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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

卓洵分享

  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历史悠久,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有很多,今天学习啦小编为大家带来了几个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起来看看吧!

  自我超越

  有形有相的东西终归于毁灭,要实现真正的不朽,就要超越自我这个有限的存在。中国先哲将“道”作为超越一切有形有相的东西的永恒存在。但这个“道”又不是不可捉摸、高高在上的上帝,它“有情有信”,就在万事万物之中。理想人格的获得就在于与“道”自觉、自然而然地合和。

  道虽“有情有信”,它又超言绝象。要与“道”冥合,就需要超越一切形体和自己的生命。只有这样才能在有限中达到无限,在现实中实现永恒。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自我克制和自我提升,不在躯壳上起念,追求某种精神境界,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在现实中的体现与应用。

  自我实现

  中国先哲的目的是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道德人性,从中得到真正的精神享受,即所谓的“心中乐地”。这种实现完全是现世主义的,它主张在现世人生中实现最高理想,并不需要彼岸的永恒和幸福。因为永恒和幸福本来就在你的心中,随时可以实现和受用。中国人把“立德、立功、立言”定为人生“三不朽”,正体现了中国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的现世特征。

  然而,也同样由于这种现世的自我实现导致了中国人的功利主义、家族主义和个人主义。同追求永恒的精神境界正好形成明显的反差。这说明,任何事物都是把“双刃剑”。这种着眼于现世的自我实现既解释了中国人易于满足不思进取、长期安于小农生活的弊病,也成就了中华民族勤劳忍耐的美德。

  中庸之道

  中庸作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执两用中,不走极端,如对圣人的描写,“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2)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不偏激,追求平和。最明显体现在中医对身体阴阳二气的调节上。(3)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至今仍有关于种小麦的农谚,“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4)允执其中,保持平衡。(5)有原则地折衷。

  中庸的思维方式在古代中国农业、医学、政治和人际关系之中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稳固了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缓和了阶级对立和贫富差距,协调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至今对世界仍有重大意义。

  直觉思维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并不怎么重视逻辑思维,而习惯于进行直觉体验。但这种直觉思维并不排斥理性思维,而是与理性思维交互为用,相辅相成,具有典型的混合思维(整体思维、系统思维)的特征。它目的在于把握对象的整体表象特征,其基本形式常常通过“顿悟”来表现。道家的“悟道”、儒家的“豁然贯通”、佛教的“立地成佛”,都是这种思维的具体运用。

  就思维的精确性来看,直觉思维是一种模糊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自然界或宇宙的本质,不可能通过推理或分析来把握,只能通过直觉来领悟。中国人的许多概念、命题歧义丛生,正是这种思维造成的。所谓的“天人合一”,所谓的心通万物,都是这种思维的必然结果。

  整体思维

  整体思维又称系统思维,它认为整体是由各个局部按照一定的秩序组织起来的,要求以整体和全面的视角把握对象的特征。中国古人的整体思维主要有以下特点,(1)它形成了八卦、六十四卦、五行生克等整体结构模式,这些模式反映了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的共同性。(2)宇宙整体和作为整体的具体事物具有统一的结构,遵从相同的演化法则,并由此导出天地一理、万物一马、宇宙全息的结论。

  整体思维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人素有的“大一统”思想,中医的“头痛医脚,脚痛医头”的整体疗法,以及中国文化偏重综合、弱于分析、概念的模糊性等都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

  意象思维

  意象思维方式亦称为象征,是用某种具体的形象的东西来说明某种抽象的观念或原则,是一种由具体到抽象的飞跃。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方式可分为三类:(1)符号意象思维,用某种符号来象征一些神秘的自然法则,如《易经》中的“---”“-”,各种道教、佛教的灵符。(2)玄想意象思维,用选择出的意象符号来象征事物本质或某种“形而上”的东西,如老子、庄子的“道”、玄学中的“无”“自然”,朱熹的“太极”“天理”等。(3)审美意象思维,通过塑造审美意象来达到某种带有文学艺术情趣的思想境界,如王维的诗、苏轼的词、中国的山水画等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

  中国传统意象思维的优点是富于灵感,带有跳跃性和创造性,但它的缺点是不够严密、精确,缺乏科学性。从这种思维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人长于文学艺术的创造,而乏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很多人这样来解释这一问题;但是我仍然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这一点大约也没有人可以否认。所以,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并不在此)。

  物极必反

  中国人普遍认为,事物的运动变化,总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如《易经》:“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老子》:“正复为奇,善复为妖。”那么,事物在什么地步才发生这种转变呢?那就是,无论任何事物,到了盈满或顶点时,便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自汉代《淮南子》明确提出“物极必反”的命题后,它便成了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思维模式。这里的“极”,实际上是一种极限、顶点。之所以发生物极必反,是因为任何事物都包含有阴阳两个对立面,当一方势力上升,达到顶点时,便转而消退;另一方则相反,由消而长,这时就发生物极必反。

  万物一体

  中国先哲,无论儒家还是道家,他们追求的最高境界皆是“万物与我为一”。这个“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在儒家则表现为对万物的仁爱上,认为万物中的一草一木皆与我息息相关。在这种境界中,“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甚至认为虫鱼鸟兽皆有其存在的理由。在这里,已无主客之分,物我之别。人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人。自然界之所以“鸢飞鱼跃,一片生机,乃是因为在其中投射了人的仁爱胸怀,是主体体验的结果”。在道家则表现为“浑沌”,人与鸟兽同处,与万物并育,不知君子小人之分,亦不知牛马之别。一切皆按各自的本性发展,共同组成自然的整体。自然界之所以自由自在,一片生机,乃是人把自己那超越一切藩篱的精神体验投射到万物之中的结果。

  天人合一

  这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它具体表现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它认为人与天不是一种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而是处在一种部分与整体、扭曲与原貌或为学之初与最高境界的关系之中。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儒家、佛教、道家三家思想都主张“天人合一”。

  在儒家看来,“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在禅宗看来,人性本身就是佛性,只缘迷于世俗的观念、欲望而不自觉,一旦觉悟到这些观念、欲望都不是真实的,真如本性自然显现,也就达到最后成佛的境界,因此,他们提出“烦恼即菩提,凡夫即佛”。真正达到觉悟后的境界是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仍有点像道家的一切顺应自然之意。故禅宗语录有言:“悟得来,担柴挑水,皆是妙道。”“禅便如这老牛,渴来喝水,饥来吃草。”

  在道家看来,“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绝圣弃智”,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1)以“人本”为逻辑出发点,具有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一切价值的出发点与源泉,以人为尺度与标准去疏解、衡量一切价值的精神。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方式奠定了家族本位、人伦本位的文化基调,因而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就表现为以“人本”为逻辑出发点,即以人为万物之本,从自身的特点出发去考察万物,于是在认知方式上必然把一切“人化”,由人的价值体悟物的价值,以人的规律来取代物的规律,因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它表现在价值判断上,就是以善代真,以情代理。这种思维特征的优势是注重对人类自身的求索,推动社会伦理道德,社会治理,人文学科等方面的发展,能促进人际关系的沟通与融合,易于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弊端是忽视对外界的探索,思维易于走向封闭化,即将主体自身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对象乃至目的,在某种程序上抹杀了对象的客观性,具有泛情感化的倾向,因而不具备很强的发展后力,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对科学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科技落伍的重要文化原因之一。

  (2) 注重整体统一。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它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以求得天、地、人、物的和谐统一,即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而不太注重事物的内部结构。这种思维方式视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为有机整体,使人能下化万物,上参天地,并通过自己的行为制天命而用之,这就能使人们从整体上,全局上把握客体。这一独特的思维方式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医学、军事、农业、艺术四大实用文化之所以能领先于世界,无不受益于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性。但这种笼统的整体直观是主客体不分的,客体的形象与属性、特征与主体的主观体验和神秘的情感融为一体,这就限制了主体对客体的客观描述,且这种整体缺乏对部分的精确分析,缺乏科学实验的基础,因而具有明确的模糊性和笼统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3)偏重直觉体验。由整体性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传统思维把体验视为高于理性思辨的一种认识本体的主要方式,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直觉思维,这种思维的特点在于,它不须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不须对外界事物进行分析,也不须经验的积累,而是完全凭籍主体的自觉认可、内心体验,在瞬间把握事物的本质。老子的“涤除玄览”,庄子的“以明、见独”,孟子的“尽心、知性”乃至佛教的“顿悟”和后来程朱的“格物致知”,陆王的“求理于吾心”等等,都具有直觉思维的特点,直觉思维的本质和规律是知、情、意的高度统一,是悟性、意志和情感的内在联系。直觉思维较之逻辑思维的一个优势是,它能够有效地突破认识的程式化,为思维的发挥提供灵活的想象空间,对于伦理学、美学和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弊端是:这种重灵感、轻逻辑,重体验、轻思辨,重直觉、轻论证的思维方式,容易导致思维的模糊和不严密,不利于思维向形式化,定量化发展,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容易导致经验主义,教条主义。

  (4)崇尚中庸调和,具有辩证性。中国传统思维强调矛盾双方的联系和统一。如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长、长短相形、高下相盈”,“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程颢的“物极必反”,朱熹的“一中生两”等论述都表明,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体现了辩证法思想。。但是,这种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存在一个重大缺陷。这就是以追求和解、协调、统一为目的,讲求不偏不倚的中庸哲学,崇尚矛盾的调和统一,不注重矛盾对立面之间的差异、排斥、斗争,这种尚同不尚异、尚统不尚变的中庸思维优势是有利于人们和睦相处,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类的和平发展,使得古代中国人在政治、经济、军事、中医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弊端是从片面追求和夸大矛盾的同一性,忽视斗争性,不符合科学辩证法的精神,容易导致思想的封闭保守,阻碍新事物,新思想的产生,它在一定程度上铸成了中华民族中正持平、均衡保守、循规蹈矩的民族性格和缺少进取、创新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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