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条史上最难绕口令超级拗口(3)
绕口令的产生发展
关于绕口令的产生，可以追寻到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古籍中侥幸保存下来的《弹歌》“晰竹，续竹，飞土”，相传为黄帝时所作。据考证，这是比较接近于原始形态的歌谣，其中，已经有了绕口令的基本成分——双声叠韵词。由此推想，很可能在文字出现以前，绕口令就已经萌动于中国劳动人民的口头语言之中了。
随着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我们的祖先越来越注意汉字字音前后各部分的异同现象，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双声叠韵词。这些双声叠韵的关系，处理不好，很容易缠绕混淆;处理好了，又可以产生不同凡响的音韵美。这使得一些人想到寻找规律，练习发音，训练口头表达。于是，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把一些声韵相同的字组合在一起，故意兜圈子，绕弯子，连续成句子，教儿童念、诵。其中一些音韵响亮而又拗口、诙谐风趣的句子，不仅儿童喜欢，不少青年人也很喜欢。这样，一个人唱出或几个人唱和，就在人民群众中耳口相传，流传开来。在流传过程中，人们又不断修改、加工、充实、完善，使它更近似于一首首幽默诙谐的歌谣，更加妙趣横生。至于谁是绕口令的具体作者和修改者，人们根本没有留意。因此，也就无所谓哪首绕口令是哪个人的作品了。
由于绕口令[1] 的逐步完善，在人民群众中日渐流传，一些接近下层人民的文人也开始注意这一通俗的文艺形式。稍后于屈原的楚国作家宋玉，就曾经把双声叠韵的词汇引进了诗歌创作的殿堂。长篇政治抒情诗《九辩》是他的代表作，其中大量采用了声韵相通的词，使得语句音节错综变化，读来音韵谐美，情味悠长。这无疑大大扩展了它的地位和影响。不少文人还在喝茶饮酒的时候，即兴编上几句，当作酒令，或者教给儿童念诵。保留至今的古代绕口令，差不多都是文人模拟中国民间绕口令作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唐代诗人温庭筠在1000多年前的《李先生别墅望僧舍宝刹作双声诗》：“牺息消心象;檐楹溢艳阳，帘栊兰露落，邻里柳林凉，高阁过空谷，孤竿隔古岗，潭庭月淡荡，仿佛复芬芳。”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作过《吃语诗》(“散居剑阁隔锦官”)，明代文学家高启作过《吴宫词》(“筵前怜婵娟”)。从内容上看，这些绕口令大都是酒足饭饱之余的乘兴消遣之作，没有多少价值，从、形式上看，几乎都是咬文—嚼字的文字游戏，书卷气浓重，晦涩难懂，最广大的下层民众和少年儿童只有敬而远之。这大大影响了绕口令的语言价值和文学价值，影响了绕口令的普及和提高。关于古代的绕口令，明代文学家谢肇涮所撰的《文海披沙》卷五，曾作过一些记载。
另一方面，中国民间流传的绕口令保持和发扬了它的通俗浅显的特点，越来越完善，并且被搜集整理出来。清朝末年，意大利驻中国的官员韦大利搜集的《北京儿歌》(1896年出版，英汉对照本)中，就有绕口令《玲珑塔》。何德兰搜集的《孺子歌图》中，也有绕口《秃丫头》。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国现代文学越来越接近下层人民，随之而起的儿童文学也逐渐成为文艺大军的一个支队，这为绕口令的发展又开辟了一条道路。但是;由于社会意识和创作者思想的局限，不少绕口令的基调还是很低的。例如《螺蛳和骡子》：“胡子担了一担螺蛳，驼子骑了一匹骡子。胡子的螺蛳撞了驼子的骡子，驼子的骡子踩了胡子的骡蛳。胡子要驼子赔胡子的螺蛳，驼子要胡子赔驼子的骡子。胡子骂驼子，驼子打胡子，螺蛳也爬到骡子头上去啃鼻子。”这反映了旧社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社会意识，反映了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新中国建立后，绕口令的思想内容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20世纪60年代流传的绕口令《赔钵钵》：“你婆婆借给我婆婆一个钵钵，我婆婆打烂了你婆婆的钵钵。我婆婆买来一个钵钵，还给你婆婆。你婆婆说什么也不要我婆婆赔钵钵，我婆婆硬要把买来的钵钵还给你婆婆。”这就反映了60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新的时代气息。
绕口令的特点
绕口令的特点是将若干双声、叠韵词汇或者发音相同、相近的语词和容易混淆的字有意集中在一起，组合成简单、有趣的韵语，形成一种读起来很绕口，但又妙趣横生的语言艺术。值得一提的是，绕口令是语言训练的好教材，认真练习绕口令可以使头脑反应灵活、用气自如、吐字清晰、口齿伶俐，可以避免口吃，更可作为休闲逗趣的语言游戏。如：“山前有个严圆眼，山后有个杨眼圆，二人山前山后来比眼;不知严圆眼比杨眼圆的眼圆，还是杨眼圆比严圆眼的眼圆。”有一首《算卦的和挂蒜的》，听起来也很有韵味：“街上有个算卦的，还有一个挂蒜的。算卦的算卦，挂蒜的卖蒜。算卦的叫挂蒜的算卦，挂蒜的叫算卦的买蒜。算卦的不买挂蒜的蒜，挂蒜的也不算算卦的卦。”听罢这两段绕口令，定然会使人感到妙趣横生。
绕口令的结构方式
绕口令的结构方式有对偶式和一贯式两种。对偶式两句对偶，平行递进，如《四和十》：“四是四，十是十;要想说对四，舌头碰牙齿;要想说对十，舌头别伸直;要想说对四和十，多多练习十和四。”对偶式的绕口令最有名的是中国民间流传的绕口联，如:“童子打桐子，桐子落，童子乐;丫头啃鸭头，鸭头咸，丫头嫌。”这副绕口联同音异义，颇为绕口，实属巧对妙联。“求自在不自在，知自在自然自在;悟如来想如来，非如来如是如来。”上联下联各列出四个“自在”和“如来”，而四次出现的含义各不相同，耐人寻味。
一贯式的绕口令一气呵成，环环相扣，句句深入，如：“远望一堆灰，灰上蹲个龟，龟上蹲个鬼。鬼儿无事挑担水，湿了龟的尾，龟要鬼赔龟的尾，鬼要龟赔鬼的水。”“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黑化肥发灰会挥发，灰化肥挥发会发黑，灰化肥发黑挥发会发灰。”“一面小花鼓，鼓上画老虎。宝宝敲破鼓，妈妈拿布补，不知是布补鼓，还是布补虎。”“墙上一根钉，钉上挂条绳，滑落绳下瓶，打碎瓶下灯，砸破灯下盆。瓶打灯，灯打盆，盆骂灯，灯骂瓶，瓶骂绳，绳骂钉，钉怪绳，绳怪瓶，瓶怪灯，灯怪盆。叮叮当当当当叮，乒乒乓乓乓乓乒!”
可以看出，绕口令[1] 多是诙谐而活泼，节奏感较强，富有音乐效果。有的用方言朗读更具有浓郁乡土特色，毛泽东同志生前也喜欢绕口令。有一次，他跟中南海文工团一个姓余的四川籍女兵学起了川语绕口令：“一出南门走六步，碰到六舅和六叔。好六叔，好六舅，借我六升六斗好绿豆。过了秋，再还六叔六舅六升六斗好绿豆。”川语的“六”和“绿”与“陆”音近似。毛泽东越念越感兴趣，并把“过了秋”念为“收了秋”，经此无意中一字妙改，把谷豆收获的景象体现了出来。
传统的绕口令[1] ，多只注重字句的谐音，而忽视它的思想内容。如今，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在创作绕口令时，注入了新的时代气息，有的具有益智助思的作用，如《数狮子》：“公园有四排石狮子，每排是十四只大石狮子，每只大石狮子背上是一只小石狮子，每只大石狮子脚边是四只小石狮子，史老师领四十四个学生去数石狮子，你说共数出多少只大石狮子和多少只小石狮子?”
念起一段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发人深省的绕口令：“一些事没有人做，一些人没有事做，一些没有事做的议论做事的做的事;议论做事的总是没事，一些做事的总有做不完的事，一些没有事做的不做事不碍事，一些有事做的做了事却有麻烦事;一些不做事的挖空心思惹事，让做事的做不成事，大家都不做事是不想做事的做事;做事的做不成事伤心，不做事的不做事开心。”此类的绕口令散发出一股浓烈的辛辣味，起到了鞭挞假、丑、恶，歌颂真、善、美的作用，赋予绕口令崭新内容和艺术“笑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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