活迫使他扛起粪筐。他站在路基下的粪场里，抬头朝上望望，说了一句话：“只估计是挣钱来了，不估计是上天来了。”老汉这句话在我们霞江河沟里流传了几十年，成了一句名言。

　　腊月二十七，这一年的装车任务完了。二十八我欢天喜地地回家过年。我把挣下的48块钱交给了妈。过了正月，我又去装羊粪了，我还想挣那四十多块钱。一直到七月底，大队与车站终止了合同，我们拆了“地獄”，散伙回家了。

　　我完好地回来了，唯一留下的是，我颈椎上的一块鸡蛋大的厚厚的硬茧。至今仍在。

　　现在，每当回想起五十年前的那一段生活，好象经过了一次炼狱。是坏事吗?我觉得也是好事。这也是我开始走向社会生活的第一课。回想起来，过去的生活虽有苦痛，但也有收获，它成就了一个不怕苦不怕累，敢于藐视一切坚难困苦的我!

　　2017年10月22日夜改毕。

【本文作者：张书亮(微信公众号：老事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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