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手抄报文字内容
难忘九一八，敌寇侵中华，祸起泸沟桥，血染中国土，历史不能忘，牢牢记心间，兴我大中国，护我好山河，又到九一八，知道怎么画九一八手抄报吗？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九一八手抄报文字内容5张，以供大家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九一八事变诗歌
九一八事变诗歌(一)
满江红·纪念九一八(倚今声)
司马青衫 作
旧事重浮，关东破，思来恨切!
痛回首，柳条湖畔，夕阳浴血。
城下悬颅魂不死，刀前刻骨节尤烈!
更同呼，万剑向东瀛，都消灭!
应长记，仇未雪!时秣马，休松懈!
看金戈舞处，我心如铁。
四海闲庭飞短棹，神州举火樱花谢。
当对酒，与千古徐郎，同明月!
九一八事变诗歌(二)
网友纪念诗歌
一页无法掀动的日历，
汹涌的血色沿着黄昏漫漫而来，
我挺起胸膛 迎接 最痛苦的记忆。
九·一八，
刻入骨髓的数字，
我听见塞北的风声
看见江南 啼血的杜鹃。
九·一八，
花岗岩铸就的墙体下，
有我父老兄弟的声声呐喊。
九·一八，
隔着浓浓的.硝烟，
我 握手为拳。
把全身的血液都凝聚在指尖，
把所有的伤痕都刻在四方的山岚。
这一天，我的祖国曾遭受欺辱，
这一天，我的亲人曾躬身为奴，
这一天，我的同胞曾长歌当哭!
九·一八，
那生长着大豆和高粱的土地，
到处都是野兽的足迹。
那俯身垂泪的星空，
照见长白山的哀容。
是谁，把剧烈的疼痛放在中国的胸口?!
是谁，把恶毒的触角伸向中国的天空?!
九·一八，
我们挺起胸膛顽强站立!!
九一八事变诗歌(三)
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
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九一八事变简介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背景
时代背景
一战后，日本在华扩张受到了英美列强的遏制，中国的北伐战争使日本在华利益受到削弱，促使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加快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步伐;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发生，日本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陷入极端困境，并导致政治危机，在内外交困情况下，日本法西斯势力决意冲破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束缚，趁英美忙于应付危机，蒋介石大规模“剿共”之际，夺取东北，以摆脱困境，并图谋争霸世界。
中国背景
皇姑屯事件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曾有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发起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占领东北。
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等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联名通电全国称：“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是日起，东三省一律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是为东北易帜。至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国民党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
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中东路事件
1929年6月15日至20日，辽、吉、黑、热四省及哈尔滨特区军政大员齐集沈阳，参加张作霖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并讨论中东路等有关问题。7月7日，张学良赴北平与蒋介石晤谈;10日，南京政府外长王正廷亦被召至北平;同日，张学良贸然派军占领“中东路”，并将苏联的商船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等驻华机构同时查封，搜查苏联职员·，逮捕200余人，此为“中东路事件”。
7月13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并限期答复举行和谈的建议;7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复照苏联外交部;苏方认为不能满意，于7月17日向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断绝外交关系;7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就中苏绝交问题发表对外宣言;7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苏联事发表《告全国将士》电和《告东北将士》书;7月23日，国民政府关闭驻苏使馆。
至此，中苏邦交完全断绝。苏联在中国的权益暂时委托德国代办负责。
国共对峙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虽然逐步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但是其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国民政府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年关暴动、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上百次起义和暴动，先后创建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十多个军、7万多人，并多次击败国军一省或多省联合的进剿和会剿。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两次大规模围剿(使用均为杂牌部队)，均告失败。
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内的30万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进剿初期，国军进展顺利;8月上旬，红军抓住战机，接连在莲塘、良村和黄陂重创上官云相第47师和郝梦龄第54师，一度取得主动地位，但旋即红军主力即于1931年8月16日陷入国军重围;随后因国民党内部宁粤冲突，国军围剿部队被迫做战略收缩;红军抓住时机，于1931年9月7日—15日间，重创蒋鼎文第9师、韩德勤第52师于白石、张家背一带。第三次围剿，国军基本上能控制战场局面，虽有损失，也不足以影响全局。而红军在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下，却显得极为被动，甚至接连受到挫折。
国内混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
1931年5月底，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三次会见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但未得到响应;陈友仁在日期间，还会见苏联驻日大使寻求支持，也被拒绝。
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邹鲁等人为委员，统一北方反蒋武装。
蒋介石迅速调兵“讨逆”并亲自从南京往南昌督战，至此，国民政府主要军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日军挑衅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1931年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愤而填渠毁坝，日本警察以护侨为名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农民数十人，一手制造流血事件。事后，日本歪曲事实真相，在朝鲜各地煽动反华风潮，致使旅朝华侨死伤数百人，财产损失尢数。同时日本借机增兵满洲，为武装侵略东北大造舆论。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1931年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这就是所谓的“鱼电”。
江淮水灾
1931年7月28日，长江中下游豪雨成灾，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汉口堤防溃堤，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大水造成的灾民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损失达20多亿元。国民政府紧急组织“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制定各种应急救灾对策。
国民政府战争频繁，再加上各项建设事业需费甚多，国库空虚， 严重财政赤字，但仍将全国预算七分之一用于赈灾，使国家赤字愈加增多。国民政府还通过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筹集钱款赈灾，至1931年底共筹集6000余万救灾款。但湖北、安徽、江苏仍爆发骚乱。
国民党政府的外交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当即指派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秘密商议。
随后，他又抽调具有对日工作经验的驻日内瓦国际联盟代表蒋作宾出任驻日公使，想要以外交途径来消弭东北的危机。
东北地方当局和国民政府依据蒋介石的对日消极态度错误地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蒋本人在事变当天并不知情，因此张学良对失土丧师应负一定的责任。据《顾维钧回忆录》425(也有438页)页记载：“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提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的侵略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
日本关东军不到两万人，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在关内还有近十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自发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1931年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或宣布“独立”，或继续执行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大部分地区。虽有一部分东北军加入了风起云涌的抗日义勇军，但东北寒冷的气候和稀少的村落，抵抗运动很难取得明显效果。
日本方面
控制东北线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一段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由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日本国内情况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而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至1930年日本的军费由七亿三千万日元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大规模裁军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以为首的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两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
田中奏折
1927年6-7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案，并由田中义一起草了一份秘密奏折给天皇，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奏折内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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