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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开讲啦演讲:一百岁的梦想(2)

若木分享
我今天为什么要拼命地喊生物经济、生命经济这是一切?换句话说,我们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能不能引领人类社会的发展?

  如果我们用基因科技,把出生缺陷拉到全世界最低,也让全世界人民共享这一科学进步带来的福祉,让中国的心脑血管发病率最少,让中国的癌症发病率最少,有了这些疾病的人,能尽快地恢复过来,我们都能健康地活到一百岁。

  我曾经有一个职务,是中国性艾协会副秘书长,是什么呢?性病、艾滋病协会。当时我在做艾滋病研究,那个时候中国的艾滋病检测出来的发病率,大概是一万到三万人。十几个亿的国家、大国,只有这么一点点的发病(率),是全世界控制艾滋病最好的一个国家,大家都很自豪,说我们中国艾滋病控制得非常好。但是后来,1994年的下半年年底的时候,河南的有一个防疫站的同志,带来42份样本找到我说:“我怀疑这些人是感染上了HIV了。”我说:“有那么多吗?”他说:“你试一下吧。”

  因为当时做一个检测很贵,好几百块钱,那个时候大家的工资一个月才一百来块钱,没人做得起这个,我当时做这个研究的,我做了一下。42份中间有37份阳性,换句话说,他怀疑的那42个人中间,37个已经感染上了艾滋病。我就把那个结果拍下来,有一次艾滋病的学术讨论会,我就在会上讲了这个数据。讲着讲着,那个幻灯机停电了,为什么停电了呢?不让我讲,说我没有资格来讲这个数据。后来我也就没讲了,我也就没再说这个事情了。一两年以后,艾滋病在中国变成一个爆发性的发展,到了1995、1996年,(对)国家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多年以后,我想起这个事情来就是我心中之痛。如果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平台,大声地去讲这个事情,我们国家的艾滋病可能就一直在几万人、十万人以内了,不像后来迅速地发展到好几十万。国家每年要花几十个亿,来做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而那个时候,如果我作为一个这样的工作者,讲真话、讲实话,大声地讲,高声地呼吁,可能我们国家的艾滋病防治,还是在世界上的最前列,艾滋病的发病率要低得多得多。

  所以后来到了SARS期间,我们知道SARS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用了三十几个小时就把SARS病毒的基因给解译了,用了72个小时把诊断数据就做出来了。这就是一个病毒啊,就是一个外来基因啊,这个基因在我们手里,它能跑得掉吗?它跑不掉的!

  所以这两件事情让我深有感触,这个基因科技是可以预防这些疾病的。去年的埃博拉,把我们的实验室建在了塞拉利昂,基因科技在这个领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传染病这一块儿。

  还有很多,大家可以经常看见红十字会为了给孩子们、白血病病人配骨髓移植非常地困难。其实你要有一个基因数据库在那儿,一秒钟就配完了。不像现在我们配要好几个月,要花好几万块钱。我们几百块钱就做了,可能今年下半年,明年做可能几十块钱就做了,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

  肿瘤的病人。那得了肿瘤怎么办呢?什么叫精准医学?你那个肿瘤,我不管你从哪儿来的,你肿瘤的标志物在不在?肿瘤的标志物是什么?先给你确定了,那个效果就会好得多。那么感谢政府上个月给了我们许可,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已经使得几十个病人,在没有办法治疗,已经到了肿瘤晚期,医院告诉他你回家吧的时候,我们用这个靶向治疗的这种模式,现在把肿瘤抑制住了。

  如果我们能够控制出生缺陷,跳那个千手观音的那些孩子都是90%是一针致聋的,带有基因缺陷的。这些孩子是不应该再变成聋哑人的,我们完全是能做得到。我当时跟天津市领导说,如果天津的聋哑学校,五到十年以后关不了一半,你就把我关起来。

  我想问大家,如果你有机会,如果家里有需要,你愿不愿意把那些000换成你的父母(的生命),或者你自己未来的生命?加一个0干不干?

  我建议你们来思考健康的价值、愉快的价值、生命的价值。从一个追赶的(GDP第)二的国家,变成真正引领世界、造福人类的国家。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不光在国家的发展中得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更因为自己的贡献,推动了国家的发展,推动了人类进步,这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

  我活了60岁了是一半,我还有下一半,我在下半场等着你们,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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