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直播视频(2)
反帝思想的形成
事实让孙中山明确了以下几点：
第一，帝国主义的强大，是建筑在对殖民地掠夺的基础上的。1917年由他授意，朱执信执笔的《中国存亡问题》一文，对此曾作深刻的阐述。他以为英国的殖民政策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殖民政策“无异蜂之取蜜，所志者在吸其精华，以益本国”。第二阶段，则是力图让母国与殖民地经济一体化，殖民地成为英国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在必要的时候不惜以殖民地为牺牲品，作为交换利益的诱耳。
其次，他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危害了中国的主权，就严格意义而言，中国只是一个“半独立”的国家。满清出卖的主权，始终没有被收回。如今租界的存在、海关权的丧失、治外法权的操诸他人，无不说明此问题。他希望“恢复我国家以前一切丧失土地和主权”，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
其三，他领悟到军阀控制中央政权，帝国主义左右军阀是目前中国政治的真实情况。1921年，他致信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信中指出：“列强仍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军阀。其中有一个是过去的胡匪头子，叫作张作霖。他名义上是满洲军队的统帅和督军，但实际上是北京‘政府’所听命的主子。而他本人却又在一切重大的、与日本有关的事情上听命于东京。因此，可以正确地断言：在与日本切身利益有关的一切重大政策问题上，北京实际上是东京的工具。”
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的领袖，孙中山出于爱国主义的本能，逐渐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求“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高喊“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既是顺理成章的，又是历经痛苦的。他的觉悟，对于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民族自决”首先在于“民族自觉”
孙中山“民族自决”的内容主要在于中华民族本身的崛起。以此来解释孙中山在辛亥后宣布民族、民权主义均已实现，更为合乎逻辑，也更能说明问题。因此，他的“民族自决”更加强调“民族的自觉”。
孙中山认为民族是由“自然力”造成的。它是由“血统”和民族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共同的风俗习惯五大要素构成。因此，共同的文化对于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1919年，他在《三民主义》一文中指出，就历史上民族形成，可分为三类：一、以血统宗教为范围者;二、以语言、历史、习尚、文字为归者;三、以意志为归者。其中，尤以第三者为最佳，比如瑞士合多民族为一家，出于爱自由、尚自治的共同愿望，为直接民权的实现而合为一体。这种形成的民族是最为优秀的，但是，中国虽然存在着诺大一个民族，却没有民族主义，即缺乏“民族之正义之精神”。他希望中华民族也如其他优秀民族一样，拥有一种共同的、独立的、向上的精神，作为民族的凝合剂，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此，他看到意识形态的作用，力图塑造新型的民族精神和氛围。孙中山的看法是有见地的，在“民族强盛”的概念中，国民素质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内容，思想境界的高下和观念意识的同一，反应了社会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的向心力的强弱。
进而孙中山指出，失去民族独立的中国，更应该牢牢地抓住民族主义不放。他比喻说：民族主义好比挑夫抬东西的竹杠，某天，挑夫买了一张彩票，彩票好比是世界主义。挑夫把彩票塞在竹杠里。后来，他发现自己中奖了，自以为可以不必再挑担了，兴高彩烈之余就把竹杠投入大海。事后猛醒，自觉扔掉的不仅仅是彩票，同时抛去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孙中山以为民族主义好比是竹杠，是我们的根本，千万不能扔。
“五四”运动后，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国家主义、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纷至沓来。民族虚无主义在青年人中颇有市场，在思想界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孙中山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针对世界主义者攻击民族主义者“过于狭隘”、“不是宽大的”说法，孙中山指出世界主义是“变象的帝国主义”。鼓吹世界主义的国家，他们用帝国主义的手段征服了其他民族后，为保持其地位，便鼓吹世界主义，要全世界的人民都服从于他们。所以，世界主义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种，是为维护他们的利益的。不仅如此，只有在强权打破之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时，才可以提倡世界主义，不然，只会被侵略主义者利用。
和以前不同的是，孙中山不再耿耿于西方的民族精神，转而倾心于东方的文明。他以为东方的物质文明虽然不如西方，但是东方的精神文明，却比西方高得多。西方文化他称为“霸道”文化，具体表现为重物质、讲功利，尤其喜爱以武力压迫他人;东方文化为“王道”文化，主张顺其自然，崇尚仁义和道德，对外主张和平相处，以正义和人道为原则，东方文化显然比西方文化更合理、更有生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的灾难说明西方文化正日趋没落，东方文化的“王道”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
孙中山对东方文化的青睐，不是出于敝帚自珍的心态，而是要借民族的精神作为凝固剂将“一盘散沙”的中国团结在一起。他认为：“我们四万万人有了民族的大团体，要抵抗外国人自然有办法。现在所以没有办法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团体。”他深切地感到“唤起民众”的重要，同耐，又苦于没有“唤起”之良方，只能另辟蹊径。
孙中山还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不是一个原因做成的，“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孙中山对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持肯定态度。他所说的民族固有的道德，包括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由于时代不同，他认为其中的内容可以有所变化，比如忠，可以将忠君改为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但不可完全抛弃。另外，要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智能。孙中山将《大学》和《中庸》视为古人留给我们的优秀的政治哲学，它“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这是一个十分精微的政治理论，是我国独有的。但是，近几百年来，中国人做不到修身、齐家、治国，结果是中国人“对于本国便不能自治。外国人看见中国人不能治国，便要来共管”。最后，他对中国人民固有的创造发明的能力，很赞赏，要求唤起这种固有的能力。
对日本的希望和失望
在为民族的自由和富强奋斗的过程中，孙中山涉及到民族问题的方方面面，其中之一就是国际交往与国际关系。
近代的东方与西方，立于不平等的地位。这种不平等是由实力的强弱决定的。孙中山作为弱小民族中的一员，对西方怀着一种极其矛盾的心理，而对东方各民族，抱着“血浓于水”的热情。孙中山对日本尤其关注。
孙中山投身革命后，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日本渡过的，他与日本朝野人士均有交往，并得到了日本友人的真诚帮助。日本的强大，曾经令孙中山信心大增，他以为在日本没有觉醒以前，白种人垄断了一切。近来日本人成为五强之一，说明肤色可以不同，但聪明才智却没有区别。直到晚年，孙中山在北上途中路过神户，于1924年11月发表演说，对日本的发愤图强仍是十分赞赏。他说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使亚洲各国和各民族生出一个大希望，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将按照日本人的样子从事于独立斗争。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俄国，又极大地刺激了亚洲人，使之自信心大增，推动了亚洲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他希望日本成为亚洲人民反对西方侵略的屏障。
与此同时，孙中山逐渐认清了日本对外侵略的野心。1919年3月，朝鲜人民举行了反日游行，惨遭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孙中山闻讯十分气愤。当时有一日本人与孙中山谈话，该日本人对孙中山表示，不要把他仅仅视为日本人，而应该视他为亚细亚人。孙中山十分不客气地说：“尔日本人非亚细亚人也”。“尔日本人为欧人使用而侵略吾亚细亚人者，焉得为亚细亚乎!尔日本人若欲以亚细亚人行世乎，则将满洲权利与山东问题，早行还付中国，而许朝鲜之独立”。指出只有在日本承认朝鲜独立后，亚洲人民才能一扫对日本的疑虑和不安，东洋和平才能确实保证。孙中山十分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国际关系中坚持“济弱扶倾”的正义立场。
苏俄的感召：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
孙中山的国际原则，因为苏俄的出现而得到共鸣。1919年，苏俄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表示愿意放弃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且建立旨在平等原则下的新的国家关系。孙中山得知后十分兴奋，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斯拉夫民族生出了什么思想呢?他们主张抑强扶弱、压富济贫，是专为世界上伸张公道打不平的”。它开辟了公理战胜强权的新时代。以后的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是起于同种之间，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同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他指出苏俄为弱小民族间的联合树立了楷模，被压迫国家将会联合起来，和那些强暴的国家拚一场。因此，在西方帝国主义孤立苏俄之际，孙中山实行了联俄的政策。
在苏俄精神的感召下，1924年1月6日，孙中山发表了《关于建立反帝联合战线宣言》，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形成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不但为压制中国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而奋斗，且亦为压迫世界弱小民族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而奋斗”。帝国主义在中国与军阀政客串通一气买卖中国，帮助反革命派完成地方封建政治，压制中国革命共同延长中国的内乱。他以事实说明，帝国主义是弱小民族兴旺发达的最大障碍。号召“我等同在弱小民族中，我等当共同奋斗。反抗帝国主义国家之掠夺与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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