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文学与政治关系论述略论文
政治学是专门以政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研究政治行为的理论和考察权力的获得与行使。政府、政党、集团或个人在国家事务方面的活动以及治理国家施行的措施。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文学与政治关系论述略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文学与政治关系论述略全文如下：
摘要：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大都认为文道与政道通，把文学当作政教工具，上层以文学进行教化，下层以文学干政、“美刺”，视文学为政治的附庸。
关键词：先秦汉魏六朝文论 文学 政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一个敏感问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不仅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会对现实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就来梳理一下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内容，看古人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一.文道与政道通
古人认为文道与政道通。《荀子?乐论》载：“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认为“文章匿而采”是“乱世之征”，认为文章是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所以通过文章便可反观现实政治的治乱。《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认为乐可通过心的中介与现实政治建立对应关系，考察乐的不同风格即可得知政治的治乱兴衰，这便是儒家的审音知政说。
二.文学影响政治
古人还认为文学对政治可产生巨大影响并主张用文学来为政治服务。
古人重政教，往往把文学当作政治教化的工具。传说中就有“献诗”活动：“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周语上》)。到了后代，这种制度又被描述为“采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汉书?艺文志》)“献诗”、“采诗”是直接为现行政治服务的。
《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读书不仅可以给统治者施政以借鉴，还被他们用来教化子弟，为自己培养接班人。为什么能用文学来进行教化呢?《荀子?乐论》给出了答案：“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统治者利用乐能感人心的特点“教平民好恶”，“善民心”，通过乐对心灵的陶冶来节制人的感情，规范人的思想行为。在这一点上，乐和礼、刑、政一样，都是进行教化、维护统治的工具。
裴子野《雕虫论》：“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劝美惩恶”是为政者所需要的，也是政教的内容之一，是王化之所本。在萧统的眼里，连陶渊明的诗都可以有助于教化：“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萧统《陶渊明集序》)
除了教化之外，统治阶级也需要用文学来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王充《论衡?须颂》：“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文学的宣传功能对政治的巨大促进作用，政治对文学有极大的依赖性。帝王德业的彰显，有待于文学之士的“润色鸿业”。
教化主要是从君、从在位者的角度来说的。其实，这种认识也影响臣下甚至普通民众。臣下或普通民众也想通过文学来“干政”，来影响政治。这主要就是“刺”，即以文学(主要是诗)对统治者、对上层进行讽刺，进行劝诫。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家父作诵”是为了述说王身边的小人及王的罪过，以化其心，最终达到“畜万邦”的政治目的。《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怨”，按照《论语集解》所引孔安国注，认为“怨”即“怨刺上政”，即批评不良政治，孔子主张学诗贵在应用，“怨刺上政”即其应用之一。用于干预政治，这也是“事君”的一种形式。
荀子就曾高呼：“天下不治，请陈诡诗”(《荀子?赋》)，即主张写讽刺诗。《毛诗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在这里，诗在上下之间起着微妙的协调作用，一方面，上层以诗风化下民，另一方面，下民以诗刺谏上层，上下之间互动得很自然和谐，这当然是一种很理想化的状态。
下层干政还有另一个方面：“美”。“美”即下层为了迎合统治阶级，迎合上层而自觉用文学(主要是诗)来歌功颂德，对统治者进行褒美。“……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郑玄《诗谱序》)。
当然，在他们看来，“刺”的重要性远远胜过“美”。
古人也有认为文学对政治可能产生消极影响，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法、墨两家。
《墨子?非乐上》：“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认为儒家大力提倡音乐，这助长了贵族奢侈享乐的生活。他斥责统治阶级欣赏音乐就是“巧夺民衣食之财”，认为音乐“不中圣王之事，不中万民之利”。
《商君书?勒令》“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商鞅反复申说《诗》《书》之害，礼乐、《诗》《书》被列为六风之首，为富国强兵必须首先去除。先秦法家学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鼓吹加强王权，奖励耕战，因而对儒家经典文献及学说一一加以排斥。虽然这样，但出于政治需要还是主张思想文化方面的专政。《商君书?勒令》：“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法去法，以言去言。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他强调“以言去言”，即主张用以歌颂耕战政策为内容的文艺去代替儒家的诗书礼乐。
作为法家思想集大成的韩非强烈抨击“儒以文乱法”，“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韩非子五蠹》)他主张“言行者，以功用为之得毂”(《韩非子?问辩》)其“功用”当然是有利于其思想的推行，有利于其制度的实施，同样的，他还是主张文艺为现行政治服务。由此可见，无论是墨家还是法家，他们所反对的都只是儒家具体的文艺主张，而对于文艺本身并不反对。他们也主张用文艺来为自己的政治制度服务，也还是政教功用主义文艺观。
执虞《文章流别论》批评汉赋“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 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认为文辞过于夸张、虚美会有害于政教。
三.政治影响文学
《毛诗序》：“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认为“变风”、“变雅”的出现乃是由于社会变化、政治变迁的原因。
执虞《文章流别论》：“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着，嘉美终而诔集。”论述颂、铭、诔等文体出现的原因，认为那都是随帝王功业的兴起而兴起，随其功业的结束而结束。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较为系统地论述政治社会对文学的影响，得出结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古人还注意到政治人物的提倡对文学的直接影响。郑玄《诗谱序》：“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班固《两都赋序》：“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於郊庙。”统治阶级重视、提倡文艺，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综上所述，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有关政治与文学关系论都是以政治为本位视文学为其附庸，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
