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万历皇陵

　　万历皇帝即神宗皇帝朱翊钧，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他的陵墓是什么样的呢?下面，学习啦小编带大家一起去探秘万历皇陵。

　　明朝的皇家陵园共有四处：埋葬朱元璋祖父母的盱眙祖陵，埋葬朱元璋父母的凤阳皇陵，埋葬朱元璋的南京孝陵，埋葬朱棣等13位皇帝的北京十三陵。实际上在湖北省钟祥市还有一处，即明显陵，只不过陵主朱祐杬生前没有做过皇帝，死后当上了。景帝朱祁钰的陵墓独座北京海淀的西山，“土木之变”中皇兄、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人掳去后，朱祁钰因祸得继大位，后被废。北京的“十三陵”最有规模，分别是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思陵。其中，有三座陵墓规制比较大，一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二是世宗皇帝朱厚熜的永陵，三是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定陵。

　　1956年5月19日，定陵最终被确定发掘。

　　万历皇陵发掘原因

　　这么多皇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由北京最高层批准同意发掘的是定陵。为什么定陵会被选择?根据目前已解密的相关文件，当年发掘明皇陵的“请示报告”，根本就不是定陵，而是朱棣的长陵。这里面有不少历史谜团，似乎是一种报应，又好似一种巧合，因为定陵开始建筑的时候，就传出“风水不吉利”的声音。

　　发掘定陵当初其实并没有专门的文件，而是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从已公开的文件来看，这份报告最早出现在国务院官员的手里是发掘前一年的1955年10月4日，是送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报告下面的签名是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等，都是当时中国大陆身份最高的文化官员，由于事关重大和签名者身份的特殊，报告被及时转至主管文化工作的陈毅副，并呈报周恩来。时文化部文物局长郑振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闻讯后认为条件不成熟，表示强烈反对贸然发掘，高层形成一场争论(后挖掘事实证明，郑、夏的观点是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当时的“中国一号”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点头后，周才批下了“原则同意”四个字。

　　长陵是朱棣与仁孝文皇后徐氏(开国功臣徐达之女，原燕王妃)的合葬墓。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七月，徐皇后在南京病逝后，朱棣命礼部尚书赵x(“羽”字旁，加一个“工”)、知县王侃、给事中马文素、江西术士廖均卿、僧人吴永和钦天监的阴阳生等，在北京择地建陵，最后选定了昌平县的黄土山，依朱元璋南京孝陵规制建陵，明朝最大的皇家陵园就这样规划了出来。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五月破土动工。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当时朱棣“车驾临视，遂封其山为天寿山”，而为什么封名天寿山也有来历。朱棣生于元至正二十年四月十七，即1360年5月2日，“临视”这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四年后即1413年，长陵地宫基本完成，徐皇后榇宫从南京千里迢迢移葬长陵。其后，外部配套工程享殿仍在继续，三年后才算结束。整个营建时间前后共用了7年，永乐二十二年(1422年)，朱棣病死于内蒙古北征回师途中，当年十二月葬于长陵，地宫遂永久封死。到1956年，在地宫里面静静躺了534年的朱棣，似乎在劫难逃了，被红头文件确定发掘。

　　然而，事情偏偏就发生了变化。

　　当时，身为“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的夏鼐负责发掘的具体技术指导，便让其学生、后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作前期调研。当时去长陵时正好下大雪，赵其昌带着探工赵同海，在长陵转了两三天，也没有找到可供发掘线索。在向夏鼐和最先提出发掘长陵的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人汇报后，几经商讨，决定先试掘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的献陵，积累经验再发掘长陵。朱高炽是大器晚成，与他的后辈朱翊钧等小皇帝不同，他一直到47岁才继承大位，年号洪熙。大概是没有帝王命，仅当了10个月皇帝就死了，谥庙号仁宗，宝地名献陵。由于在位时间太短，其陵也不可能太大，由长陵的规制简化而来，仅有基本的建筑，可以说是长陵的“精减版”。由于宝城前地势逼仄，当时为保证不破龙脉不伤风水，将祾恩殿缩小，陵宫因小山间隔分前后两院。所以，现在大家到十三陵旅游会发现，与他老子的长陵相比，真的太寒酸了，过去《昌平山水记》上仅称献陵所在的玉案山为“土冈”，可见当年献陵选址的仓促或说不严谨。

　　就在考古人员一心准备试掘献陵的时候，吴晗和夏鼐又改了主意。认为，献陵意思不大，即使开启了献陵，也不可能给长陵的发掘带来多少有价值的参考，吴先是提议试掘嘉靖皇帝的永阮，遭夏鼎强烈反对，理由是这与挖长陵无异;试掘末帝朱由检的思陵，吴晗觉得没有意思，太小了，是妃子墓改建的。后来吴、夏才把目光移到了定陵上。杨仕、岳南合著的《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认为，吴、夏打定定陵主意的原因有二个，“第一，定陵是十三陵中营建年代较晚的一个，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第二，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这样的分析依据是，定陵与长陵在营造规制上不会有太大变化，确实可为以后发掘长陵积累经验。而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当时力主发掘长陵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目的，就是希望掌握第一手史料(这在“请求报告”上也提到了)，后来发掘的事实证明，定陵得到的考古资料确实丰富。

　　但在这两个原因之外，定陵首遭开掘，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实际上，定陵与永陵是十三陵中的“变种”，规制与长陵变化较大，景、裕、茂、泰、康、昭、德的规制与长陵相同，地宫设计与地面建筑齐全，只是规模、比例变小，是长陵的“简化版”。如果从积累长陵的发掘经验来看，从上面七陵中选择最为合适。可最后阴阳差错，也可以说神差鬼使，朱翊钧的陵寑“中标”了。如果从1956年算起，把时空推到336年前，即公元1620年之前，看看朱翊钧在世时的情况，唯心者们或许会看到某种“报应”。

　　皇陵修缮

　　据了解，十三陵的第一次大规模修缮在清乾隆年间，当时对十三座陵寝都进行了修缮。民国二十四年时，国民政府只对长陵进行了修缮。新中国成立后，十三陵启动了第二次大规模修缮，截至2012年底，陆续对十三座陵寝进行了修缮。其中，比较集中时期在2002年到2012年，十年间修缮了6座未开放陵寝。

　　2013年，十三陵又启动了新一轮修缮，不过，据了解，此次修缮主要针对遗址保护，以及一些附属设施的修缮。“主要是针对文物本体的局部修缮，包括正在修的大红门、神功圣德碑亭碑楼等。”十三陵特区办事处副主任王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