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最新文章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三农 问题专家,长期在农村调研,对三农问题有着独到的视角和深刻的思考。下面就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温铁军最新文章，希望大家喜欢。
温铁军最新文章篇1：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思考中国的农民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也就是说应该在什么样的层面来把握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还是一个战术问题。惟其如是，才能对问题本身的性质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具有一种清醒的自省和反思。我认为，农民问题，或者用时下流行的说法"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的一个基本战略问题，可以这样说，中国的问题根本上就是农民问题。
这个判断是毛泽东下的，这个认识也是毛泽东能够在20世纪中国变幻动荡的时局中独树一帜，形成独特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的基本点。但是，并不是只有毛泽东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的独创性在于不照搬共产国际的既有经验，敢于提出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特有的本土性问题这样一个命题。
从20世纪中国近代史来看，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真正的革命者都是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共同认同这一道理的。国共两党都进行过土地革命，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就是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20世纪前50年国内的三次革命战争都叫土地革命战争。可以说，从20世纪历史看，谁能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谁就是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者。所以，自中国有民主革命开始，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而其他的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制度安排，都与这个问题有环环相扣的内在逻辑。
建国后的战略选择：得与失
建国以后，毛泽东对"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规律有所认识，中国消除城乡差别，解决农民问题，必须要走工业化的道路，走农村城市化道路。毛泽东说："如果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许多的现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但是毛泽东及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中国当时的形势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小农经济天然无法与工业化经济产生交换，而且小农经济剩余有限，工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巨大积累只能逐步产生，农民逐步向城市转移，工业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毛泽东曾很明确地表示，在小农经济的实际情况下不能搞社会主义，只有社会化大生产形成后，才有可能，而且还要同全国人民协商同意后才搞。1950年《共同纲领》明确提出，发展包括私营、个体工商业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
然而，这种清醒的认识并没有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沿着预想的道路前进，简单的说，就是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被中国的决策者所选择。问题不在于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受外来影响，认识产生了变化，而仍然是由于本土的现实问题，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巨变，具有历史的必然性。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国家主权受到极大的威胁，6月中国参战，当时中国的军事装备再靠"小米加步枪"是无法与美军抗衡的，因此全部换成了苏式装备。装备的苏式必然促使军事管理制度的苏式转变，军队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军队苏化致使上层建筑的苏化，进而影响经济基础的苏化，加上战争的需要，开始了苏式的重工业化建设。
二战后苏联在中国东北建立了部分工业基础，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加大对中国重工业建设的支援，援助156个重点项目。但革命战争后进城的干部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根本无法管理现代的工业经济，只有在苏联专家的教授下，全盘接受苏式的工业经济思想。东北的小计委搬到北京，变成了国家计委，苏式的工业经济管理思想从东北扩展到全国。1953年国家正式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确定了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终结了。中国的发展之路就是因应这种国际形势改变而改变的，是客观必然的结果。
显然，外来的苏式工业化必然与本土的小农经济发生冲突，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又是如何来解决这种矛盾的呢?
苏式工业化以重工业体系建设为先，而且采取忽视这个产业间均衡发展的战略，以图在较短时间内建立完备的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体系。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都必须要有一定的积累，而中国这一积累只能来自农业，要农民作出牺牲，这在当时决策者们并非不清楚，只是形势所迫。但建国后的土改形成了按照人口平均占用土地的小农经济，土改前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相对规模生产消失了，因此有规模的农业剩余生产也随之消失了。地主阶级被打倒，使农业产品流通中的规模交易主体被消灭，高度分散的农业与政府集中控制的工业之间，交易费用太高，这种情况使工业化积累难以进行。更何况工业化初期大量需要基本建设上投入劳动力，大约2千万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引起农产品需求大幅度增加。为解决政府推行统购统销与小农经济无法交易的问题，1953年开始实行农业合作化，通过集体化手段降低农业与工业的交易费用，随后又实行人民公社，降低了工业品下乡的交易费用，为农业剩余向工业转移打通了渠道。
中国尤其是农民为这种苏式工业化道路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工业化积累从农业拿走了太多的剩余，只剩下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料，甚至有时还不够，直至发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人的惨剧。在只有基本生活资料的约束下，生产队只能按人口分配，不按劳动力的投入分配，劳动力投入缺乏激励，必然普遍出现"大锅饭"、"大哄咙"的现象，对于当时的简单农业劳动而言，劳动力的投入是决定性的，所以最终农村经济没有效率。
苏式工业化道路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必然产生"资本排斥劳动"的内在机制，1952年到1977年间的国家工业化中，工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上升了30个百分点，而工业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的份额只上升了10个百分点，农村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国家工业化的进程。
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实现最大限度地从农民手中获得低价的农产品，维持限定的城市人口低工资和低消费，以得到更多的剩余来获得积累，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通过户口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把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分割开来，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制度矛盾，这一矛盾在今天依然是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制约。
但是，对这种工业化道路负面后果的反思不能成为根本否定这个时期的理由。
我们首先要看到工业化的巨大经济成就。正是这种工业化发展道路，使得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国家，成为一个工业化体系齐全的国家。据有关统计，1979年中国在主要工业品生产总量上已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这个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在今天仍受到世界的重视。这是无法抹煞的事实。
人民公社还成功地以最少的资本投入和最多的劳动力投入进行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基本解决了农村的基本社会保障问题。尽管保障水平很低，但做到了生老病死有依有靠，鳏寡残疾有所照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那时社会与人心的稳定感、凝聚力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特别是在当时为了维护国家民族主权的独立，不仅是在战争时期、在战场上，在和平时期的国家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人都作出了巨大的奉献，甚至是生命的奉献，所以说那个时代是"英雄时代"。如果一个民族否定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那么就不会再产生英雄，会产生什么?这是每个人都需要加以思考的问题。
农民问题：就业危机
综观中国的各种问题，我斗胆断言，中国的农民问题依然是当下乃至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基本问题，而且我不想说是"基本问题之一"，其他的问题都是派生的或非战略性的。
如果说20世纪农民问题是土地的问题的话，那么，今天的农民问题是就业问题。为什么这样说，我先来算一笔帐。根据统计部门的统计，今年农村劳动就业人口会达到5亿人。但在农村18岁以下、60岁以上，只要有劳动能力的人，依然进行劳动，算上这部分半劳动力，农村有劳动就业能力的人口估计达到6亿人左右。根据劳动力与土地的正常配比，农业只需要1亿左右的劳动力，这就有5亿左右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就业上去。从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96年乡镇企业发展颠峰期大约解决了1亿4千万的农村就业，但要考虑两个因素：
一是乡镇企业大规模私有化趋势。由于乡镇企业代替政府承担了解决农村就业的功能，但1994年以后国家在税收和金融政策上没有给予优惠，导致企业和地方政府在负债上升的压力下大规模私有化。一旦私有化后，乡镇企业必然把过去的"社区就业最大化"目标改变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加强市场竞争力，乡镇企业提高装备系数，也导致资本排斥劳动;二是乡镇企业本来就有一半是两栖就业，业余务工的劳动力并不完全脱离农业。考虑到这两个因素，目前乡镇企业解决的农村就业估计在6千万左右，农村还有4亿4千万左右的剩余劳动力压力。
自1992年开始，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目前估计接近1亿人左右，但这部分与乡镇企业的农村就业有重复之处，净就业人口估计在7-8千万左右。这样总算下来，农村至少还有3亿5千万的净过剩劳动力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如此庞大的就业压力是客观存在的，如不解决，国无宁日。司法部的研究指出，最近10年出现了第五次犯罪高峰，其中一个特点是高比例的流动人口犯罪，但其性质是社会性犯罪，原因是社会性、经济性的。如"扫黄"屡扫不绝，中国性产业过剩，是因为大量的农村失业人口过剩的供给。再如，媒体上经常报道农民杀人抢劫案件，许多都是因为生活没有基本保障。这些问题都是与农村巨大的就业压力与农民生存危机密切相关的。
如果将政策的重点放在加强公检法上，只是治标，不是治本。无论是决策者、学者专家、企业家、艺术家们，只要他是中国人，就得"心中有人"。如果不从农村就业这个方面去考虑和衡量其它政策，不关注农民问题这一本土化的基本国情矛盾，就是目中无人、心中无人。因此，解决就业应该是当前中国的第一国策。
温铁军最新文章篇2：中产阶级的“去城市化”
——对湖南卫视“回不去的故乡”纪录片编导组的谈话记录
一面是城市化的不断加速，一面则是各种“城市病”的接踵而至，随着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的财富和文化崛起，一种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去城市化”群体行动正在日益兴起。思乡爱乡，皆应从回归故乡做起，而如何回归和建设新时代的乡村，则是我们思考和探索的又一起点。
随着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的财富和文化崛起，乡土感从过去那种小资群体已经被充分表达过的“一缕乡愁”或农民打工者返乡过年的“难舍亲情”，愈益演化成为一种中资主导社会变迁的“去城市化”群体行动。
但如何认识这种趋势，还是应该有国际的、历史的视角。
一、资本主义三种模式对城市化规模的影响
首先，我们要明白的是一个人类处在资本主义历史不同阶段的不同趋势。
中国目前还在产业资本阶段，主流认可的以大城市来聚集人口的城市化，是典型的野蛮的资本主义模式的表现，通常叫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后来通过殖民扩张和两次大战出现了英美结盟之后，进一步演变成了盎格鲁-美利坚模式。这种野蛮资本主义模式对世界的滥觞，就出现了大城市过多地集中人口的城市化模式，也同步造成我们都能看到的发达国家的城市病，比如毒品泛滥、黑社会分割控制的乱象;以及普通人在大城市生活高度紧张导致的社会性的精神病态。
不仅所有被这种模式覆盖的发达国家，大城市都有这种弊病，例如早期的伦敦和曼彻斯特随殖民化被复制到芝加哥和洛杉矶;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中，先是在被称为“美国后院”的拉美，出现了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墨西哥城等;接着扩展到亚非，蔓延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的孟买、孟加拉的达卡等到处都是大型贫民窟。此外，还有埃及的开罗、菲律宾的马尼拉……
这种把本来分散在农村的贫困人口“空间平移”集中到大城市贫民窟的野蛮资本主义模式，给产业资本化解内生性的生产过剩带来释放空间!但同时，所造成制度代价和发生的社会危害数不胜数。
可见，只要是以盎格鲁-美利坚模式来推进本国经济发展，那么在这种野蛮资本主义模式下就都有类似的情况，哪怕这种模式演进到金融资本主义，在金融资本之都的纽约也还有多个贫民窟。美国这样一个奉行新自由主义的高度现代化的国家，也不能根本解决大城市病。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首先要有国际视角、要有历史感的原因。因为，如果简单化地加快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那只不过是沿用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某个特定模式来主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人口迁移。
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中还有第二个模式，叫莱茵资本主义，主要就是指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一带，在欧陆中心的这些国家大城市很少，主要是中小城市和城镇化为主的城市化进程;体现了城乡兼容的、城乡统筹的、城乡融合的社会文化。此外，它的工业中小企业很多，大多是坐落在乡村的，很多服务业也在乡下，并不是把所有的资源向城市过度集中。例如，在欧盟产业资本最为雄厚的德国找不到几个百万级人口规模的大城市，不像中国不仅到处都是百万级大城市，连千万级的城市也是世界之最，而这种千万人口规模的超大型城市在欧洲基本上找不到。所以，欧洲不像美国或照搬美国模式的发展中国家那样，经常出现的枪击案件，也很少见到黑社会分割黄赌毒势力范围和社会性精神病等城市病。
莱茵模式为什么不造成严重的城市病?
中国人说的思乡情结，那是中小资产阶级身上出现的，那是城市病的一种，它只不过是城市生存压力过大，不愿意在城市残酷压力之下变成精神病，想找回自己一点自然属性，也就是要找回人成之为人的那点本性，所以思乡了。但如果在欧洲看看，这种乡愁别绪似乎很少。因为，在莱茵模式下这种以中小城市为主的城镇化，城乡不那么严重分割对立的地方，不会动不动就有枪杀案出现。中国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也不在大城市，恰恰是在中小城市。正因为莱茵模式不过分追求城市化，所以那里的工厂、学校周围就是农田，很多建筑物根本没有隔离区，也没有高墙和铁线网，政府根本不搞统一的草皮，也不反生态地去确定那些“市花、市树”，从工厂望出去就是绿色的果园、牧场和农田，于是，人们也就不用去找田野乡情，那里的农村经济追求的也不是所谓土地产出率，政府确定的农业政策是生态化的景观农业，要求搞多样化的可持续的循环农业。这样，人和自然就和谐共生，人的心理是相对比较健康的。
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中的第三种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政府经济——资本内化于政府，就成了最大的垄断公司。其实这种模式的特性类似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只不过主要因为这类国家大部分是工业化的后来者，实行这种国家剥夺能够很快完成原始积累，所以这样的政府公司化运作方式之下工业化发展会很快。其中，我们城市民众的一缕乡愁就是在这政府经济制造的水泥森林、柏油沙漠里形成的。
中国人后来从发现这种模式的很多问题，现在也多多少少在向莱茵模式学习。所以，我们国家算是这两种模式的混合体，挣扎着试图走出盎格鲁-美利坚模式，适当借鉴莱茵模式，可能最终是要形成不同于西方的亚洲模式。因为我们不可能像欧洲一样，把产业大量的转移出去，整个生态得到恢复。我们也进入不了美国模式，因为没有华尔街金融资本主导的高度虚拟化、泡沫化的、金融吃全球那种铁嘴钢牙的条件，没有美国那种同时控制两大洋的海权制胜能力——中国人从来没有在海权竞争中取得过胜利，早过了郑和的时代了。
二、中产阶级崛起对去城市化的客观需求
中国在新世纪初完成了国家垄断银行资本的市场化，随即进入了一个金融业和地产资本紧密结合的城市化高速度扩张的时期。短短的十年，海内外大地产商把无数的钢筋水泥堆到了各个城市的有限空间里，造就了一大片使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压抑的水泥丛林!让人在这种巨大的水泥丛林里有一种自我的矮化!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作为人、人性和人所有的最基本的自然属性被剥夺，甚至都是一种很残酷的人的属性的杀灭——房奴车奴蜗居与穷得只剩下钱，这是一类问题。
还有一类问题，为什么人的精神压抑，被伤害的这种感觉会越来越普遍和强烈?因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越来越不方便、不安全，医疗和教育也是如此。其实，资本导向的公共资源过度集中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方便、不安全。
此外，现在大家关心的食品安全也是这个资本导向造成的。因为，城市扩张挤占了大量的土地，而且是最好的土地，而人们对食品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多，那就只有不断地使用化肥，到处大棚泛滥，为了让土地有更高的投入产出比，再加上城市的扩张吸引了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农村只剩下老弱病残，政府集中农民上楼居住，以便更多占有农村建设用地;结果是养猪的都变成吃猪的了，这就更加得加大高污染化肥和有害饲料的使用，造成食品的品质越来越低，但包装和广告越来越华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城市人都要在周末去乡下的农家乐的原因——他们觉得农家乐比较环保，相对安全。
人们在这种地产压抑和不安全的挤压下，就得去思乡了。
现在政府和媒体主流的意见是工业化城市化再加农业现代化，这样的主流思想罔顾三大制度代价相加恶果必将爆发，也许这种顶层设计的参与者大部分是裸官或者兜里有绿卡。
其实，在我们强调这些之前，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三、四十年的逆城市化潮流。
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只不过能满足过剩的金融资本和地产资本相结合的获利需求。在前面说的这些城市病的挤压下，人都会有那种去城市化的愿望，欧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出现了。所谓思乡，是伴随着中产阶级崛起而必然出现的一种去城市化趋势，当然也伴随着中产阶级社会责任感的增强。
美国推动的绿色食品消费和绿色经济的是“波波族”，BoBo族是布尔乔亚(Bourgeois)和波希米亚(Bohemia)的缩写组合单词，来自一本翻译所引进的书《天堂中的布波族》，布尔乔亚阶层和波希米亚文化这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甚至相互冲突的社会因素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布波族”。布波族既讲究物质层面的精致化享乐(讲究所谓的“质感”)，又标榜生活方式的自由不羁和浪漫主义风度。他们是21世纪的精英一族，追求心灵满足是其工作的动力，并善于把理想转成产品。这群精英族，同时拥有70年代的被视之为波西米亚人的嬉皮及80年代的被视之为布尔乔亚的雅皮特质。
大家都知道我现在正在搞城乡融合的新乡建运动、推进生态环保的绿色经济，我们2003年在农村推行合作社试验形成的建议被全国人大2007年通过合作社立法之后，这个乡建就转型为城乡融合的“公平贸易”试验，以前搞过的几个项目都失败了，后来在北京苏家坨镇搞的叫小毛驴市民农园(简称小毛驴)，创建于2008年，位于北京西郊自然风景区凤凰岭山脚，是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在其多年积累的生态农业与城乡公益网络基础上，整合推出的创新性探索。借鉴国内外CSA经验，通过建立一套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模式，倡导并实践“发展生态农业、支持健康消费、促进城乡互助”的行动理念，推动食品安全、生态文明与城乡良性互动，促进中国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将商业模式与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理念融为一体，引导城市健康消费合作社与农村绿色生产合作社对接，通过城乡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互助，重建社会的信任与合作机制，实现城乡良性发展。简单说就是市民从事农业的模式，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地自发地搞了两百多家。
社会维护农业的方式多种多样，市民农业，校园农业、小区农业，只要农业进城，大家在大城市压抑下的紧张情绪就会得到缓解。
今年乡建志愿者们正在联合搞一个活动，就是爱乡活动，也就是回故乡。
21世纪最大的社会结构变化，就是中产阶级崛起，这无所谓对错好坏，反正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随之，中产阶级引领的去城市化则势必成为一种趋势。
那么，比较客观的问题是乡土社会怎么吸引城里人?城里人怎么回归乡土社会?不可能把城市的楼房和硬化路面照搬的农村去。因此，我们这十几年推进的是“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试图让农村维持生态文明内涵的多样性，让农业有生态修复和人的自然属性修复的功能。这样，就可以每年组织城市的人到村里来，让他们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
我们有很多志愿者推进的类似的社会活动，其中一个是让大学生下乡，让他们不要忘记脚下的热土，这已经坚持12年了。
河南兰考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有个去过的村子叫南马庄村，也是值得去看的，那已经被打造成了中原第一生态村，过去和很多地方一样遍地垃圾，有的农民现在是替城里人养快乐猪，放养遍地跑的那种，市民得先交定金，有很多这样的典型。
浙江的安吉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吸引了大量上海、南京、杭州的中产阶级市民周末和假期去村里租房、包地种菜;遂昌县人大决议全县禁绝化肥农药，也都是值得关注的典型。
现在很多地方搞的撤乡并镇其实是对乡土文化一种极大的破坏，农民分散式的居住方式是庭院经济得以保证的根本，现在对农民土地的掠夺就破坏了这种传统的庭院经济的发展。这是农业恢复生态的基础条件。
温铁军最新文章篇3：新中国的三次对外开放与代价
人们已经约定俗成地认为，中国经济较快增长是最近20年的事，但竖看50年，我们这种农民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国家“追随工业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前后搞了3次大规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哪次都有成绩也有代价，而本文则试图作一点点“代价分析”。
第一次开放：向初步工业化的惊险跳跃
小农经济条件下大上基本建设必然发生经济危机。1959-1961年以“三年自然灾害”为名的经济危机，而危机发生和大萧条阶段国家无力解决城市就业矛盾又只能向农村转嫁，于是有第一次2000万城里人上山下乡的运动。这些，就是搞“复制翻版”式工业化的代价。
新中国的第一次对外开放是50年代对苏联开放。1950年夏季爆发的朝鲜战争导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此后则周边战争不断。在地缘政治关系根本改变的国际环境压力下，新中国客观上失去了在苏美两大阵营之间谋取战略平衡的历史机会，放弃了既定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改变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于战争期间的1950-1952年开始大规模引进苏联的主要服务于国防的重型工业设备，以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方式，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初步工业化国家的惊险跨越，并且形成高度集权、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
重新认识当年国际经济格局的本质。美苏两大阵营必然利用战后完成的势力划分，分别控制各自的势力范围，通过对外援助生产设备抵顶投资，既转嫁、缓解了传统制造业的生产过剩危机，奠定了结构调整升级的财政基础;又客观上推动了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独立的大批发展中国家“复制翻版”其传统结构的工业化进程。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追求工业化的形式和过程相比，像中国这样，能够由“民族独立战争”打出来的强势政府主导，因此能够以民族独立必须的军事化为目标，完成经济增长要求的社会整合过程，并且得以克服任何反对，全部占有“资源资本化”进程中生成的财产和收益，确实能够比较短期地完成跨越工业化门槛的资本原始积累。尽管，这绝不意味着“潜在的”代价小。
基本国情矛盾所派生的基本体制矛盾。直接的最大社会代价，就是造成“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
那次国家工业化面临的前提性制约是：政府为了工业化必须、也只能从农业提取剩余形成资本原始积累，然而，在土改以后平均占用土地资源的小农经济条件下，高度分散、农户平均剩余太少的农村，不可能适应这种突变式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和政治交易成本随之抬高。
于是，国家在农村推进公社化，建立了历史上最完整的、能够下伸到传统村社并且控制农户的集权体制，随之形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城乡二元体制矛盾使得国家即使高度工业化，也无法带动农村的城市化。
因为，苏联和西方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是大批的农业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形成大都市，甚至造成劳动力短缺。而在东方国家中，只有早期完成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日本和纳入美国战略投资范围的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省)，符合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的规律。而中国这样的战后才启动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一开始上的主要是为军事服务的重工业，这种重工业内在的“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机制，就造成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结果，形成了对立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
“全盘苏化”。新中国建立之初，一方面不能再次被外部势力从政治上、军事上控制，必须保持主权独立;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初步得到的民族独立，也在军队这个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连续两次全面“换装”的紧迫需求下，主动要求、全面接受了苏联援助的大工业产品和二手设备。只有完全依靠苏联提供的图纸、技术标准和管理方式，才能节省启动成本，降低中国进入工业化的门槛。与此同时，也必须由苏联科技和管理人员对我们的“进城农民工”和“进城农民干”，实行“手把手，传帮带”。于是，就在这样完全“复制翻版”的国家工业经济基础上，也必然“复制翻版”了苏联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和上层建筑。
中国开始“一五计划”、启动工业化的时候，苏联已经进行“六五计划”了，双方的差距是分别处在前、后工业化的两个历史阶段上。
自力更生与经济危机。苏联停止后续投资和技术援助，使得中国的国家工业化几乎立即受挫，不得不强调自力更生，“愤”发图强。其中就有奋发地搞核武器、石油基地和大型水利工程的伟大成绩。
但是，小农经济条件下大上基本建设必然发生经济危机。当时政府财政确实没有后续投资能力，“重偏斜”的城市工业自身既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也不可能通过工农两大部类产品交换完成起码的经济流程。这种客观事实，表现为1959-1961年以“三年自然灾害”为名的经济危机，而危机发生和大萧条阶段国家无力解决城市就业矛盾又只能向农村转嫁，于是有第一次2000万城里人上山下乡的运动。然后，随农民意见而来的，是以“三自一包”为名的经济体制调整和政治体制改革。
这些，就是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外资，搞“复制翻版”式的工业化的代价。
第二次开放：从日本和欧美引进外资
不论1950年土改、1960年“三自一包”、1982年“大包干”，还是1998年的“落实30年延包”，都类似于历史上以“均田免赋”为主要内容的让步政策。然后是小农经济和村社传统的恢复。
引进欧、美、日石油化工和轻纺设备，调整“重偏斜”的工业结构。虽然中国50年代就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初步形成了军事需求导向的国家工业。然而，这种对夕阳产业“复制翻版”的“重偏斜”的工业，既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换完成经济过程，也不可能像苏联和西方那样通过战后资本输出调节经济结构。因此，尽管中国整个60年代都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时还经历着痛苦的经济政治调整，其间在1967-1969年发动了第二次涉及约3000万城里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重结构”问题的制约不可能根本解决。
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中苏发生边界军事冲突，再次根本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之后，毛泽东终于得以利用日益尖锐的美苏矛盾，于1972年向西方打开国门，终于有了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改变经济结构的条件。当时中国通过大规模引进欧、美、日设备，调整了“重偏斜”的工业结构，努力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70年代这次对外开放，与50年代的最大不同在于，不再有当年苏联专家“手把手，传帮带”，从而节省了技术和管理成本。进而，中国人除了必须支付昂贵的“服务”，还得转变过去照搬的苏联管理体制，才能适应现在照搬进来的西方生产线。
财政危机的再次发生和经济形势恶化。这次大规模引进外资的结果，是造成1978-1979年在财政收入不过才千亿元左右的条件下，连续出现每年180亿～200亿的高额财政赤字，迫使国家在1979年第一次“超发”了400亿货币，这又使得城市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通货膨胀压力。
危机压力下的“改革”。中国从1980年开始，不得不在城市实行“关停并转”，大批职工下岗，而且还得落实政策允许知识青年回城。当时大约4000万青年待业，是造成社会性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央政府在1982年终于同意在全国推行以农村大包干为代表的体制改革。
尽管80年代末期以来的经济危机成因与过去有本质上的差别，但50年代末期以来处理危机的做法及其作用，几乎演变成为习惯性的应对程序：人们在1989年和1997年感到“关停并转”又被重复使用之后，仍然以造成大规模社会性犯罪为直接后果，当然也逻辑性地导致“严打”运动和政治趋紧。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代价。
可以说，中国50年来都是先开放，后改革。改革是开放派生的，其内容方向的不同，一般取决于政府向哪里开放。
唯独“农村改革”不同：无论1950年土改、1960年“三自一包”、1982年“大包干”，还是1998年的“落实30年延包”，都类似于历史上以“均田免赋”为主要内容的让步政策。然后是小农经济和村社传统的恢复。由于这种向传统复归的“改革”与国家对外开放和“复制翻版”工业化导致的制度变迁不可能吻合，才使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更具有了历史意义上的对立性。
第三次开放：师法西方的体制改革
最近20年开放带动的改革，实质上仍然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复制翻版”，只不过从师法苏俄改为师法欧美。
“奇迹”背后的三个不同。1978年以后的20年，中国的城市经济发展被世界称为“奇迹”，虽然基本上是依靠引进外资“复制翻版”工业化，但与前两次有所不同：
其一，工业化的国民经济基础。初步具备“社会化大生产”的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社会化的特征，有了进入市场开展交换的基础条件。
其二，利益主体形成。由于国家在80年代初经济危机之下实行了“拨改贷”的投资体制改革，以及“利改税”和“分级承包”的财政体制改革，国家资本逐渐分化为部门资本，国有经济内部产生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中央地方分权化的趋势。
其三，启动了经济货币化。经济货币化是资源资本化的外在形式，是最近20年的经济增长中最为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方面是中央政府通过不断增加货币供应来推动经济货币化和资源资本化，以此既通过发行货币直接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又可以通过通货膨胀稀释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
另一方面则出现各地竞相追逐外资以促进地方资源开发的高速增长，导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1995年就超过45%，外资成为中国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能力增加的重要来源，政策上也不得不在外需拉动增长的压力下不断让步。而同时，有些地方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恶化，不仅已经造成了自己不可持续的后果，而且还试图向其他不发达地区转嫁。
金融资本垄断形成，并且异化于产业资本。其后果是全社会的信用危机：一方面生产领域投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资本过剩，资本市场过度投机，中国也出现了经济的初步泡沫化现象。这也是社会收益分配向垄断部门倾斜，造成日益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的主要解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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