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将文强简介

　　文强是文天祥的23世孙，经济学家文贯中的父亲、毛泽东的舅表兄弟、是林彪和周恩来弟弟周恩寿的同学。下面小编就带大家一起来详细了解下吧。

　　文强人物简介

　　文强是文天祥的23世孙，经济学家文贯中的父亲、毛泽东的舅表兄弟、是林彪和周恩来弟弟周恩寿的同学。文强曾是国民党中将，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军统人员、国民党军参谋等;参加过北伐、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开始了长达26年的战犯生涯。1975年3月，文强获得特赦，晚年为促进祖国地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文强个人生平

　　文强是文天祥的23世孙，父辈曾追随孙中山，文强17岁拜见过中山先生;他的姑母文七妹就是毛主席的母亲，他和毛泽覃感情最深，中学毕业后，两人曾乘同一条船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文强在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青团，1925年到广州后由周恩来介绍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转为中国共产党员。1926年1月，黄埔军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且设立了政治科。在入伍生提升为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文强被录入政治科大队第二队学习。

　　在广州，文强还应邀和周恩寿一起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与周恩寿一起送给新郎新娘的贺礼是条幅，上书“花花圆圆寿寿”，那时，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校长是蒋介石，文强还是林彪的班长，因林彪枪支走火和林彪打过架。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以后随部队转战到四川，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兼军委书记，红一师师长兼政委，领导四川23个县，后因叛徒出卖被捕，成功越狱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影响而离川到沪，在寻找周恩来申诉未找到人的情况下退党。

　　在北伐战争前夕，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当了一名宣传员。同年9月，文强到杨森部下任组织科长。1927年3月，脱离杨部，奔至武汉，回到武汉后，文强被任命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指导员，8月到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文强潜回长沙老家躲藏了三个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8年春，文强第二次入川，寻找党组织关系。在成都接上党组织关系后，他被派入川军第28军第7混成旅第2团进行兵运工作，其掩护身份是副营长、手枪大队长、团副等。1929年夏，文强被任命为中共江巴兵委书记。

　　1930年10月，文强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省委书记。1931年秋，文强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后被地下党救出，但在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出逃过程时，被省委主要领导误解，给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一气之下，与妻子一道出川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但未能找到党组织，脱党后经国民党著名将领程潜、张治中等黄埔教官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1936年秋，文强被任命为国民党参谋本部乙厅任上校参谋。1937年8月，被戴笠委任为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所长，秘密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1940年秋，文强改任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

　　文强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根据得到的情报资料，经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进攻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但人们怀疑情报的真实性，没有被引起重视。

　　1942年，戴笠委派文强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1944年11月初，戴笠任命文强为北方区区长。此间，文强曾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汉奸部队策反过来，因此以特殊功绩而晋升为中将。

　　文强是在日本投降后，第一批奉命到东北接收的国民党要员之一。

　　当时发表他的的职务和头衔，是里外两套：对内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东北办事处(简称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军阶是中将;对外是国民政府东北行营督察处中将处长兼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中将督察处处长。在军统东北办事处之下，以四平街为界，设立南满、北满两个甲种情报站。南满站设在沈阳，又称沈阳站。北满站设在长春，又称长春站。由于热河省划入东北辖境，又在承德设立一个丙种站。三个站之下，先后成立了30多个情报小组，为当年军统局外勤单位最庞大的情报机关。

　　经他报请任命的三位站长，沈阳站长前后是滕勉、褚大光。长春站长先后是王力、项乃光。承德站长是徐政。

　　1946年8月，国民党政府局部改组撤销了军事委员会，仿效美国制度，将军权集中于国防部，原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不得不相应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属于原军统局的东北办事处亦不能不随之改组，于是对内对外的头衔都改了。对内将办事处改名为保密局东北督导室，对外为东北行营第二处，改组后督导室主任及第二处处长仍由文强负责。

　　1947年8月底调离东北。

　　戴笠死后，1948年8月，文强脱离军统控制，自谋正规军职，在其父老朋友程潜处任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1948年9月应杜聿明邀请，去徐州出任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被安排到第三野战军的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学习。

　　1950年春，文强被送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处”，在狱中，他拒写悔过书。他说：“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批被特赦的症结所在;后来，特赦之后的文强被重病中的周恩来召到医院，度尽劫波的师生见了最后一面，周恩来当时就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

　　特赦三天后，生活安排工作办公室的一位干部找文强谈话，认为他请求定居祖国的决定，是真心实意的，是多年脚踏实地的改造结果。政府对此表示满意和信任，希望他能留在北京，以后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对人民有益的事。

　　此后不久，文强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