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之惑破解：人格教育大于知识灌输

　　众所周知，现在的教育虽然培养很多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但也出现了一些素质低下的学生，国民素质的低下不得不引起教育界的重视，他们觉得对学生素质的培养和人格的提高更重要，人格教育应该大于知识灌输。

　　一

　　践行以身作则的榜样教育本身并无什么困难，即便是普普通通的百姓，都可以在平时的言谈举止中给孩子以生活的教育，以行为的榜样。教育的本意就是学习模仿、推陈出新，模仿和跟随行为是所有哺乳动物的天性，老师、家长给孩子做什么样的榜样，孩子自然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中国古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意思。

　　而现代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谈方法、谈工具，而不谈言传身教。过去的私塾教育，无论其内容如何迂腐，教育方式如何粗暴，其一直坚持着言传身教的正确方式，却是值得肯定的。

　　说到榜样，很多人就会记起“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这首数亿人传唱过的歌曲。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教育政策极其迷信利用“好榜样”的言传身教来促进社会的改造，然而事实却与愿望相违。“雷锋式榜样”最大的谬论是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寄希望于十几亿人都能达到“车同轮、言同文、行同伦”的思想境界。然而，统一划齐的模仿不是教育是洗脑，是欺骗，而真正的教育就象原始森林一样，有鲜花有绿草也有参天大树，罗素说的“参差不齐乃是幸福本源”才该是教育的目标。

　　如果一个人不能做到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论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用得多么成功，无非是培养出一个有能力的“工具”而已，其实际功效和教育并没有多大关系。成功的模仿教育是建立在多元化的选择之上，而不是树立某种单一化的“完美”榜样让学生去追随。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中国的人格教育被拔得无限高，高来没有人都够得着。

　　二

　　好多年前，莫言还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在北大演讲。有学生问他：“有不少人说您的《红高粱》是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请问莫言老师，你怎么看中国人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莫言听完了，慢条斯理地回答到：“你可能忘记了，‘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后半句是‘看你会抄不会抄’。”

　　莫言讲的实际上有深刻寓意，会抄与不会抄，抄姚雪垠的《李自成》，还是抄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选择之下是价值观的呈现，选择的过程是对历史和未来的思考。“会抄”与“不会抄”的前提是这个人会选不会选，而选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智慧和眼光的事情。生活中，有些人花钱不多，穿衣服漂亮好看，而有些人一掷千金，穿衣服总像穿“盗版”，这就是模仿能力被扭曲的结果。

　　模仿能力的扭曲是榜样教育的无限拔高和单一化的结果。榜样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榜样就象穿鞋子一样，只有合适不合适之分。榜样身上的好不是塑造出来的，而是受教者观察出来的;榜样的好不是宣传出来的，而是从受教者模仿的经验中引申出来的。正确的模仿能力是不断创新，却永远不是全新，有时虽然守旧，却不会不食人间烟火。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人在教育思想方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伪科学”的科学发展观，一个是“伪先进”的文化批判，前者的结果是把中国变成“山寨”大本营，让榜样学习成为“东施效颦”，后者的坏处是把传统文化连根拔起，让榜样成了“无本之木”。

　　缺少正确榜样教育的中国人，今天往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急功近利、简单粗糙地模仿，最终走向“山寨”之路，另一类是不管有没有经验，拿起来就做，美滋滋地把“无本之木”说成是原创的参天大树。

　　三

　　中国人把模仿能力变成“山寨”能力的原因——“急功近利、简单粗糙”，只是表象，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是内在的肌理。西方文化之下，解决一个问题大多从抽象思考出发，然后是逻辑推演，最后是通过实验得出具体的方法和工具;东方文化之下，解决一个问题是从具体的实践出发，找不同的方法和工具，成功之后，再用各种学说把自己的行为贯通成理论体系。

　　西方文化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砍刀，站在树旁边说：“这把刀可以砍倒这颗树”;中国文化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砍刀，指着一棵砍倒的树说：“这把刀砍倒了这个树”。实践在前、理论在后的中国人，往往缺少抽象思维的能力，喜欢具象思维。

　　中国人先实践后思考、先技术后理论的文化模型，最大的缺陷是容易形成一个封闭而坚不可摧的“自嗨”体系，因为这是以“事实为基础”来支撑的体系，天然地具备抵御“证伪”的能力，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顽固不化”，拒绝“普世价值观”的文化基础。

　　在具象思维的主导之下，一百年前，西方以工具论为主导思想的“新教育理论”，在培养出希特勒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之后，历经二战的反思，已经被西方诸多国家的“体验教育”所替代，而中国人现在还在“工具教育”的歧途上奋力前进。

　　人格教育的主要方式是榜样教育，学校里榜样教育的核心是“师道”，但现代学校制度早已把“师道”扫荡成一地鸡毛，鲜有老师以榜样自勉自居。在人们看来，老师不过是领工资、养家糊口的一份职业而已，特级教师，也无非就是一个专家，专门研究知识灌输和考试技巧;职业培训的公益组织，也无非就是为毕业的学生找生活出路，别无其它责任可言。

　　今天，在“保护个人隐私”的旗号之下，教师的私人生活在无声中完全与学生隔离。百度一下“教师卖淫”，竟然会有数百万条之多。虽然边远地区的乡村教师工资低是一个原因，但为人师表的教师能如此人格分裂，也是闻所未闻。

　　教师人格的分裂不仅是现实，也是制度造成的。在学校里，学生品德出了问题，教导他的不是平时上课的老师，而是专门的“德育主任”，这就是制度化地摧毁“师道”，把老师变成灌输知识和传授考试技巧的匠人，把原本一体化的人格教育活生生地给分离出来，真是所谓“举一而废百”。

　　这么说并不是指责“现代教育的学科建设”有害无益，而是说，知识和人格不应该分开教育。为了管理和评估，不同学科在形式上的区隔不可避免，但是这种区隔不应该去破坏教育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就像一个现代的企业，表面上是各个部门各司其职、整体上各个部门之间又必须协调一致一样，其中彼此的连接，需要每个员工的不懈努力。同样在学校，教师就有责任将表面区隔的学科教育连接起来，提供给学生一个完整的教育。我们必须承认，人格教育的责任远远大于知识灌输，每一位老师都应该对学生负起人格教育责任。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小学，也适用于初中、高中和大学，乃至硕士、博士和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